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国一道出兵杀向郑国，时在公元前575年。
楚共王听说晋国出兵，也不甘示弱，亲自统率楚军及郑军、夷兵，以司马子反为中军帅，迅速北上援救郑国，两国军队于是便在郑地鄢陵相遭遇。
当时晋国的盟军齐、鲁、卫军尚在开赴鄢陵的途中，针对这一情况，楚军统帅部作出决策：乘齐鲁各国军队未到达战场之前，先集中优势兵力击破晋军，把握军事上的主动权。
为此，楚军于古代用兵所忌的晦日六月二十九日，趁晋军不备，利用晨雾作为掩护，突然迫近晋军营垒布列，以期同晋军速决速胜。
晋军此时未见盟军援兵抵达，加之营垒前方有泥沼，楚军逼近，兵车无法出营列阵，处于不利的地位。鉴于这种形势，晋军主帅栾书主张固守待援，“楚军轻窕，固垒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击之，必获胜焉。”然而新军统帅郤至则认为，楚军有诸多弱点，具体说来：①楚军中军帅子反和左军帅子重关系不好；②楚王的亲兵老旧不精良；③郑军列阵不整；④随楚出征的蛮军不懂得阵法；⑤楚军布阵于无月光之夜，实不吉利；⑥楚军布阵后，阵中士卒喧哗不静，秩序混乱。指出如此杂乱无章的军队一旦投入战斗，必然是互相观望，没有斗志，我军若乘此机会发动进攻，一定能够把他们击败。因此主张利用楚军的弱点，先发制人，主动进攻楚军。
晋厉公认为郤至所言很在理，于是改变先前固守待援、后发制人的计划，决心趋利避害，立即与楚军决战。随即便在营垒中填平井灶，扩大列阵的空间，调动上、中、下军及新军布列阵势。
双方在决战前夕都进行了战场侦察活动。楚军方面，楚共王在晋国叛臣伯州犁陪同下，登上巢车，观察晋军在阵营内的动静。伯州犁向楚共王逐一解释晋军活动的性质和目的，介绍晋军的临战准备情况。然而，楚军并未能由此而判明晋军的作战意图，并做出相应的准备。另一边晋军方面，晋厉公也在楚旧臣苗贲皇的陪伴下，登高台观察楚军的阵势。苗贲皇熟悉楚军内情，这时便向晋厉公提出建议道：楚军的精锐是在中军的王族部队，晋军据此应该先以精锐部队分击楚的左右军，得手后，再合军集中攻击楚中军。认为这样一定能大败楚军。
晋厉公和栾书欣然采纳这一建议，及时改变原有阵势，即由中军将、佐各率精锐一部加强左右两翼。确定了首先击破楚军中薄弱的左、右军，尔后围歼其中军的作战方案。部署既定，晋军遂在营内开辟通道，迅速出营，绕营前泥沼两侧向楚军发起进攻。
楚共王望见晋厉公所在的晋中军兵力薄弱，即率中军攻打，企图先击败晋中军，结果遭到晋军的顽强抗击。晋将魏锜用箭射伤楚共王的眼睛，迫使楚中军后退，未及支援两翼。
楚共王中箭负伤的消息很快传遍楚军，造成人心浮动。晋军乘势猛攻楚左、右军，楚军抵挡不住，被逼到不便通行的地形上，陷入被动，阵势大乱，纷纷向颍水北岸方向败退。双方从清晨一直打到夜幕降临，楚军损失很大，公子茂也成了晋军的俘虏。楚共王只得收兵，而晋军见天色已黑，也暂时中止了追击。
当天夜里，楚中军帅子反检查救护伤兵，补充兵卒战车，修理甲胄兵器，整顿部队，准备明日再战。晋军方面见楚还不服输，也积极行动起来，补充军队，秣马厉兵，准备来日再一决雌雄。楚共王听到晋军备战的消息，心里不安，急忙召见子反商量对策。但这时子反却因多饮了两盅，大醉卧帐，不能应召。楚共王见元帅如此，不禁心灰意懒，自料再战也占不到什么便宜，于是率军宵遁。撤退到瑕地时，楚中军帅子反引咎自杀身
死。
次日，晋军胜利进占楚军营地，食用楚军留下的粮食，在那里休整3日后凯旋回师。鄢陵之战，至此以晋军的胜利而结束了。
鄢陵之战，是晋楚争霸中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两国军队主力会战，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楚国对中原的争夺从此走向颓势；晋国方面虽然藉此得以重整霸业（即所谓的晋悼公复霸），但其对中原诸侯的控制力也逐渐减弱了。
楚军遭到这场会战失败的原因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仓猝兴师，行军太急，“其行速，过险而不整”（《左传·；成公十六年》），造成军队疲劳；
（二）一味强调赶在齐、鲁等国军队到达前与晋军会战，过于急躁；
（三）未能判明晋军作战意图，并采取相应的行动；
（四）会战中缺乏权宜机变能力，以致被动挨打；
（五）主帅子反不守军纪，醉酒误事，致使楚共王丧失再战信心。
晋军在此战中表现出较高的作战指导能力：它出动军队及时，“先据战地以待敌”，赢得一定的主动。在会战中，既能根据楚军的阵势和地形特点，又能当机立断，先发制人。并及时改变部署，加强两翼，先弱后强，从而一举击败楚军。
战争篇 鸡父之战
更新时间：2007…11…13 7：27：17 本章字数：2410
吴楚争夺江淮的精彩一幕
鸡父之战，爆发于周敬王元年（公元前519年）夏，它是吴、楚两国为争霸江淮流愈而在楚地鸡父（今河南固始东南）进行的一次重要会战。在这场会战中，吴军实施正确的作战指导，巧妙选择作战地点和时间，运用示形动敌，伏击突袭等战法，出奇制胜， 大破楚军，从而逐渐夺取了吴楚战争的主动权。
公元前546年宋国向戍倡导诸侯弭兵会盟后，中原诸侯列国之间出现了相对和平的局面。当时，晋、楚、齐、秦四个强国，都因国势趋于衰弱，国内矛盾激化，而被迫放慢了对外扩张、争霸活动的步伐。与此同时，偏处于东南部的吴国和越国则先后兴盛起来，开始加入大国争霸的行列，由此，战争的重心也从黄河流域转移到了长江淮河流域， 从中原诸侯国转移到了楚、吴、越诸国。 吴国是一个新兴的国家，辖有今江苏、上海大部和浙江、安徽的一部。自吴王寿梦 （前586年—前561年）起，经济逐渐发展，国势开始强盛。当时晋国出于同楚国争霸斗 争的需要，采纳楚亡臣申公巫臣联吴制楚的建议，主动与吴国缔结战略同盟，让吴国从 侧面打击楚国，以牵制楚国的北上。而日渐强大起来的吴国，为了进入中原，也将楚国 作为第一个战略打击的目标，因此欣然接受晋国的拉拢，坚决摆脱了对楚的臣属关系。并积极动用武力，同楚国争夺淮河流域。自寿梦至吴王僚60余年间，两国战争频繁，互 有胜负，但总的趋势是楚国日遭削弱，吴国兵锋咄咄逼人，渐占上风。鸡父之战就是吴 楚长年争战中的重要一战。
公元前519年，吴王僚率公子光等，兴兵进攻楚国控制下的淮河流域战略要地州来（今安徽凤台）。楚平王闻讯后，即下令司马薳越统率楚、顿（今河南商城南）、胡 （今安徽阜阳西北）、沈（今河南沈邱）、蔡（今河南新蔡）、陈（今河南睢阳）、许 （今河南叶县）七国联军前往救援州来，并令令尹阳匄带病督师。吴军统帅部见楚联军 力量强盛，来势凶猛，遂迅速撤去对州来的包围，将部队移驻于钟离地区（今安徽凤阳 东临淮关），暂避敌锋，伺机行动。
然而，就在这时，进军途中的楚军发生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变故，这就是带病出征的楚令尹阳匄（即子暇）因病体沉重，死于军中。楚军失去主帅，士气顿时沮丧低落。司马薳越见状，被迫回师鸡父。拟稍事休整后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吴公子光听说楚军统帅阳匄已身亡，楚联军不战而退，认定这正是吴军把握战机，击破敌人的良机，便向吴王僚建议率军尾随，捕捉机会。他的分析是这样的：“随从楚国的诸侯虽多，但均是些小国，而且都系为楚国所胁迫而来。况且这些小国也有各自的弱点。具体地说，胡、沈两国国君年幼骄狂，陈国帅师的大夫夏齧强硬但却固执，顿、许、蔡等国则一直憎恨楚国的压迫，它们同楚国之间不是一条心，这一点可以乘机加以利用。至于楚军内部，情况也很糟糕。主帅病死，司马薳越资历低浅，不能集中指挥，楚军士气低落，政令不一，貌似强大，实则虚弱。”最后他得出结论是“七国联军同役而不同心，兵力虽多，但也可击败”。公子光的分析入情合理，吴王僚欣然采纳。并针对敌情作出具体周密的作战计划：迅速向楚联军逼近，定于在到达鸡父战场后的次日即发起攻击，利用当天“晦日”的特殊天候条件，乘敌不备，以奇袭取胜。在兵力部署上， 先以一部兵力攻击胡、沈、陈的军队，战而胜之；然后打乱其他诸侯国军，再集中兵力 攻击楚军本身。并决定在作战中采取先示敌以“去备薄威”，后以“敦阵整族猛攻之” 的灵活战法。
一切就绪后，吴军遂于古代用兵所忌的晦日七月二十九突然出现在鸡父战场。此举完全出乎楚司马薳越的意料，仓猝之中，他让胡、沈、陈、顿、蔡、许六国军队列为前阵，以掩护楚军。吴王以自己所帅的中军，公子光所帅的右军，掩余所帅的左军等主力预作埋伏，而以不习战阵的3000囚徒为诱兵攻打胡、沈、陈诸军。双方接战不久，未受过军事训练的吴刑徒乌合之众即散乱退却。胡、沈、陈军见状遂贸然追击，捕捉战俘，纷纷进入了吴军主力的预定伏击圈中。这时，吴三军当机立断，从三面突然出击，很快战胜了胡、沈、陈三国军队，并俘杀胡、沈国君和陈国大夫夏齧。尔后又纵所俘的三国士卒逃回本阵。这些士卒侥幸逃得性命，便纷纷狂奔，口中还叫嚷不已：“我们的国君死了，我们的大夫死了。” 许、蔡、顿三国军队见状，顿时军心动摇，阵势不稳。这时吴军遂乘胜擂鼓呐喊冲 杀向前，直扑三国之师。三国之师的阵势本已动摇，又见吴军蜂拥而来，哪里还有作战 的勇气，于是纷纷不战而溃，乱作一团。楚军未及列阵，即被许、蔡等诸侯军之退却所 扰乱，已无回天之力，迅速陷于溃败。至此，吴军终于大获全胜，并乘胜攻占了州来。
鸡父之战，乃是吴军实行正确作战指导的必然结果。从兵力对比来说，当时吴军处于以寡敌众的困难地位；从作战态势来说，吴军也处于“后据战地而趋战”的不利位置， 但是吴军最后却打了胜仗。其原因在于吴军统帅部准确地判明和掌握了敌军的情况和动 态，巧妙利用了对方的弱点，坚决打破了“晦日”不宜作战的迷信习惯，灵活地运用了 示形动敌、诱敌冒进、设伏痛击、乘胜猛攻等一系列正确战法，从而达到了出奇制胜的 战役目的；实施各个击破，出其不意地先击溃部分弱敌，造成敌人的全线混乱，最终使 其失去抵抗力。 楚军的失败，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主要方面概括归纳起来，一是恃强好战，昧于 谋略；二是主将缺乏威信，内部矛盾重重，不能实行集中统一指挥；三是对吴军的动向 疏于了解和戒备，以致为对手所乘；四是临阵指挥笨拙，缺乏机动应变能力。所有这些 凑在一起，遂导致楚军在整个战役行动中陷于被动。覆军杀将，固其所宜也！
鸡父之战是对楚国的一次沉重打击。战后不久，楚司马薳越因楚夫人出走吴国而畏罪自杀，庸碌无能的囊瓦担任了令尹要职。从此楚军很少主动出击吴军，而基本采取消极防御的措施，在吴楚战争格局中逐渐趋于被动了。
战争篇 忽必烈灭宋之战
更新时间：2007…11…13 7：27：17 本章字数：3785
蒙古至元五年至十六年（南宋咸淳四年至祥兴二年，1268年—1279年），在蒙宋战争中，元忽必烈汗攻灭南宋，统一全国的作战。
蒙哥汗攻宋命丧钓鱼城（今四川合川东钓鱼山上）后（参见钓鱼城之战），忽必烈于中统元年三月，在开平（今内蒙古正兰旗东北闪电河北岸）继汗位，是为元世祖。忽必烈重用汉人将帅、谋臣，依仿汉法，改革官制，确立中央集权，建立了蒙汉统治阶级联合的新王朝。四月，其弟阿里不哥于和林（今蒙古乌兰巴托西南哈剌和林）称帝。忽必烈为讨阿里不哥，暂与南宋息兵修好。南宋因政治腐败，致贾似道得以擅权。平章军国重事贾似道为隐瞒开庆元年（蒙哥汗九年，1259年）乞和真相，网罗亲信，极力打击陷害有功将领。一批战功卓著的将帅，或被罢官，或被治罪而死，致使民心相悖，将士离心，战备松弛，坐失强兵固边大好时机。忽必烈在平定阿里不哥之乱后（参见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战），又迅速平定李璃之乱（参见蒙古平李璮之战），政权得以巩固，即着手整顿军队，督造战船，组训水军，积极进行灭宋准备。在总结窝阔台攻宋及蒙哥攻宋得失的基础上（参见窝阔台攻宋之战、蒙哥攻宋之战），制定了先取襄樊（今属湖北）、实施中间突破、沿汉入江、直取临安（今杭州）的灭宋方略，从而开始了攻灭南宋的战争。
突破襄樊
襄阳、樊城地处南阳盆地南端，居汉水上流，三面环水，一面傍山，西临关陕，东达江淮，跨连荆豫，是控扼南北之要冲。南宋视其为朝廷根本，关系国家存亡的重地，遂开府筑城，储粮屯军，经多年经理，建成为城高池深、兵精粮足的军事重镇。忽必烈早在开庆元年攻宋时，就知襄樊地位重要，后经商挺、郝经、郭侃等谋臣建策，逐渐形成了先取襄樊的方略。忽必烈平定内乱后，经过五年的战争准备，具备了进行大规模战争的条件。当宋降将刘整进献攻宋方略，宜先从事襄阳时，即下决心，实施中间突破。至元五年，忽必烈命都元帅阿术、刘整率师攻襄樊，旋遣枢密副使史天泽、驸马忽剌出督师襄樊。史天泽、阿术、刘整针对襄阳、樊城城防坚固，宋军长于守城隘和水战的情况，采取筑堡连城、长期围困、水陆阻援、待机破城的战法，集兵10万围城，同时在万山（今襄樊西）西训练水军7万人，造战船5000艘，以增强蒙古水军力量。在蒙古军严密包围下，宋军七次援襄樊均被击败，守城军多次出击未胜。经五年围困，襄阳、樊城外援已绝，仅靠水上浮桥互相联系。至元十年，河南行省史天泽、参政阿里海牙等采纳万户张弘范、水军总管张禧建策，水陆夹击，先破樊城，置襄阳于内无力自守，外无援兵的境地，在诱降和军事压力下，吕文焕以城降。元军突破襄樊，宋廷朝野大为震动，急忙调整部署，把战略防御重点退移至长江一线（参见襄樊之战）。
浮汉入江
忽必烈采纳将、臣建策，增兵10万，乘胜大举攻宋。命驻蜀元军进攻两川要地，以阻宋军东援；命合丹、刘整行淮西枢密院，博罗欢为淮东都元帅，分别进攻两淮，牵制宋军，配合主力攻宋（参见淮西之战）；命荆湖行省左丞相伯颜、平章政事阿术率军20万，自襄阳顺汉水入长江，直取临安。并告诫伯颜勿妄杀，以争取人心。十一年九月，伯颜与阿术率军进至郢州（今湖北钟祥），遭宋黄州武定诸军都统制张世杰顽强阻截，为减少损失，早日入江，伯颜令军舍郢经黄家湾、藤湖（今湖北钟祥东、东南）迂回而进（参见郢州之战）。十月，元军集兵强攻破沙洋、新城（今湖北钟祥南）（参见沙洋、新城之战）。十一月，进至蔡店（今武汉汉阳西），欲渡江攻取鄂州（今武汉武昌）。鄂州地处汉水入江口，为长江咽喉，南北要冲，是南宋的江防重镇。宋廷为阻止元军浮汉入江，命淮西安抚制置使夏贵率战船万艘，控扼汉水入江口，权知汉阳军王仪守汉阳，权知鄂州张晏然守鄂州，都统王达守阳逻堡，荆湖宣抚使朱祀孙以游击军扼大江中流。十二月，伯颜以声东击西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