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少出差错；出了差错也能较快地发现和改正。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
然心向往之。”我们不能苛求每个领导都要有周恩来那样高超的领导艺术和
卓越的决策才能，然而，每一个领导者根据自己的具体岗位和实际情况，从
周恩来的领导艺术和决策方法中吸取教益，对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好处的。
南水北调打井抗旱——解决北方缺水与南粮北调问题
中国大陆受季风影响，降水量夏多冬少、南多北少。而且在时程上降水
高度集中，常导致洪灾和旱灾交替发生。因季风出现的频率、强度及挟带水
汽量等在各年间有所不同，降水的年际变化山很大，常有连续多年的丰水和
连续多年的少水情况的山现，加剧了洪灾和旱灾的严重性。在我国北方尤以
旱情为重。
历史上由于北方缺水，严重影响了北方农业的发展。自宋开始，经济中
心南移，长江流域成为漕粮的主要供应地。大运河在唐、宋、元、明、清各
个朝代都是连接北方政治权力所在地与南方经济区之间的生命线，元、明、
清三代更加突出地成为南粮北调的运输线。元、明、清时期许多官吏建议或
尝试用发展海河流域农业生产所得到的粮食代替江南运来的漕粮，虽偶有小
成，但从未扭转过南粮北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北方常常春早秋涝、旱涝交替，有时连年
干旱，严重威胁着农业生产。根据1965 年统计，山西、河北、山东、河南、
陕西、内蒙、辽宁、北京八个省、市、自治区，人口占全国的34％，耕地占
全国的40％，而粮食产量只占全国的27。5％。当时，这个地区的粮食问题没
有得到解决，国家每年都要南粮北调、甚至用进口粮食来解决这个地方的民
食问题。
如何解决北方缺水、南粮北调问题？周恩来任国家总理期间，对此进行
了精心的筹划，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从长远的目标和根本上解决北方干旱问题着眼，周恩来赞成南水北调。
南水北调的设想是毛泽东提出来的。1952 年10 月底，毛泽东视察黄河
时曾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点来是可以的。”1953 年
2 月，毛泽东视察长江，目的就是想探求向长江借水，南水北调，解决北方
缺水问题。1958 年3 月，中央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打开通天河、白
龙江与洮河，借长江济黄。丹江口引汉济黄，引黄济卫，同北京连起来”的
南水北调方案。
周恩来具体过问南水北调工程。他十分重视把务虚与务实、理想与现实、
目标与步骤、远景与近期、战略与战术结合起来。
1958 年8 月，从北京到北戴河的飞机上，周恩来向林一山询问了丹江口
工程和中线南水北调规划。林一山说：“丹江口工程正常水位175 米最好，
保证有200 多亿立方米水量从方城缺口直通华北平原，是引长江三峡之水北
去的组成部分。”周恩来指着中线南水北调的规划图问：“这里有一个始皇
沟？”林一山说：“这是宋朝程能献带领30 万民工开的，中途停止。现在南
水北调的渠道正好经过这里。”
8 月29 日，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水利工作的指示》，
强调：“除了各地区进行的规划工作外，全国范围的校长远的水利规划，首
先是以南水（主要是长江水系）北调为主要目的即将江、淮、河、汉、海河
各流域联系为统一的水利系统的规划，和将松、辽各流域联系为统一的水利
系统的规划，应即加速制定。”
8 月31 日，周恩来在北戴河长江会议上指出：“江水北调有四条引水线
路，长江的上中下游都可以设想，要搞一个全面的规划。”
9 月下旬至10 月中旬，黄河水利委员会、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会同有关
部门，对引汉济黄郑州至丹江口段的引水路线进行查勘。确定引水枢纽选在
陈岗，经方城缺口，至燕山水库经调节后沿线经鲁山、宝丰、郏县、禹县、
新郑、郑州，在桃花峪或岗李入黄。不久’黄河水利委员会又组织查勘了郑
州至北京段引水线路。
1959 年春，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召开了讨论南水北调问题的会议，讨论了
好几天，充分听取到会者的意见。水电部有个叫肖秉钩的工作人员有一套南
水北调的方案，他知道召开这次会议的情况后也跑了去。警卫人员不让他进
会议室，他就写了一张条子送到周恩来那里。尽管大多数人都认为肖秉钧的
方案离现实太远，并称之为“肖方案”，但周恩来非常重视不同意见，当即
请肖秉钧进去讲了一个多小时。
1958 年至1960 年，在“大跃进”的氛围下，南水北调工作出现了脱离
现实条件急于求成的倾向，并提出了“开河十万里，调水五千亿”等不切实
际的口号。对此，周恩来做了耐心的说服工作，并对错误倾向进行了严肃的
批评。1959 年6 月9 日，他提出水利建设不能把设计能力当实际，把前途当
成现实，新工程上马要非常谨慎。1961 年7 月4 日又提出，理想总是要实现
的，但是要经过一个历史时期，不能急，不能随便搞。他说：“把珠江的水
调过长江，把长江的水调过黄河，设想得非常容易，落实起来有很多困难。”
“实际上这些问题要结合起来研究才行。有多少水可用？多水年、平水年、
少水年的情况各如何？要改变现状，对地下水的影响如何？蒸发多少？渗漏
多少？都是复杂的学问。”
我国在50 年代与60 年代的经济、技术条件下，全面实施宏伟的南水北
调工程是不现实的。但是，在毛泽东、周恩来关怀下，50 年代与60 年代，
水利工作者为南水北调做了大量的规划、研究与有关线路的查勘工作，付出
了艰巨的劳动，积累了宝贵的资料，为南水北调工程的全面实施打下了良好
的基础。
60 年代以来，我国个别地区已修建了一部分南水北调工程。江苏省通过
江都抽水站抽引长江水入里运河，灌溉里运河以东的里下河地区，并经沿途
各级抽水站送水入洪泽湖，再沿京杭运河经骆马湖送水至徐州附近，补充徐
州、淮阴地区灌溉和航运用水。丹江口水库于1973 年建成初期规模，为实施
引汉任务的陶岔渠首闸同期完成。
1972 年春夏之交，华北干旱，天津供水告急，周恩来指示研究“有无更
好办法解决天津缺水问题”。同年12 月13 日，周恩来说：“河北省最大的
问题是旱。”此后，在兴修引滦入津工程以解天津缺水的燃眉之急的同时，
南水北调工作也有了新的发展。据统计，海河、淮河流域1980 年引黄河水量
91 亿立方米，淮河流域引长江水量101 亿立方米。80 年代中后期，引长江、
黄河水量约占海河、淮河两流域总供水量的23％左右。
从当前的需要和应急措施上解决北方干旱问题，周恩来提出了抗旱打井
的主张。
1965 年，华北地区出现严重干旱，1966 年初仍在发展。1966 年1 月下
旬至2 月初，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北方八省市区抗旱会议。会上，周恩来系统
阐述了抗旱防涝、扭转南粮北调的思想：
第一，北方地区通过抗旱防涝扭转南粮北调，要像搞大小三线、国防工
业、基础工业那样重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协同北方地区各级党政领导一
起来抓，建立北方农业小组加强领导，使北方地区实现粮食自给，队有余粮，
国有储备，农民生活达到全国第二，抗旱防涝，紧急的任务是抗旱。抗旱防
涝、争取丰收要与备战、备荒结合，与农业的长期规划结合；要全面安排、
长远打算；要以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支援为辅；要安排好群众生活，防止疾
病，特别要解决最小限度饮水问题；要保护牲畜，特别要严防兽疫；要保护、
修理农具；要多备种子，加紧积肥、沤肥；千方百计开辟水源，节约用水，
控制用水；打井（机井、砖井、土井）、开渠、截潜流、挖水窖、平整土地、
修四田（梯田、台田、园田、坑田）都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有阵地地前
进；抓好排灌机具的修配、使用、管理；安排好、使用好农业水利基建资金；
地方上机动的财力、物力要集中使用，用在刀刃上；要节约民力，不误农时，
抢季节，分先后，抓重点；要高产田与基本田并重：各省分片管、分地形管，
抓两头带中间。
周恩来亲自担任中央地方农业小组组长，并到邯郸地区亲临抗旱打井第
一线，调查研究，指导工作。“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全面爆发后，北方打井
抗早的战略部署不可能不受到影响。但是，1968 年当激烈动乱中刚出现一点
可以工作的机会时，在周恩来主持下，国务院又全面部署了华北地区打机井
的工作。此后，每年以30 多万眼机井的速度持续建设。到80 年代，华北大
地上已有近200 万眼机电井，一亿多亩耕地提取地下水灌溉，大大改变了十
年九旱的农业生产条件，加上化肥工业的发展，使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初
步改变了中国历史上长期的南粮北调局面。
周恩来是华北抗旱打井建设的组织者与战略决策者。
解决北方缺水、南粮北运问题，周恩来把跨流域引水、南水北调与挖掘
本地区水利资源、抗旱打井结合起来，把长远的根本的目标与当前的应急的
需要结合起来，表现了他运筹国事缜密、全面、周到的特点。
综合利用除害兴利——提出治水要协调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
早在1950 年确定治淮原则时，周恩来就精辟地指出，治淮既要重视泄洪
入海，也要有利于灌溉农田，还要注意配合发电，配合航运。这实际上是指
出了治淮要协调农业、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之间的关系，要发挥治淮系统工程
的作用。对于治黄，周恩来既注意利用含泥沙的黄河水灌溉土地以解决于旱
和提高土地肥力，也注意预防泥沙淤积引起洪灾问题。周恩来认为治黄也有
灌溉、发电、航运等综合利用的问题，但防供应放在第一位，不能跟前三者
等量齐观。对于长江、仅水的治理，周恩来多次指出要把远景与近期的开发、
于流与支流的关系、大中小型工程联系起来考虑，力争做到防洪、发电、灌
溉、航运、养殖五利俱全。他认为水利工程要注意鱼道，要注意便利运输。
他指出新安江工程木材不能过坝是个缺陷。
综合利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各个部门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容易陷入
片面性。1961 年7 月4 日，周恩来说，计算水利资源，专业部门只算他们需
要的那部分，不是综合计算，发电的只算发电，把所有的水都算来发电；讲
灌溉的，只算灌溉，按最好的情况算灌溉多少公顷地；防洪就算洪水多人；
搞运输的想将河道搞得越深越宽、来往的船只越多越好。还有计算水土保持
的，他就算种多少树就可以绿化保持水土多少，实际上这些问题要结合起来
研究才行。有多少水可用？丰水年、平水年、枯水年的情况各如何？要改变
现状对地下水的影响如何？蒸发多少？渗漏多少？都是复杂的学问，要综合
起来计算。周恩来这段精彩的论述，既指出了各个部门在用水上的矛盾，也
强调了从全局出发、综合计算、综合利用的重要性。
治水既要处理好一利与多刊的关系，综合利用；也要处理好利与害的关
系，把除害和兴利结合起来。1951 年1 月12 日，周恩来说，增加水利时，
同时要减少水害，只有这样才能逐步达到用水目的。未知水之害者，不能尽
知水之利。水害可以转化为水利，水利也可能转化为水害。对一个地方一个
方面从害变刊，对另一地方另一方面也可能从利变害。周恩来认为陈害兴利
需要全面比较、综合研究，以便做到趋利避害，两害相较取其轻，两利相权
取其重，避免做出不能得益反受其害的蠢事。一个大的水库工程的兴建，首
先要侵占土地，迁移居民，然后才能发挥它的效益。周恩来说，有时候坝未
修起来，灌溉等作用还未发挥，已淹没了很多土地，群众有意见。另一方面，
围湖造田，蓄洪垦殖，虽然增加耕地，增加生产，但会影响水产和水利。周
恩来说，围垸，别处会淹没更多，不然这样大的洪水又往何处去挤？洪水泛
滥为害，缺水干旱亦为害。不能为治洪水之害而忽视兴灌溉之利。周恩来指
出，除涝不忘抗旱，防涝亦防旱。
70 年代初，随着人口的过度增长和工业的发展，水资源短缺与河流污染
问题渐渐暴露出来。这时，周恩来综合利用，除害兴利的治水思想中，强调
了治理三废、保护水源水质问题。1970 年11 月21 日，周恩来说，上海炼油
厂的废油、废渣、废水怎么办？统统回收，综合利用才好。不然，倒进黄浦
江里把鱼都弄死了，这是一个新课题。他还针对工业“三废”，意味深长地
说，搞工业不能给人民生活带来不利。
分工合作同福同难——提出治水要协调不同地区之间的关系
周恩来以国民党时期治淮由江浙人管事，只管下游，不管中上游，闹地
方主义为戒，反复强调水利工作不能明哲保身，更不能以邻为壑，要反对地
方主义。他在过问治淮、治江、治黄时，都论述了上中下游分工合作，有福
同亨，有难同当，顾全大局的思想。
1950 年治淮时，周恩来提出上中下游的利益都要照顾到。他说，今后治
淮工作，以华东为主，中南为副，集三省之力一块来搞，上中下游共同分工
合作。在工作进行时，水利部应经常驻人在当地具体领导、监督。周恩来特
别重视具体解决皖北和苏北的水利纠纷。他说，站在苏北的立场，当然要维
护苏北的利益，想保存归海坝以东的土地，当地人民也不愿意大水在自己的
附近过去。但我们要从全局利益出发，不能只淹皖北不淹苏北。又说，三河
活动坝如果挡不住洪水，下游就不可能不淹。应该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不能只保一省的安全。有关全局的事情总是应该大家分担才能解决，哪一方
面只想白保都不行。
1951 年初，周恩来在第67 次政务会议上讨论1950 年水刊工作总结时
说，治水要各方面配合，比如治淮，就要上中下游配合，要豫、皖、苏三省
配合。治理长江，更要14 省的配合。工作如果失去了步骤，失去了联系和配
合是不易做好的。1952 年兴建荆江分洪工程，湖北是乐于接受的，但湖南则
存在着顾虑。为了消除湖南的顾虑，保证荆江防洪的大局，周恩来深入细致
地做了许多协调工作。他说，荆江分洪工程不能完成，如遇洪水，进行无准
备的分洪，必致危及洞庭沿湖居民；如肯定不分洪，则在荆江人堤濒干涉决
的威胁下，仍存在着不得已而被迫分洪的可能和危险。因此，荆江分洪工程
必须尽快完成。在周恩来具体指导下，从全局出发，两湖紧密配合，保证了
荆江分洪工程的顺利完成，使其在战胜1954 年长江特大洪水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
黄河三门峡水库因设计不合理，泥沙淤积严重，必须改建。可是下游有
关省的领导从局部利益出发反对改建。周恩来耐心地说：“反对改建的同志
为什么只看到下游河道发生冲刷的好现象而看中游发生了的坏现象呢？如果
影响西安工业基地，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