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六一年初，在“救国团”任职的宋时选，有天突然到新竹来看外婆，曾亲眼看到我们那间简陋的浴室，他真的吓了一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直说那两排空木箱堆那麽高太危险。他做梦都没想到，我们的日子会过得那麽糟。
那十几年所过的日子，真只能用“难民生活”来形容。经过了那段人生路程，再怎麽样清苦的日子，都难不倒我，对任何低劣的物质条件，我都会很快适应而甘之如饴。同学们都觉得当兵很苦，在成功岭的预官训练期间，很多同学叫苦连天，但对我来说，比起新竹的状况不知道要好多少倍，有餐厅用膳、有床铺睡觉、有浴室洗澡、有乾净的厕所如厕，我倒觉得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二舅的几个孩子，当时分别在小学、国中念书，比我小八、九岁，都已有了记忆力，包括现在创业有成的两个表弟章修纲和章修绩，以及考取律师的表妹章修璇等，都是一同走过这段艰辛路。修纲和修绩是台北医学院药剂系毕业，白手起家，和同学一起创设“瑞安药厂”，目前分别担任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职务，业绩不差；修纲还是“生宝脐带血公司”的董事长，在开发脐带血的领域里，已是首屈一指。他们都很清楚地记得这段不堪回首的岁月。
外婆未曾找蒋家接济
宋时选一定不会把那天亲眼看到的惨状，向父亲报告，因为他不敢。假设父亲真的晓得两个流落在新竹的儿子，竟然会叁餐不继地过了好几年，他该会怎麽想？又该会多麽自责？他一定会气得去严词责备王升或宋时选。这种生活上的困顿，一直到我和孝慈大学毕业服完兵役，搬离新竹，有了自立能力後才渐次告结。
二舅後来由於沉重的债务，只好把中央路的房子贱卖掉，先搬到城北街，最後迁到郊区靠近青草湖的明湖路，但是景况不仅未见改善，更由於眼睛失明而每况愈下。修纲、修绩几个表弟妹们，持续受了好几年生活上的折磨，幸好他们均知努力，天资又不错，大学毕业後因为没钱出去深造，就决定在台北创业。相信直到今天他们回想起过往种种，一定仍有不少感慨。
外婆在二舅与表叔因借款而兴讼期间，可以说心都碎了。也就是在那段时间，我们会常在半夜被外婆的起床声吵醒。外婆有坚毅的个性，她始终咬着牙在苦难中撑下去，我没听过她说过任何一句话要二舅舅去台北找蒋家接济帮忙。
外婆从南昌到新竹，像是刹那间从云端跌落下来，在这新环境里，不仅语言不通，习俗有异，少了昔日的亲朋好友，更没有专门服侍她的 人。外婆幼时念过私塾，知书达礼，缠过小脚，思想保守。在大陆时，虽非大户人家，至少日子还过得去，现在却要抛头露面地照顾店面，而且是卖杂货、摆香烟摊和委托行，对年逾花甲的外婆来说，委实难堪，她还是努力去适应。外婆曾建议二舅舅以大专毕业的学历，凭本事去考公职，找一份固定的薪水，家计才能稳定，在当时台湾大专生尚不普及的情况下，应非难事。但二舅舅对重拾课本兴趣缺缺，执意开店，却愈做愈赔，最後负债累累，又和王升不睦，才让整个家庭陷入愁云惨雾当中。
隐姓埋名的日子
外婆为了把我们拉拔大，付出了所有心血，让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没有欠缺过亲情的爱，或感受过是没有爹娘的孤儿。念国小时，外婆曾叮咛我们若是有同学问到，怎麽没见过你们的爸爸妈妈时，就说爸爸当县长，还在大陆，现在生死不明，别的就不必多说。同学们对外婆传授我们编造的说辞也不觉有异，因为当时在同学当中，有不少的家庭也是这样支离破碎，对这种讲法早就见怪不怪了。
到新竹住定後，二舅舅为我和孝慈到市公所办理户口登记，使用的学名是“孝严”和“孝慈”，但仍沿用“章”姓。另外把孝慈和我的年龄刻意拉开相差一岁，孝慈登记的一九四二年出生是正确的；我则多报了一岁，为一九四一年出生，旨在蒙混外界，不要把我们看成是双胞胎。刚到台湾时，有关户籍的申报，由於制度不完备，登录的内容很马虎，根本不需缴交证明文件，随意填写即可。
必须刻意借由“不实登录”的方式，来掩盖若干事实的做法，可以看出外婆和舅舅内心的压力有多大，真的深怕“蒋家关系”会让这两外孙受到无辜的伤害。出於这种无以名之的恐惧，章家大小在新竹过的是一段隐姓埋名的日子。
再不见“女婿”身影
外婆最懊恼的，应当是在她最需要帮助的时刻，却不见父亲的身影。一九四一年前後，在赣州时还能常常和他碰上面，父亲时常会从行政专员公署走到相隔才六百公尺之遥的章家去看亚若，进门後都很礼貌地喊她一声“伯母”，并且请安。外婆搬到万安县之後，父亲还在一九四叁年千里迢迢地去探望过她和两个双胞胎。一九四九年在厦门军舰上向外婆道别，是最後一次见面，此後就再也没在她眼前出现过了。外婆虽然读书不多，仍是明理之人，当然知道他担负的责任愈来愈重，处境也日益困难；但是外婆的痛苦处境，身为“女婿”的经国先生竟被完全瞒住，直到贫病而终，都未再见面，她就是有话想跟他说，也只能抱憾九泉了。
二○○叁年九月，我曾偕美伦专程前往赣州参访。这是先父母定情之地，一草一木在我眼中均别具意涵。我们专程去到父亲工作长达六年的行政专员公署，地址是米汁巷一号，全幢大楼只剩下面街的一扇大石门；随後驱车到他和方良女士、孝文、孝章一家人住过的小洋房旧居，维修得不错，保持了原貌。
在我的提议下，台办系统人员另外陪我去到一九四○年，外婆和先母居住过的那幢座落在“大开新路四十叁号”的两层楼民宅。当天路口围了不少闻风而来的好奇民众，因为他们听说蒋经国的儿子今天会出现。在人群中，有位五十来岁个子瘦小的中年人，突然挤出人群走过来很兴奋地要和我握手，我并没有让维护安全的公安人员阻止他，他自我介绍姓王，是原来这幢民宅所有人的儿子，他很激动地跟我说：“我爸爸在世的时候，是你外婆的房东……我爸爸好多年前还偷偷地跟我说，你父亲蒋经国从前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到这里来看你母亲和外婆。”
赣州很多人都知道，六十年前母亲在专员公署上班和到“青干班”受训期间，曾到“蒋公馆”去帮忙照顾过孝文、孝章，而且教他们认字，也教过方良女士唱平剧。到今天赣州老一辈的还在谈论着。
被遗忘了的“贵族”
外婆一家人在慌乱中来到台湾，父亲和章家的直接联系就愈来愈少，有关生活费用的提供，完全假手王升和宋时选，曾任“救国团”主任的李焕先生反倒没有参与。
外婆在新竹过世一个星期後，王升穿着军装到新竹来，在家里十分简陋的灵堂行礼，并转交一小笔治丧费用给二舅，仅此而已。他鞠了躬交代几声，留下一包钱，就离开了，未做多留，显然和二舅舅间的嫌隙依旧。
外婆走在人生道路尽头的最後几年，就像是一个被遗忘了的贵族，不仅昔日光环全失，一度还要在 饿和生死线上挣扎。父亲对她如此凄凉的晚景，竟未能为力。外婆生前虚有不可一世的“女婿”，到头来没有沾到一丝荣耀，反而被打乱了原本纯 的生活节奏，一下子被推落到一个她永远不能理解的政治黑洞，让她在迟暮残年、病痛缠身时，连医院都不敢住，药也买不起。经国先生的“岳母”，就是在凄风苦雨里，忧郁而终的。那些早年就晓得外婆茹苦含辛所抚养长大的双胞胎，就是经国先生亲生骨肉的乡亲们，怎麽敢相信章家的境遇，竟然会如此曲折和凄凉？
第四章 母亲的悲苦·坚贞的爱情
我流着泪追问外婆，母亲是怎麽死的？外婆难过得直摇头，只重复地哭着说：“……你们娘死得好惨哟！死得好惨哟……”
神秘的王姓医师
桂昌宗和桂昌德两兄妹事後分别向懋兰和亚梅阿姨转述，那天上午母亲在病房稍歇之後，有位王姓医师由一位护士推着药车陪着进来，说是要为母亲打针，也没说是什麽针，或是母亲害的是什麽病，直接撩起母亲的袖子，就扎进左手腕血管，打完针随後一言不语地迅即离去。几分钟後，母亲还在用右手按着左手打针处，突然觉得天旋地转，眼前漆黑，叫了一声：“不好了，我什麽都看不见了……”随即昏了过去。
在旁见状的桂昌德急着大声嚷着要那位姓王的医生回来，一会儿来了好几个医生，七嘴八舌地围在母亲病榻前，但那自称王姓的医生已不见踪影。其中有位大夫要桂昌宗去买冰块，说是病人体温太高，需要冰块。桂昌宗随即上街去找冰块，半个小时左右回到病房时，气氛已完全不对，几位医生正在为母亲进行抢救，医院院长杨济时闻讯也赶来现场，并且交给他和他妹妹一张病危通知书，说母亲是“血中毒”；未几，即宣告急救无效。母亲就这样孤零零地，没有任何亲人在旁的情况下，孤独地走了、含冤不白地走了、对两个稚儿放心不下地走了！
从母亲进到医院，一直到临终，都没有亲属在场。当懋兰和亚梅阿姨接到电话後，才从家里心惊胆战地急忙先後赶到医院，但母亲已被推进了停尸间。
恐惧上医院
到底什麽是“血中毒”？又为什麽好端端地会“血中毒”？毒从哪里来？医院没有人做进一步的解释。当时在桂林陪伴母亲的两姊妹，都是二叁十岁的妇道人家，没有人懂，也没有人敢去问，“血中毒”是母亲患的急病所引起的并发症？还是由於那位自称姓王的医生打了“那要命的一针”造成的？
我记得小时候外婆和二舅都曾很认真地叮嘱我们，不要在外面随便打血管针，二舅还说，如果把空气注入血管就会要命的。是不是他们探听到母亲就是被自称王姓医生的人注入药剂或大量空气而死亡？我问过一位刘姓内科大夫，是我竹中同学，关於空气注入血管的问题，他肯定地说只要注入五至十CC进入肺部後，就会阻塞血液循环造成缺氧死亡。外婆与二舅的恐惧不是空穴来风，这反映出他们相信母亲是在打针时被害，但不能确定被注入何种毒液，连注入空气也在他们怀疑之列。
四十年後，当时在桂林任职广西省卫生处处长的翁文渊，被问到母亲可能死因时，就质疑说，桂林医院的设备和杨济时院长等医生，依大後方的水准，都算是一流的，怎麽会无法救治看似罹患急性肠胃炎的母亲？又怎麽会送到医院不到半天，就猝然而逝？他说，当然有问题。其他在桂林事後闻讯的人，均表示难以置信。但是，没人敢公开作声。
母亲系被害身亡，我早有所感。从小就觉得外婆和二舅对医院有莫名的恐惧和对医生强烈的不信任等异常行径；在念中学时，就感受到他们长期因母亲在医院被害的阴霾所折磨，甚至害怕那些害死母亲的一夥人，为了“斩草除根”，迟早会赶来新竹趁机谋害这两个孩子。从懂事起，我和孝慈就察觉到外婆和二舅在日常生活中，严重缺乏安全感，天天活在随时有被人加害的疑虑当中。
为爱情付出代价
母亲被诊断死亡後，很快便被推进太平间。在家里照顾我们的懋兰和亚梅阿姨，被这突如其来的死亡信息，吓得目瞪口呆、手足无措。懋兰阿姨还是鼓足勇气，赶到医院见了母亲最後一面。等她哭着回来後，亚梅阿姨才也单独赶到医院，看到断气多时的母亲竟然已静静地躺在太平间，怎麽也不敢相信，早上她还可以自己走到医院看病，中午就宣告不治。懋兰阿姨真的吓坏了，深信这是一桩谋害，有不祥之感，连夜收拾简单衣物，一声不响地离开了不平静的桂林，丢下亚梅阿姨一人看顾这对没爹没娘的双胞胎。
亚梅阿姨後来带着我和孝慈赶到万安，一见到外婆，就抱头痛哭，进到房内哭诉说，叁姐死得很凄惨，到医院太平间看到她露在床单外的脸和手臂，都呈深褐色，几近黑色，一定是被毒死的。精明能干的叁姐是她的偶像，平日生龙活虎、身手矫健，怎麽会一下子工夫，就冰冷地躺在太平间？当场既难过又害怕地嚎啕大哭起来。她跟外婆说，她一个女人家，无亲无故只身在外，又能怎麽办？外婆听到这些，真是伤心透了，很後悔没有及早阻止亚若和经国先生交往，她告诉亚梅阿姨，她预感早晚会出事的。
一九二九、叁○年，经国先生在赣州专员公署，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出其不意地造访外婆，主要还是去看母亲。有次外婆和邻居正在客厅玩小麻将，住在一起的小孙子修纯从门外匆匆地跑进来说：“阿哥来了！阿哥来了！”外婆还连忙把麻将牌藏起来，因为父亲在赣州雷厉风行，禁烟、禁赌、禁娼，连麻将都不准打，外婆也不能例外。“阿哥”是外婆、母亲等家人在父亲背後的称号，是源於母亲私下对父亲的 称；另一个较为不雅的封号叫“麻子”，则是家人发觉他鼻头上有点凹凸不平而取的谑称，也多少反映出，外婆对已有家室的蒋专员和女儿交往，一开始就不以为然。
母亲速下葬
父亲於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五日晚，接到民政局长邱昌渭从桂林亲自电话报告母亲业已过世的恶讯，至为惊愕与悲伤，但又不敢形於色。父亲接受王升的意见，要外婆一家迁到比赣州还偏远落後的万安县去。第二天即派王升前往开新路，劝说外婆尽速搬离赣州，到一个完全陌生且单纯的环境，去抚养这两个孤儿。王升告诉外婆，如果一家人仍然留在赣州，设若把这对六个月大的双生子，从桂林带回来交给外婆抚养，对她来说当然方便很多，但一定会惹来 言 语、蜚短流长，何况父亲和方良女士及孝文、孝章也住在赣州，必然纸包不住火
，迟早会引起外界议论，对父亲会很不利，这是无论如何不可以的，必须快速远赴万安县去躲一阵子。父亲要王升交给外婆一笔款子，并且为刚从商专毕业的二舅 若在万安县税捐处安排了一个主任的职务，要他从南昌赶去万安当家。
就在这样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外婆连街坊邻居都没辞别一声，收拾行李就上路了。先前王升建议父亲安排母亲只身去到桂林待产，现在又要外婆迁到偏僻乡下去扶养两个孙儿，理由只有一个，无非都在掩人耳目。母亲为爱情付出的代价太高了，外婆受到的牵连，更超过她所能负荷。
同时，父亲随即指派办公室亲信王制刚漏夜赶赴桂林，和邱昌渭研商母亲的善後事宜，还找了一位风水先生，在桂林市郊，漓江东岸马鞍山西侧，名叫凤凰岭的地方，景色极为秀丽，将母亲匆匆安葬，墓碑上刻有“章亚若女士之墓”，以及“不孝子 蒋孝严 蒋孝慈泣叩”等字。当天没有通知母亲生前在桂林的故旧好友，除了桂氏兄妹、王制刚和邱昌渭的几个部属等少数知情人士外，就只有亚梅阿姨在大热天六神无主地抱着这对半岁大的孤儿到场送葬；墓碑上所刻的文字，就是亚梅阿姨告诉外婆的。
後事处理完，王制刚便一路护送亚梅阿姨，与桂昌德和我们前往江西万安。一路长途跋涉，经过湖南和广东边境，才抵达比赣州更北边的万安县，比外婆和二舅他们晚到了两天，把外婆急坏了，以为路上发生了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