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预言，就在这一世纪——相当于亚历山大里亚主义的科学批判的世纪、大收获的世纪、最终公式化的世纪——将出现一种内在性的新要素，来推翻科学的追求胜利的意志。精确科学必定要利用它本身的利剑发动攻击。首先，在18世纪，科学的方法已经用尽；接着，在19世纪，它的能力也告衰竭；而现在，它的历史角色已受到批判性的反思。但是，从怀疑论的立场看，我们还有一段通向“第二信仰”的路途要走。然而，这已是文化的尾声，而不是序幕了。在那时，人们不再需要证明，人们只是欲望信仰，而不是解析。
个体自暴自弃，将书本束之高阁；文化自暴自弃，不再用高级科学的才智来展现自身。但是，科学只存在于数代伟大学者的活的思想之中，而书本如果不能活在人们的身上，并产生有力的影响，也就毫无价值可言了。科学的结论就只是一个理智传统中的一些编目。再也没有人将科学结论的获得视作一个事件，长达两世纪之久的对精确科学成就的狂欢庆祝已经让人烦厌，而这一切意味着一种科学的死亡。文化本身的心灵再也没有充足的个体性，它只能通过把越来越少、越来越狭隘、越来越缺乏创造性的研究者推向当时的领域来表现它的个体性。亚里士多德死后不久的公元前3世纪是古典科学的伟大世纪；而等到阿基米德去世，罗马人登场的时候，它便几乎走到了终点。我们的伟大时代在19世纪。那些有才华的学者，如高斯、洪堡、赫尔姆霍兹等，到1900年业已凋零殆尽。在物理学领域、化学领域、生物学领域以及数学领域，大师们纷纷离世，我们现在正经历着杰出人物渐行渐弱的局面，只剩下一些拾荒者，在排列、收集和最终完成科学的成果，一如罗马时代的亚历山大里亚的学者。任何事物，只要不属于生命中实践的一面——诸如政治学、技术或经济学——便都呈现出共同的症状。在吕西波斯之后，再也没有伟大的雕刻家、伟大的艺术家堪称是命运中人；同样地，在印象主义者之后，再也没有这样的画家；在瓦格纳之后，再也没有这样的音乐家。恺撒主义的时代既不需要艺术，也不需要哲学。厄拉多塞尼和阿基米德是真正的创造者，接下来的波塞多纽和普林尼只是有鉴赏力的收集者，最后到托勒密和加伦（Galen），就仅仅是模仿者了。并且，如同油画和器乐在若干世纪内便耗尽了其可能性一样，力学也是如此，它在1600年左右萌生新芽，到今天已现衰败之象。
但是，在帷幕落下之前，历史的浮士德精神尚有一项工作可做，这是一项迄今从未做过、甚至从未有人以为是可能的工作。这即是：尚待写下一部各精确科学的形态学，去研究所有的定律、概念、理论如何内在地互相扭结在一起，而构成文化的诸般形式；以及它们在浮士德文化的生命历程中究竟意义何在。这就要把理论物理学、化学、数学作为一组象征予以再处理——这将是以一种直观的、再度宗教性的世界观，对机械的世界观作的确定性的征服；是以一种最终的和最有效的观相方法，将系统的方法击溃压服，并将之作为一种表达和象征而吸纳于自身的领域之内。终有一天，我们将不再如19世纪那般，去追问作为“化学亲和力”或者“抗磁力”之基础的有效定律究竟为何物——甚至，我们其实会惊诧，第一流的心智何以会沉迷于这一类的问题不能自拔。到那时候，我们将追问：属于浮士德精神的这些形式从何而来？它们何以只专属于我们的这种人性？我们所获得的数字，以如此图象式的伪装而成为现象的东西，这其中可否有深刻的意义？可以这样说，我们今天甚至尚不曾觉知到：在我们的著名的客观价值和经验之中，有多少只是伪装，只是意象和表现。
各分离的科学——知识论、物理学、化学、数学、天文学——正在加速地彼此趋近，而折合于结果的完全同一性。这一结局将是各形式世界的融合反应，在一方面，表现为一个数字的系统，而本质上是函数性的，可被约简为一些基本的公式；另一方面，则是一小组的理论，成为这些分子的公分母。这种融合，最终可以看出来，将是披着现代外衣的文化春天的神话，故而可以简约为——且是必然可以简约为——图象性的、观相的、深具象征意义的基本特征。这种折合现在还看不到，理由是因为，自从康德——事实上，是自莱布尼茨——以来，还没有一个哲学家能掌握所有精确科学的各项问题。
甚至在一个世纪以前，物理学和化学还彼此陌生，但今天，它们已不能分开处理——光谱分析、放射性、热辐射就是明证。在五十年以前，描述化学的本质还几乎不需要数学，可今天，化学元素已逐渐变成了复变关系中的数学常数，并由于元素在感觉上的可理解性，使其成为数量的最后踪迹，就像以古典的和雕塑般的方式来理解这个术语一样。生理学正在变成有机化学的一章，并开始利用微积分的方法。古代物理学的分支——依据实体在每一感官中的感觉而区分出声学、光学和热学——已融合为一种物质的动力学和一种以太的动力学，这些学科再也不能保持其前沿具有数学的明晰性。对认识论作的最新的讨论，现在已跟高等分析和理论物理学的讨论结合在了一起，已形成为一个几乎无法企及的领域，例如，相对论就属于或者说应当属于这样的一个领域。有关放射性的辐射理论借以表达自身的符号语言，已经完全失去了可以感觉的具象形式。
化学一度想要尽可能明确地界定元素的诸般性质，诸如化学价、原子量、亲和力、反应性等等，现在却着手要摆脱这些可感觉的特征。元素在性质上的不同，是依其出自何种化合物而定。但它们被表现得是不同的单元所构成的复合物，而实际上，这些复合物是作为更高级的单元（“实际地”）发挥作用的，它们实际上是不可分离的，只是在放射性的方面，呈现出深刻的差异。透过辐射能的放射现象，衰变不断在进行之中，所以我们可以提到某个元素的生命期（lifetime），这与元素的原始概念以及由拉瓦锡所创造的近代化学的精神有着形式上的抵触。所有这些倾向使得化学的观念非常接近于熵的理论，并暗示了因果律与命运、自然与历史的对立。它们也指示了我们的科学正在追求的道路，即一方面，趋向于发现其逻辑的结果与数字的结果跟理性本身的结构是同一的；另一方面，趋向于揭示这整个的穿着这些数字外衣的理论不过是浮士德式的生命的象征性表现。
在这里，在我们的研究该要得出其最后结语的时候，我们必须提一下一个真正浮士德式的理论——“集合论”。这是我们的科学的这整个形式世界中最有份量的理论之一。它与较早的数学形成了最尖锐的对比；它处理的不是单个的数量，而是由所有的、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特定形态学的相似性的数量（或物体）所构成的集合体，例如所有平方数的集合，或是某一特定类型的所有微分方程式的集合。它把这样的集合想象成一种新的单位，一种新的较高等级的数字，并使其服从于一些新的、迄今很难想象的尺度，例如“势”、“阶”、“相等”、“可计算性”等，并基于这些尺度而为其设定了一些定律和运算方法。由此而实现了函数理论的最新扩展。渐渐地，这种函数理论吸收了我们整个的数学，现在，它已利用“群论”有关函数特征的原理和集合论的有关变数的价值的原理去处理变量。数学哲学已充分觉察到：对于数字的本质作的这些终极的沉思，正在与对纯逻辑方面的思考熔合起来；并且还讨论到一种逻辑的代数的问题。对几何公设的研究也已成为认识论的一章。
所有这一切所追求的目标，尤其是每一位自然研究者心中视作推动力的东西，即是要实现一种纯粹的数字超越，要完全地、一无遗漏地征服可见的表象，并以一种意象性的语言来取代表象。这种语言是一般人不能领会的，也是感官认知不能达致的——但却是浮士德式的无穷空间的伟大象征赋予了它内在而必然的尊贵地位的语言。这些最终判断的深刻的怀疑主义精神，把我们的文化的心灵重新跟早期哥特式的宗教形式联接起来了。无机的、被认知的、被解析的周围世界，即作为自然与系统的世界，一直在向深处发展，直到它成为函数数字的纯粹领域为止。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数字是每一文化中最原始的象征之一；故而，通向纯粹数字的道路，即是醒觉意识向其自身的秘密的返回，是醒觉意识对其自身的形式的必然性的揭示。目标一旦达成，则萦绕于自然科学周围的庞大的、全无意义的、陈腐的结构便告分崩离析。这一结构毕竟只是“理性”的内在结构，是自以为能够克服可见性并由此而抽取真理的文法。但是，在这一结构之下显现的，却又一次是最早期也最深刻的东西，即神话、即时的生成、生命本身。科学越是自以为脱离了人神同形的始源，便越是逃离不了人神同形的表现。它逐步地摆脱了自然图象中多样的人性特征，可到最后却发现，它自以为已尽在掌控之中的纯粹的自然，其实只是纯粹而完整的人性本身。从哥特式的心灵中成长起来的，本是城市的精神，是非宗教的自然科学的他者，这精神终至遮蔽了宗教的世界图象。但是如今，在科学时代的落日斜晖中，在高歌猛进的怀疑主义的兴起中，乌云已经消散，清晨的寂静风景再度出现，格外分明。
浮士德式的智慧所指向的最终课题——虽然它只有在其最兴盛的时刻才能认识到这一课题——就是要把一切的知识都融入一个庞大的形态学的关系系统中。事实上，就意义、形式语言与实体而论，动力学和分析数学，跟罗马风格的装饰、哥特式教堂、基督教…日耳曼的教义以及王朝邦国是同一的。它们言说的是相同的世界感。它们的诞生、它们的衰老，都与浮士德文化相始终，它们使这一文化在有生之世、在空间中上演了一出历史的戏剧。把诸种科学的方面结合为一个整体，将是伟大的对位法艺术的全部标志。无穷的世界空间中的无限微分的音乐——这正是浮士德式的心灵永不止息的深刻的渴望，正如那秩序井然的、雕像般的、欧几里得式的宇宙是古典心灵的最大满足一样。那种结合——浮士德式的理性借用一种逻辑必然性将其阐述为一种动力学的、必然的因果律，进而又把它发展为一种独断的、勤奋的、变革世界的科学——乃是浮士德式的心灵留给未来文化的心灵的伟大遗产，是一种具有无限的超越形式、但继承者很可能会忽视的遗赠。然后，经过这一番挣扎追寻之后，西方科学已精衰力竭，它将返回到它的精神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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