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母亲讲，我再也不去上学了。
她无神地看着窗外，喂着小弟弟萨沙：
“你胡说，别人怎么知道你拿了一个卢布？”
“你去问问啊！”
“那一定是你自己乱说的！”
我说出了那个传话的学生的名字。
她哭了，可怜地哭了。
我回到厨房里，听着母亲的啜泣声：
“天啊，天啊……”
我站起来，走到院子里，可母亲喊住了我：
“去哪儿？回来！到我这儿来！”
我们坐在地板上，萨沙摸着母亲的扣了叫着：
“扣扣，扣扣！”
母亲搂住我，低声说：
“咱们是穷人，咱们的每个戈比，每个戈比……”
她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停了停，她咬牙切齿地说：
“这个坏蛋，坏蛋！”
“蛋，蛋！”
萨沙学着。
萨沙是个大头娃娃，总是瞪着眼，眨也不眨地看着周围的一切。很早他就开始学说话了，很少哭，见了我就高兴地让我抱他，用他软软的小手指头摸我的耳朵。
他没闹什么病就突然死了，上午还好好的，晚祷的钟声敲响的时候，尸体却已经僵了。
那是在第二孩子尼可拉出生后不久的事。
在母亲的协助下，我在学校的入境又恢复到了从前，可他们又要把我送回姥爷那儿了。
一天傍晚，我在院子里听见母亲声音嘶哑地喊着：
“耶甫盖尼，你，我求求你了……”
“混蛋！”
“我知道，你是去她那儿！”
“是，怎么样？”
一阵沉默。
母亲吃力地嚎叫着：
“你，你是个不折不扣恶棍……”
然后就是扑打的声音。
我冲了进去，见继父衣着整齐地在用力踢着瘫倒在地上的母亲！
母亲无神的眼睛仰望着天花板，嘴里呼呼地喘着气……我抄起桌子上的面包刀——这是父亲为我母亲留下的唯一的东西——没命地刺向继父的后腰。
母亲看见了，一把推开了继父，刀把他的衣服划奇了。
继父大叫一声，跑了出去。
母亲把我摔倒在地，夺下了刀子。
继父走了。
母亲搂住我，吻着我，哭了：
“原谅你可怜的母亲，亲爱的，你怎能动刀子呢？”
我告诉她，我要杀了继父，然后杀我自己。
我说得信誓旦旦，一丝不敬，完全是不容置疑的！
直到今天，我还能看见那只沿着裤筒有一条鲜明的花饰的令人厌恶的腿，看见它踢向一个女人的胸脯！
回忆旧日俄罗斯生活中这些铅一样沉重的声面，我经常自问：值得吗！
因为丑恶也是一种真实，直到今天还没有绝迹！要想将它们从我们的生活中清除掉，就必顺了解它们。
尽管它们是那么沉重、那么令人窒息，令人作哎，可是俄罗斯人的灵魂却勇敢地闯了过来，克服了、战胜了它们！
丑陋、卑鄙和健康、善良一同长在这块广阔而又肥活的土地上，后者点燃了我们的希望，幸福离我们不会永远遥不可及！
童年俄马克西姆·高尔基１３我又搬到姥爷那里。
“啊哈，小鬼，怎么啦？
“让你姥姥去养着你吧！”
“让我养就我养，你以为这是多么困难的事！”
“那你就养！”
姥爷吼了一声。
屋子里突然沉寂了下来。姥爷对我说：
“我和她现在是各过各的，什么都分开了……”
姥姥坐在窗户下，飞快地织着花边，线轴快乐地击打着，铜针的闪光耀人眼目。
姥姥没变，姥爷则更加干瘦了，棕红色的头发变成了灰白颜色，绿眼睛总在疑神疑鬼地东张西望。
姥姥以嘲笑的口吻讲起她和姥爷分家的事。
他把所有的破盆碎碗、破坛子料罐子都给了她，还说：
“这都是你的，别再向我要任何东西了！”
他拿走了她几乎所有的旧东西——旧衣服、各种各样的物品、狐皮大衣，卖了７００卢布。
他把这笔钱都给了他的教子，吃利息去了。他的教子是个做水果生意的犹太人。
他丧失了最后一点儿廉耻心，吝啬到了疯狂的和度：
他几乎寻遍了以前的每一个老朋友，逐一向他们诉苦、乞求，说孩子弄得他一文不名，行行好吧，给点钱！
他利用人家原来对他的尊敬，弄了一大笔钱，他拿着这一把大票子，像逗小孩似地在姥姥鼻子尖儿前晃悠：
“傻瓜，看见了没有，这是什么？人家可是一分钱也不会给你！”
他把所有这些钱都给了一个毛皮匠、和这个毛皮匠的作小铀老板的妹妹，他要吃利息。
家里花钱上是严格分开的，今天姥姥买菜做饭，明天就是姥爷。
该姥爷做饭的时候，吃得就特别次。而姥姥则总是买最好的肉。
茶叶和糖也分开了，但是煮茶是在一个茶壶里，到这时候姥爷就会惊慌地说：
“慢，我看看，你放多少茶叶？”
他仔细地数着茶叶，然后说：
“你的茶叶比我的要碎点儿，我的叶子大，所以我要少放点儿！”
他还特别注意倒在两个碗里的茶的茶色和浓度，份量当然更在需说细考察之列。
“最后一杯给你吧？”
姥姥在把茶倒净以前说。
姥爷说：
“好吧！”
圣像前的长明灯的灯油也是各买各的。
在共同活活了５０年以后，竟然走到了这一步！
看着姥爷的所作所为，我感到又好笑又令人生厌，而姥姥则只觉得可笑。
“人越老越糊涂！”
“８０岁的人了，就会倒退８０年，让他这么干下去吧，看谁倒楣！”
“咱们俩的面包我来挣！”
我也开始挣钱了。
逢节假日就走街串巷去捡牛骨头、破布片儿、烂纸和钉子。
把一普特破布烂纸卖给旧货商可得２０个戈比，料铁也是这个价钱，一普特骨头１０戈比或着８个戈比。
平常放了学也去捡，每星期天去卖，一上子能得３０到５０个戈比，运气好的时候还要多。
每次姥姥接过我的钱，都会急忙塞到裙子的口袋里，夸奖说：
“真能干，好孩子！
“种们俩完全可以养活好自己！”
有一次，我看见她拿着我的５０个戈比哭了，一滴混浊的泪水挂在她那大鼻尖儿上。
比卖破烂更有出息的是到奥卡河岸的木材栈或是彼斯基岛去偷劈柴和木板。
每逢集市，人们在岛上搭很多棚屋，集市以后拆下来的木板码成堆，一直放到春水泛滥的时候。
一块好木板，小市民业主可以出１０个戈比，我一天可以弄两三块儿！
可干这事必顺是坏天气，有大风雪或大雨把看守人给逼得躲了起来，才能得手。
和我一起去偷的伙伴有叫花子女人莫尔多瓦的儿子珊卡·维亚赫尔，他总是笑哈哈的，人很温和。
还有柯斯特罗马，是个卷毛儿。后来，他１３岁进被送进了少年罪犯教养院，在那儿吊死了。
还有哈比，是个鞑靼人，１２岁，可力大无比。
还有看坟人的儿子扁鼻子雅兹，他是个有羊癫疯的９岁孩子，寡言少语。
我们之中，岁数最大的是寡妇裁缝的儿子格里沙·楚尔卡，他一向很讲道理，拳头也很厉害。
在我们那块儿，偷窃形成了风气，几乎成了饥寒交迫的我们唯一的谋生手段。
大人们的目标是货船，在伏尔加河和奥卡河上寻找机会。
每逢休息的时候，他们都要讲自己的经历，夸耀自己的收获，孩子们边听边学。
醉汉们的钱包小孩子们可以公开地搜，没有人干涉。
他们偷木匠的工具，偷货车的备用轴，偷车夫的鞭子……我们不干这些事。
“妈妈不让我偷东西，我不干！”
这是楚尔卡。
哈比则说：
“我不敢！”
柯斯特罗马则非常厌恶小偷这个字眼儿，看到别的小孩偷醉汉时，他会把他们赶散。
他自认为是个大人，他走起路学着搬运工的样子一歪一歪的，声音压得很低很粗，一举一动都在装腔作势。
而维亚赫尔也相信，偷窃是一种罪恶。
不过，从彼斯基岛上拿木板可不算罪恶，我们都很愿意干这件事。
趁着天气不好或晚上的时候，维亚赫尔和雅兹从下面大摇大摆地向彼斯基岛进发。
我们四个人从侧面分头摸过去，抓住看守人追赶维亚赫尔和雅兹的时机，拖上木反往回跑！
看守人从来没有发现过我们，即使发现了他也追不上。
我弄来的东西卖掉以后，钱分６份，每个人能得５戈比甚至是７戈比。
有了这点钱，吃一天饱饭可没什么问题了。但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用途。
维亚赫尔每天必顺给他母亲买４两半伏特加，否则就要挨揍。
柯特斯罗马想攒钱买鸽子。
楚尔卡挣了钱给他母亲看病。
哈比攒钱，是为了回家乡。他舅舅把他从家乡带到这儿来以后就死了，哈比不知道家乡的地名，只知道是在卡马河岸边，离伏尔加河不远。
我们编了个歌，逗这个斜眼的鞑靼孩子：
卡马河上一座城。
到底在哪儿不清楚！
用脚走不到，用手够不着！
开始哈比很生气，维亚赫尔说：
“别，别这样！好兄弟之间还生气吗？”
哈比有点不好意思了，也跟着唱起了这支歌儿。
与偷木板相比，我们更喜欢捡破烂儿。春雪消融或是大雨滂沱之后捡破烂儿，就更有意思了。
在集市的沟沟渠渠中，我们总能找到钉子、破铜、烂铁，有时还能捡到钱！
可我们得给看货摊的两个戈比，或是央求半天得到他的允许。
挣钱不容易，我们几个之间却很好，偶尔有小的争吵，但是没打过架。
维亚赫尔在别人吵架时，经常会说：
“这有必要吗？”
我们想一想，确实没有必要。
他叫他的母亲为“我的莫尔多瓦女人”，我们倒是没有觉着可笑。
“昨天，我的莫尔多瓦女人回家的时候，又喝得烂醉如泥！
“她啪地一下把门摊开，在门槛上一坐，像只公鸡似的唱起来了！”
楚尔卡问：
“唱的什么？”维亚赫尔学着他母亲尖声尖气地唱了起来：
收养小伙沿街走，手拿皮鞭吼一吼；挨家挨户用皮鞭，甩出孩子们满街溜。
哟哟嗨，你看那晚霞似火红，收养小伙儿笛声悠，小村入梦甜悠悠。
他会唱很多这么热烈欢乐的歌儿。他接着说：
“后来，她坐在门槛上睡着了，屋子里冷得要命，我拉她拉不动，差点没把我们冻死……“今天早晨，我说：‘你醉得真厉害！’她说：‘没什么，你再等一等，我很快就会死的！’”
楚尔卡说：
“是的，她快死了，全身都肿了！”
“你可怜她吗？”我问。
“怎么不？她是我的好妈妈……”维亚赫尔说。
我们知道他母亲常打他，可是我们又都相信她是个好人！
有不走运的时候，楚尔卡也会提议：
“来，咱们每个人凑一戈比给维亚赫尔的母亲买酒吧，要不她会挨揍的！”
维亚赫尔非常羡慕我和楚尔卡，因为我们两个识字。
他揪住自己的尖耳朵，细声细气地说：
“埋了我的莫尔多瓦女人之后，我也去上学，我给老师一躬到地，让他收下我。
“学成之后，我就去找主教，请他收下我作园丁，要不，就直接去找沙皇……”
春天，莫尔多瓦女人死了。
楚尔卡对维亚赫尔说：
“去我们家吧，我妈妈教你认字……”
没多久，维亚赫尔就高昂着头，念招牌上的字了：
“食品货杂店……”
“食品杂货店，笨蛋！”
楚尔卡说。
“嗨，我把字母念颠倒了！”
“那就错了！”
“噢，你看，字母活蹦乱跳的，它们喜欢别人念它们呢！”
维亚赫尔对山川树木、花鸟草木的爱让我们感到好笑，也感到吃惊。
如果我们之中的谁坐在了小草上，维亚赫尔就会说：
“别糟踏草啊，坐沙地上不一样吗？”
谁也不敢当着他的面去折一枝白柳，如果让他看见了，他会一耸户膀：
“见鬼，你们干什么？”
每到星期天，我们都会玩一种游戏：傍晚的时候，一群鞑靼搬运工从西伯得亚码头回家，路过我们的十字路子口，我们就会向他们扔草鞋。
开始他们对我们又追又骂，可后来他们也觉着有意思，事先也准备些草鞋，还经常将我们准备好的草鞋偷走，弄得我们束手无策，大叫：
“这还算什么游戏啊？”
最后他们把草鞋分给我们一半，战斗开始。
一般是在他们守，我们攻。我们高声叫喊着围着他们转，向他们扔草鞋，如果我们谁被草鞋绊倒了，他们也叫喊，还大声地笑。
这个游戏持续的时间特别长，周围围满了小市民，他们为了维护他们的体面，照例要嘟囔一阵子。
战斗结束以后，鞑靼小伙子们常请我们去吃马肉，还就着奶油核桃甜心喝浓茶。
这些身高体壮的人的身上有一种让儿童容易理解的东西，他们没有一丝恶意的诚实和他们相互之间无私的帮助，都深深地吸引了我们。
他们之中有一个叫卡西莫夫的歪鼻子，具有神话般的力量！有一回，他把一个２７普特重的大钟从货船上搬上了岸，他大叫着：
“噢，噢！
“年淡——臭鸡蛋！”
“扯淡——扯淡！”
还有一回，他把维亚赫尔放在他的手上，举了起来，说：
“看，上天喽！”
如果天气不好，我们就聚在雅兹家他父亲看坟的小屋中。
雅兹的父亲长得歪歪扭扭，浑身脏得让人无法接近。
他快活地眯着眼说：
“上帝保佑，别让我失眠！”
我们带来三钱茶、四两糖、几块面包，还给雅兹的父亲带来四两伏特加，这是必不可少的。
“听说了没有，后天特鲁索夫家为死人办祭日，有盛人的宴会，咱们去那儿！”
“他们家的厨娘会都收起来的。”
无所不知的楚尔卡说。
维亚赫尔望着窗外的坟场，说：
“不久就可以到森林里去了，太好了！”
雅兹沉默地把他自己从垃圾堆里捡来的木马、碎铜片、扣了、缺腿马拿出来，让我们看。
大家喝茶，雅兹的父亲喝了他那一份酒以后，爬到炕炉上，用猫头鹰似的眼神盯着我们说：
“噢，你们怎么不死啊？”
“你们这些小偷儿们，好像早就不是孩子了！”
“上帝保佑，别让我失眠！”
维亚赫尔说：
“我们不是小偷儿！”
“不是小偷儿？那，就是贼娃了……”
他罗嗦得让我们厌烦时，楚尔卡就会骂他一句：
“够了，废物！”
因为他的话题离不开谁家有病人，哪个病人要死了之类的事，他还故意逗弄我们：
“噢，小子们，害怕了？”
“告诉你们吧，有个胖子要死了！”
“噢，要许久许久才能烂掉呢！”
我们让他住嘴，可他还是喋喋不休：
“你们也得死……”
“死就死，死后当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