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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力”或“能量”实际上是已被僵化为一个概念的神意（且决不是科学经验的结果），从一个常常被忽视的事实可以看到这一点：以“热力学第一定律”而为人所知的基本原理，根本不曾言及能量的本质，因此假定“能量守恒”的观念是此定律的固有部分，完全可以说是不正确的（虽则在心理上而言是最为重要的）。实验的度量，就事物的特性而言，只能设定一个数字（number），此数字我们（同样十分重要）命名为“功”（work）。但是，我们的思维的动力学模型要求我们把“功”当作能量的一种差额（difference）来看待，虽然能量的绝对值本身只是一种虚构物，不能以确定的数字来衡量。因此，正如我们所说的，能量的计算总是需要一个不确定的附加常数；换句话说，我们总是极力维护我们的内在之眼所形成的能量的意象，尽管实际的科学实践与此并无关系。
这便是力的概念的起源。所以我们无法对之加以定义，一如我们无法界定其他非古典的名词如意志和空间一样。因为这其中总会有一个被感觉到的和凭直觉领会到的剩余物，使得每种个人化的定义都几乎成为其作者本人的一种宗教性的信条。每一个巴罗克式的科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皆有其个人的内在经验，并且他总想以某些名词来表达这种经验。例如，歌德就从没有定义他的世界力（world…force）的观念，可对于他自己来说，那观念即是一种确定性。康德称力是物自身的一种现象：“我们认识空间中的实体或物体只是通过力。”拉普拉斯称力是一种未知物，尽管其功用全为我们所知；牛顿想象其为一种非物质的超距离的作用力。莱布尼茨称Vis viva（活力）为一种量子，它与物质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单位，就是他所谓的单子；而笛卡儿，以及18世纪的一些思想家，都不愿在运动和被推动物之间给出一个基本的区分。我们甚至发现，在哥特时代，除潜力（potentia）、活力（virtus）、驱动力（impetus）这样的概念之外，还有一些外围的名词，如动力（conatus）、驱力（nisus）之类，在这些概念中，力与推动物体运动的原因显然是不可分离的。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在天主教的、新教的和无神论的力的概念之间作出区分。但是，斯宾诺莎——他是一个犹太人，故而在精神上是麻葛文化的一份子——根本不能吸收浮士德式的力的观念，故而力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毫无地位。而基本观念的隐秘力量的一个令人惊讶的证据是，亨利希·赫兹——近代历史上伟大的物理学家当中唯一的犹太人——竟然也是唯一企图通过消除力的观念来解决力学的两难困境的物理学家。
力的教条是浮士德式的物理学的唯一主题。所谓那一科学分支以静力学的名义经过了一个又一个的体系和一个又一个的世纪，其实是一种虚构。“近代静力学”跟“算术”和“几何学”处于同样的位置，如果继续在字面的和原始的意义上使用这些词，那它们在近代的分析中便全无意义，便只是古典科学所遗留下来的一些空洞的名称，它们被保留下来，只是因为我们要对所有古典事物表示尊敬，而这种尊敬使我们迄今为止还无法摆脱它们甚或认识到它们的肤浅空洞。世上根本没有所谓西方的静力学——这即是说，对力学事实的解释，对西方精神来说是自然而然的，可它并不是基于形式和实体的观念，甚至也不是基于空间和质量的观念，实际上，那种解释是与时间和力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读者可以在他所愿意的任一领域来检验我所说的。甚至“温度”——在我们所有的物理的量中，它最明显地具有静力学的、古典的和消极的表象——也只有当被引入一种力的图象，亦即热量的图象时，才能在我们的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因为那一图象是由物体的原子极度活跃的、微妙难察的、不规则的运动所构成，而温度则是表示这些原子的平均活力（mean vis viva）的。
晚期文艺复兴运动不但认为自己继续发扬了古典的雕塑，而且认为自己复活了阿基米德的物理学。但是，在这两种情形中，它都只是为巴罗克的形式作好了准备，并且它这样做是出自哥特式的精神。其图象…主题就属于这种静力学，正如在曼特尼亚的作品以及在西纽雷利的作品中所显示出来的，其轮廓和姿势后代人觉得僵硬而且冷漠。动力学开始于列奥纳多，在鲁本斯那里，硕壮的身体的运动业已达到极限。
晚至1629年，文艺复兴的物理学的精神才在耶稣会士尼古拉·卡比奥（Nicolaus Cabeo）所阐述的磁学理论中有所体现。他认为，以亚里士多德式的世界观为模型，是注定（就像帕拉第奥论建筑的著作中所说的一样）得不到任何结果的——这不是因为那一模型本身是“错误的”，而是因为它与浮士德式的自然感受相冲突，后者经由14世纪的思想家和研究者而摆脱了麻葛式的路线，而现在已经获得了完全属于自身的表现其世界知识的形式。卡比奥避开了力和质量的概念，把自己局限于古典的形式和实体概念——换句话说，他从米开朗基罗晚年的和维尼奥拉的建筑回到了米开罗佐（Michelozzo）和拉斐尔的建筑——他所构建的体系是完整自足的，但于未来毫无重要性。一种被构想为个别物体的状态而非无穷空间中的力的磁学理论，是无法使浮士德式的人的内在之眼获得象征性的满足的。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有关遥远的理论，而不是有关切近的理论。牛顿的数学…力学原则要求的是使一种动力学获得纯粹而统一的阐述，这一任务是由另一个耶稣会士在1758年首先完成的，他就是博斯科维奇。
就连伽利略都仍处在文艺复兴的情感的影响之下，对于这种情感来说，力与质量的对立，若是想在建筑、绘画和音乐中创造伟大的运动的要素，它便是奇怪的和令人不舒服的。因此，伽利略把力的概念局限于接触力（冲力），而他对力的观念的系统阐述也没有超出动量（运动的量）守恒的范围。他一味只关注被推动性（moved…ness），而羞于谈论任何激情的空间。直到莱布尼茨时，才首先在论战的过程中，继而经由积极地运用他在数学上的发明，而发展出真正自由而有方向的力（活力）的观念。直到这时，动量守恒的概念才让位于活力守恒的概念，数量的数字才让位于函数的数字。
质量的概念也是直到后来才成为一个确定的概念。在伽利略和开普勒那里，它的位置被体积的概念所占据，是牛顿明确地把它视作函数性的——作为上帝之函数的世界。所谓质量（现今把它界定为某一物质系统方面力与加速度之间的恒久关系）跟体积的大小并无比例关系，这一结论是文艺复兴的情感所无法接受的，尽管有行星的证据。
但是，即便如此，伽利略还是对运动的原因进行了研究。在一种真正的、仅仅靠着质料和形式的概念支撑起来的静力学中，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意义。对阿基米德而言，位移跟形式相比毫无意义，后者才是一切有形存在的本质；因为，如果空间即是非存在，那么关心实体的外部能有什么作用呢？事物并不是运动的函数，相反，事物是自身运动。牛顿是第一位完全摆脱了文艺复兴情感的物理学家，他提出了万有引力的概念，认为物体能越过空间本身产生引力和斥力。距离本身已经变成为一种力。这种观念本身完全摆脱了所有感官所能感知的内涵，以致连牛顿本人也觉得不甚自在，事实上，是这种观念主导了他，而不是他主导了这个观念。正是巴罗克本身的精神及其朝向无限空间的倾向，激发了这个对位的和全然非雕塑的概念。此外，在它里面，还有一个矛盾。直到今天，还没有人能对这种超距离的作用力给以充分的定义，还不曾有人理解离心力究竟是什么。地球绕轴旋转的力是这一运动的原因，抑或是恰恰相反？或是这两者是同一回事？这样的一个原因，就其本身来考虑，究竟是一种力还是另一种运动？力与运动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假定行星体系中的位移是离心力作用的结果；也确实是如此，那么，星体就应该偏离它们的轨道，可事实上它们并未这样，故而我们必须还要假定有一种向心力存在。所有这些概念意味着什么？在此确实无法达至那诱使赫兹去一举消除力的概念并（通过在位置与速度之间完全人为地设定一些严格的连接物）去把他的力学体系简约为接触（冲力）原理的那种秩序和明晰性。但是，这仅仅是掩盖而不是消除了问题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是浮士德式的心灵所本有的特征，是根植于动力学的本质的东西。“我们在谈论力的时候能把力的根源归于运动吗？”当然不能；但我们能摆脱西方精神中天生但却无法确定的那些原始概念吗？赫兹本人并没有尝试实际地运用他的体系。
现代力学的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困难，并未曾为法拉第所创立的势能理论所解除，虽则物理思想的重心已从物质的动力学转向了以太的电动力学。法拉第是著名的实验家，也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幻想家，在近代的物理学大师中，唯有他不是数学家，在1846年，他说，“无论空间是像通常所说的那样为虚空还是为物质所充满，我都认为，空间的任一部分，除了力，以及力发挥作用的方式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是真实的。”在此，很清楚，在认识者身上，有一种定向的倾向，具有其有机的和历史的深刻内涵，有一种要使他的认识过程鲜活起来的倾向。在这里，法拉第与牛顿在形而上学的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因为牛顿的超距作用力所指向的神话背景，也是这位虔诚的物理学家所拒绝考察的。然而，这样一条可能引起一种明白清楚的力的定义的途径——亦即从世界而不是上帝出发，从自然的运动状态的客体而不是主体出发的途径——同时也能导向能量概念的阐述。现在，能量的概念，与力的概念之不同，乃在于它所代表的是一种有方向的量，而不是一种方向，并且它与莱布尼茨的“活力”概念也只是在数量上近似。不要忽视的是：在此质量概念的本质特征已被能量所取代；实际上，连能量的原子结构之类的古怪观念也已被严肃地讨论过。
然而，基本词汇的这种重新安排并不曾改变我们的这样一种感觉，即世界力及其基础是确实存在的。运动的问题，一如以往一样，未得到解决。从牛顿到法拉第——或者说从贝克莱到穆勒——这一路上所发生的一切，只是宗教的行为观念（deed…idea），被非宗教的做功观念（work…idea）所取代。在布鲁诺、牛顿和歌德的自然图象中，有某种神圣的东西在行动中展现着自身，而在近代物理学的自然图象中，是自然自己在运作；因为热力学第一定律的意义上的每一“过程”都是或应当是以能量的消耗来加以度量，而能量的消耗量，即对应于“被束缚的能量”形式的功之数量。
因此，很自然地，我们发现迈耶的决定性的发现，在时代上恰可呼应于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甚至经济学的体系也使用了同样的概念；从亚当·斯密以来，价值问题便与劳动量（quantity of work）发生了关系。相对于魁奈（Quesney）和杜尔哥（Turgot）而言，亚当·斯密标志着经济学领域从有机结构转向了机械结构。作为近代经济理论之基础的“劳动”（work）概念具有纯粹动力学的意义，在经济学家的语言中，有一些术语恰好对应于物理学中的能量守恒、熵、最小作用等命题。
因此，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力的中心概念自从在巴罗克时代产生以后所经历的各个连续的阶段，以及它与伟大的艺术和数学的形式世界之间的密切关系，便可以发现：（1）在17世纪（伽利略、牛顿、莱布尼茨），力的概念的形成是图象式的，且与在1630年左右走向消亡的伟大的油画艺术颇为协调；（2）在18世纪（拉普拉斯与拉格朗日的“古典”力学），力的概念获得了赋格风格的抽象特性，且与巴赫的音乐相一致；（3）随着文化达至它的终点和文明化的才智压倒了精神，力的概念则出现在纯粹分析的领域，尤其出现在多项复变函数的理论中，无此，则力的概念的最现代形式便无从理解。
第十一章浮士德式与阿波罗式的自然知识（7）
十三
但是至此，不容否认的是，西方物理学正趋近于其可能性的极限。归根结底，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西方物理学的使命只是把浮士德式的自然感受转形为一种理智知识，把文化青春时期的信仰形式转形为精确科学的机械形式。并且，虽则这项使命还将有一段时间继续去搜求越来越多实践的、甚至“纯粹理论的”结果，可这些结果本身，不论何等种类的，皆属于一种科学的表面历史。只有该科学的象征主义和其风格的历史，才属于它的深度所在。可有太多的证据表明，在那些深度中，我们的科学的本质和内核正在迅速地解体。直至19世纪末，科学发展的每一步都处在动力学的自然图象的一种内在完成、一种日渐纯粹、日渐严格和完满的方向——接下来，那种曾把它带向理论的最高明晰性的东西，突然间变成了一种溶剂。这种发展并不是有意为之的——事实上，现代物理学的高级才智们，根本还不曾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情——而是来自一种固有的历史必然。这一情况与古典科学在公元前200年左右内在地完成其自身时，处于同样的相对阶段。分析数学到高斯、柯西和黎曼那里已实现了它的目标，而今天，剩下来的工作，只是弥补它在结构上的缺漏而已。
这也是那种突然而致命的怀疑所发生的源头。该怀疑所指向的事物，包括甚至昨天还是物理学理论中不可挑战的基础，包括能量原理的意义，包括质量、空间、绝对时间等概念，以及一般的因果律。这种怀疑不再是巴洛克时代那带来丰硕成果的怀疑，已不再能把认识者与他的认识对象结合在一起加以考察；它是一种会影响某一自然科学本身的可能性的怀疑。不妨略举一例：目前正迅速增强的、对运算和统计方法的应用，其目标只在于结论的或然率，而先行放弃了绝对的科学精确度——这本是充满希望的较早各代的科学家的信条——这种发展不是正好体现了一种无意识的怀疑主义的深度么！
当一种自足的、自我一致的力学的发展的可能性将永远地止息时，那样的时刻就临近了。正如我已经说明的，每一种物理学必定在运动问题上惨遭失败的下场，因为在运动问题上，活生生的认识者个人总是古板地强行挤进认识对象的无机的形式世界之中。但是在今天，不但这一困境仍然内在于一切最新的理论之中，而且三个世纪以来的才智工作已把它尖锐地带入了焦点所在，以至于无视它的存在已成不可能的事。自牛顿以后，万有引力理论已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可如今，也只能被当作一个有着时代局限的、靠不住的假设。至于能量守恒原理，如果假定能量在无穷空间中是无穷大的，则这一原理也毫无意义可言。接受此一原理，便与空间的三度结构不能相容，无论这结构是无限的，是欧几里得式的，或是（如非欧几何所呈示的）球面的且具有“有限但无有边界”的体积，结果都是一样。因此，能量守恒原理的有效性只能局限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