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最适合说的话就是如果道森小姐想见我，我应该及时过去。当然，我从道森小姐事件中退出使我无权再干涉了。
一九二五年十月，我的健康已不如从前，于是我退休来到意大利。在这个国家，英语报纸并不总是如期而至，所以报纸上宣告道森小姐死亡消息时我还不知道。这件事很有趣，因为它本应发生得很突然并且在有些神秘的情况下。
你说你想知道我最后见到阿加莎·道森小姐时她的精神状况。她的精神状态非常好——就像她曾经自如地应付生意时那种状态。她绝不是一个善于解决法律问题的人，让她明白遗产继承新法律下她的遗产继承权问题所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她一直认为遗产自然而然地应由另一亲属继承，所以当事态变化时她觉得不可信。她向我保证说法律不会允许政府通过该项法例的。当我竭尽全力让她相信法律会如此行事时，她非常肯定地说如果惠特克是合法继承人，没有任何法庭会曲解法律来达到将钱分给别人的目的。
“为什么兰开斯特公爵领地有权处理这件事情？”她说，“我根本就不知道兰开斯特的公爵是谁。”她不是特别理性的女人，除了她不喜欢这个问题以外，最后我也无法肯定我是否让她了解了形势。然而，无庸置疑的是那时候她心智健全。我之所以要求她在最后手术之前立下遗嘱是因为我担心她会因此而丧失功能，或者从商业角度看，她会在麻醉剂的影响下一直保持那种状态。
希望你能从这里找到你需要的资料。
您忠实的普罗宾
默博斯先生认认真真地读了两遍信。他开始意识到这件事是案件的关键所在。他给警官帕克写了张便条，叫他尽快去斯特波旅店一趟。
帕克那时候正清闲着，麻烦就来了。他这两天都在拜访律师们，他现在一看到黄铜门牌就开始作呕了。他看了看手中长长的清单，不耐烦地数了数还未作记号的人名。
帕克是一个处事井井有条、吃苦耐劳的人，这个世界上都难得再找到这种人了。他和温姆西一起工作时，众所周知，所有烦琐、乏味、沉闷的事都是帕克处理的。有时他觉得很恼怒，因为温姆西好像觉得他做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他觉得事情就是这样子了。那天酷热难耐，人行道满是灰尘，街道上到处都是纸片。公共汽车外热内闷。快餐店里内充满了油煎欧蝶鱼和沸腾茶水的味道，帕克正在里面匆匆吃着午餐，他知道温姆西正在他的俱乐部享受午餐，然后他会和弗雷迪·阿巴思诺特一起去看看新西兰人。他已经看见过他了，一个正沿着蓓尔美尔街缓慢行走、敏锐苍白的人。该死的温姆西！为什么他无法让道森小姐安静地躺在墓地休息？她就躺在那里，不会伤害到任何人。温姆西坚持要深入调查她的事情，他将询问的事情都归结到这一点以至于帕克不得不注意起来，他想自己肯定要继续和这些狡诈的律师打交道了。
他正在研究自己的一套方案，可能有用，也可能没用。他重新看了看财产新法律的规定，他想如果惠特克小姐意识到新法律可能对她所期望的事情产生影响，她将立即考虑接受法律建议。
他首先想到的无疑是要向利汉姆普顿的律师咨询，除非她想要耍鬼把戏，否则没有什么能阻止她这样做。因此，帕克一开始就跑到利汉姆普顿拜访了三个事务所的律师。三个事务所的律师都非常肯定地说一九二五年间他们从来没有收到过惠特克小姐或任何人的这种咨询。有一位律师是霍奇森的资深合作人，道森小姐在与普罗宾先生争吵之后将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他打理了。当帕克问他这个问题时，他有些诧异地看着帕克。
“我向你保证，警长先生，”他说，“如果那件事情以这种方式引起了我的注意，考虑到后来发生的事情，我当然已经记住它了。”
“我以为当那个问题源于清理财产和证明惠特克小姐的继承权时，你从来没有想过那件事情。”帕克说。
“我无法否认你所说的。如果真有寻找近亲的问题，我应该早就想到了。但是我从普罗宾先生那里已了解到了那个家庭的家谱。新法律实施之前将近两个月发生了死亡事件，所有的手续自动开始办起来了。事实上我从来没有想过新法例和那件事有什么联系。”
帕克说他听到那些话非常震惊，他给霍奇森先生讲了坦金顿先生关于那件事情的精辟见解，引起了霍奇森先生的极大兴趣。那就是他在利汉姆普顿得到的所有信息，当然他还拜访了克林普森小姐，听了她采访薇拉·芬勒特的所有事情，拍尽了她的马屁。克林普森小姐和他一起走到车站，希望能见到惠特克小姐，但他们不走运。帕克想，总的来说，这样倒也不错。尽管他想见见惠特克小姐，但他并不特想她看到他，特别是在有小姐克林普森陪伴的时候。“顺便说一下，”他对克林普森小姐说，“你最好还是向巴奇夫人解释一下我的事情，否则她会追根究底问个不停。”
“但我已经解释了。”克林普森小姐咯咯地笑着说，“巴奇夫人说有一个叫帕克的人想见你，我马上意识到她一定不认识你，所以我很快就回答说：”帕克先生，哦，他是我的表弟阿道弗斯。‘你不会介意叫阿道弗斯，对吧？
非常有意思，但那个时候我第一个想起的就是那个名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来都不认识名叫阿道弗斯的人。“
“克林普森小姐，”帕克严肃地说，“你是一个出色的女人，即使你叫我马默杜克，我也不介意。”
他想出了调查的第二套方案。如果惠特克小姐没有去拜访利汉姆普顿的律师，那她去拜访谁了？肯定是普罗宾先生了，但他认为她不会那么做。她在克罗夫顿时还没认识普罗宾先生，她从来没有和她的姨妈真正一起生活过。
她在他去利汉姆普顿见道森小姐时见过他，他对拜访道森小姐一点信心也没有，但她一定从她姨妈那里知道拜访和立遗嘱有关。考虑到她所知道的新情况，她会猜到那时候普罗宾已经知道了新法律，认为告诉她事情真相并不合适。如果她现在问他，他很可能回答说已经不再插手道森小姐的事情，让她去问霍奇森先生。除此之外，如果她问了会发生什么事情，普罗宾可能会记住它，不，她不会去见普罗宾。
那么事情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对于想隐瞒真相的人，对于想遮掩身份的人，对于只是路过就想被遗忘的人，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成为他们的栖息地，那就是伦敦。在伦敦，没人知道他们的邻居是谁，店主也不认识他们的顾客，医生突然被叫去给陌生的病人看病。你可能死在一个屋子里几个月都无人注意，直到检查煤气的人过来看煤气表。陌生人友好而朋友随便。
伦敦不洁污秽的内在包囊了众多的奇怪秘密。多么慎重、无趣、无所不包的伦敦。
这并不是说帕克就是那么思考伦敦的，他只是在想：
“十有八九惠特克小姐会去伦敦，‘他们大都觉得待在那里会比较安全。”
惠特克小姐当然知道伦敦。她就职过皇家自由医院，那就意味着她最了解布卢姆斯伯里区了。没有人比帕克更了解伦敦了，伦敦人很少会走出他们自己特有的生活圈。
如果她在医院时没人向她推荐另外一个地区的律师，她就会去见布卢姆斯伯里或霍博恩区的律师了。
不幸的是，有一个地区律师成群，格雷旅馆路，格雷旅馆，贝德福德街，霍博恩，林肯旅馆，这些黄铜门牌到处都是，就像黑霉般密密麻麻。
因此，在那个七月的下午，帕克感到格外烦闷、疲惫、厌烦。
他不耐烦地咕哝一声，推开桌上的盘子，径直来到贝德福德街，他已经将拜访贝德福德街作为那个下午工作内容的一部分。
他从他拜访的第一个律师事务所开始，碰巧是一个叫J·F·特里格律师的办公室。他很幸运，外间办公室的年轻人告诉他特里格先生刚吃完午饭回来，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见见他。他应该进去吗？
特里格先生是一个和颜悦色、爽朗的男人，刚四十出头，他叫帕克先生随便坐，问他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帕克开始第三十七次讲述他精心设计的开场白以达到他的目的。
“我只是暂时待在伦敦，特里格先生。我需要法律援助。我在一家餐馆遇到一个人，他向我推荐了你。他告诉了我他的名字，但我给忘记了，不管怎样，这并不重要，对吧？事情是这样的，我和妻子去镇上看她的姑姑，她已经病人膏肓了。事实上，她活不了多久了。
“那个老女人一直很喜爱我妻子，所以如果她死了，帕克夫人继承她的遗产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是一笔大数目，我们已经——我不是说我们一直期盼着得到它，但委婉地来说我们指望退休后就靠它度过余生了。她没有其他亲戚了，所以尽管那个老人经常谈立遗嘱的事情，我们一点也不担心，因为我们觉得我妻子肯定能继承财产。但我们昨天和朋友谈起这件事，他说新法律又出台了，如果我妻子的姑姑没有立遗嘱，我们什么也得不到，我们听后大为震惊。我想他的意思是这些财产将归政府所有。我觉得不会是那样子，但我的妻子有点紧张了——我们有孩子们需要养育。她要我快点寻求法律意见，因为她的姑姑随时都会死去，我们不知道她是否立了遗嘱。如果事情有变，她的侄女怎么承受这一切？”
“你把事情说得不是很清楚，”特里格先生说，“但我的建议是你们得搞清楚是否已经立了遗嘱。如果没有，若立遗嘱的人能够立遗嘱，叫人马上给立一个遗嘱，否则，你的妻子会失去她的财产继承权。”
“你看起来对这个问题非常熟悉”，帕克笑着说，“我想自从新法例实施以来你总是被别人问这个问题吧？”
“不是‘总是’，只有侄女是惟一的亲戚实在少见。”
“是吗？我想是这样吧。你记不记得一九二五年夏天有人问过你这个问题，特里格先生？”
特里格先生脸上露出非常好奇的表情，看起来就像警报。
“为什么问那个问题？”
“你应该毫不犹豫地回答我的问题，”帕克说着拿出他的警官证， “我是一名警官，有充足的理由问那个问题。我先把法律问题当做自己的问题来问你，因为我迫切地想先知道你的专业性见解。”
“我明白了，探长先生，如果那样的话，我想我应该告诉你一切了。我确实在一九二五年六月被问过那个问题。”
“你记得当时的情形吗？”
“非常清楚地记得。我不可能忘记它们以及后来发生的事情。”
“听起来很有趣。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详细地讲述那个故事吗？”
“当然可以。请稍等一会儿。”特里格先生伸出头对外间办公室说，“巴德科克，我和帕克先生有事要谈，不见任何人。好了，帕克先生，现在是为您服务的时间了。您抽烟吗？”
帕克接受了，点燃了他精致的烟斗。特里格先生一边快速地一根接一根抽烟，一边开始讲那个奇特的故事。
伦敦律师的故事
“我有读小说的习惯，当那个陌生人来叫医生去探访那位住宅孤零的陌生病人时，我经常是随同医生出去的，在下个章节里，这种奇怪的冒险将揭开一桩神秘的犯罪活动。”
《一个伦敦佬》
“我想，”特里格先生说，“那是在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五日或十六日那天，一位女士过来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和你曾经问过的那个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她声称是替她的朋友问的，然而她并没有说她朋友的名字。是的——我想我还能很好地将她描述出来呢，她是个高挑个儿，迷人的姑娘，白皙的皮肤，黑头发，蓝眼睛，我记得她的眉毛很好看，直直的，面无血色，她穿着夏天的连衣裙。我猜想那就是所谓的绣花亚麻裙吧——我可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她还戴着一顶灰白的巴拿马草帽。”
“看来你倒记得挺清楚的。”帕克说。
“确实如此，我记忆力不错，另外，正如你听说的那样我还在其他场合见过她几次。
“第一次见面时正如你问我的那样，她说她只是在城里逗留，并且偶然地被介绍给我，我对她说一时之间我并不愿意回答她的问题。那个法案，也许你还记得，那会儿刚刚通过终稿，我在那里还找不到依据。再说，只匆忙浏览一下法案，我就认定会有许多重大问题出现。
“顺便我告诉这位自称格兰特小姐的女士在给她任何建议之前我得征询一下律师的意见，问她是否介意第二天来个电话，她说她会来的。她站起来握手向我道谢，握住手的时候，我不经意地发现奇怪的疤痕切过。她所有手指的背面，像是什么时候被凿子或其他东西砸过一样。我是很偶然才发现的，真是幸运。
“第二天格兰特小姐果然来了，期间我已拜访了一位知识渊博的朋友，因此我给她提出了和给你一样的建议，看来她很看重，事实是恼怒多于重视。
“‘公民的个人钱财应该像这样归属国家，这似乎很不公平，’她说，‘毕竟曾侄女总归是个无可争议的近亲。’
“我回答说，除非这位曾侄女可以叫来证人证明死者有遗赠钱财给她的意愿，国家就完全有可能按照死者的意愿来分配所有财产或其中恰当的一部分，然而，这还取决于法庭的裁决，如果任何时候有关于这方面的任何争议，法官往往会对曾侄女的申请做不利判断。
“‘无论如何，’我补充道，‘我并不知道在法案中曾侄女是被排除在外的，我已了解到可能会这样，无论如何，离法案生效还有六个月呢，在它之前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牛。’
“‘你是说姑姑可能会死，’她说，‘但她病得并不重——只是精神上而已，护士是这么说的。’
“无论怎样，她付了钱随后就走了。我注意到她所说的这个朋友的曾姑母突然之间变成了姑姑，我认为我的当事人在此事上有个人感情。”
“我想是这样。”帕克说，“你再次见到她又是什么时候？”
“奇怪得很，我在那年的十二月又撞见了她。在演出之前，我在搜狐吃快餐，我经常光顾的这家店顾客盈门，我不得不坐在一张已有一个女人坐着的桌子旁，当我咕哝着那句‘这个坐位有人啊’的客套话时，她抬起头，我马上就认出了我的当事人。”
“你好，格兰特小姐。”我问候道。
“对不起，”她冷冷地回答，“我想你认错人了。”
“对不起，”我更冷漠地答道，“我叫特里格，今年六月份你来贝德福德街向我咨询。如果冒犯了你，我向你道歉，立马就走。”
于是她就笑了，然后说：“对不起啊，一时我没认出你。”
于是我被允许同她一起坐。
“为了打开话题，我问她遗产的事情她有没有得到更多的建议，她说没有，她说她对我告诉她的十分满意。
还是为了没话找话，我问她曾姑母究竟有没有立遗嘱，她非常简短地回答说这不需要，老人已经去世了，我这才注意到她身着黑色，这就确认了她就是那个所谓曾侄女的想法。
“我们聊了会儿，警官，我不想跟您隐瞒我认为格兰特小姐很有意思，她才思敏捷，我想说的是我不是那种喜欢女人没脑子的男人，就那方面来说我还是比较现代的，如果我有老婆，警官，我倒希望她是个有才智的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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