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比面临严重威胁，加之许多不便战车行驶的地域也成为了战场，战车的主战地位开始没落了。
不过战车的衰落并非是急转直下，战车虽已失去主战地位，但作为步兵冲锋的强力铁拳，作为骑兵队的指挥中枢，依然具有实用价值。这个没落的过程一直持续到西汉，直至汉匈战争促使骑兵异军突起抛弃战车的跟随，而中原随着内战的终结也婉拒了战车的协助，才黯然退出了纵横驰骋2000年的历史舞台。
战车衰落的同时，战船却在崛起，巧合的是，也基本发展了2000年，并且创造了远为前者辉煌得多的历史。
船最初只用来运送部队和物资，专事战斗的船只，则要推延至春秋末期，随着南方诸国建立水军，才步入历史。兵非杂不利，先秦战船也有大中小的区别，虽然各国船型名目有所差异，但总体来说大者用于正攻和指挥、中者用于游击、小者用于侦察。战船中以‘大翼’最巨，长可至24米，船体狭长适合快航，配有战斗员41人，桨手50人。
汉代是中国船舶发展的关键时期，战船在规模、分工和船舶技术方面都有长足发展。
当时的水军称为‘楼船士’，西汉武帝时期，其规模已经发展到与车骑步并列的程度，有发动20余万进攻南越的记载，战船之多自不待言。
战船分工也较先秦更细致，大至楼船，小至艇，多达 8种，其中的蒙冲和斗舰因著名的赤壁之战而脍炙人口。伴随分工细化而来的是对每种功能的挖掘。以楼船为例，船楼已从其前身大翼的 2层增为 3层，进一步提高了攻击力和侦察力。再以斗舰为例，特点是船壳用多重木板加固以利冲撞，且四面竖立着防御矢石的挡板。
汉代船舶技术是中国乃至世界古代史的骄傲，西汉的橹和钉，东汉的舵和中国式硬帆，都是其成果中的最辉煌者。橹变桨的前后划水为左右拨水，能够连续做有用功，推进效率大大优于桨，是现代螺旋推进器的前身。舵弥补了舵桨控制航向的笨拙，十二世纪传入欧洲后，为诞生于惊涛骇浪中的大航海时代创造了条件。钉和中国式硬帆虽称不上世界发明，但钉能使船舶更坚固，从而造得更大，而硬帆的操作灵活、航行平稳、对帆布质量的较低要求、以及升降的快捷，则使其成为世界最优秀帆种之一。
进入西晋，大型战船得到了突出发展。据记载晋灭吴时使用了一种叫做‘连舫’的多体战船，长宽各达 180米，承载2000余人，上设木城，四门皆可驰马来往。如果这还只能算浮舟而非战船，那麽时至隋代，隋将杨素灭陈时动用的‘五牙’楼船，就是无可置疑的巨舰了。‘五牙’楼船高达30米，有船楼 5层，拥有 800人的海量吞吐，四面甲板还备有 6架长达15米的新式武器—拍竿。拍竿相当于利用了杠杆原理的巨型长锤，靠下落能量砸击靠近的敌船，是中国古代战船上最大的武器。
经过魏晋南北朝乱世的积累，唐代造船技术已经相当精良，船身普遍使用铁钉钉合，石灰桐油添塞船缝，结构十分坚固和严密。此外，唐代还发明了轮桨、水密隔舱和水罗盘。轮桨的样子很像水车，安装在船舷两侧，每对为 1车，以轴相连，水手踩动轴上的踏板，轴转带动轮桨划水，是螺旋桨出现前最高效的推进方式。水密隔舱技术，则利用彼此隔绝的船舱，使漏水的舱室不至轻易危及整条船的安全，这项技术至今仍是船舶不可或缺的。
与船舶技术的成熟相比照，唐代的战船序列却颇为保守，内河战船种类比前代没有任何增加，只是出现了一种叫做海鹘的战船。这是中国第一种外海战船，据传船身前倾，两侧安有多对用于增强稳定的浮板，形态酷似俯冲的海鸟。从南宋秦世辅创制的海鹘战舰，长31米，宽 5。5米，有10橹，仅能容水手42人，战士 108人的记载推断，唐代海鹘应该只会更小。外海战船的出现显示了逐渐萌动的海防问题，而事实上，这个问题到了明代，还将格外严峻起来。
南宋战船中最具个性的是各式各样的异形船，其不拘一格的奇思妙想，使残酷的战争由然而生出些玩味。如张贵所制的无底船，船后部中间无底，加以伪装，敌军不知情下跳上，就会落水被歼。如冯湛所制之船，平底可以涉浅，战船盖可以迎敌，海船头尾可以破浪。又如马定远的‘马船’，女墙轮桨都可以拆卸，既可运输又可作战。
除了异形船，南宋车船发展更是蓬勃，不仅官军大量装备车船，连起义军也不例外，甚至体形亦不逊于官军。如杨麽起义军在洞庭湖水战中使用的车船，采用楼船船型，长达 110米，可容纳千余人，上设高楼和拍竿，有轮桨22 …24车，轮桨外侧装有裙板。
至于外海战船，则按照长江南北海域划分为两类。长江以北多淤沙浅滩，缺乏良港，使用平底方头的沙船，长江以南使用吃水较深，利于破浪的尖头尖底船。后者以福建所造的‘福船’为最好。
此外，战船的武器序列此时增添了宋军的招牌武器—投石机。只可惜好景不长，明初时随着战船用冲撞取代了拍竿，用火铳和推力火箭淘汰了弓弩，百无聊赖的它便被一并淘汰了。
外海战船第一次大规模参战是在元代，帝国在东征日本的行动中调集了 900艘海船，其中 1/3是中小型战船。遗憾的是天公不做美，一场台风使东征变成了壮观的海难事故。
明代初期是中国外海战船发展的巅峰，但在气度非凡的郑和远洋船队最后一次巡视了帝国威名所至后，随之而来的却是外海舰队物极必反般的一蹶不振。当然这个一蹶不振并非指战船种类不再发展，而是指中国水军从此将告别巨舰和远洋，回到一个很低的起点，与落后的倭寇水军纠缠不清，干等着欧洲炮舰迎头赶上。
在倭患频生的明代中后期，外海战船的体形非但始终没有超过南宋海鹘战舰的水平，反而在朝廷的扶持不利下落入了小艇战略的怪圈。如当时的戚继光舰队，就由大福船、海沧船和苍船组成，相对倭船而言的‘大’福船负责冲击，较小的海沧船负责歼敌，最小的苍船负责追击。这个怪圈既然阻挠了巨舰的发展，也就抑制了舰炮的发展，进而彻底打消了欧洲铁甲帆船那样的坚船利炮在中国出现的可能。
在这个没落的时代，唯一有些精彩的战船，也许就只剩下联环舟和子舟了。前者通长12米，两头高高翘起，占全长 1/3的前段装载着炸药，一旦撞上敌船，前段就借着碰撞与后段脱钩，并牢牢钉在敌船上，后段士兵随即点燃导火线，然后安全驶离。后者则通长11米，母舟等同于自杀炮台，后段腹内藏有子舟，当火炮轰开敌船时，母舟也会在猛烈的后坐力下破裂，子舟里的士兵则可全身而退。如果说南宋异形战船偏重诡诈，上述两款异形战船就唯有用犀利来评价了。
介绍到明末，剩下的历史不说也罢，清代严守着明末战船的水平，直到鸦片战争后才猛醒，继而又在甲午战争中彻底绝望，只剩下无可挽回的悔恨与悲叹。
中国最终没能成为海洋国家，尽管在从汉到明初的1500年中，其商队的航迹曾经遍布西太平洋、印度洋、直至波斯湾的蔚蓝海洋，长度远远超过繁荣的地中海贸易线，尽管其航海技术远播海内，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文明推动力，尽管其曾拥有世界首屈一指的优良战船，尽管。。。一切已成云烟，但每每遥想却依然倍感自豪。
作品相关 第六章 攻与守
更新时间：2007…11…13 7：27：11 本章字数：8017
古代战争分为四类，即战、御、攻、守。战指野战进攻，御指野战防御，攻与守，则专指城池争夺中的攻城与守城。
最早的城防设施出现在距今5000 …7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但正如村落称不上城市，其设施也只是一两道壕沟，略为反映了当时部落定居时间延长，所带来的更高防御要求罢了。
到了距今4000 …5000年的龙山文化时期，定居下来的父系氏族们便开始修筑城墙了。早期的城墙很简陋，如河南安阳后屯遗址中墙宽仅 2 … 4米的低矮夯土墙，内蒙古包头东郊阿善遗址中残墙较高处仅有 1。7米的石墙等。因为太矮小了，这些城墙甚至连地基也不需要。不过千万不要轻视它们，应付当时与其叫战争，不若称为械斗的争斗，这已经足够了。
龙山文化中晚期，也就是五帝时代，随着部落的兴盛，真正意义的城池开始出现了。作为其中代表的平凉台古城，形状已经采用了正方形，说明城市布局有了统一的规划，城墙总长740米，墙高6米左右，根部厚13米，顶部宽达8 …10米，可容纳大部队的调动和战斗。此墙的修筑采用了先进的板筑法，即先夯筑陡直内墙，两侧再以护城坡加固，此法可在增加高度的同时，抑制坡度的同步增长，使城墙较为陡直难攻。而随着这类较高大城墙的出现，为避免因土质问题造成塌陷，地基就成了工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项。
公元前21世纪末，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帝国—夏，建立了。但帝国的建立并未促进夏代城防设施的发展，平凉台古城的防御水平终其历史也未被超越。直到商代初期，墙根厚度20米左右，高度达到10米左右的城墙，才在夏代以来面积急剧膨胀的城市四周耸立了起来。此时的城墙不但更为高大，而且做工也更细致。护城坡经过铲削平整后，会铺上防雨水冲刷的碎石。内墙夯层间设有夯窝，使夯层嵌接，城墙更加牢固。
可惜的是，除了平稳的沿着高大细致发展外，从商到西周，城防技术并无新的内容。这或许是由于当时的防御能力已经远远超出了进攻手段的发展吧？攻的软弱自然无法激励守的进步。直到春秋时期，随着车辆制造技术的进步，攻城技术才终于进入大发展时期。
春秋发明的临车、冲车、愤辒、修橹和抛石机，第一次将守城方笼罩在重型装备威胁之下。临车上悬吊的箭屋，伸入空中可达10米以上，能居高临下射击守城方。冲车将一捆大木装在车架上，专门撞击城门。愤辒顶部蒙以生牛皮，可推至护城壕甚至城脚，进行填埋或挖掘作业。修橹与愤辒相似，但职责在于掩护部队接近城下。至于抛石车，更是一种由人力拉放，可将石块抛向目标的先进武器，不过当时威力的不大，石块重不过几公斤，能飞 300米左右，砸人欠准，轰城嫌轻，倒是更适合抛射熏烧功能的烟火弹或阻滞功能的蒺藜。抛石车后世曾一度失传，但再次复出竟掀起了一场攻守变革，这将在后面细说。
重型攻城器的涌现，带来了战术的大大丰富。原先单纯的人海战术，已转变为愤辒特种作业、临车和抛石机火力压制、修橹重甲掩护、冲车攻敌软肋、单兵钩索攀城的联合作战。等到战国时期，云梯、水淹和地道出现，中国冷兵器时代的攻城战术就算基本齐备了。
面临攻城技术的突飞猛进，一向慵懒的城守技术此时也不敢再怠慢了。由于采用悬板夯筑法，城墙已不再需要护城坡，因此愈加陡直。而女墙、角楼、悬门、瓮城、单层城楼和吊桥等新式工事也一一登场了。女墙可以隐蔽守军行动，遮挡临车攻击。角楼建在城角，用以抵御可能遭受的两面夹攻。悬门吊于城门洞中部，待敌军破门后紧急落下，可将其一分为二各个击破。瓮城是主城城门外的半座小城，墙与主城等高，瓮城城门偏设，使主城守军也能射杀到攻门敌军，而一旦敌军破门进入瓮城，更会陷入四面居高临下的夹击。城门之上建单层城楼，是城门争夺日趋激烈的表现。桥身能被提离地面的吊桥则已被用于一些纯军事功能的城池。除上述之外，在吴越水乡，随同跨河而建的水城的出现，供船舶往来的水门也诞生了。
春秋攻守技术的飞跃，还只是战国鏖战的序曲。除了南宋，在中国攻与守的历史中，再没有比战国更辉煌的时期了。此间产生的完整攻守法则，令秦汉隋唐军事家们的思索无出其右。
战国城防层次分明，阵地从城外15公里便铺展开来，由外向内划分为荒芜圈、警戒圈和城防圈。
距城15公里范围内是荒芜圈，实行坚壁清野，能撤进城的全部运走，如果必要，还会将带不走的付之一炬，并向水井投毒。
离城 5公里处，就进入了警戒圈。延警戒圈边缘，每隔一定间隔，在制高点上设 3人侦察哨一座，形成一道警戒线。侦察哨之后，每隔 1。5公里设一联络哨，保持侦察哨与城池间的联络。白天的联络信号是，发现敌军举一帜，接近警戒线举两帜，进入举三帜，向城市而来举四帜，接近城郊举五帜。晚间则以火代帜。此外，各要道和关卡，还要设置 3人一组的机动小队，负责侦察和反间谍。这道三位一体的警戒圈，会在敌军进至城郊，即将围城时撤回。
城上远射兵器射之所及便是城防圈的边缘，在此范围内的城外地物一律铲平，以扫清射角和视线。
在距墙根10米外是护城壕。壕内有水就在水面下10厘米交错埋插长短不一的竹刺。城门外的护城壕上会架设转关桥，这种桥只有一根梁，梁的两端伸出支于壕沿的横木，当敌人行至桥上时，拉动机关使横木缩回，桥面便会翻转，令敌坠入壕内。
在护城壕后，有时会附加一道木篱或夯土的矮墙，称为‘冯垣’，后面部署士兵，待敌军进入护城壕范围，配合城上守军，以武器杀伤或柴草熏烧之。再向内，是宽 2。5米的拒马带，主要用于阻碍敌军云梯接近。在守军出入的地段，拒马会浅埋成易于移动的状态，并在城顶加以标志。最后，在距墙 2。5米以内，是 5行高出地面 0。5米的交错尖木桩，兼有阻碍敌人攀城和刺死坠落之敌的功能。
接下去才是城墙，这是攻入城池的最后屏障。当时城墙的高度已由春秋的10 …12米，增至不逊后世的15米以上。
墙顶宽度足有 7 …10米，守军可在上面自如的机动和战斗。延墙两侧有厚 1米、高 0。6 … 1。4米的女墙，其中外侧女墙较高，开有外宽内窄的射击孔。除了城角建有永久性的角楼外，战时还要延墙添置大量临时楼台。每隔60米，建一座突出外侧城墙 1米的观察楼。每隔 180米，建一座突出外侧城墙 3米、用以消灭城下死角和夹击城下敌军的木楼。同样，每隔 180米，还竖有一堵 3米高尖木桩连成的横墙，平时开小门供穿行，敌军登城后封闭作为路障。最后每隔 360米，再建一座突出内侧女墙 4。6米的木楼，以备攻击入城之敌。
墙根厚达20米，甚至40米，即使城基被挖空，也不至因失去重心坍塌，而只会下沉。每隔约 200米，由内向外挖掘，接近外侧 5 … 6寸时停止，即形成一道暗门，留作突击杀出之用。暗门内侧还备有带风箱的窑灶、柴草和障碍车，以备敌军发现，从中杀入时，加以烟熏和堵塞通道。
城楼之下，城门洞内外侧都设城门，门洞中部还有辘轳升降的悬门。三道门都设有活动射孔。为了防御火攻，除了在城楼中预备水罐水盆及长柄麻袋外，还用间隔16厘米、突出 2 … 3厘米、交错排列的圆头木桩在门外侧钉上厚泥，这种方法直到宋代才被铁皮包裹法淘汰。
与城外的步步设防相比，城内却是一幅畅通景象。城楼两侧和城角的宽大登城道，连接着延墙铺设的环城路。环城路与各要道相连，构成城内四通八达的网路。不过城内也并非长驱直入之地，必要时，环城路之后会修筑一道称为‘傅堞’的夯土矮墙，墙前再挖一道深 3。5米，宽 3米的壕沟，内塞柴草。一旦敌军入城，即引燃柴草形成火墙，并据墙与城墙友军夹击之于环城路上。
当时守城的通常密度是，正规兵每1。84米 1人，征集的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