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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九死一生了！党再次把我从这地狱里救出来，我怎么报答党的恩情呢？”
李青笑道：“对呀，怎么报答呢？”
“一句话，做个老实人，做个老实党员。”
“这话怎么讲呢？”
“且听我说。还记得一九五五年，我刚当选先进生产者时，你问我，我在模范工地主要经验是什么吧？”
李青说：“记得。你说，和苏联专家合作是个政治问题，专家的建议就是法律，守法就行了。”
“不错，可是我没告诉你这条经验我是从哪儿学来的！”
“对了！”
“我没法说，因为这条经验我是从在美国人手下作事时学来的。在旧社会，找职业不叫找职业，叫找事！工作不叫工作，叫混事，拿谁的钱就叫给谁作事！替人办事嘛，不按人家的意思办还能按你的意思办？在史迪威公路上，正式土木系毕业生有一大堆，对每项施工方案他们都有一套不同意见。我学历浅，提不出什么高明见解。大家都瞧不起我，美国人也瞧不起我。可一到分配工作时，却总是先要我。美国工程师上南京开营造厂，他要我不要别人，为什么，因为我这人用起来顺手，光想替他办事，从不坚持个人意见。”
李青没想到邵清远说得这么露骨，有点替他不好意思起来。笑道：“您也形容过分了吧。”
“一点也不，咱们说的是实质。解放后，我以为一切会改弦更张，以我的经历，我的学问，安排我在技术科看图纸，我知足了。可没想到我弟弟碰了个钉子，我一琢磨他碰钉子的来龙去脉，发现也还是在为谁作事这一点上。所以大家选我去模范工地，我没推辞，对这一套作事法我比对土木工程力学结构熟悉。在美国人手下怎么干，在苏联人手下也怎么干呗。只要不把这个底说明白，大致不会失败。果然，我去了，干成功了。而且从此一路顺风！”
李青问道：“这么说大跃进化工厂的事您也是明知道后果不会好的？”
“不能这么说。”邵清远喝了口茶，接着说，“当时领导上号召大跃进，全国各地什么亩产万斤粮、大炼钢铁、活性染料、牛猪杂交，各种荒唐事都在报上堂而皇之地宣传开来了。用豆腐作蛋白胶，从技术上说是行得通的，用草袋作纸筋也不违反科学原理，领导要这么干，我当然按领导的意愿办。还是那句话，我不忘我是替人办事的。另外我也是拥护共产党的。我相信党要这么干必定有他的理由，有政治上非干不可的理由。虽然不明白是什么理由，可自觉的跟着潮流走。后来潮流把我浮到上边来了，我想下也下不去，何况我并不想下去。我弟弟倒下去了，不也对革命没带来什么好处吗？不过我可是全力以赴地干事的。不管我水平多高，放我在那个位置上，我一定尽其所能把事干好。当副院长我本来不够格，因为技术上我没那么多学问，所以我尽量听别人的，把别人的高见收集来作为我的最后建议拿出去。凡是上级希望我办的事，我件件把它办好。”
李青说：“照您这么说，您也未必全错，何致于现在又反其道而行之，恢复原职都不干呢？”
邵清远说：“上边我只说了一半，作什么都不忘记是替别人干事，按别人意思办。这只是个手段。内里还有个目的，目的是为自己办件最大的事。在旧社会是为了保住饭碗，在新中国是为了保住职位，后来又加上保住政治地位、社会地位！您到过我这儿，我这家原来挺舒服。我跟我爱人感情挺好。她在旧社会唱戏，舒服惯了，我不忍心叫她受委屈，我弟弟的事教训了我。我要被打下去可不如他，他年轻，有专业知识，败到底还可以当技术员。我的专业是二五眼，叫我当副院长我能应付，真叫我上工地当个施工工程师就砸了。就像票友唱戏一样，别看能唱《二进宫》的杨波，你叫他当真来个武行的，他连台帘也出不去！”
李青说：“按您这逻辑，现在叫您回去当院长，不正该接受吗？”
邵清远说：“你忘了刚才我说的‘文化大革命’对我的好处了。‘文化大革命’ 一来，吭呛一下，扫地出门，我半辈子的饭碗全砸了，连筷子也没剩。我这才明白，要不把党搞好，把全国治好，我再精明也保不住自己的饭碗。替人家干事？替谁呀？替国家才能有自己。我入党也十几年了，直到进了牛棚我才觉着自己真该好好当个党员，实打实的尽一个党员的义务，实打实的为国家作点事。在牛棚我就下决心，如果党还能把我救活，我报答的办法就是向党声明：我这个工程师是假的，先进工作者也是假的。请党把我调到我力所能及的岗位上，描图也行，当工长也行，实打实的为党作点事儿。”
李青觉得他说得很诚恳，劝慰了几句，答应向上级转达他的要求，同时嘱咐他： “组织决定了，可一定要服从。”
李青回去把情况一汇报，领导上笑了。主要负责人说：“这是知识分子的偏激性！他自己这么说可以，组织上不会这么认为。这么多年的经验，我们很了解他么！懂技术，有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是个老干部。”
另一位领导说：“可能还是有点怨气儿，做做工作么，告诉他，组织决议还是要服从。先报到，有什么意见以后还可以谈！”
调令终于下去了。邵清远组织性向来是强的，没有二话，到设计院走马上任。
上任以后，邵清远工作很认真，自上至下反映颇佳，但他每过一个时候就打一份报告，申请退居二线当顾问，最近的一次报告，还提出了可以接替自己者的名单，名单列了三个人，有一个是他的弟弟邵明远。
有人把这话传给邵明远，邵明远说：“我不是当官的材料，我一辈子没说过家兄好话，现在倒要说一句，我看他干这个院长还合适。”
李青把邵氏长见这些往事捋了一遍，想来想去，弄不清他算哪一号人！先进人物吗？不像；落后人物吗？也不像；中间人物呢？似乎也不贴切。想了两天，脑袋生疼，嘴上起泡，决心放弃写小说的野心，安心休养。
漫忆汪曾祺
曾祺西归，报刊约我写悼念文章我婉拒了。心中乱糟糟的，几句悼文能表达多少哀思？安定下来后，再冷静记述回忆更好些。曾祺人缘好，朋友们写的悼念文章各报刊都能见到。并不缺我这一份儿。
汪曾祺和林斤澜是建国后我结识得最早的朋友。说这个没有自吹之意。他二位成仙得道，我望尘奠及，是后来的事。四十七年前还处在大哥二哥相差不多的阶段。曾祺虽已出过小说集，是沈从文先生入室弟子，但这没给他戴上光环，倒还挂点阴影，被认为曾是另一条道上跑的车；斤澜在台湾是地下党员，蹲过国民党军事监狱，九死一生跑回来后只着迷写剧本，写的不少却一部都没上演过（至今也没听说有人上演），相比之下当时处境最顺的倒是我。小八路出身，写工农兵，在“批判武训传”等“战斗”中表现得既“左”又“粗”。文章虽写得平平却被认为“党性较强”。我与曾祺、斤澜感情密切，好心的同志还提醒：“交朋友要慎重，不要受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
他俩没嫌我“左”得讨厌，我也没觉得他们“右”得可怕，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我对这二人细品起来还有区别。跟斤澜是北京人艺的同事，又是我把他拉进北京文联。完全平起平坐。我喝他的酒，他抽我的烟，谁也不等对方招呼。只是我喝酒有啥喝啥，不挑不捡。他要烟却目标分明。给次的他不要，指着我的口袋喊： “凤凰，凤凰，你有好烟在兜里揣着呢！”。我只好把藏着的好烟拿出来共享。对曾祺我当兄长对待。写文章虚心地听他批评；读书诚恳地请他指导，连喝酒都照搬他的喝法。曾祺家住东单三条，文联在霞公府，上下班经过王府井。路边有个小酒铺卖羊尾巴油炒麻豆腐。他下班路上常拐进去“吃一盘麻豆腐”，他约我去，由他付钱，麻豆腐之外每人还要二两酒。他并不劝酒，只是指着麻豆腐对我说：“光吃麻豆腐太腻，要润润喉。”说完就抿口酒。我亦步亦趋，吃一口麻豆腐润一下喉，没多久酒量就上了新台阶！
讣告上说曾祺“终年七十七岁”，可我怎么也不相信，那时他才交“而立之年”。中国人提倡“老要张狂，少要稳当”，汪曾祺算个曲型。若只见过他古稀之后的 “张狂”相，绝想不出他年轻时稳当样儿！他三十岁时的扮相是：清瘦脸上常带稀疏络腮胡碴，背微驼腰略弯胸脯内含，穿一件蓝春绸面出风滩羊皮长袍，纽绊从未扣齐；脚上是港造上等皮鞋，好久未曾擦油；左手夹着根香烟，右手里端着一杯热茶。说话总是商量的语气，没见他大喊大叫过。有次文联内部开会，某领导人观察了他一会，发言时增加了点新内容。他说：“现在是新中国了么，我们文化干部也讲究点扮相么。要整洁，要充满朝气，别弄得暮气沉沉好不好……”他担当的角色，也没法不暮气。他是老舍、赵树理手下的大管事。在《说说唱唱》编辑部负责日常工作。《说说唱唱》本是“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的机关刊物。专门团结、联系北京城的闲散文人卖稿为生的作者（跟现在的专业作家不是一个意思），如社会言情小说作家张恨水，陈慎言，武侠技击作者还珠楼主，原《红玫瑰画报》主编陶君起，大清国九王多尔衮的王位继承人、专栏作者金寄水，参加这里工作的还有来自解放区的革命艺人王尊三、大学教授吴晓铃、既会演话剧还会写单弦的新文艺工作者杜彭等。各有各的绝活，哪位也不是省油的灯。汪曾祺却应付自如，开展工作结交朋友两不误。这些人之间有时还闹别扭，却没听过谁跟曾祺有过节儿。这就靠了他的 “稳当”作风。汪曾祺办事处人，不靠作派，不使技巧，不玩花活，就凭一副真面孔，一个真性情。对谁都谦虚有礼，朴素实在。真谈起问题来，你才发现此人学问有真知卓见，写作有独到之功，使你敬而不生畏，爱而不生烦。
令我服气并为之不平的，是他为公忘私，个人利益服从工作需要的作风。他是上过旧大学的知识分子，是曾有过小名气的作家，按理（政治课上学来的革命道理）他得满脑袋个人主义，缺乏革命精神。因此他申请入党时支部曾责成我与他保持联系，进行“帮助”。结果我发现他的政治觉悟比我还强，个人主义不说比我少也要比我隐蔽点。我正在写作上冲刺，为了保护写作时间，凡对我创作有影响的事我一律推开。汪曾祺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1948年出版，曾引起文坛轰动。轰动声中来到北平，转过年就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50年奉命再回到北京，从此当起了编辑。大家查查他的作品集就明白，从参加革命起到他定为右派止，没有再写过一篇小说。他全部精力都奉献给编辑工作了。那时期《说说唱唱》和《民间文学》的原稿上，每一篇都能看到他的劳动痕迹。他从不为自己失去写作时间叫苦，更不肯把编辑工作付出的辛劳外传。有的作者出名多年，仍不知自己出道与汪曾祺有关。
《说说唱唱》设在一幢日本式小楼里。日本式房子有大壁橱，专放废稿。来稿每天以百件计，可用量不到百分之一，壁橱里废稿如一座小山。想从这里发现可用之稿，也就如深山探宝。新收到的来稿还处理不完，也没谁花功夫到那里钻探。可汪曾祺竟从这里沙里淘金般淘出篇名著来。他为什么和怎么去那里开矿的，我已忘记。只记得那篇稿子涂抹很乱，满纸错别字外加自造怪字如天书一般。任何编辑初读此稿，都会望而生畏，读不完三两页就照理扔进退稿堆。可汪曾祺以超常的毅力读完了后，认为思想，艺术都大有新意！是篇不可多得的佳作！花工夫改了些勉强能辨认的错别字，把它呈到了主编赵树理面前。树理看着拍案叫绝，索兴亲手又改写了几段，润色了几处，这才拿到《说说唱唱》发表，结果一鸣惊人，中国从此有了篇小说名著《活人塘》，升起颗写作明星陈登科，却不知汪曾祺于此有功，登科是我老同学，我对他的创作成就见服得五体投地，但对他“欲与仓颉试比高”的雄心壮志却不敢恭维。举例来说，他那原稿中写了好几个“马”字，下边都少四个点（即简化字那一横），前言后语的情节也都跟“马”不相干，汪曾祺面对这字抽了半合烟，最后也没认出来。幸遇高人康濯，猜着念“趴”，理由是“马看不见四条腿，那不是趴下了吗？”为慎重特别去信问陈登科，他回信证明就是念“趴”，并为编辑能认出他创造的字而欣慰！整篇中汪曾祺碰上的这类难题有多少？他从来没跟人谈过。
当然汪曾祺办的事，也不都令人服气。部队里出了个能人祁建华，发明“速成识字法”，为扫盲工作创造极大成绩。汪曾祺要找人写“通讯”（那时还不兴叫 “报告文学”）供“说说唱唱”发表。他不便指挥别人，就叫我随他和姚锦一块去采访。我问由谁执笔写？他说采访完再商量。采访完他和姚锦像商量好似的说： “三人你最小，当然由你干，你交个初稿，我们俩修改，算集体创作。”我当天开了点夜车，第二天一早就交出初稿供他们修改。等刊物出版后我一看，文章一字未改不说，却署了个颇为奇怪的名字：“锦直”。我问汪曾祺：“这名谁起的？锦直是什么意思？”汪曾祺说：“姚锦起的，锦直就是姚锦的侄子！”我说：“她这么写你也不改改？”姚锦又抢着说：“他改了，原来我写的是汪锦侄，是汪曾祺、姚锦两人侄子之意。他把汪字删去了……”，我这才知道上了这大当。
那时没人认为汪曾祺懂京戏，连他自己也不这样认为。北京文联有人专管戏曲改革。副主席中有一位就叫梅兰芳。而且文化局与文联合署办公，戏改科就在编辑部楼下，哪个团要演新戏，都要请他们去指导、审查。文化局和文联的业务干部，差不多都有一个“审查证”，什么时候要看戏，进剧场通行无阻。我们那个办公楼里几乎人人会唱戏，连通讯员都能扎上大靠上台唱《界牌关》，可就没人听说汪曾祺也懂京剧。
曾祺看戏倒是有水平的，有些见解不是那些里手们所能提出。我和他看《伐子都》，他看完议论：“很有点儿希腊悲剧的韵味！子都人格分裂，被良心自责和内心恐惧折磨得发疯，白日见鬼，好，想象力丰富，编得有深度，演得有魅力，这种大写意的表演法是中国传统戏剧艺术的优势！”看裘盛戎的姚期，前半部对剧本的编排结构，对裘的唱功作功，他赞不绝口。演到姚期父子绑上法场，他击节叫好说： “真是大手笔，好一出大悲剧。”但演到马五回朝搬兵，砸了金殿，逼着皇上赦免姚氏父子，并带姚刚到前线杀敌立功，他像气球泄了气，连连摇头。全场观众都出口长气露出笑容时，曾祺却遗憾地再三叹气说：“完了，完了，挺好一出大悲剧，叫这么个轻佻的结尾毁了！”
比起看戏来，曾祺更爱读书。有一阵曾祺读《儒林外史》挺人迷，看稿累了就跟我们聊几句《儒林外史》令他佩服的篇章。他认为最精采的部分是对范进老丈人的描写。平时他对范进举手就打，张口就骂，范进中举后高兴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