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看萧红的口气与脸色不很对劲，不适宜把这番道理发挥下去。
可又忍不住说：
“你读过那姓陈的作家的作品吗？”
萧红摇头：
“怎么成家？要有风格、有系列、有特色，才能成家，差得太远了。”
没有拜读过作品就批评，公道吗？
若再在这些问题上磨下去，我怕连自己的情绪都控制不住。一种凝重的不安感觉，已渗透全身。
我凝望着萧红，忽然有着难堪。
“为什么不搓麻将？”她问我。
“刚下班，这阵子功夫多。”
“真奇怪，我看现今有份工在中环的女人，无论如何，总要在办公室里磨到过了七点才下班，否则建立不起那女强人的形象来。”
我骇异地望着萧红，没有回话。
“怎么了，什么时候才吃饭？”萧红把手中的杂志扔在一旁，叉起腰来问：
“香港人不讲品味，总之不搓麻将就是末日。”
搓麻将其实没有什么不好。一个社会要安宁，必须人民有精神寄托。不是人人都可以工作和恋爱二十四小时的，更不可能把余下来的时间光用在祈祷上，于是正常娱乐轻松的节目越多，人反而越开朗，不会抑郁，不会翳闷，不会烦躁，更不会闹事。
说句笑话，香港一进入马季，社会都安宁得多。中国人社会若没有了麻将，最低限度，家庭离婚案会骤增。晚上与假期节目短缺所造成的精神压力，对社会繁荣与安宁没有好处。
怎么我忽然之间有这么多观点与萧红产生差距呢？
催着客人入了席之后，老同学差不多个个都春风满面。我们这一批同学都已在社会上干了十年八年事，开始成熟，碰巧移民潮又走掉不少精英，正合了天时地利人和，于是都在事业上得心应手，渐入佳境。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事在必然。
别个不说，就是杨展雄最近就一连升了两次官，在政府部门内跳升速度之快，令人叹为观止，于是同学们都先向他举杯庆贺。
坐在我身旁的萧红喝完酒，竟说：
“老杨，谈谈你这末代高官的感受，让我有些小说灵感吧！老实告诉我们，中英关系这么恶劣，你办起事来，会不会有种在英廷作鹰犬的感受？”
萧红这番话，令我微微吃了一惊。
虽然是同学不妨直话直说，也心知肚明今日的政府官不好当，但总不至当口当面把人家说成是走狗似的，固然有伤仁厚，也欠公平。
我也不认为港英政府对香港的做法好，但公务员还是绝对无罪的，不应把政府与个人的清俗优劣高下混为一谈。
杨展雄在念大学时已是个木讷的人，很不善于表现，更拙于辞令，他现今的太座余美珍也是我们的同学，跟他性格相似的不得了。当年是全靠我们一群人在旁起哄，才把他俩撮合成的。
还记得结婚时，做姐妹与当兄弟的老同学们都想，不知剩下新郎新娘两个洞房花烛夜，他们会否相对无言。同学群中，最俏皮最大胆最孟浪的邵敏聪，就答：
“不要送佛送到西了吧，到了运用国际语言时，最迟钝的人都会挥洒自如。”
笑得各人都弯了腰。
故而，一向谦厚木讷的杨展雄，被萧红这么抢白，脸色一变，无辞以对。
还是邵敏聪挺身而出，救了驾。他说：
“英国殖民地政策的余威，总不至于要限制老杨你把个艳阳天说成乌天黑地吧！”
我首先忍不住带头笑起来。大伙儿的气氛才好转过来。
还是那句老话，怪人须有理，杨展雄是任职天文台的。
这跟一些敏感的政府部门，诸如有关政务、机场、广播、新闻等等，不可同日而语。
忠厚点说，渔农处、天文台、物料供应处之类的官在九七年之前的过渡期内，不妨官照当，薪照支，既没有敏感性的问题骚扰，亦不大有机会碍于饭碗而需要作违心之论。
改朝换代为官已难，最难还是身侍异族在前，回归祖国在后，必定会有身不由己、无可奈何的事发生在工作处理上。
我心里是这么想着，已有另一位女同学庄婉容坦率地说：
“有日我乘计程车，听收音机广播，也不知道是哪一个电台节目，总之是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时事政见。哎呀，那位听众讲得真精彩，他说：
“‘我一生人从不说谎，今天破例说了。为什么？因为我每次打电话来这节目发表意见，都无法接进来，接线生问明我打算谈些什么，我直率地告诉他，要批评“民主派”的言行，对方一听，就挂断了线。是不是巧合，我不知道，总之我今日决定说谎了，接线生问我，我立即回应打算表扬“民主派”最近在立法局的表现，果然就给接进来跟你这主持人谈谈了。’
“那位听众悲愤地说完这个背景故事，立即嘟哩吧啦的把他的意见骂出来：
“‘我们升斗市民，不懂什么民主，也不要激烈地争取民主，只知道香港开埠以来就没有民主。我今年四十五岁，出生之后在本城接受英国教育，从没有人教过我民主政治的种种好处，我依然成长，现今有事业有资产有儿有女，安居乐业，怎么忽然间要我要求民主、争取民主？可以呀，如果讲民主，先以身作则，由你们电台发起，全港传媒响应，一人一票问英国应否有责任给予我们六百万人居英权，才好叫我们对抗祖国。英国敢依照投票结果从事，我就相信她教我们争取民主是真心的，肯不肯赌这一铺？’
“主持人立即三扒两拨就把这个电话截断了，听另外一个赞扬港府政策的听众电话，有问有答一大轮才挂断线。
“老同学们，担当这个节目的头头会有什么感想？萧红，你应该寻他来问问。末代为官，有些位置是很为难的，那可不是杨展雄。”
庄婉容是我们同班同学之中，成绩标青与口才一流的人，毕业后任职地产大机构合佳企业，十年就已成了副总裁，名字正渐渐为财经界的人士们熟谙。
她为人朴素、直爽、坦率，我跟她不算非常深交，却一向谈得来。就是喜欢她那敢言敢负责的个性，更欣赏她那种男人脾气，对同学，尤其女同学，实行君子之交，群而不党。
如今听她这番话，真有很大的感触。
萧红呢，被庄婉容这么抢白了，立即脸色一沉，道：
“饱人不知饿人饥，你庄大小姐是香港出生的，在这里高床软枕，丰衣足食，饱读诗书，靠的是什么？就是殖民地的庇佑。如今呢，一句回归，就忙不迭地一拍胸口话爱国，打着大口号逞英雄。你试过放弃你的安乐生活，途长路远跑回祖国去，服务祖国，到头来搞到被五花大绑上街游行，给人扔石头，给人吐口水，给人罚跪碎玻璃没有？告诉你，我父母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赶回国去，贡献自己，把我生下来后，就是‘文革’十年，我十岁大时，看着父母给人逼着当街当巷叩头，我只有在一旁流眼泪。你呢，你十岁的时候做什么？”
萧红越说越气愤，原来一张娇好的脸，因扭曲得厉害而变得难看，不知是凄惨的回忆令她犹有余悸，还是下不了被庄婉容抢白的气。
庄婉容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立即反驳：
“养娘不及生娘大，是有这句话的，血浓于水，对不对？何况养大我们的这个英国保姆，年薪之高，羡煞全世界。我们从没有亏待过她们。如今呢，有人要对白皮肤蓝眼睛的洋人忠贞不二，也不妨申请居英权，别管香港如何，欢迎一走了之算数。只求别在此地跟英国人同一鼻孔出气，以破坏安宁繁荣为己任，就是这么个意思。请可怜一下有六百万人跑不离香港。”
此话一说，另一位女同学何慧心也忍不住插嘴：
“我呢，纯粹是家庭主妇，也晓得一些道理。我家里的菲佣快满约了，她说不打算跟我续约，因为阅《南华早报》招人栏，去见了一份洋鬼子工，答应多给她五百元一个月的薪金。
“我说：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转份好工当然合理，可是对方给了你白纸黑字的合约没有？如果空口讲白话，教你回家来跟我对抗，搞坏了关系，你回了菲律宾，结果对方不负责把你申请回香港来，你怎么过活？所以呀，带领我们跟中国搞对抗，搞坏了香港，到英国人带齐细软银两回老家时，我们怎么办？”
萧红看越来越人多势众，更不高兴，便道：
“哈哈！言之成理！总得要以实际行动表示才算真诚，对不对？那么我们庄副总裁怕应该身先士卒，回祖国定居，专搞大陆地产去。若不怕有‘文革’之类的事发生，为什么还留在香港？”
庄婉容蓦地拍起台来叫道：
“萧红，你小觑我了。回祖国去住我直情求之不得，九七年万一有亿分之一的机会是英国人势力犹存，我立即回祖国去。二十一世纪是什么人的世界，谁不知道，中国人到今时今日还会是过去的样子吗？”
一向精灵的邵敏聪发觉场面气氛越来越不对劲，于是立即扯高嗓门，笑容满脸地打圆场：
“所以说，朋友是旧的好。一聚首，什么也可以直爽地谈，别说谈，一言不合，初而口角，继而动武，打个落花流水，明朝醒来，依旧是知己。我呀，从前在大学时代，就为了宗教问题，跟潘兆云吵个面红耳热，她也不过是不啾不睬我两个礼拜，就自动停息干戈，亦可见我的魅力四射。”
说罢，还调皮地跟潘兆云做了个鬼脸。潘兆云立即白他一眼，道：
“喂！邵敏聪，你别因为太座今晚没有来，就胡乱‘吃豆腐’，当年呀，放过你是为了要给瑞琴面子。”
陈瑞琴是我们同班同学，老早是邵敏聪的追求对象，现今已是邵太太。妻凭夫贵，去年已成为彩丰证券集团的总经理夫人了。
邵敏聪从来都是个进取、机灵、活泼的人，既有人缘又能干，自然里里外外都妥帖。
他怕是为了要缓和刚才濒临决裂的场面，也故意地爱整班上出了名的古老石山潘兆云，于是说：
“什么面子？我是据理力争呢！到现今我还想不通上帝造人，为什么要赋予我们有自由意志去信奉它或背离它？如果我出生之后，只认识黄大仙，那么何罪之有？”
我笑了起来，摆摆手道：
“好了，好了，这样子下去，一顿饭什么时候才可安安乐乐吃完。讲完政治又谈宗教，都是些肯定要固执己见的问题，严肃得教人累死。”
庄婉容插嘴道：
“还有爱情价值观呢，一谈怕又多争论了。”
男生们一听，不约而同地嚷：
“别谈这个，敬请你们另行小组讨论，争辩个够。”
我们都摇头叹息。对呀！男人娶了妻，在社会上头干三年，就不会再对爱情有兴趣了。
他们的第一生命是事业，第二生命是事业，第三生命亦然。
爱情，怕是事业的绊脚石。
跟家中的那一位，不谈爱情。
在外头逢场作戏，不必爱情。
万一发生婚外情，也不一定是爱情。
爱情究竟是什么？
我认为应该是两情眷恋、生死相许的。那就是说，最低限度，在某个特定时间、特定环境之内，只要有对方，就是一切。为了拥有这一切，不惜放弃其他。义无返顾，绝不妥协。
人生，拥有爱情的日子有多少？
怕是问十个女人，十个都憧憬爱情，不受年龄困扰限制。
男人呢？唉！不能寄予厚望。
邵敏聪于是答腔：
“好，找个人人都有兴趣，且必是志同道合的话题，讲讲如何升官发财、名利双收、享受生活！”
差不多全桌子的人都开怀地拍掌喝彩。
大家立即七嘴八舌，交换意见。事实上，在座各人，没有一个在今时今日不算是名成利就了，最难得的是还有大把世界在后头，令人兴奋。
只要本城继续繁盛安定，目下手上拥有的还起码可以增加几倍。
当每个同学都雄心万丈、兴致勃勃地大谈把握现在、期望将来之论调时，只有萧红没有做声。
我有点不好意思，于是逗她：
“萧红，你的计划呢？”
她立即拉长了脸，道：
“我没有你们乐观，香港人就是天真，还做什么春秋大梦？”
好比一盆冷水淋在我们的头上。
分明地看到庄婉容又打算反驳，连木讷的杨展雄都忙不迭地寻了个别的话题，把又呈紧张的气氛缓和下来了。
一顿饭才算在愉快的气氛下用毕。
老同学们现在虽不至于非富则贵，但已有两三个已有司机侍候。就算是身为全职家庭主妇的何慧心，一脚踏出酒楼大门，就看到她那长袖善舞的丈夫高元标开了车子来接她回家去，比有专用司机的同学更见派头架势，更羡煞旁人。最低限度，我的汤阅生先生就没有这份细心。每次应酬后回到家去，他必已高床软枕，蒙头大睡了。
我今天因着晚上有应酬，故而开车子上班，坐驾停在中环的停车场，只走五分钟便可取车开回家去。
看着各同学都已有着落，独是萧红打算扬手叫计程车，我也来不及奇怪为什么竟没有一个同学自告奋勇，请缨载她一程，便已快快地在她截停车子之前说：
“陪我走到停车场去取车，好不好？”
下意识地我不敢直说想送她回家。
有些敏感的人觉得接受别人的帮助是一种委屈，是被对方看不起。这阵子，萧红好像格外地敏感。
是因为她格外地不得意吗？
为人为到底，送佛送到西。何必要口里逞强？就算是只要求她与我结伴同行，又有何不可。
果然，萧红答应了。
“这阵子有车也真麻烦。”萧红说：“泊到老远的停车场去，走十里路才上得了车，倒不如一挥手坐计程车来得爽脆。”
我唯唯诺诺地应着，一边走，一边有点心不在焉。我想我是在设法捕捉从前的萧红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似乎真与如今的不一样。
我忽然想起一个人来，忙问：
“嗯，怎么今儿个晚上没有见余小蝶？”
余小蝶其实是萧红最谈得来的、最亲近的同学。
她俩在大学时代，不只是同班同级，且是宿舍的同房同学，如假包换的同捞同煲。
余小蝶念大学时，成绩比萧红差得多了，出道后打的工也不过尔尔，只是这几年，时来运转，竟成了小资本企业家，经营女性饰物，不但外销，就是城内各大百货店都有她的饰物专柜，是真打出个名堂来了。
不知多少杂志报刊，不住报道她的消息，俨然是商界年轻有为的女企业家。
萧红听我这么一问，笑道：
“你如今才发觉她今晚没有出席？”
“怕是刚才过分投入彼此的对话之故。”
“余小蝶今时不同往日，她还能腾出空闲来跟我们这班无谓人应酬吗？”
我听了一怔，这不像余小蝶，更不像余小蝶的好朋友应该说的话。
“怕是忙的缘故。”我说。
“对，二十世纪末的香港，忙代表身分。人人睡至日上三竿才起床，把整天的工作塞在两三小时内完成，就为着让人看起来忙，自己也觉得忙。”
“你在说谁？小蝶吗？”我问。
萧红没有做声。
“这阵子，你常见她吗？”
“谁会常见她了，除非光顾她买饰物。那些饰物，也真亏她敢开价钱，几个贝壳有如一条小麻绳，成本有多少了，你猜她卖多少？”
我没有答。
心上的翳闷越来越重，发泄地一踩油门，我让汽车自停车场闯出去。
萧红管自提供答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