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的情况下，1942 年2 月中共中央派王少春到雅安和刘联系，并设置一部秘
密电台与延安直接通话。王少春每天把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解放区的胜利消
息向刘文辉通报，又把川康方面的军政动态向党中央汇报，从而沟通了延安
与川康的联系。在重庆的八年抗战期间，周恩来在争取刘文辉的同时，又亲
自对潘文华做了大量工作。通过潘手下一个师长彭光汉的关系，派田一平去
担任了由彭出钱办的《华西晚报》的社长，又派黎澍去做总编辑，该报名义
上是支持民盟的报纸，实际上成了共产党的宣传工具。周恩来还派邓锡侯的
同乡共产党员杨伯凯去作邓的工作，向他宣传中共的路线、方针，分析国际
国内形势。通过周恩来的努力，促进了地方实力派的头头向左转，先后接受
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孤立了蒋介石顽固派，为中国共产党在西
南、在四川地区开展抗日民主运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对民众运动，周恩来努力争取党的一切活动机会，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刚刚建立，周恩来就奉中央指示，奔赴山西抗战前线扩
大统一战线，到太原后，他用一切机会，会见记者，给群众作报告，到大学
演讲，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这是积极发动群众的方法。
另外，无论对民族、宗教首领，还是对哥老会的龙头大爷，周恩来在同
他们协商统一战线事宜时，总是根据对方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最
终都取得了发展、巩固统一战线的最佳效果。
千古奇冤大白天下——揭穿皖南事变的实质
1941 年1 月4 日，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九千余人奉命北调。6 日，当
部队行经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队七个师8 万多人的包围
袭击。经过七昼夜血战，终因弹尽粮绝，除两千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7 日，周恩来在重庆获悉新四军陷入重围时，立刻向张冲提出严重抗议，
接着又向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分别提出抗议。他严正声明：
如果不制止对新四军的包围、袭击，“新四军只有突围四出，散于民间，战
于敌后”。
11 日，《新华日报》举行创刊三周年庆祝活动，周恩来到会讲话。正当
他讲话的时候，南方局机要员送来中共中央的急电。周恩来看完，紧皱眉头，
立刻用沉痛的语调宣布新四军局势严重。
这时，饭厅里的电灯突然熄灭，四周一片漆黑，过了一会才亮起来。周
恩来意味深长地激励大家：“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他接着说：
“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人，都懂得在光明和黑暗中奋斗。不但遇着光明不骄傲，
主要是遇见黑暗不灰心丧气。只要大家坚持信念，不顾艰难，向前奋斗，并
且在黑暗中显示英勇卓绝的战斗精神，胜利是要到来的，黑暗是必然被冲破
的。”
当晚，他召开南方局紧急会议，研究事变发生后的局势和斗争方针。组
织力量，广泛地向国民党内主张团结抗战的人士以及社会各方面揭露国民党
顽固派的反共罪行。周恩来还写信给蒋介石，要他命令国民党部队立即撤退，
给北上的新四军让路。在这些极度紧张的日子里，周恩来经常通宵达旦地工
作，曾经连续三昼夜没有安枕。
这时，中共中央十分担心周恩来和南方局其他重要成员的安全，来电要
求他们“短期间离渝”。周恩来断然说：我要坚持到最后。
17 日晚，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通令，反诬新四
军“叛变”，悍然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声称要把被扣的叶挺军长交付军法
审判。至此，国民党就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到了顶点。
周恩来得知后，立刻义愤填膺地打电话给何应钦，痛斥他：“你们的行
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
民族的千古罪人。”随即又驱车到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处，当面提出质问和
抗议。
当晚，南方局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召开会议，仔细分析国民党命令公布
后的局势，研究如何向国统区人民和全世界揭露国民党顽固派这一破坏团结
抗战、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决定在《新华日报》上刊登周恩来为皖南事变
所写的题词。
那时，国民党有着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报纸稿件都需事先经过审查，
有关皖南事变的记载全部被扣。就这，国民党还不放心，那天晚上十点多钟，
新闻检查所派人来到《新华日报》社，坐等审查第二天报纸的大样。为了对
付检查，报社准备了两种不同版面：一种是给检查所来人看的，上面没有周
恩来的题词；另一种刊登有周恩来题词手迹。周恩来在红岩办事处把题词写
好后，派副官立刻送往报社，并且指示：要报社加快编排和制版，组织好发
行力量，务必抢在第二天各大报发行以前，将报纸送到广大读者手中。题词
共两条。在第二版占六栏地位的是：“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在第三版占
五栏地位的冷首诗：“千古奇冤，江南一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这满含悲愤的25 个字，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一下子揭穿了皖南
事变的实质，表达了对国民党顽固派最强烈的抗议。
第二天黎明前，报社就把印好的报纸包在铺盖卷里，装在箩筐里，从红
岩后山偷运进城，送到读者手中。当国民党顽固派发现市面上出现印有周恩
来题词手迹的报纸时，大批报纸早已冲破山城的浓雾传遍了全城，轰动了整
个重庆，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2 月2 日，毛泽东从延安致电周恩来：
“收到来示，欣慰之至，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王。”
周恩来和南方局组织的反击是有力量的。更多的人看到：这次是国民党
把事情做到如此绝情的地步，因此破裂的责任完全在蒋介石方面，人们把同
情越来越多地转到中国共产党方面来。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董必武联名
致电中共中央，提议实行政治上的全面进攻，进一步打击国民党顽固旅的反
共气焰。中央采纳了周恩来、董必武的建议。
为了实现政治上的全面进攻，广泛争取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周恩来、董
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人频繁与黄炎培、沈钧儒、邹韬奋等知名人士接触、交谈；
黄炎培等又召集其他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讨论时局与皖南事变问题。2 月6
日和21 日，周恩来两次与冯玉祥见面，向他谈到时局问题，表示很难过。冯
玉详在日记中写道：“我说为国相忍的大道理。周先生这个人识大体，明大
义，同时又很能忍耐。”冯还对左右说：新四军抗战有功，妇孺皆知，此次
被政府消灭，政府方面实际有方法能挽救人民的反对。侯外庐、翦伯赞去看
周恩来，问他：“国共会不会从此破裂？抗战会不会因此就被夭折？”周恩
来微笑着说：“党的方针，就是争取时局的好转，但同时还要准备更坏的局
面出现。至于抗战能不能继续下去，那决不是蒋介石一人所能决定的。”侯
外庐和翦伯赞都表示；“如果离开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解放事业就没有保
证；无论局势如何困难，一定要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到底。”黄炎培表示：不
论事情经过之是非，当局如此措置绝对错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连
杂牌军和地方实力派中多数人也感到新四军的被解散即是解散地方势力之先
声，因而表现恐慌并对共产党深表同情。对人心的这种变化，毛泽东在2 月
14 日致电周恩来时作了这样的估计：“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
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
在开展国际统一战线方面，周恩来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他指示南方局工作人员和《新华日报》记者，同外国记者与外交官联系，
尽快地把江南惨案的消息告诉他们。外国记者根据中国共产党方面提供的真
实情况，向各国发出报道。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首先于1 月21 日自香港向
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发出了关于皖南事变的新闻稿，不久，另一名美国
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在《美亚》杂志等报刊上发表了有关国共两党
危机的通讯。无论蒋介石如何封锁消息，钳制舆论，他们围歼新四军的真实
消息仍迅速在国内外传播开来，使蒋介石集团遭到海内外人士的同声谴责。
周恩来亲自到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寓所，向卡尔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英
国政府收到驻华大使报告后，告诉蒋介石：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2 月
中旬，周恩来又会见美国总统罗斯福代表居里，揭露皖南事变真相。居里向
蒋介石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
政等各问题不可能有何进展。周恩来还向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崔可夫转达中
共中央关于清苏联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接济的意见，崔即以驻华武官的
身份先后拜会剿灭新四军命令的签署者、国民党军队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与
白崇禧，当面谴责国民党军队在大敌当前，正在进行反侵略战争的时候，竟
蓄意进攻抗日的新四军，屠杀自己的士兵和军官，真是咄咄怪事，表示要将
这一情况向苏联政府报告，以此向蒋介石暗示，“他对共产党军队采取的敌
对行动，并非没有引起苏联方面的注意”。由于苏、美、英等国对蒋介石集
团施加了压力，遂迫使其反共和分裂的行径不得不有所收敛。
蒋介石集团原想以反共来停止日本的进攻或换取与日妥协。实现日蒋联
合剿共。但是，在其发动皖南事变后，却引来了日本对河南的人举进攻。原
来，日本帝国主义急于同希特勒德国遥相呼应，扩大法西斯侵略战争，加快
实行“南进”，因而决定“不依赖国共纠纷，而是依赖自己力量解决中同事
件”。再说，日本人也不愿意八路军、新四军进入华北，因为华北是其根据
地，蒋介石驱逐共产党军队去华北，破坏日本利益。于是日本调集五个师团
的兵力，在1 月26 日发动豫南战役，将国民党军队15 万人包围于平汉路以
东。这就给蒋介石集团泼了一瓢冷水，使之不得不撤回剿共大军而抵御日军
进攻。蒋介石集团的剿共计划被打破了，也只好被迫同共产党谋求某种妥协。
为了争取主动，打破僵局，周恩来在政治攻势产生巨大影响的情况下，
又给蒋介石集团一个台阶，提出了解决皖南事变的12 条临时办法，包括：立
即停止企图向我军进攻；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中共及各党派之合
法地位；承认陕甘宁边区之合法地位；承认敌后之民主政权；释放叶挺，回
任军职；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经过一番斗争，蒋介石理亏词穷，不得不
于3 月14 日约见周恩来，作出缓和国共两党气氛的姿态。至此，国民党发动
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了。
这一次反共高潮，如果从它的酝酿算起，前后经历了将近半年的时间。
这是充满着惊涛骇浪的日子，国共两党的关系发展到破裂的边缘，问题的处
理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极严重的后果。
周恩来在这些风云险恶的日子里，始终屹立在斗争的第一线，并参与着
中共中央的各项重大决策，多方面地展现了他的品格和才能。他处身于龙潭
虎穴之中，全然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大义凛然，光明磊落，从容沉着，机智
灵活地处理着各种复杂事态，以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巧妙而又恰到好处地
击退国民党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赢得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群众、包括中间
阶层的同情和信任，极富韧性地维系了国共合作的民族统一战线免遭破裂。
针锋相对争取主动——住助毛泽东参加重庆谈判
1945 年8 月15 日，曾经穷凶极恶、不可一势的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
件投降。这样，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浴血奋战，终于赢来抗日战争
的最后胜利，取得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完全胜利。
此时，饱尝了八年战争苦难的全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团结。但是，
国民党却想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继续维持一党独裁的法西斯统治。他们慑于
舆论的压力，也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内战，又不得不采取政治欺骗的手段、三
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国民党当时估计毛泽东不会去重庆，因
而他们施放谈判烟幕，企图把破坏和平的责任，强加于共产党的头上。
毛泽东洞察国民党的阴谋，为了争取和平，并在争取和平的过程中，揭
露国民党破坏和平、挑动内战的真面目，以利于团结教育广大人民，不顾个
人安危，毅然决定于8 月28 日，在周恩来陪同下，飞往重庆同国民党谈判。
毛泽东的这一行动，震动了个中国。当时重庆山城的群众奔走相告，心
花怒放，把毛泽东的来到，看作“民主中国的曙光”。
28 日下午3 时，接中共谈判代表团的飞机返回九龙坡机场。据《大公报》
记者于冈当时报道：“第一个出现在飞机门口的是周恩来，他的在渝朋友们
鼓起掌来。他还是穿那一套浅蓝的布制服。到毛泽东、赫尔利、张治中一齐
出现的时候，掌声与欢笑声齐作，延安来了九个人。”
正当前来欢迎的各党各派代表彬彬有礼地向毛泽东走去时，那些年富力
强的中外记者一拥而上，把毛泽东团团围住。有的递名片，有的报姓名，有
的提问题，有的抢着同毛泽东握手。而各党各派代表被挡在人墙之外，无法
同毛泽东接近。周恩来一看这种情形，立刻把一个纸包高举在空中，说：“新
闻界的朋友们，”我从延安为你们带来了礼物，请到这儿来拿吧！”这句话
一下子把大群记者吸引过来。周恩来看到毛泽东已经同各党派代表握手交
谈，才微笑着打开纸包，向记者——分发“礼物”，原来是从延安带来的毛
泽东的书面谈话。谈话中说：“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
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现
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
当晚8 时，蒋介石在林园官邸举行欢迎宴会，重庆谈判开始了。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住在红岩办事处。毛泽东除会客和处理
谈判问题外，还继续领导全党和解放区的工作。具体谈判，由周恩来、王若
飞同国民党的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进行。
在整个重庆谈判的43 天中，周恩来夜以继日地辛勤操劳，根据毛泽东的
决策，充分发挥他的谈判才能与艺术，积极推动谈判取得进展。他既表现了
坚定的原则性，又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对一些具体问题采取了
灵活的策略。
在谈判中，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军队问题和解放区政权问题。国民党企图
在“统一军令”和“统一政令”的借口下，根本取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和解放区政权。周恩来代表共产党予以严正驳斥，拒绝了国民党的无理要求，
但是为了使谈判能取得成果，也作出了重大让步。在军队问题上，共产党同
意在未实现政治民主化之前，先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并愿将所领导的
军队，按照五比一或七比一的比例缩编为24 个师或至少20 个师，在解放区
问题上，中国共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