毛子”在东北援建时留下的野种。
张老师说，这位新同学叫臧玲。可能张老师想活跃一下班上沉闷的气氛，又说，哪个同学知道臧字怎么写？没有人回答。
张老师得意地说，我就猜你们没有人会写。说完，张老师转头在黑板上写了个大大的臧字。这个臧字是善和好的意思，也是姓氏。以后如果碰到哪个人姓臧，那就是这个臧字了。大家听明白了吗？
全班齐声喊，听——明——白——了。尤其是我们男生的声音格外的响亮。这不仅是对张老师问话的积极回应，也是一种变相的对新同学臧玲的欢迎之举。张老师笑了，对学生们的回答很满意。
全班只有最后一排的张芹的书桌旁有个座位。张老师知道，没有谁愿意跟张芹共用一个书桌。这两年，张老师先后安排了五六个高个男生或高个女生与张芹同桌，但不到一个星期，就无法忍受了。他们强烈要求张老师调换座位，甚至宁可坐到过道上。
老实说，这并不怪哪个同学，实在是张芹这人太脏太邋遢了。每天上学，张芹总是蓬头垢面，眼睛里的眼屎像一颗小黄米粒，永远站在眼角处，一副睡不醒的样子。上课时，张芹有鼻涕就往书桌或椅子角上一抹了事。更要命的是，张芹枯黄蓬乱的头发里还有虱子。为此，与她同过桌的人，无一例外地发出过惊悚的呼叫。有时候，张芹看见书桌上有虱子，就兴奋地用两个大拇指盖一挤，啪地一声，虱子死掉了，张芹旁若无人地把残留在两个大拇指盖上的血迹往衣袖上一抹，然后，该干什么干什么，把边上的同学恶心得直想呕吐。
张老师也知道张芹这个女生不讲卫生，所以，平时她在教室的过道上巡视，从不往张芹近前走。即使这样，张芹身上难辨的气味，也直往她的鼻孔里钻。
没办法，张老师只能委屈瘦小的臧玲做张芹的同桌了。
臧玲刚坐下，班里就爆发出一阵哄笑声。臧玲莫名其妙地抬头看了张芹一眼，张芹的脸刷地红了，头也随之埋了下去。不知谁嘀咕了一句，她还有不好意思的时候。同学们又是哄堂大笑。
张老师敲了敲讲桌，大家才集中精神，重新坐正歪扭的身子。
二
谁都想不到，几天后，文静的臧玲和脏了巴叽的张芹竟成了一对要好的朋友。
有一天，臧玲在上学的路上，正好碰见张芹慌乱地从路边的院门里出来，两人相视一笑，便并排边走边聊了起来。从此，两人顺理成章地结伴上下学了。
如果不是因为张芹，相信，用不了多久，班上的一些女生就会成为臧玲的好朋友。在我的记忆中，上中学后的女生们，最热衷的莫过于拉帮结派了。今天两人好得恨不得穿一条裤子，明天可能就恨不得往对方脸上唾一口，后天聚一块不定又琢磨着该孤立谁了。常常让我们男生摸不清头脑，搞不懂搂脖搭腰的她们之间到底是真好还是假好。
可由于张芹的缘故，班上的女同学自然疏远了臧玲。在此之前，张芹每天上下学都是孤零零的，即使是一趟房住的女生碰见张芹也是视而不见地快步绕过去，似乎张芹只是根碍事的木桩。
无论男生女生，我们背地里一律管张芹叫“鸡窝”。我们不敢当面叫，张芹的个子足有一米八五，是我们班级个子最高的学生，下手也黑。张芹打人从来没有费话，冲上来就是一个大耳刮子，准保扇得你天旋地转，两眼冒金星。好在张芹这人脾气挺好，只要你不把她惹急了，她顶多会瞪你一眼，如果你闭嘴了，她甚至可能还会冲你笑一笑。要是你故意表现出一脸的恐慌，浑身筛糠的样子逗她，她就会上前追你。当然，张芹谁也追不上。张芹的步子虽大，但频率太慢，只要有一定的空间，张芹就没办法。张芹知道自己的身体笨拙，她也不真追，只是做个样子，把你吓跑就算了。
张芹经常是我们班最后一个进教室的学生。只要她踩着铃声来上学，常有人在教室半掩的门上放一把扫帚或一盒粉笔来捉弄她。慌里慌张的张芹一推门，准有祸从天降的时候。开始，张芹还傻乎乎地问谁放的？当然不会有人承认，我们一个个光顾着开怀大笑。渐渐地，张芹就不问了。她知道问也是白问。有时候，张芹先推门，见有东西掉下来，再进教室，还很得意的样子，那表情是，你们的阴谋被我识破了吧。但有时候，她还是忘，被什么东西砸个正着便赌气地一摔门，骂道，谁往门上放东西，谁全家不得好死，最好让火车嘎巴一声压死。说完，她自己先解气地笑了。
张芹家与我家隔一条马路，有等我上学的同学，闲着没事就扒墙头往张芹家的院子里看。张芹的父亲在铁路上班，平时也爱穿着一身油渍麻花的蓝色铁路制服，且无论身材五官长得都酷似电影中的李玉和，就差拎一盏信号灯了。张芹的母亲是农村人，一直没有工作，却连着生了六个女儿，她的任务就是每天负责带孩子做饭。张芹家的院子很宽敞，即使前几年，她家在院子里又加盖了两间房后，院子里依然很宽敞。
每天清晨，只要你往张芹家的院子里看，总能看到两三坨人屎。这是张芹家人在夜里拉的。她家离公厕远，晚上没有路灯，女孩子胆子又小，夜里只能在院子里解决。有一天，我们竟惊奇地看到了八坨人屎，几乎是等距离地并排在院子里，其中的一坨还冒着蒸蒸的热气，在洁白的雪地映衬下，显得分外夺目。我们几个小孩子边笑边数，简直乐翻了天。张芹的母亲却站在院子里莫名其妙地冲我们发愣。
我们在上学的路上说，怪不得张芹每年都是我们班上的积肥能手呢，敢情她们家人拉屎从来不去“茅房”啊。有人插话说，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
三
臧玲是个少言寡语的女生，既然班里的女生不理她，她也就不主动跟任何人搭腔。臧玲只跟张芹好，两人好到什么程度呢？这么说吧，两人中有一个上厕所，另一个指定会在厕所前陪着闻味。这大概是我们那个年代，女同学之间友谊的最好见证了。
令人万万想不到的是，新学期第一次语文测验考试，臧玲竟考了个全班第一，九十九分，被扣掉的一分是作文分数。不知是谁规定的，我们那个年代学生的作文分数从来就没人考过满分。好像不扣你点分数，就无法证明老师的高明和尊严。
这让我们无不为之震惊。因为我们早已习惯了，每门主科考试的头两名肯定是徐刚、徐强这对如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双胞胎。其他同学再怎么努力也只能为争夺第三名而刻苦读书了。
张老师公布完测验成绩后，面带微笑地注视着徐刚、徐强脸上的表情。难道张老师是故意在变相刺激这对已经有些骄傲情绪的双胞胎吗？以张老师的性格，这不是没有可能的，起码我们愿意这样认为。
凭什么一个新来的，不吭声不吭气的女生，在我们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取代我们班甚至也是全年级最引人自豪的双胞胎？这也太过分了，简直是欺负人嘛。
当我们扭头把目光齐刷刷地投向臧玲时，她却面色平静，仿佛是在告诉我们，这一切都在她的预料之中，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我们的目光由恼怒、无奈转向钦佩，这一复杂的变化是在瞬间完成的。也可以说是，臧玲平静、清澈的眸子征服了我们。
我们不得不承认眼前的事实，人家的考试成绩明摆着嘛。她总不至于是抄张芹的吧。张芹是我们班学习最差的女生之一，语文考试更是从未及过格。这次也不例外。张芹只考了49分，全班倒数第一。其实，论真实水平，我们班那几个经常旷课的男女生肯定考不及格，甚至考不过张芹。但他们会抄，别人也不敢不让他们抄，张老师对那几个调皮捣蛋的学生也没什么更好的法子，只能睁只眼闭只眼。只要他们还知道抄，就已经算不错了。换了别的科目测验，他们都不一定能来考试。
我们在内心里表达了对臧玲的钦佩之余，又不禁想，如果张芹以前考试不及格是因为她独坐一桌，即使是有同桌的时候，也决不会有人让张芹抄考卷，个个都把试卷捂得严严实实的。他们可以让任何人抄，但张芹除外。试想一下，如果张芹抄及了格，张老师只能把你定格在张芹永远的同桌了。既然你与张芹同桌她能考及格，那你就继续学雷锋，继续帮助张芹同学共同进步吧。相信还没有谁会傻到那个份上的。
可现在不同了，臧玲和张芹是好朋友，张芹抄同桌臧玲的试卷可以说是天经地义的。那么，是不是她俩最近闹矛盾了呢？我们这一幸灾乐祸的猜测，很快就被现实击了个粉碎。
实际情况是，臧玲的试卷就赤裸裸地平摊在课桌上，张芹若是想抄，恐怕连眼珠都不用斜一下。臧玲用胳膊肘捅过张芹，还用眼神示意过她，但张芹不为所动，虽然脸憋得通红，但一直吭哧吭哧坚持坐在那里傻乎乎地抓耳挠腮。结果，张芹考成了这样也就不足为怪了。
张老师说，一次的考试成绩说明不了什么，况且这只是小型的测验，重要的是，它提醒了你们，做为一名学生永远不能趟在成绩簿上睡大觉。明年考省重点高中，才是你们动真格的时候。张老师这番话表面是说给全班同学的，实际上是在鼓励、安慰徐刚、徐强，我们都听得出来。要知道，这对双胞胎是我们张老师的掌上明珠，也是全班仅有的两个没有被罚过站的学生。
四
上学期末，张老师的确怀孕了。但暑假期间，她毅然瞒着丈夫去医院做掉了已怀了三个月的胎儿。张老师的丈夫，沈阳变压器厂铁闷车间的工段长王韶山得知后，把我们的张老师从被窝里像拎小鸡一样拎出来，当球踢了一个多小时，并扬言要休了张老师。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张老师听后却笑了，是那种长长舒了口气似的微笑，很欣慰很满足。于是，两人说离还真就离了。这样，新学期开学后，张老师才绽放出前所未有的笑容，继续担任我们九年级二班的班主任。
我们的张老师当然不是受虐狂。她之所以心甘情愿地在大街上出丑，就是想趁早把婚离了。张老师当初与王韶山结婚是有一定的历史根源的。王韶山根正苗红，而张老师的父母是蹲牛棚改造的臭老九。两人一九七三年下乡时分到同一个青年点的。身为点长的王韶山对我们心灵手巧的张老师没少照顾，每遇一些写写画画的“俏活”，就把她抽出去“脱产”，这让张老师免受了许多苦。一年后，他们所在的青年点分到了一个工农兵大学生的名额，王韶山主动把名额让给了我们的张老师。张老师感激涕零，临回城的头天晚上，两人在玉米地里就把该办的事给办了，并在皎洁的月光下，私订了终身。张老师上大学期间，王韶山也抽调回城当了全民职工。两人办喜事之前，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王韶山亏了，这么好的条件咋娶了个臭老九的女儿，还要个头没个头，要脸盘没脸盘，图个啥呢？可仅仅两年后，随着“四人帮”的垮台，高考制度的重新恢复，知识分子又成了香馍馍。“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一夜之间成为了这个特定年代最响亮的词语。周围的人对王韶山与张老师这桩姻缘，也随之有了新的评定。
一九七八年，也就是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二年，研究生考试制度也恢复了。我们的张老师心中燃起了一团火一般红彤彤的希望。她要报考研究生。但就在这时，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做母亲的喜悦占了上风，她暗自决定放弃考研，准备专心致志当一个好母亲。
那年头，报考研究生的人，基本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和老三届们。他们等了十年终于等到了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当他们听说我们的张老师这个工农兵大学生也动了考研的念头时，笑掉了大牙，他们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张老师说，你如果能考上研究生，我们几个人就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围着校园爬一圈。我们的张老师是被他们的傲慢与偏见彻底激怒了，这才痛下决心做掉胎儿，甚至不惜亲手毁掉自己的婚姻，边教书边复习，争取明年考上辽宁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
由此可见，我们的张老师绝对算得上是一个既性情又倔强的巾帼女子。
五
在接下来的数理化测验考试中，臧玲几乎是全线告捷。为什么是几乎呢？原因是理化两门课，臧玲的成绩均胜出徐刚、徐强三五分，只有数学一门，他们三人都考了满分。
这时，我们不知从哪儿传出一条消息，说臧玲是“降级包”，我们现在学的课程，她去年就学过，所以，才能考出如此好的成绩。至于臧玲因为什么降的级，当时也有好几种说法：有的说她是得了黄疸性肝炎，住了半年的医院；有的说她跟高年级的学生搞对象，被学校勒令退学的。比较有说服力，也较引人入胜的说法是，臧玲的母亲“搞破鞋”，被当军人的丈夫堵在了床上。于是，那个男的，也就是臧玲在少年宫学小提琴的老师，被处以破坏军婚罪，判刑十年。臧玲的父母离婚后，母亲随即被遣送回老家新民县的农村，臧玲这才寄居到她姥姥家，并按“片”划分到了我们学校。臧玲的姥姥就住在我家西头的“红楼”里，是个干干净净的老太太。由于患有白内障，平日很少下楼。偶尔出门买菜时，也是一步一步颤巍巍地蹭着走路。
臧玲对我们课堂上下的风言风语，不以为意，照样每天乐呵呵地与张芹手牵手上下学。只是由于做课间操的时候，各班按大小个前后排列，两人才不得不分开十分钟。
我们惊奇地发现张芹变得爱干净了，原本乱蓬蓬的“鸡窝”式头型，梳得溜光水滑，好像还抹了点头油。上课时，那双永远睡不醒的眼睛也舒展了，只是睁得略微有些勉强，像用一根火柴棍支着。其实，那是因为张芹的眼睛小，尤其与她那张四方脸盘极不相配所造成的视觉效果。张芹的这些显著变化，让你想视而不见都不行。因为我们太了解张芹了，从“抗大”（相当于现在的学前班）到现在的九年级，我们一直是同班，彼此又是邻居，甚至在家都是上同一间公厕。我们是看着张芹怎么长大的，就像她看着我们如何长大一样。打小张芹就长着张埋了巴汰的脸，既不讨男生喜欢，也不讨女生喜欢，更没有哪一任老师待见过她。对此，张芹早已麻木了，她在众人的冷漠、奚落、嘲弄的恶劣环境下，孤独地度过了童年以及半程的少女时光。小学时代的张芹个子属于中等偏上，但进入中学后，她就突飞猛进，一发不可收拾地长啊长，她不仅往高了长，还往宽了长。虎背熊腰的张芹从背影看，怎么都像是一个成熟的家庭妇女。于是，张芹又多了个外号，叫傻大婶。张芹的傻气简直令人哭笑不得，是从骨子里往外冒的傻气。举个例子吧，冬天天冷的时候，每到下课，张芹就故意讨人嫌地推推这个女生，碰碰那个女生。结果，引起女生们的群起而攻之，张芹被一帮比她矮小得多的女同学堵到一个角落里，任由那些七七八八的小拳头雨点般地落在自己的身体上。她非但不急不恼，还嘻嘻地傻笑着，说别打脑瓜子，别打脑瓜子就行。这正是她要的效果，教室供暖不足，她拿挨打当取暖了。女生们闲着无聊也乐于成全她。上课铃响时，头上冒着蒸蒸热气的张芹才挺直身板，兴奋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