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把各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使支援农业能够有效、
持续和不断发展。把一切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使以农业为
基础的方针进一步具体化了。
周恩来以上认识，丰富和发展了他自己在经济恢复、“一五”计划时期
中的农业是基础的思想，不仅对1961—1965 年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发挥了极
为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后来探索如何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产
主了深远的影响。
稳定农业支撑全局——“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以农业为基础
在“文化大革命”动乱的艰难岁月中，周恩来为保持国民经济能够继续
运行、为保证全国人民能够有饭吃，夙兴夜寐，竭尽全力，忘我工作。他曾
对余秋里、谷牧同志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
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设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
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
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这段语重心长的话道出了
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忧虑，同时也表达了以下思想：在经济与政治的
关系上，经济最终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在经济工作的各个环节中生产是关键；
在各项生产活动中处于最基础的地位的是农业。
1966 年上半年，在“文化大革命”动乱到来之前，周恩来正在集中精力
抓北方抗旱防涝工作。1 月下旬至2 月初，他主持召开了北方八省市区抗旱
会议，并于2 月1 日下午作了总结发言。2 月下旬至3 月初，他四次批改《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抗旱防涝，抗灾保畜，争取丰收，为改变我国北方农业
的落后面貌而斗争的决定》。3 月2 日至7 日，他连续几天听取北方八省市
区抗旱情况汇报。在成立北方农业小组时，他担任组长并兼任何北北京组组
长。3 月8 日、22 日，河北邢台地区两次地震，他于3 月9 日、4 月1 日两
次深入灾区部署救灾与恢复农业生产的工作。4 月2 日至5 日，他跑了魏县、
大名、临漳、磁县、成安丘个县的许多社队了解、研究与安排抗旱打井工作。
6 月上旬，他再一次主持召开北方八省市区抗旱会议。当时，他对农业这个
基础的重视及其为之操劳、奔波的精神，可由此见到一斑。
1966 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动乱开始后，周恩来苦口婆心他说，人
民要吃饭，农业生产绝对不能停止。由他主持讨论修改的《再论抓革命促生
产》的《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在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里搞文化革
命，必须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而不能占用生产的时
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1967 年初上海“一月风暴”掀起“夺权”妖风之
后，全国的经济形势急剧恶化。为尽量减轻因“夺权”对农业生产的破坏，
周恩来于3 月14 日提出“迅速建立县一级的‘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
部”，“动员一切力量狠抓农业及其增产措施，狠抓工业、交通、财贸、卫
生、教育等方面工作及其对春耕生产的支援工作”。1968 年以后，周恩来还
亲自过问抗旱打井、防洪排涝、粮棉生产等工作，亲自抓化肥、农业机械等
支农工业的建设。
“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对农业是基础的认识同前17 年对农业是基
础的认识有着一贯性，同时也有着“文化大革命”条件下独具的特点。
“文化大革命”同“大跃进”在指导思想上有许多相同之处。相反，“文
化大革命”对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所形成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则往往是相
悖逆的。周恩来不可能脱离“文化大革命”的氛围，对“大跃进”采取否定
的态度。但是，面对具体问题，如经济计划的平衡、工业与农业的协调发展
等，他总是强调要吸取“大跃迸”的经验教训。对经济调整时期明确提出并
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和
按农轻重次序安排经济计划的原则，他总是理直气壮地强调要在“文化大革
命”经济工作中贯彻实行。1968 年5 月27 日，周恩来会见尼泊尔副首相比
斯塔时说，经济发展的一般途径是先从农业着手，再发展重工业。1969 年3
月24 日，他在全国计划座谈会上指出，贯彻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
的战略思想，就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人不能不吃粮，工业要支
援农业。
“九·一三”事件后，特别是1973 年，周恩来不再是复述国民经济调整
时期明确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的方针、原则，
而是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历史进行分析，对国情进行分析，进一步加深
对农业是基础的认识。1973 年3 月26 日，周恩来指出，发展经济首先还是
把农业摆在第一位，其次是轻工业，再其次是重工业，就是农轻重的次序。
因为人首先是要吃东西、穿衣服。如果粮食国内不能自给，有求于人，那是
很费事的。我国有8 亿人口，进口粮食不仅要忖现款，而且光运输也不得了。
所以，如果我们不把农业搞好，靠什么都是靠不住的，谁也没办法来帮助我
们。1973 年5 月29 日，周恩来要求驻外大使回国后到农村去蹲蹲，好好研
究研究中国农村的问题，这是基本的东西。他说，中国的农业是一门大学问，
要好好学习学习。我们现在所以能够经过“文化大革命”两次路线斗争，反
复不大，经济上能够稳定，就因为是执行毛主席的农业政策，农村还是基本
稳住的。这段分析虽然不可能脱离“文化大革命”的氛围，但暇不掩瑜，它
集中表达了农业稳定是全国稳定的基础的思想。
十年“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是农村还是基本稳定的，如果不是农业基
础还能维持全国人民有饭吃，那么全国的局面也就不可能维持下去，党和国
家也就不可能通过自身调节去渡过危机、迎来新的局面。
1976 年1 月8 日，周恩来累死了。然而，农业是基础，中国的农业是一
门大学问，研究中国农村问题是基本课题，这警世之句却时刻警醒着当代中
国。
机械手工不能偏废——发挥手工业对现代工业的助手作用
我国手工业者中和手工艺界流传着周恩来和章水泉交往的故事。
建国初期，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赴国外访问。在参观中，周恩来
发现有一床箴丝蚊帐，其丝如纱，其质如金，可叠，可开，十分柔和。他用
手轻轻抚弄着，赞不绝口。陪同的外国政府首脑告诉周恩来，这是你们中国
人做的！周恩来喜出望外。回国后，周恩来电询全国，寻找它的作者。终于
在湖北省广济县找到了。它的作者是章水泉。
章水泉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穷蔑匠。他世居湖北武穴镇。自幼以竹器技艺
为生。他制作的竹器结构严谨，式样美观，小巧玲珑。如驰名遐迩的武穴竹
椅，椅靠上刻有落花兰草或花鸟虫鱼，竹节对衬，坚实不松架，料质处理好，
虫不蛀蚀，经久耐用。他精心制作的百余种竹器工艺品，不仅继承了我国民
间竹器工艺的优良传统，而且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为国内外人士称赞。
周恩来了解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李先念，称章水
泉是“了不起的人物”，要特别爱护。李先念立即派人将章水泉接到省城，
关怀备至。在武汉，章水泉不遗余力地传艺带徒，使其技艺后继有人。党和
人民政府对章水泉十分信任，选举他为湖北省政协委员、武汉市工艺美术专
业联社理事会副主任等职务。此后，他的竹器作品曾刊登在《人民日报》《人
民画报》及苏联的《真理报》、香港的《大公报》等近20 种报刊上。他卓越
的艺术造诣受到很高的评价，新华社曾报道说：”据有关美术工艺研究专家
认为，被称之为竹器之王的章水泉把我国明代传统艺术用到竹工上来，给人
感受端庄、典雅、大方。牢固不显粗笨，精巧不失单薄，具有实用和欣赏双
重价值。”
每次周恩来到武汉，不是委托人看望章水泉，就是专门打电话慰问他。
章水泉总是激动地回答：“我很好！总理好么？”直到1962 年章水泉去世，
周恩来一直与章水泉保持着纯朴的友谊。
周恩来与一个普通的竹器艺人交往的故事，不仅反映了他人民公仆的本
色，而且反映了他对传统手工业及其手工艺的重视。周恩来指出，我国手工
业很发达，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为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服务方面起
着积极的作用，是现代工业的有力助手。他还认为，传统手工业反映着我国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其工艺成就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这则是现代工
业所无法替代的。周恩来曾多次过问手工业的生产与手工艺品的出口。
50 年代，在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周恩来指出，手工业的社会
主义改造不能影响手工业的生产和手工艺的发展。他说，手工业在社会主义
改造以后，品种只许加多，不许减少！货色只许更好，不许变坏；技术只许
提高，不许降低。他要求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必须根据手工业的特点，实
行正确的政策：第一，在手工业劳动者组织起来以后，要充分利用地方原料，
利用废品废料，增加产品品种，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生产更多更
好符合国家和人民需要的产品。第二，注意保持过去手工业者十分关心他们
自己的产品质量和市场销路的优点。凡是不宜于集体生产的，就应该保持分
散生产的形式。其产品大部分应该由手工业合作社或者手工业者根据原有的
市场联系和新的市场需要，自己推销。第三，注意某些手工业在手工艺方面
所具有的特殊性质和历史传统，在合作化以后，必须使它的工艺水平更加提
高，优良的历史传统能够保存下来并且得到发扬。有些特殊好的手工业和手
工艺业，如果一时不易组织合作，就让他们单干。上述思想，周恩来在1956
年1 月30 日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9 月党的“八大”会议上，都作过详
细的阐述。
上述思想，既体现了周恩来一贯的科学的求实精神，也反映了他对发展
中国手工业及手工艺的胆识与智慧。
“文化大革命”动乱中，周恩来多次呼吁要保护和发展传统手工业和手
工艺，要保持自己的特点，机械、手工不能偏废。1966 年夏秋，广州交易会
展厅里展出了许多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工艺品，如山水风景、花鸟虫草、古
装人物、古仕女图等。当时云集广州的全国许多地区造反派声言要到广交会
展厅去“破四旧”。对此，周恩来指示，在广交会门前张贴国务院布告，保
证广交会正常进行，不准冲击广交会。周恩来还派廖承志等来临广交会做造
反派的工作。经过多方努力才制止住造反派冲进广交会。
1967 年春季广交会遇到了同样的麻烦，军管会控制不了局面。4 月14
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林彪，指出：“考虑到目前各院校和机关造反派多
忙于内争，因而影响了广州交易会各公司、各馆的内部领导，并与地方各造
反派形成派别（这种情况，现在北京大中学校和机关亦已出现，中央文革正
在讨论此事），如不立即劝阻，对明（十五）日开幕，极为不利。”为保证
广交会顺利开幕，他飞赴广州作说服工作。
1972 年4 月9 日，他在接见交易会代表时，针对“文化大革命”对传统
手工艺产品出口的破坏，十分痛心他说：“过去能搞的，现在为什么搞不出
来？我对此非常难过。”中国人民有传统手工艺，时间长，要保持自己的特
点，木刻，象牙划，这些好的传统很难学，带徒弟要好多年才能培养出来，
这个东西没有人与我们竞争嘛！但是都被极左思潮打掉了。”他认为手工业
都组织起来，不仅可以发展城市里弄家属工业，农村也可发展，生产发展了，
收入也可增加。他说，手工艺反映着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杰出才能，不管多精
密的产品，最后一道工序还是要手工，电子计算机、半导体、核试验、卫星
上天，越是精细的，最后都要现场进行不止一次的检查。他要求尽快恢复与
发展传统手工艺产品的生产与出口，“应该把土特产、手工艺搞上去”，“今
年开始，每年都要提倡”。周恩来上述思想主张，不仅在“文化大革命”特
殊条件下对保护和发展传统手工业和手工艺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且对
指导以后我国传统手工业和手工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胸中有数决策有方——办具体事要记具体数字
古代军事家孙子说：“多算胜，少算不瞅，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
胜负见矣。”古代政治家苟子说：“量地而立国，计利而言民，度人力而授
事：使民必胜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必时藏
余，谓之称数”。军事家只有多方计算、掌握具体数字、知已知彼，才能使
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管理国家、建设国家，也只有掌握具体数字，成竹在胸，
才能尽量避免决策失误。
周恩来抓经济建设十分重视掌握具体数字。他常说：“毛主席听汇报看
文件只记几个大数就够了，我是办具体事的，要记一些体数字。”
在资源方面，他用人多地少的数字说明建设国家的困难和珍惜资源的重
要。1957 年3 月，他说：“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几个数目字，就说明不是轻
易可以建设得好的。六万万人口的国家，这样多的人口的国家，而我们现在
可耕地只有十六万万亩。拿我去过的南亚的一些国家来比，只有东巴基斯坦
那个地方人口密，耕地比较少，跟我们几乎相等。除那个地方以外，没有任
何一个国家比我们耕地少的，都比我们耕地多，有的多了一半，有的多了几
倍。我国人口跟可耕地面积比，平均每人不到三亩。城市人口不算，三亩多
一点。”他认为，我国这样一个农业的基础，来供养我们现有的人口，来建
设工业，就有困难，如果不艰苦奋斗，那不是轻易可成的。1963 年，他指出，
我国资源有两个很大的弱点：一是耕地少，不到16 亿亩，在全同土地总面积
中不到12％；二是森林覆盖率低，不到全国土地总面积的10％。他以此教育
大家珍惜资源、合理利用资源。
在人口方面，他用生产和消费的数字比较说明计划生育势在必行。他指
出，人多给安排劳动就业带来若干困难和限制，如果充分就业则影响衙金有
机构成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多消费需要的量就大。衣食住行，首先是
食，我国人口现在乎均每年增长2％左右，每年增加1000 多万人，这是一个
可观的数目，而我们的粮食平均每年增长3％左右，增长量并不大。”1963
年，周恩来指出，过去15 年，出生的婴儿共有22500 万人，每年都要安排就
业升学。1 岁到15 岁的是已经存在的，就够我们为之奋斗的了，再发展下去，
包袱越背越重。这就要大家计划生育，以控制人口过度增长。
在氏族关系方面，他用相对数说明了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的重要性。1956
年5 月，他指出，中国汉族占总人口的94％，其他民族占6％。但是，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