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必须同步地协调发展。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文化
建设，如果脱离对方片面、孤立地发展，都会带来不利后果，不仅不能满足
人民的全面需要，并使自身的发展受到局限。
在国家建设中，周恩来指出经济建设要处于中心的、首要的位置，文化
建设不能挤占经济建设的人力、财力、物力，不能超越经济建设的发展而发
展。人们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教育、科学、文学艺术等精神
劳动。对于那种脱离实际、急躁冒进的“大办教育”、“大办文化”，他曾
多次提出批评。
但是，周恩来也一贯重视文化建设对经济建设的促进作用，文化建设搞
不好，必然会拖经济建设的后腿。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
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文化建设中，除了教育，还包括文化艺术、科
学、卫生、新闻、出版等。这些都与经济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要
进行经济建设，文教工作就必须加强，决不能削弱”，也“不应该把文化建
设看作是将来的事，不能等待，现在就应着手。”
文化建设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对人才的培养。新中国建立之初，面临
着恢复和发展生产，巩固和建设革命政权，改善人民生活，准备进行有计划
的经济建设等十分艰巨的任务。周恩来及时指出，要完成这些任务，需要许
多条件，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条件是人才、干部。他说：“我国要建设，干
部、人才就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其他条件都具备，缺乏干部、人才，也
是不行的”。“培养技术人才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必要条件”。周恩来从战略
的高度，一再提醒全党要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认为：今天我
们国家“最大的不足是知识分子不足”，国家“需要人‘急’，需要才‘专’。”
1951 年，周恩来在政务院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反复强调要大力培养
建设人才。因为“人才缺乏已成为我们各项建设中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不
论在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还是在巩固政权方页，我们都需要人才。这两年
我们常说，只要我们的工作开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了。任何了一个部门工作一开展，马上就会提出专门人才、技术人才不够的
问题。水利部只治一道淮河，就感到工程技术人才不够”。
怎样培养国家建设所需的人才？周恩来强调，培养国家建设所需要的人
才，不能单靠某个方面或领域的工作，必须通过全社会和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他主张，必须从全局出发，统筹规划各部门的人才培养。除正规的小学、中
学、大学以外，“要重视工农速成学校和各种业余补习学校，把工农速成学
校和业余补习学校放在与其他学校同样重要的地位”，企业部门也可举办短
期的训练班。对训练内容周恩来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在1952 年7 月25
日第146 次政务会议讨论劳动就业问题时说：“过去我们举办的训练班一般
都是进行政治训练，讲‘猴子变人’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常识。今后的任何训
练班，都应该有业务训练，像革大一类的政治学校，今年下半年也应加强业
务与技术训练”。这一切的最终目的，也就是培养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各方面
人才。
周恩来关于经济文化一车两轮的思想，关于发展教育培养人才以适应国
家建设发展需要的思想，在当时的国家建设中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产生了
重大的积极影响，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外交篇
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处理朝鲜停战谈判问题
1950 年10 月3 日我出兵朝鲜之前，周恩来同印度大使谈话时指出：如
果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并
重申，“我们主张和平解决，使朝鲜事件地方化”。但是狂妄的美国军政领
导人无视我国的严重警告，悍然令其军队越过三八线。我志愿军才不得不出
动。可以说，我参战的目的就是为了争取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和平解决朝鲜
问题，也就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所以，在12 月7 日，即在第二次战役后，
周恩来就手拟了停止栩鲜冲突的条件。这说明他的深谋远虑。
1951 年l 月11 日，美国突然向我提出了停战谈判的建议，要求在钥鲜
立即安排停火。周恩来敏锐地分析了当时的战争形势：志愿军已经连续进行
了三次战役反攻，将美军赶到了“三七线”，解放了汉城。美国的战略重点
在欧洲，不愿也无力向朝鲜投入更多的兵力，并且担心再打下去，不仅可能
失败，而且可能被撵出朝鲜半岛。为避免彻底覆灭，美国急于停火谈判。他
认为，尽管这时谈判对我方有利，但还不到火候。周恩来一是考虑到美军和
谈并非有诚意，是一种缓兵之计，二是想争取更大的战果。他向毛泽东作了
汇报并征得同意后，调去了大批部队，又组织了大的反击，经与敌人在“三
八线”上反复争夺，最后把战线稳定在了“三八线”附近。
1951 年6 月30 日，第五次战役刚刚打完不久，“联合国军”总司令李
奇微奉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命向我方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同我方举行停战
谈判。
周恩来认为时机成熟了。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军速胜是不可能的，因此
当客观上出现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可能性时，我们应抓住这个时机，一方
面准备持久作战，一方面与敌人举行停战谈判，争取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作为帝国主义的头号大国，美国是很傲慢的。谈判一开始，它就横生枝
节，不断挑衅。面对这样的对手，周恩来要求我方坚定地理直气壮地坚持原
则，力争停战条件公平合理，符合国际公法，有利于朝鲜问题最终的和平解
决；同时又从全局出发，在不损害根本原则的前提下，在具体问题上作一定
的妥协，以避免谈判破裂，推动达成协议，实现停战。
当时，停战谈判主要围绕四个问题。一、确定军事分界线。在这个问题
上，我们主张维持反映双方军事力量基本平衡的状态，挫败了美方蛮横索取
朝鲜北部大片领土的野心。二、停战的安排与监督。在这个问题上，我方坚
决拒绝了美方借机干涉我内政的图谋。三、关于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等
问题。我坚持停战协定中应规定召开高一级政治会议加以讨论，美方最后勉
强接受了。在上述三个问题上，我方也作了一定的妥协。四，战俘遣返问题。
这是谈判中斗争最复杂最激烈的问题。
停战后双方交换全部战俘乃国际惯例。1949 年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
公约》也有明确规定（即实际战事停止后，战俘应即予释放并遣返，不得迟
延）。因此，交换战俘本应是个简单的次要的问题。但美方与李承晚集团公
然践踏国际公法，强扣战俘，并假手这个问题阻挠停战协定的签订达一年半
之久。其实质是美方是否下决心停战的问题。
美方从四个方面向我施加压力：一、在会场上炮制“一对一”交换。“平
民顶战俘”等谬论，拒绝全部遣返我方被俘人员。为迫使我方接受其极端无
理的要求，动辄单方面休会，十分无礼。二、操纵联合国通过相应的决议，
以壮声势，欺骗舆论。三、在战俘营中制造多起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并对我
战俘人员进行“甄别”，强迫刺字、按手印、写“血书”、转移营地、谁要
求遣返即遭毒打、截肢或杀害，甚至挖心割肉，以恫吓其他战俘。四、在上
甘岭地区发动攻势，继续进行细菌战，加紧轰炸中国边境城市，扬言要扩大
战争。
我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上甘岭战役，我一个半月歼敌2。5 万，
美方大惊。我方宣布准备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时为止。对美方进行
细菌战、轰炸我领土的强盗行径，周恩来提出强烈抗议。对美方叫嚷要蒋介
石集团出兵在朝鲜后方两栖登陆，我作了准备。对美方强扣和虐杀我被俘人
员的暴行，周恩来和我代表团发表声明详加揭露，并以我广大被俘人员可歌
可泣的反抗和斗争证明美方所谓的“强迫遣返”是站不住脚的，是彻头彻尾
的谎言。联合国大会在1952 年12 月3 日通过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企图迫
我接受。周恩来致电联大主席，指出这是在战俘问题上以强迫扣留的“原则”
为基础的决议，支持了美国的错误立场，是在中朝没有参加的情况下通过的，
因此是非法无效的，中国人民坚决反对。
周恩来和我方代表团的坚定立场使美方骑虎难下。“联合国军”总司令
克拉克的谈判顾问、美驻日大使穆菲惊呼，战俘问题是美国的“弗兰肯斯坦
因”（在一部有名的英国小说中，一位生理学家制造了一个怪物，名叫做“弗
兰肯斯坦因”，最后自己被这个怪物所毁灭）。这正像当时周恩来分析的，
艾森豪威尔本欲做出强硬姿态吓人，殊不知人未吓倒反吓倒了自己。因此，
艾森豪威尔新政府上台后不久，从总的战略出发，不得不改变那种破坏和拖
延谈判的政策，开始实行转弯。1953 年3 月28 日美方提出先交换伤病战俘
就是一个信号。
具有非凡政治头脑和外交眼光的周恩来敏锐地抓住了美方的新动向，同
意交换伤病战俘，并建议恢复谈判。以此为契机，为推动停战的实现，周恩
来指示我方采取了自谈判以来最关键的步骤，也是最大的让步。
1953 年3 月30 日，周恩来提出了“分两步走”的建议，即停战后立即
遣返一切坚持回归的战俘，而将其余的转交中立国，并经过有关方面的解释，
以保证他们的遣返权利能得到尊重。他指出，这一建议并非放弃《日内瓦公
约》的遣返原则，也非承认有美国所说的“拒绝遣返”的战俘，而是为终止
我方被俘人员继续流血而采取的新步骤，以便使在对方恐吓和压迫下心有疑
惧、不敢回家的我方被俘人员的遣返问题能得到公正的解决。周恩来的这一
建议在国际上受到广泛欢迎。
对周恩来提出的把暂时不遣返的战俘交给中立国的建议，美方以存在实
际困难为由加以反对。周恩来又指示我方作出让步，遂同意将他们交由设在
朝鲜非军事区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一定时期，以便他们在不受威胁的情
况下行使被遣返的权利。6 月8 日，双方终于达成最后协议。这一协议虽采
纳了原先印度向联大提出的有关提案中的某些步骤，但与该提案也有很大的
不同。印度提案要把最后剩下的战俘交联合国处理，而联合国当时是交战的
一方，这是我方所不能接受的。况且，当时美方气焰尚高，还不想真正作战，
只是要逼我就范。周恩来认为，如果我们那时让步而接受印度提案，就等于
在压力下示弱，正中美国下怀，这是不可取的。
停战后，战俘问题仍是斗争最尖锐的问题。美方出于反共和给中国与朝
鲜抹黑的方针，伙同李承晚，蒋介石公然违背停战协定的有关规定，把我被
俘人员交给李、蒋集团编入军队。对这种强盗行径，周恩来提出了最强硬的
抗议，表示一定要追究到底。他提出，鉴于美国的侵略政策所造成的国际紧
张局势，召开政治解决朝鲜问题的五大国会议更加必要。后来，这一会议于
1954 年4 月在日内瓦举行，新中国首次以大国身份参加，由周恩来总理兼外
长亲任代表团团长。
总之，在战俘问题上，我方同美方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坚持了应予全部
遣返的原则，但从实现停战的全局利益出发，在遣返的步骤，时间和方法上
作出了必要的让步。可以说，在整个停战谈判中，周恩来做到了该争的据理
力争，可让的或不能不让的，看准时机让。对如何掌握让步的程度和时机，
周恩来明确指出：美国蛮横无理时不能让步，虚张声势时不能让步，不起作
用时不能让步，让步必须能扭转局势。当行则行，当止则止。
宣传自己结交朋友——1954 年日内瓦会议上接待各方记者
1954 年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中、苏、美、英、法
都派代表团参加，引起广泛注意。周恩来规定，除新闻发布会外，外国记者
同中国代表团接触，一律通过新闻办公室。
周恩来对接待外国记者的工作，作了五条原则指示：（1）来者不拒，区
别对待；（2）谨慎而不拘谨，保密而不神秘，主动而不盲动；（3）记者提
问，不要滥用“无可奉告”，凡是已经决定的，已经公布的，经过授权的事，
都可以讲，但要言简意赅，一时回答不了的，记下来，研究后再回答；（4）
对于挑衅，据理反驳，但不要疾言厉色；（5）接待中，要有答有问，有意识
地了解情况，有选择有重点地结交朋友。
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时，台湾国民党中央社驻巴黎记者王家松要求参
加，被我有关人员拒绝了，并准备同“新闻之家”交涉，追回王家松的记者
证。理由是中央社是台湾的官方机构，要警惕他在日内瓦制造“两个中国”
的假象。周恩来事后得知此事，他说，不能抽象他讲警惕，警惕要有事实根
据，没有事实根据的警惕是主观主义，就会变成自己制造紧张，给工作造成
损失。蒋介石的基本政策，也是坚持一个中国，但他所坚持的是只有一个“中
华民国”。美国顽固支持蒋介石，一直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现在怎
么样：瑞士早就同我们建交，杜勒斯不得不同我们一起开会，这里哪有“两
个中国”的影子？来了一个中央社记者，怎么就会造成“两个中国”的假象
呢？对于蒋介石来说，他对这次会议很不安，美国当然会向他通气，但他信
不过。他派个记者来，显然是为了便于进行现场观察，观察我们，也观察美
国。让他了解一些第一手的真实情况，这对我们很有好处。把人拒之门外，
这于情理不合。
事后，周恩来还关照我有关人员，在我们的记者中找一位便于同王家松
接触的同志，向他作些解释，告诉他，今后如愿参加我们的新闻发布会，我
们欢迎，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酌情帮助。但要注意，同他接触，一定要掌
握好分寸，不能过头，要顾及他的处境，不要使他为难，更不能让他丢掉饭
碗。
当时的新闻办公室设在宝瑞华旅馆，来访的外国记者很多，有时应接不
暇。他们着重询问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周恩来对此早有预见，事先就让有关
部门编写了介绍中国情况的材料。此外，还带去了国内出版的外文书刊。有
了这些材料做依据，对外国记者提出的问题，基本上都能回答。周恩来指定
人进行了检查，认为没有差错。同时认为我方接待外国记者的方式还太呆板，
还只是“守株待兔”式的，效果还不很大。他提出可以为友好的记者举行小
型宴会，为一般的记者举行大型冷餐招待会，请他们吸中国烟，喝中国酒，
吃中国菜，边吃边谈，让人感到无拘无束，轻松活泼。这不是吃吃喝喝，是
为了便于你们宣传“自己”，了解对方，结交朋友。这三者结合起来，才能
更好地执行我们的外交政策。
不久越来越多的西方记者询问中国的外贸情况，我们准备的材料不能满
足他们的要求。周恩来说，让雷任民（外贸部副部长）当代表团的顾问，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