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装打扮之后的两个人,往那儿一站,许清灵再轻轻挽起凌寒的胳膊,还真是郎才女貌,给人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李川自己则是扮成了账房先生的模样,长袍马褂,戴着顶瓜皮小帽,鼻梁上还架着一副圆镜片儿,那滑稽的样子,让凌寒他们都忍不住笑话了他半天。
张俊杰跟黄承才这两个家伙,则是一身短打扮,扮作随从的模样。
五个人弄了一架配有车厢的骡马大车,让张俊杰临时充作赶车的车夫,一路风尘朴朴的绕过了鬼子的封锁线,往济南城赶去。
第449章 朱桂山其人(上)()
凌寒他们选择的是在靠近章丘附近的一个不起眼的小路口,离开南部山区的。
一路上,几个人顺风顺水的来到了砚池山跟茂岭山拱卫之下的老东门那里。
张俊杰这个车夫操着一口熟练的山东地方方言,跟守门的伪军解释,自己家的少爷跟少夫人是从淄博赶来,要进城游玩的。
鬼子在城里的兵力吃紧,对于城门口这里的检查就格外上心,好在,凌寒他们根本就没有携带任何的违禁物品。
马车上更是除了一些换洗衣物跟路上吃的食物之外,就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了。
一个鬼子指挥着几个伪军,仔细检查了半天,也没有任何收获,再加上张俊杰还很有眼色的给领头的那个鬼子递了两块光洋,一行人顺顺利利的就通过了城门处的岗哨,进入了济南城内。
按照张俊杰之前跟葛益明的约定,他们并没有在老城区过多停留,而是穿城而过,直接来到了大观园附近。
找了一家客栈,把骡马大车交待给店里的小二,要了两间上房,几个人就这么堂而皇之的住进了客栈里。
简单的洗漱了一下,凌寒看时间也不早了,就让黄承才去给他跟许清灵要了点饭菜,两个人装作很劳累的样子,直接足不出户的吃喝了起来。
至于李川跟张俊杰、黄承才他们三个,肯定是没有这样的待遇了,只能是跑到楼下的大堂里,找了张桌子,一边吃喝着,一边听着周围那些人谈论的内容。
此时的济南城,早已经度过了鬼子刚来时候的那种人心惶惶。
对于已经习惯了各路大帅打来打去,城头不断变幻大王旗的老百姓们来说,无非是换了一个更加严苛的统治者,该过的日子还要照样过下去。
虽然有人不断在城里进行抗日宣讲,号召大家共同站起来,抵抗日寇的入侵,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在灾难真正降临到自己头上之前,永远是那么的麻木不仁。
从鬼子占据济南城开始,这不过是四个多月的时间,城里就已经基本恢复了秩序。
当然,这里面也离不开马良、朱桂山这帮汉奸们的功劳。
马良是个旧军人,本身虽然颇有城府,但在地方治理上,他还是极为欠缺的。
朱桂山就不一样了,这家伙认真说起来,还真是一个地方治理的能手。
朱桂山出生在山东单县,本名朱五丹,字桂山,其祖上是明朝灭亡那年,宁死不降,惨遭清军处决的大名府兵备副使朱廷焕。
朱廷焕的壮烈,换来的是南明福王追赠他为右副都御史,清代修《明史》时在“列传”对他有专门记述,堪称“留取丹心照汗青”。
有清一代,朱廷焕的后人专务耕读,富家一方,成为单县最大的富户,号称在鲁西南一带有土地20多万亩。
朱桂山就是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
朱桂山聪明绝顶,又刻苦好学,在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也就是1905年9月,29岁的朱桂山考取了赴日官费留学生。
这种难度,比如今考上公费研究生可要大得多。
1905年朱桂山到日本后,先考入东京宏文学院普通科就读,彼时还是一腔热血的朱桂山,当年就加入了孙大炮的同盟会。
1908年9月,朱桂山以优秀成绩考入早稻田大学政科继续深造,1911年7月毕业。
辛亥革命期间,以留日学生为骨干,有个11人结拜而成的“山东兄弟会”曾经有不俗表现,11人中,就有单县朱桂山,其他如菏泽宋绍唐、泰安赵新儒、郓城王鸿一等都是当年的风云人物。
1912年,民国改元。单县人周自齐被袁世凯任命为山东都督。靠着这位老乡的提携,35岁的留日海归朱桂山在当年8月出任山东中国银行协理(相当于副行长)。
当年,朱桂山还被拉入周自齐组建的华兴军硝公司,成为七大股东之一,这个公司凭借政治特权,透支山东中国银行做资本,年获利白银30万两。
朱桂山于民国初年加入常凯申的国大党,既搞经营又热衷政治,一直是他的做派。
民国初年,他曾担任山东公立商业专门学校校长(1926年并入山东大学),为期月余;1916年,吴大周组织护国军占领周村,他曾受山东当局委派,前往周村与吴大洲进行谈判。
1925年,山东督办在豫鲁之战中露出败相,朱桂山与夏溥斋(辛亥革命时的山东省联合会会长)等人曾组织维持会准备收拾残局,后来张宗昌取胜,夏溥斋逃亡,此事不了了之。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朱桂山的盟兄王鸿一倡导实业救国、开发大西北,筹建包头面粉电灯公司,朱桂山追随王鸿一,往返于包头、北京之间。
1930年,包头面粉电灯公司投产的当天,王鸿一病故,朱桂山成为这个公司的实权负责人,次年,该公司将投资总额增至30万银元,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朱桂山任董事长。
在朱桂山掌控下,包头面粉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扭亏为盈,备受国内实业界关注。
1932年1月,不安分的朱桂山再次返回山东,出任邹平县实验县县长。
当时,山东是老韩当政,老韩邀请国学大家梁漱溟到邹平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这也就是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乡村建设运动。
而梁漱溟在1924年被聘请到山东省立六中任教时,与王鸿一、朱桂山有过交集,是后者邀请梁赴六中任教,所以,这一次,梁漱溟还了个人情,向老韩推荐朱桂山来邹平当县长。
不过,这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并没有让朱桂山感到意得志满,干了不到半年,他便主动请辞了。
接下来的事情很多人都知道,1937年12月27日,老韩主动从济南撤退,日军兵不血刃开进济南,一些软骨头的济南士绅还出城迎接。
1938年1月5日,日本扶持的伪济南治安维持会成立,马良(五四运动时济南镇守使)任会长,朱桂山、成逸庵(沦陷前曾任青岛市警察厅长)任副会长。
3月5日,伪山东省公署和济南市公署成立,马良出任山东省第一任伪高官,朱桂山出任济南市第一任伪市长,成了正经八百的大汉奸。
此时,距离他老祖宗朱廷焕壮烈殉国整整294年。
一个青年时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的同盟会会员,临穷末了却变成了开门揖盗的狗汉奸!
第450章 朱桂山其人(下)()
1938年1月5日济南维持会成立,朱桂山正式出任维持会长兼伪济南市市长,堂而皇之的走向前台,开始了自己为人所不齿的汉奸生涯。
朱桂山的蜕变,可能正起源于他赴日留学的经历。
历史上,很多汉奸的“恐日症”,都来自于留学过程中对日本****及国民素质的崇拜。
民国前期,深谙日文的朱桂山应该也少不了和日本人勾搭。
抗战开始后,日本特务丰田孤寒在山东四处拉拢政教、企业界名人,朱桂山、成逸庵等人就在这个时期成了内定人选,等到鬼子进城后,他们自然而然地就跳到了前台。
不得不说,丰田孤寒还是有眼光的,他选中了一位既是奴才又是人才的人出任伪济南市市长。
走马上任伪市长后,朱桂山在管理方面的才能充分释放出来。在一本名为《济南市公署二十七年工作报告》中显示,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四月至十二月,9个月内,朱桂山主持的伪济南市公署竟然干了那么多的事。
此前老韩主鲁时,济南市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是逐年印发的,1932年,18页;1935年,19页。
而朱桂山当政的1938年,这本工作报告竟然将近290页。
在序言中,老朱说:“民国二十有七年春三月,余奉命来长济南市,尔时当事变之后,秩序甫定,百废待兴,时艰任巨,深惧弗胜,幸赖长官督率于上,寅僚协恭于下,而友邦士大夫又复竭诚指导,匡之翼之,凡百设施得以循序而进,光阴易逝,岁之一周爰将过去,一年间工作列具报告,藉以稽考已往,兼以策励将来,更愿海内贤达绳其愆而纠其谬,则幸甚矣。”
具体看看朱桂山都干了什么吧。
一是建章立制。
朱桂山上任之后,先后颁布55份政府及行业规则,诸如《济南市公署暂行规则》、《济南市公署管理脚踏车暂行规定》、《山东省会警察局、济南市公署保护大明湖湖田宇祠暂行办法》、《济南市立图书馆暂行规程》、《济南市公署取缔标语广告及征收广告捐暂行规定》等等。
二是财政公开。
朱桂山领导下的伪政府,将地租钱粮、房铺捐、各项车捐、乐户妓女捐、广告捐、教育附捐、房地组、官民厕包租、营业登记费、楼捐罚款等十项收入明细,按月公开,具体到几角几分。
全年总收入是363184。65元,这里面,房铺捐占了大头,有十七万二千七百零一元五角八分,地租钱粮有七万三千一百五十零二角一分,其他都不多,乐户妓女捐有一万两千四百六十一元九角五分,广告捐有两千八百三十八元五角三分,营业登记费仅有九十二元七角。另有省公署补助14156。08元。
也就是说,朱桂山当市长头一年,所能用的财政经费不足38万元,即便当时的钱含金量高,偌大一个济南市靠这点银子来维持,也只能是量入计出,紧紧巴巴。
同时公布的两大支出为经常费、临时费,经常费即公署办公、教育、救济院和商埠、金牛山两大公园维护费用,合计支出223943。79元;临时费主要是修桥补路、维护房舍方面的开支,106904。77元。
精打细算的朱桂山当年竟然实现了“较诸市收入及预算额有盈绌”。
回头分析一下,经常费之所以维持在很低的限度,全因为公署办公机构很简单。在该书所列的公署组织系统表中,市长之下只有四局(建设、财政、教育、警务)一室(秘书室)一处(畜产管理处)和一科(社会科)。
三是在建设、教育、畜政、社会诸方面,采取措施,恢复秩序,搞好稳定云云。
以建设为例,从列表显示,当年共维护了后宰门街、斜马路等15条街巷,每条街修了多长、多宽、多大面积,铺的石板还是沥青,花费多少钱,起始工期等等都详细列在表中公示备查。
如此明白公示接受监督(可能主要是日本主子),放在当代,应该有一个名字与之对应……阳光行政。
放下变节求荣这事,不得不说,朱桂山是一位“很称职”的市长,他在伪济南市市长任上一直干了将近5年,1942年12月24日辞职。
这期间,成为沦陷区的济南在经济上一度恢复得很不错,至今尚能发现的一些书籍文献可为旁证。
《1938年济南电话号码簿》显示,当年济南市有3000多部电话;1940年出版的《济南市观光指南》(朱桂山作序)显示,当时济南有八处30个名胜、三类13处古迹、5个文化场馆等可供观光。
古迹中,很多目前已经无迹可寻了,如丁宝桢墓、净居寺、三皇庙、阅武台、先农坛、泺源门等。
1940年出版的《济南华人商工名录》中,所列济南十大行业企业有七八千个字号,可为工商百业恢复之佐证;1942年出版的《济南市山水古迹纪略》是一本文献价值很大的书,也是由朱桂山作序,从序言中,该书作者陈丹书、陈鼎岑都是朱桂山的故交,二人先后来济南市公署辅佐老朱,且有文化关怀,业余搜寻志书考察古迹,遂变成此书,老朱认为这也是一项“市政要务”,于是作序认可并推介;此外,1941年,朱桂山还利用被查封的青年会中学旧址,创办了一所私立东光中学,1942年停办。
总之吧,朱桂山可以算是一位有人文情怀的伪市长,这和那位画家伪高官唐仰杜(马良的继任)有的一比。笔者曾见过朱桂山为济南著名企业家苗杏村所题写的像传,那楷书写得,称之为书法家毫不为过。
从政治立场上说,虽然朱桂山兢兢业业地担任了伪市长,但他在沦陷期间对两党还是做过一些好事。
据考证,济南沦陷后,革命志士、老同盟会会员李少白便借故交身份打入济南市公署,向朱桂山等人展开抗战宣传,同时向红党地下组织输送情报。
受其影响,朱桂山在他济南和北京的家里,接待过不少革命者,并极力营救我抗日被捕人员。
1939年国大党鲁北行署主任宋承烈途经济南时被日本宪兵抓获,幸得朱经古(朱桂山儿子)营救才脱险。
至于这位朱桂山是不是国民党军统安插在济南的内线,那就无从考证了。
1942年他离开济南后的原因和去职所作所为,更是没找到很靠谱的文献记载,只知道他于1946年病死于北京,时年70虚岁。
第451章 奇怪的葛益明()
凌寒他们来到济南的时候,正是朱桂山刚刚上台不久,正在励精图治的时候呢。
此时的济南,虽然还是一副百废待兴的样子,但市面上已经差不多恢复了正常的秩序,只是相比以前,少了几分繁华而已。
李川他们正吃喝着呢,从店门外走来一位得道高人,进门之后,直奔李川他们这张桌子而来。
只见这人身穿鹤氅,头戴八卦帽,脚下一双踢死牛千层底布鞋,高高昂起的头颅上,一双小眼睛,鹰钩鼻子上架着一副小眼镜,下颌处留着一把山羊胡子。
往手上看,这人左手拿着一杆幡棋,右手持着一把鹅毛扇,肩头上还露出一把桃木剑的剑柄,腰上拴着一个铜铃,走起路来“叮当”乱响,很是一副仙风道骨的样子。
只不过,那杆幡旗之上,硕大的“铁口神算”四个字,暴露了他的真实身份,这就是一个走江湖算命的家伙。
李川跟张俊杰此时已经差不多吃饱了,正在慢悠悠的喝着茶水,一边倾听着周围的市井俚言。
虽然没有太多有效的信息,但从中,也能听出一些济南城里最近的动态。
感觉到有人靠近,李川跟张俊杰不约而同的抬头往来人的方向看去。
倒是一旁的黄承才,明显是缺乏这方面的经验,还在跟手里的半块大饼较劲呢。
一看来人,张俊杰好悬没直接乐出声来。
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当初在七星台被张俊杰给生擒活拿了的匪寨狗头军师,葛益明,葛老先生。
葛益明进得店来,左右观望了一下,就不紧不慢的迈着八字步,径自来到了张俊杰他们这一桌的旁边。
把右手的羽毛扇交到左手,当胸一立,葛益明像模像样的打了个稽首,开口说道:“无量天尊!三位施主请了。”
在葛益明靠近的过程之中,张俊杰跟李川一直没有说话。
而黄承才根本就不认识葛益明,在他来到近前之后,只是抬头好奇的看了一眼,就低下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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