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在中南海勤政殿开会，由周恩来主持会议并主持起草‘共同纲领’。在整
个会议过程中，他非常重视民主党派代表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的意见。”
周恩来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他总结自己长期的工作经
验，提出了“勤学、勤业、勤交友”的“三勤”方针。在交友上他更强调要
交诤友、畏友。所谓·‘畏友”与“净友”，就是说，“他敢于提出不同意
见，敢于批评对方的短处，习惯了就不是畏友而是净友了”。他还要求“党
内外应该相互多交朋友，特别是共产党员应该主动多交党外朋友。每个共产
党员都得有几个党外朋友来往，可以多交新朋友，也可以有些固定的朋友，
能够反映一些意见，敢于提出意见的。”而周恩来本人在这方面的典范事例
更是不胜枚举，坚持一生，乐此不倦。交友的目的在于广泛地团结盟友。在
这方面周恩来表现了共产党人的赤胆忠心，与朋友真正做到了肝胆相照。他
不仅认真听取各种朋友的批评建议，还要求党外人士做到“知无不言，言无
不尽”，使他们在各种会议上敢于说话，还要求对盟友的意见“哪怕只有一
分是对的都应接受，然后再对不正确的部分加以分析批评。这就是以斗争求
团结的方法。”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朋友，在共同战斗的
几十年中能够做到甘昔共尝，并肩前进。
周恩来对盟友以诚相待，还特别表现在他对盟友政治上关心，生活上关
怀，抗战胜利后，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因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
主，于1946 年7 月中旬在昆明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周恩来闻讯后，立即
向园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国民党惩办凶手，安莽死者，通令全国追
悼，抚恤死难者家属。接着又在上海记者招待会上，含愤发表声明，谴责国
民党杀害李、闻的罪行，指出这，赤课裸地暴露了国民党特务残暴的法西斯
本质”。稍后，他又发起在上海、重庆等地为李、闻举行追悼会，并亲自为
二位烈土写了悼词。7 月25 日，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因躲避国民党迫害而受刺
激太深，劳累过渡，也突然去世。周恩来得知后，痛心疾首当晚就向党中央
发出了《对进步朋友应多加关照》的电报，提出“今后对进步朋友的安全、
健康我们必须负责保护”。他还面示潘汉年、伍云甫，对进步朋友“要多给
以经济和物资的帮助，政治方面亦需时时照顾”。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教授
因抨击官僚资本被蒋介石下令逮捕，周思来积极奔走，多方营救。马寅初获
释后因经济拮据，生活困难，周恩来又指示《新华日报》全文刊登其《中国
工业化与民主》一文，并付以最高稿酬。1941 年在重庆，著名戏剧家洪因政
治黑暗，生活困难，对前途悲观，举家服毒自杀，被人发现，经抢救脱险。
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派人前往探访慰问，并资助其生活和医疗费用。诸如此
类关心盟友疾苦，急盟友之所急，帮盟友之所需的事例，真是不胜枚举。
正因为周恩来对盟友以诚相待，关怀备至，体贴入微，才使中国共产党
在统一战线中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巨大的凝聚力，使各方面的盟友在潜移默
化中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周恩来曾要求“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
感觉到我们是在领导。”这也是他在领导统一战线中高超领导艺术的经验之
谈。许多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都发过这样的感慨：“文化大革
命”中我们虽然程度不同的受到迫害、摧残，但同共产党合作共事的初衷不
变，在很大程度上是看在周恩来的份上。
值得指出的是，即便对国民党这个阶段性的同盟者，周恩来仍主张同他
们以合作的真诚态度相处。华北事变后，民族危亡加深，共产党首先发出了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但经过十年内战的国共两党毕竟有过血海深
仇，要建立包括蒋介石在内的统一战线，其困难之大是可以想象的。周恩来
却能在这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毅然向蒋介石通函寄语，向他晓之以理，动之以
情：“共产党与红军则亟望先生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
作共同抗日之域”。“天下汹汹，为先生一人。先生如决心变更自己的政策，
则苏维埃与红军准备随时派遣负责代表与先生协定抗日大计。”这封信是在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之前数月写的，当时根本未料将要发生事变。嗣后，西
安事变爆发，把周恩来参与和平解决事变的实践同这封政治书信对照起来
看，充分说明共产党、周恩来态度诚恳，说话算数，信义昭昭，可表天日。
尽管如此，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其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的此强彼弱是随着国际
国内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转化，其一党独裁专制的统治政策始终不肯改变，致
使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的反共摩擦此起彼伏，接二连三，造成统一战线的发
展更加曲折，抗日战争的进行更加艰辛。然而，终究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政策的坚定性、一贯性、灵活性和真诚性的合力作用下，经过这次
统一战线，最终赢得了民族解放的真正实现。
特别重要的是，由于周恩来对盟友以诚相待，感动盟友，能把各方面的
进步人士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实现最大限度的孤立顽固派。这一点，
不仅为中国人民称颂乐道，而且在国际上也受到了很高的赞誉。美国前总统
尼克松曾从内心发出感慨，“周恩来是我深感敬慕的人物”。日本友人称誉
他“具有毫无私心、诚实而又有容人雅量的罕见的品格”。
以理服人打动盟友——使统战对象在不知不觉中为之折服
在统一战线中处理内部事务及多党派相互关系的重要方式只能是政治协
商，而在政治协商中必须以理服人，不能强加于人。
在1946 年1 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第三次会议上周恩来作报告，总结了
阿共两党在抗战开始之前和抗战胜利之后两个时期举行会谈的经验教训，其
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互相商量，不要独断，这就体现着以理服人的思想。周
恩来说，既然是政治解决，就是要互相协议，而不是一方面决定了，通知别
方面去做，这样是无法求得解决的。“此次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对于这一点
若能处理得更好，一定可以树立起一个协商的楷模。过去许多纠纷，常因不
能互相协商，徒然引起隔阂，树立更多障碍，朋友间处理一件事尚不能如此，
何况两党的事，关系国家人民的事！”他强调：“我们希望，在政治协商会
议中，对于国家人民的大事，能在协商的空气中求得解决。”
周恩来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就是“领导群众的基本方法是说服，决不是命
令”，同时靠“领导者起模范作用”。领导群众应该这样，那么，领导统一
战线同样应该这样。周恩来自己正是这样做的，并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许
多爱国民主人士常常是在不知不觉之中，跟着周恩来走，接受了共产党的领
事。著名爱国民主人士胡厥文，在回忆与周恩来的交往时说：他“给人以教
益，却又不自居人师。他思想极为敏捷，但毫不烽芒毕露。。。从没有听到
他对朋友指手划脚，说‘你应该干什么’，他的讲话朴实无华，总是给人以
启迪，使人不愿离席。即使对方一时想不通，他也不强加于人，而是耐心地
不断地做团结教育工作。。，使人在不知不觉之中为之折服”。
周恩来这种以理服人的高超艺术，也深为国际友人所佩服。在重庆的美
国驻华大使馆外交官谢伟思曾回忆道：周恩来“试图使我们赞同他（和他的
党）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他对这些看法是深信无疑的。但是，他这样
做靠的是冷静的说理，清晰的措词，温和的谈话，广博的历史和世界知识，
以及对事实和细节的深入的了解，人们会被说服（或受到教育），但不会被
压服，也不会因为持不同意见而受到责怪。”
依靠这种平等待人、以理服人的工作，周恩来常常使许多党外人士不顾
个人安危；克服各种困难，为革命事业做出重要贡献。党外著名爱国民主人
士、救国会领袖“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抗战初期在大后方开办了数十家
“生活书店”，宣传抗日民主思想。国民党中央多次用威胁利诱办法，要生
活书店与国民党官办书店“合营”，都遭到邹韬奋的断然拒绝。而周恩来要
邹韬奋派生活书店人员去解放区创办“华北书店”和“大众书店”，邹韬奋
却认真实行。1941 年，邹韬奋还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将生活书店的资金和人
员转移到香港，开辟新的文化阵地，进行抗日民主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周恩来为了扩大我党在学术界的影响，经常参加
有许涤新，胡绳、杜国庠、翦伯赞、侯外庐等组织的进步学术工作者组织—
—读书会的活动。当时，读书会把宣传唯心主义的哲学家冯友兰、贺麟视为
对立面。一次，大家正热烈地谈论昔这个话题时，周恩来来了。他听了一会
儿发言后便平静他说：“民族大敌当前，在千千万万种矛盾中间，学术理论
界也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矛盾。我们和冯友兰、贺麟在阶级立场上矛盾固然是
尖锐的，但毕竟不是主要矛盾。当前学术理论上最危险的敌人，是国民党右
派的妥协投降理论，我们斗争的锋芒应该对准陈立夫的《唯生论》。”一席
活，大处着眼，小处入手，把大家说服了。他还强调，学术上的是非真伪，
要通过深入研究，充分讨论，详尽说理来解决，切不要强加于人。强加于人
不仅达不到目的，相反还会失去群众。
建国后，周恩来特别强调，由于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党员干部在许多
统一战线组织中担任领导，所以，更应注意这个问题。
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周恩来主张“有关改革问题，要根据群
众的意愿，经过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协商，取得上层人同意后再去进行。在
协商过程中，必须用道理说服人，不要强加于人”。这段话虽然是针对少数
民族地区改革问题讲的，但其基本精神，完全适用于对其它重大问题的政治
协商。似理服人的好处就在于理愈辩愈明，真理总要在几种不同意见的比较
中得到补充和完善，在不断的斗争中得到发展，那么，无论是解决东南亚诸
国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还是处理国内事务，周恩来总是深入浅出地讲清道
理，以理服人。
积极引导帮助盟友——在统一战线内部集中各党派的进步性
在统一战线这个队伍里，各方面成员的立场、觉悟和水平差异较大，在
协商人政方针时也难免出现不一致的意见，可能产生一些矛盾。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周恩来特别注意维护团结，引导进步。他曾教导做
统一战线上作的同志：“对统一战线内部暗藏的敌人和敌对阶级的思想影响，
排除出去也是必要的。但排他性不能用在合作的方面。在统一战线内部则要
把各党派的进步性集中起来，要发展他的联合性，使之成为统一的力量，团
结起来，共同对敌。”一旦统一战线的盟友出了差错，周恩来总是积极引导，
耐心帮助，恰如其分地开展批评，立足于推动他们前进，避免粗暴地伤害他
们。
1941 年，苏德战争爆发前夕，苏联与日本在4 月13 日签订了《中立条
约》，国民党CC 派头子通过一位民主人士起草了一个声明，攻击苏联和斯大
林。几位救同会的领导人不明真相，也在声明上签了字并公开发表在报纸上，
造成了很不好的国际影响。周恩来和董必武第二天就约请黄炎培、左舜生、
章伯钩到黄炎培的寓所，再三向他们说明苏、日签约是苏联的一贯政策，不
影响对华关系；中国抗战主要靠自己，苏日条约并不影响我们抗战；要谅解
苏联的难处，不能因此损人中苏关系。周恩来的一席话使这几位民主人士认
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尽可能挽回了影响。在此后的合作中，他们很注意大局，
特别尊重共产党的意见。
周恩来历来主张“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对党内严格，对党外宽厚；
对党外朋友既要推动他们进步，又要从实际出发，不能勉强。他曾说过：“我
觉得一个人的进步要等他自觉地认识以后才最可靠。”1945 年，中共南方局
准备领导大后方文化人整风，这将是比较尖锐的思想斗争。当时周恩来在延
安，便同董必武联名致电在重庆主持工作的王若飞，认为大后方整风只能限
于党内，不能扩大到党外文化人，电报指出，积极引导党外文化界人士参加
和推动人后方的民主运动，就是很好的整风：不能以在延安的要求来作为衡
量大后方文化人工作的标准。这是周恩来和董必武从当时当地的条件出发，
对大后方党外文化界人士的帮助与爱护。
周恩来经常强调对中间党派和团体的统战工作要坚持经常性、长期性和
计划性；交朋友要认真和真诚，不是泛泛之交；要同甘苦，共患难，争取长
期合作；对于进步力量，要帮助他们发展，把他们的发展看做是统一战线力
量的发展；既要照顾他们的利益和要求，也要对他们的妥协行为予以批评帮
助。例如，皖南事变之后，蒋介石为了压迫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采取拉拢
其他党派的办法，企图孤立中国共产党。2 月20 日，蒋介石宴请各党派参政
员，表示同意成立各党派委员会，并提出增加委员的人数，企图拉拢中间党
派。于是一些中间党派产生了幻想。黄炎培等会见周恩来和董必武，希望中
共再做一次让步，出席本届参政会。周恩来耐心地向他们解释了中共的立场，
并提醒他们要认清蒋介石的政策，不要上当受骗。
在各个党派中，有的党派是右翼的，有的党派上层不好，有一些党派提
出了一些错误主张，周恩来和中共南方局针对不同的情况予以批评帮助。右
翼党派只要有某一点和中共主张相同，就支持某一点；有些派别上层不好，
就批评上层，影响下层；有些派别主张的办法是进步的，但其政治方针是错
误的，就赞许其进步措施，批评其错误方针。总之，批评的目的，是为了使
这些派别或团体能得到进步和发展。周恩来对统一战线的盟友敢于批评、积
极引导，的确达到了这个目的。
著名爱国老人沈钩儒被誉为“民主人士中左派的旗帜”。他的儿子沈叔
羊在《爱国老人沈钧儒》一书中有《父亲与周恩来》一篇。书中写道：“父
亲在长期的政治生活中，所以能坚定不移地走革命道路，他的思想所以能跟
着时代的步伐前进，这是与中国共产党对他的关怀和帮助分不开的。其中尤
以周恩来同志对他的影响最为重要最为深刻。”著名工商界人士胡子昂说：
“各方面人士一和他接触就敬服他。。他与工商界接触，开一次会，谈一次
话，都令人感动，令人流泪。”‘听周恩来一席话，有胜读十年书之感。”
另一位工商界领袖古耕虞也深有感触他说：“像我这样一个可以说是垄断企
业的资本家，能够逐步地靠拢中国共产党，进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
上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服务，这同周总理对我的教导是
分不开的。”这充分说明，正是由于周恩来的积极引导，热情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