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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式的悲剧
孝文在一九七○年因饮酒过量而不醒人事，加上延误就医，使脑神经缺氧而严重受损，虽经急救，仍旧造成日後意识表达和行为反应无法完全恢复如常人，以致长达近二十年的生活起居，均须他人照料。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四日过世时，仅得年五十五岁，距经国先生辞世还不到一年半。
我参加了他的丧礼，是以“外交部常务次长”身份前往的。他短短一生，拖累最深、最重的应当是徐乃锦大嫂。她无怨无悔地照料孝文所展现的无比耐力和牺牲，并且独力把女儿友梅教养得那麽好，令我万分敬重。她行事低调，通情达理，加上有德国血统直来直往的个性，并且远离政治漩涡和家族是非，凡我遇到的人，未闻对她有任何负面批评。
孝文做过直接与社会有关系的工作，是他担任金门和桃园两地台湾电力公司主任的职务，因时间不长，很难让民众留下深刻印象，但也没有听到对他在为人处世方面的指责。孝文生前的好友余正雄对他的评价相当正面，他告诉我孝文很有头脑，反应敏捷，待人诚恳率直，很早就有机会参与相当程度的“政府”重要事项决策。
我在想，假如孝文大哥能在一般平民家中成长，应当会更有成就，或是从小就把他送到美国念书，在一个较单纯的环境里，闪开一些牛鬼蛇神的纠缠，以他优秀的资质，要念西点或哈佛都有可能的，进而可能成为一号人物，对社会做出贡献。但是他置身台湾，环绕在一种被骄宠的环境里成了唯一的选择，最後，莎士比亚式的悲剧就成了他的宿命。
他的独女友梅非常懂事，很有才华。她专程从英国偕夫婿从伦敦陪侍重病的母亲蒋徐乃锦数月之久。乃锦大嫂过世，後事都是由她处理。她亲自书写的一首悼念母亲的奠诗，文情并茂，读之令人动容。我曾私下告诉她，我不赞成此时匆忙且草率地将两位“老总统”从慈湖、头寮移灵五指山，她完全同意，并且告诉我，远在旧金山的孝章大姊也十分反对此事。
孝章最令我钦敬
不少曾直接追随过经国先生的人都跟我说过，在长安东路二条通里，他最疼爱的还是孝章。唯一的女儿，聪慧乖巧，讨人喜欢又漂亮，是他的掌上明珠和心肝宝贝。
台湾社会对孝章大姐的认识较有限。曾经引起人们谈论和关心的，是她嫁给前“国防部长”俞大维先生公子俞扬和先生的婚事。
温哈熊“口述历史”事件
传说中，父亲起先并不很赞同这段姻缘，但无法改变她的决定。前几年，温哈熊出了一本所谓口述历史，对俞、章的婚姻有夸大的负面描述，甚至涉及人身攻击和毁谤，破坏了她在国外生活的宁静，引起他们夫妇的极端愤怒，因而提起诉讼。这件事在台湾媒体上占了好几天版面。
事实上温哈熊在书里面，对美伦也有非常不实和荒谬的批评，气得我和美伦都曾考虑到法庭按铃申告。好几位“外交部”及驻“华盛顿大使馆”的老同事，看到温某书内恶意的中伤相当气愤，便主动向报纸投书为美伦辩驳澄清，并强烈指责温某的不道德。後来经朋友劝告，为避免媒体炒作，反而帮他新书促销，我们才打消控告的决定。
为这件事，我亲自去看过“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先生，因为温某那本“口述历史”，是由“中研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口头整理完成。对於该所在处理所谓“历史”过程中，不曾做交叉查证，我表示相当不满；李远哲也向我委婉说明，并强调虽然以该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挂名完成的个人口述历史，但并不等於背书它的内容。我则强烈建议，以後该院出版类似书籍，务必格外谨慎，尤其涉及到“人”的评论和褒贬部分，不可仅听信片面陈述而不去比对求证，特别是涉及的当事人都还健在，怎可省略不为？就是媒体记者报道新闻，都知道“平衡”和“查证”的不可或缺，况论撰写冠以“历史”之名的书籍，应当是何其的严肃，稍一不慎就会被一些自认有社会名望之徒，用做欺世盗名和私人 愤、攻讦对手的工具，比不负责任的八卦报道更加可怕，因为它披上了纯净的学术外衣，掩盖了邪恶的本质。温哈熊就是典型的例子。李院长赞同我的看法，也应允向近代史研究所转达，提醒该所日後务必改进。
从报端获悉孝章大姐对温哈熊出书爆料的卑劣行为，决定提告，我十分同情她，更全力支持她。温哈熊就是有一万个理由，要披露那段不为父亲十分赞同的婚事，甚至就是有一万个证据，证明他所叙述的是事实，只要基於经国先生曾经格外的提拔和重用，他就绝不该轻佻地把这种伤人害己的典型八卦，放进他所谓的“口述历史”当中！温哈熊忘恩负义、沽名钓誉的行径，使经国先生的旧部和所有认识温某的人感到心寒，也让原本不认识温某的人不耻。
一切已了然於心
过去每次因公在旧金山停留时，我都会私下打听一下孝章夫妇的近况，有几次还想和他们联系，或送个小礼物向他们致候，後来想想，怕太唐突而作罢。我之所以想和孝章大姐联系，是因为我确定她很早就知道在赣州发生过的往事，秦孝仪院长曾证实，而孝武对孝章大姐知情一事，则说得最清楚。
我并不天天写日记，但是凡遇到较重要的事，我都有当天做简要记录的习惯。根据我的记事本，一九八九年元月十七日晚，在家中（罗斯福路叁段“外交部”次长的官舍）宴请孝武夫妇，那次是他从新加坡返台述职，在座的还有钱复、宋楚瑜、陈履安、徐立德等人。孝武那晚兴致颇高，显得很开心。宴会後，孝武夫妇单独留下来和我 谈，说了不少心中的话。孝武特别提到，孝章大姐去年（一九八八年）返台为父亲奔丧时曾告诉他，她了解到孝武目前与我和睦相处的情况，对於这样的发展她很高兴，并且进一步告诉孝武，父亲曾於生前向她言及桂林的事。这是孝武亲口讲的，当时美伦和惠媚在座。孝章大姐目前还在旧金山，我不会也不敢信口开河。
孝武主动向我提到孝章大姐，是想要让我晓得，自从父亲过世後，我们能够彼此接纳、多所交往，不仅是我和他之间的正确决定，连孝章大姐也都赞成。我当时简单回应孝武说，我有一个很单纯的考虑，就是不管别人怎麽想、怎麽说，只要能让父亲在天之灵感到安慰的事，我们都应当去做。
孝武点点头表示赞同。
孝武冤困“江南案”
一九六二年，我在大学叁年级暑假被分发到政工干校，接受第十叁期预备军官的基础训练，孝武比我小叁岁，那年正好高中毕业，就在我到干校报到的同时，很意外地看到他也在人群里。更奇妙的是，他不仅和我分在同一大队，还在同一个连上。他的出现当然令我吃了一惊，因为我一眼就认出他来。
我和其他受训的预官当时都猜不透，为什麽他才中学毕业，就能和大专学生一起接受训
练？没人敢明问，只有在心里嘀咕。为期八周的训练中，没有每天看到他，另外还有两、叁位看来是他死党的好友陪着他受训，一夥人显得轻松自在，像是在参加夏令营。後来队上的长官无意说出来，因为经国先生认为暑假太长，孝武待在家里会很无聊，又容易出去鬼混，所以乾脆交给干校看管，受受军训，期盼透过部队生活，让他养成纪律观念和规律起居。经国先生的用心也够良苦了，实际效果却有限，因为每到晚上，他并不是和大夥儿在大寝室里睡大通铺，若不是溜出去，就是安排到长官的单独卧房就寝；至於出操，那更是随他性了。
这件事到今天都令我不解，他被送到干校时，怎麽会不仅和我编在同一个连，居然“小组”活动，也和我编在一起？“小组会”都是晚餐後在教室里召开，每组只有十来人，彼此围成一圈、坐得也近。有天开小组会，他就坐在我右手边，可能太无聊，他转身望望我，低声地说：“让我来替你画张像，你长得眉清目秀的嘛！”我只笑笑，没说什麽。只见他在一张纸上煞有介事地像在为我素描，我也没去看他最後画得到底如何。我想他只是好玩，也可能是找借口搭讪。我暗中自问：“难道他知道我是谁？”
我当然知道他是谁，那时，我除了严守分际说我是“章孝严”外，其他什麽都不能说。到今天，我心中的谜还是没有答案，难道会是父亲刻意安排，要我们在这种自然而单纯的场合相遇相识？或者只是一种机率几乎等於零的巧合？只有问上帝了。
另一件事就更不寻常了。经国先生向来重视青年学子，每年都亲自到政工干校主持预官训练的开训典礼。但是，一九六叁年我到干校受训那一年，他却没有来，也是唯一缺席的一次，当时队上的长官们均感意外。我私下在想，难道是他知道我在受训，而刻意回避不来，免得造成我心理上冲击？
突然的第一次会面
一九七七年我从华盛顿回台北，孝武叁十出头，已是“欣欣传播公司”总经理。有一天，突然接到他的机要 书方兴华来电，要我抽空到他办公室去一趟。我颇感困惑，因为我的工作和“欣欣传播”完全无关。我问方兴华，蒋总经理找我有没有什麽特别事？方兴华说不清楚，蒋先生只交代请我去一趟。
当我进到孝武办公室，他已等在那里，正抽着烟，很客气地和我握握手。坐定後，他问了问我工作情形以及家庭状况，我简单回应，也谢谢他关心；我也问他现在从事传播业务主要在做些什麽？他倒说得津津有味，看起来像是很容易赚钱的行业，因为他办公室的家具和装潢相当气派。那天大概谈了半个小时，完全是漫无主题的 聊，谈话中，我还期盼他能谈一些比较严肃的事情，但是都没有，有时他看来又有点欲言又止，我弄不清他那次找我到他办公室的真正目的为何？很可能他已风闻了一些有关我和孝慈的事情，所以想看看我到底长得是什麽模样、什麽样谈吐？
再下一次和孝武会面，则隔了快十年。十年里我已按部就班地在文官体系，从科员、科长、副司长、司长，一路晋升到“外交部”常务次长。孝武则已转到“中国广播公司”担任总经理，这是孝武工作最长的一个职务，从一九八○年七月一日到一九八六年二月，有五年半的时间。
意外踏入“外交”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台湾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江南案”（作家刘宜良在旧金山寓所被枪杀身亡），孝武就是在“中广”总经理这个职务上被卷了进去的。由於美国联邦调查局及台湾“司法调查单位”联手调查，证明该案系由当时“国防部”情报局长汪希苓，指派陈启礼及吴敦赴美执行的一桩枪杀异己的任务，後来叁人均遭台北地方法院以共同杀人罪，各判处无期徒刑等重刑。
美国国务院曾强力要求引渡有关嫌犯至美国受审，台湾方面则以双方无引渡条约为由坚拒。美政府及国会运用军售及贸易两大议题，对台湾持续施压，经国先生对这件事在双方关系上所造成的破坏颇为震怒。当时国内外媒体均影射孝武与该案有涉，让他百口莫辩。
就在各媒体把整个案子炒得沸沸扬扬之际，一九八六年二月十八日，经国先生断然把孝武调离，要他前往“新加坡代表处”出任副代表。代表是胡 将军，胡定吾的父亲。经国先生和李光耀总理私谊颇笃，孝武前往新加坡，经国先生最放心了。
经国先生这项决定，不管是对当局或对孝武个人来说，都是明智的。孝武有一万个不愿，也无可奈何。
“江南事件”对孝武是一生中最严重的打击。表面上，他欣然赴任，内心则极不乐意。他很清楚，自此不仅远离亲友，更将远离权力中心。在此之前，坊间臆测他是“接班掌权”的可能人选之一的消息，甚嚣尘上。他的外放立即将此可能破灭。但孝武此一转折，却意外
地踏入了“外交”系统，也造就了日後和我密切交往的机缘。
我们本来就是手足”
在孝武出任“副代表”半年，我升任“常务次长”，并主管“亚太和亚西司”业务，不折不扣地成了他顶头上司。对他的工作我了如指掌，只要有机会，我都会不动声色地帮他，从未因为他以前曾受周边人士怂恿，对我和孝慈有过抵制，而心生怨怼。我只认定他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情分上要照顾他，工作上更要协助他，理由很简单，这应当是父亲经国先生所乐见的，尽管他可能当时不会知情，也可能永远不会知道。
一九八七年，“外交部”对所有驻外人员例行性地逐一打年终考绩，孝武也在名册当中。我任“常务次长”，是“外交部”考绩委员会副主委，当评审到“新加坡代表处”时，我注意到胡 代表只给他八十一分，我便主动在会上发言为他争取了八分，修正提升到八十九分，是甲等的最高分数，可以获得两个月薪水奖金。事後，我从未问他知不知道那年他这麽高的考绩分数是怎麽来的。那天下班回家，我只告诉美伦：“很高兴今天能够以哥哥的身份在孝武不知情的情况下，帮了他一个忙，工作上给他鼓励。”後来，在处理“江南案”过程中，我又再次在暗中助了孝武一臂之力。
每次孝武从新加坡回来“述职”或休假，我都会抽空以“次长”身份到机场去接机，若是惠媚和他一道，我会要美伦同行。从“外交部”的角度，这是对他的特别礼遇，一般“驻外副代表”返岛“述职”，“外交部”顶多是派“副司长”或“科长”去接机就可以了。孝武很快感觉得到我在许多方面释出的善意，於是对我的态度也起了转变。
有一天，我邀“外交部”几位司处长在国宾饭店二楼为他接风，饭前我俩坐在一个角落里有说有笑，非常开怀而亲切，在场采访的《中国时报》外交记者张慧英看在眼里，有感而发地问孝武：“你们看起来聊得蛮开心的，真是情同手足！”孝武立即笑笑地反驳她说：“你错了，我和章次长不是‘情同手足’，我们本来‘就是手足’！”这是孝武第一次公开而自豪地承认，我们是兄弟。
介入处理“江南案”
“江南案”改变了孝武一生，但是他私下多次坦诚地跟我说，他确实与该案完全无涉。在岛内外媒体强大压力下，他无从辩解冤屈，最後，他只期望整件案子能够早日成为过去。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我由“外交部常次”转任中国国民党海外工作会主任。一九九○年一月十五日，孝武从新加坡调升“驻东京代表处特任代表”。我接任“海工会”主任後，即密集展开海外的访视，短短几个月，走遍了所有国民党的海外总部、支部，甚至分部。出访的第一个行程涵盖了美国、加拿大和日本，从二月二十六到叁月十叁日，十五天当中走访了十五个城市。抵达旧金山时，却意外地直接介入了“江南案”的处理。
我访美各地的行程是公开的，当地华文报纸均有报道，侨胞只要稍微留意，便知道我的行踪。叁月十日当天，我在凯悦饭店突然接到《联合报》驻华盛顿“特派员”施克敏的电话，他和江南夫妇（刘宜良与崔蓉芝），在华盛顿时是多年好友，“江南案”发生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