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这一倾向又及时提出了“官民并举”和“不忘老朋友、广交新朋友”的
方针。他指出，民间外交与官方外交是相辅相成的，“民间外交继续发展可
以使官方外交基础更加牢固；反之，官方外交开展了，又可以为民间外交提
供更为有利的方便条件。”他指示有关部门有计划地邀请那些长期以来为日
中友好而尽力的日本老朋友来北京，由他亲自做工作。他真诚表示，“饮水
不忘掘并人”，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者朋友，永远感激老朋友，鼓励他们
为巩固和发展两国友好关系而继续努力。
源远流长的人民传统友谊是推动中日关系前进的巨大内在动力，而周恩
来率先倡导并身体力行的人民外交以及多渠道、多层次的民间交流，则在其
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性重要作用。
见机而行鼎立推动——1969 年9 月在北京机场会晤柯西金
当我们的人民共和国跨入建国20 周年的时候，由于各种复杂的因素，中
国与原苏联两国之间的关系已处于极为紧张的状态，1969 年3 月发生了严重
的边界武装冲突。乌苏里江的枪炮声告诉人们：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关系恶
化到了战争的边缘，进入了历史最低谷。
边界上的流血事件是很容易激起民族感情的，然而对负责的政治家来
说，这时需要的不是感情冲动，而是冷静的思考。经过权衡利弊，中苏两国
政府终于在3 月29 日和5 月24 日先后发表声明，表示希望通过谈判解决冲
突。
1969 年9 月11 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赴越吊唁胡志明主席之
后“途经”北京，同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在机场进行了一次不同寻常的会晤。
在这次历时3 个半小时的会晤中，两位政府首脑集中就双边关系中一些带有
紧迫性的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
中苏边界武装冲突后两国关系更趋紧张。就在这次会晤前的一个月里，
苏联方面已经在向美国进行如果苏联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袭击，美国会作何
反应的试探了。国家安全受到如此严重的威胁，中国不能不认真对待。周恩
来在会晤中开门见山地向柯西金指出：“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
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
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
谈到战争，中国历来愿意同所有国家，首先是邻国其中包括苏联睦邻友
好、和平共处，更何况中苏发生边界冲突时正值中同内部动乱。国内的不安
定迫切要求有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以便集中精力首先解决好内部问题。所
以，周恩来直言相告：“我们现在自己国内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
呢？”他恳切地再一次阐明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即中苏之间的争论不应该
妨碍两国国家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正常化。中苏两国不应该为
边界问题而打仗。边界问题应该通过和谈求得公正合理的解决。
至于边界问题，鉴于已经发生了流血事件，周恩来指出：当务之急是在
谈判解决问题以前首先采取临时措施，使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
触，避免武装冲突，维持边界现状。他建议双方首先就此签订一个协议，并
进而恢复解决边界问题的谈判。
显然，中国的“冷处理”建议是有助于缓和边界局势的。对这一合理合
情的建议，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明确表示同意，并同中国总理达成了谅
解。在这种气氛下，两位领导人还就恢复互派大使（从1966 年起两国在双方
首都只保留代办）、扩大贸易、改善两国间的通车通航及界河航运等缓和国
家关系的措施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一致。最后周恩来提议，以两国总理互致
信件的形式作为双方政府间的换文，对这次会晤中达成的谅解予以确认，即
把会晤的成果肯定下来。对此，柯西金主席当场表示同意。这样，在会晤结
束时，双方对取得的结果都感到满意。
1969 年9 月18 日，按照事先商定的办法，周恩来致信柯西金，归纳和
概括了中国政府的有关立场及9 月11 日会晤时双方一致达成的谅解。不久，
柯西金复信通告中国方面：苏联政府已采取措施，向边防部队下达了4 点指
示，以缓和边界局势。
由于双方部采取了措施，边界上不冉打枪，紧张局势相对缓和下来。接
着，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恢复。这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中国既要在南边抗美
援越，又不得不对北方加强防备的双重压力。
在国家关系方面，根据两国总理达成的协议，1970 年10 月至11 月间苏
中两国新任大使分别到任，从而结束了一段时间内中苏关系事实上降格为代
办级的局面。
在双边贸易方面，中苏于1970 年11 月恢复了已经中断两年的签订年度
贸易协定的做法，从而使1971 年的贸易额以比前一年增长两倍半的幅度开始
回升。与此同时，两国间的空中与界河航运，经过谈判也开始得到改善。
由此可见，当1969 年中苏紧张关系大大加剧的严重时刻，是周恩来同柯
西金的会晤及其达成的谅解，把两国关系从战争的边缘拉了回来。尽管那以
后两国关系在紧张方面仍表现出相当大的惯性，然而毕竟开始了一个虽然缓
慢，但却是朝着走出谷底方向发展的过程。除了双边关系外，这次会晤的影
响所及，对推动苏美中大三角关系的确立也产生了明显的作用。
1969 年9 月12 日，中国新华社播发的中苏政府首脑在北京会晤的消息，
在世界上引起了震动。大洋彼岸的中国对手——美国的某些人乍获得这一信
息即感到非同小可，紧接着10 月中苏边界谈判的恢复更使他们感到了问题的
紧迫性。原来，为了早日从越南战争的泥潭中脱身，为了在全球争夺中处于
有利地位，美国总统尼克松上任后不久即在调整对华关系方面开始有所考
虑，9 月9 日，这位不常接见本国驻外大使的总统难得会见了驻波兰大使小
沃尔特·斯托塞尔，并把建立接触和恢复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作为一项重要
任务提出来。正当此时，中苏政府首脑在北京会晤及中苏边界谈判恢复的消
息传来，顿使尼克松总统感到良机坐失的危险，随即下令基辛格给已在任上
的美国驻波兰大使接连发去三封电报，促其加快行动。1969 年12 月3 日，
中美两国外交官一起出现在华沙文化宫举行的南斯拉夫时装表演会上。当美
国大使见中国代办雷阳同翻译离席时，便马上跟了出来。由于代办已坐进轿
车，这位大使一把拉住中国翻译，急切地用波兰语作了自我介绍后说，他最
近刚从华盛顿回来，得到了同中国大使馆建立接触的指示。中国翻译有礼貌
地答应代为转达后便匆勿离去了。两天后，斯托塞尔大使接到中国大使馆的
正式邀请。1969 年12 月11 日，他来到中国驻波兰大使馆，成为自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位进入我驻外大使馆的美国使节。不久，中美大使级会
谈恢复了。从中国方面来说，尼克松总统入主白宫前后向中国发出的一系列
信息已经引起毛泽东、周恩来的注意。一个新的战略构想正在酝酿中。可以
说，从此以后，中国对苏关系的每一个动作，都同时具有对美关系的意义。
边界冲突后同意举行中苏政府首脑会晤是这样；当察觉到苏方从政府首脑会
晤的立场后退时，周恩来在1969 年10 月6 日致柯西金的信中仍然同意恢复
边界谈判也是这样。当时在外界看来，这意味着中国“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务
实派控制着外交政策”。在周恩来看来，这样做的结果是，既可减轻中苏紧
张关系对中国的压力，又可为打破中美关系的僵局创造条件。这一战略构想
充分显示了中国领导人的外交艺术，而既是决策人又是执行者的周恩来在其
间纵观风云、运筹帷幄的重大功绩是不言而喻的。由于当时明确这一外交战
略的尚限于最高决策层，一般的外交人员还没有必要的思想准备，所以华沙
那戏剧性的一幕虽曾使那位美国大使急出了一身汗，可他何曾想到他的举
动，用后来周恩来对基辛格讲的风趣话说，差一点使中国代办得了心脏病。
1969 年3 月，中苏矛盾的激化成为触发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重要因素之
一。4 月，美国便以委婉的外交辞令向苏联作了暗示。7 月，又宣布了自朝鲜
战争以来的第一次放宽对华贸易限制。美国的举措促使苏联在对中国发出核
袭击威胁的同时，提出了同中同领导人接触的建议。如所预料，中苏政府首
脑的会晤及边界谈判的恢复又加快了美国走向中国的脚步，导致了中美接触
的恢复和美国宣布进一步放宽对华贸易限制。
应当指出，当年的苏美都由接近中国，三国之间关系的相互影响已表现
得十分充分。无怪乎连基辛格也感到：“到了1961 年底，美国同共产党世界
的关系就慢慢地演变成三角关系了。”
从70 年代初起，随着中美关系大门的打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
法席位的恢复，新中国进一步增强了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并迎来了对外关系
全面发展的时期。大三角关系的形成则在世界局势中增加了新的稳定因素。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总理周恩来被看作是“开创了今天的全球平衡”的“关
键性外交事件的中心参加者”。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处理中日两国间的历史问题
无论邦交正常化之前还是之后，如何对待两国间的历史问题，即如何评
价与处理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及其后果的问题，一直是中日关系中
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不断前进，反之就会出现波
折。周恩来以其深邃的历史感，运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句富于哲理
的中国古训，为双方正确处理这一问题提供了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并在实
践中反复闸述、贯彻始终，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周恩来1972 年在欢迎田中首相的宴会上特别指出，“自1894 年以来的
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
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
记住。”
根据周恩来的论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中心思想是中日人民都
应从过去那场战争中吸取惨痛的经验教训，共同努力来防止历史重演，以保
证两国今后世世代代友好相处。为此，首先要如实承认那是一场由日本军国
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它给两国人民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损失。正如周恩
来对日本朋友所说，“过去的事实还是事实，历史是存在的”，决不能掩盖
和否认。其次要明确，那场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责任，不是日本人民的
责任”，广大日本人民是愿意和平、热爱和平的。把日本人民与军国主义区
分开来。再次应看到，虽然两国间有过长达半个世纪的不幸时期，但与2000
多年的友好交往历史相比还是短暂的，因而坚信中日双方是“能够友好的”。
最后，为了重建中日友好，关键是要牢牢记住历史的经验教训，采取向前看
的态度，举一反三，恰当地处理相互之间的各种问题。
宽大处理已有悔改表现的日本战犯和战俘，主动邀请日方旧军人访华，
就是周恩来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精神处理两国间历史问题并取得成
功的突出事例。
50 年代初，我国关押着1100 多名日本战犯和战俘，其中大部分是新中
国成立后苏联政府移交我方的，其余则是抗战胜利后残留在阎锡山军队中被
我方俘获的日本官兵。如何处理这批人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这些人在战
争中大多犯有不同程度的罪行，中国人民对他们深恶痛绝，切望政府严惩，
这是完全正当的。周恩来深深理解中国人民的情绪，同时根据“责任不在人
民”和“两个区分”的精神，从中日关系的长远利益考虑，多次指示并亲自
组织有关部门反复研究，最后确定了区别对待、分两步走的方案。即对其中
职位较低、已有悔改表现的人免予起诉，予以遣返；对少数职位高、罪行大
而又坚持反动立场的人则进行公审并依然判刑以后又根据他们的悔改表现及
身体情况，分批提前释放。这种做法既确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和当事者的侵略
罪行，又体现了中国人民宽大为怀、不念旧恶的气度，高赡远瞩、通情达理，
赢得了日本各界的普遍好感、对增进中日人民的友情起了积极作用。在此前
后，有一批曾参加侵华战争的日本旧军人希望访问中国。周恩来获悉后，即
于1955 年底指示廖承志向正随前首相片山访华的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发出
邀请。1956 年8 月，远藤冲破重重阻挠率14 名前日本高中级军官来访，并
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这些人来华前虽有某种悔罪之情，但对我仍有
较大的疑虑和偏见。由于周恩来等领导人亲自做工作，加上访问中亲眼目睹
新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亲身感受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宽宏气度，他们深为感
动，纷纷表示要为促进日中友好而努力。其中不少人后来一直活跃在日中友
好运动的第一线，有的还成了坚定的骨干。昔日的侵略军人变成了友好使者，
这一事实显示了周恩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巨大精神力量。
如果说周恩来在处理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时总是从大局出发，向前看的
话，那么，他对日本方面任何企图抹杀或减轻侵华历史及其罪责的言行也是
毫不姑息的。因为只有不忘前事，才能以之为师，正确处理后事。他对田中
首相一段话的批评就是这种态度的典型表现。当时，田中正为谈判两国关系
正常化而访华。他在周恩来的欢迎宴会上致辞时就日本侵华的历史说道：“遗
憾的是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
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周恩来在同田中会
谈时针对这段话坦诚指出：“田中首相表示对过去的不幸的过程感到遗憾，
并表示要深深的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添了很大的麻烦’这一
句活，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感。因为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添麻烦’，
‘麻烦’在汉语里意思很轻。”田中解释道，“可能是日文和中文的表达不
一样。从日本来说，‘添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保
证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他表示，“如这样的表达不合适，可以
按中方的习惯改。”最后，中日联合声明对这个问题作了如下表述：“日本
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责任，表示深刻的
反省。”这就较好地体现了愿以前事为师的精神。现在，由于双方共同努力，
中日间历史问题的处理已基本告一段落，但尚未完全解决。日方不能正确对
待过去军国主义侵华那段不幸历史的情况仍时有发生，常常影响着两国关系
的健康发展。因此，如何继续本着周恩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精神处
理好这些问题仍然是对日工作的重要任务。
如今，中日友好的高楼已经矗起，两国之间的关系正在继续发展。我们
缅怀周恩来为此所作的历史性贡献，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学习、继承、发扬他
的外交思想、风格和艺术，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