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或那样形态的事实而整个地发生改变。即便歌德——可能——年轻时就死了，但他的“观念”不会死去。即便《浮士德》和《塔索》没有写出来，它们也会在一种深刻的神秘的意义中“表现出来”，尽管它们会缺乏诗人的阐释。
因为，即便说高级人类的历史要在各伟大文化的形式中实现出来是偶然的，即便说这些文化中的一种于公元1000年左右在西欧的觉醒是偶然的，可从觉醒的那个时刻起，它的路线图就已经被划定了。在每一时代中，都会有无限丰富、令人惊异的、不可预见的自我实现的可能性，展现在具体的事实中，可是时代本身是必然的，因为生命的统一性就在它的里面。它的内在形式恰恰就是它所是的样子，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它的特殊的规定性。新发的事变会影响它的发展形态，使这一形态变得壮大或弱小、变得强盛或可悲，但它们不可能改变它。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不仅是一种特例，而且是一种特殊类型；因而，在宇宙的历史中，我们具有太阳和行星组成的“太阳系”类型；在我们这个星球的历史中，我们具有“生命”类型，该“生命”有它的青春期、壮年期，有它的绵延期和繁衍生息；在“生命”的历史中，则有“人类”的类型；在那一人类的世界历史阶段，又有各个伟大文化的类型。而这些文化本质上是与众多植物相关联的，因为对于它们的生命的整个绵延来说，这些植物注定就是它们赖以生长的土壤。最后，一种文化的人们理解和体验命运的方式也是有类型的，不论其世界图象的色调对于这个或那个个体来说有多么的不同；我在此所说的并不是“真实”的问题，而是对于这个文化和它的这个阶段来说，这些方式本质上是必要的，这不是因为只有一个“真理”，而是因为你和我都属于这同一个时代。
正是因此，属于古典文化的欧几里得式的心灵只能体验到其在古典类型的偶然性的形式中的生存，因为这生存必定会出现在前景中。如果就西方心灵而言，我们能把偶然性看作是一种次要的命运，那么，就古典心灵而言，则恰恰相反。命运即是力大无边的偶然之物——这恰恰是阿南克（Ananke）、海玛门尼（Heimarmene）、法图谟（Fatum）的意义所在。由于古典心灵并不真正地依靠历史而生活，因此它对命运的逻辑并不具有真正的感觉。我们不要受这些词的误导。希腊化时期最流行的女神就是提刻（Tyche），希腊人实际上无法将她与阿南克区分开。但是，偶然和命运被我们感觉像是全然对立的一种紧张关系，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存中所有根本的东西都依赖于这一对立的结果。我们的历史就是伟大的联系的历史，古典的历史——亦即它的充分的现实性，而不仅仅是我们在历史学家（例如希罗多德）那里所获得的它的意象——则是逸闻的历史，是一系列具有可塑性的细节的历史。一般的古典生命的类型及其内部的每一个体生命的类型，都是逸闻的——在这个词完全严格的意义上说的。事件的可为感官感知的方面浓缩在反历史的、魔鬼般的、荒谬的种种偶然之上；它是对事变的整个逻辑的否定和否认。古典的人物悲剧的故事一概耗尽于那些嘲弄世界之意义的偶然性之上；它们所包含的意思正好是ειμαρμευη（接纳、分配）这个词所指涉的涵义，与莎士比亚的偶然性的逻辑正好相反。再看一下俄狄浦斯的故事：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整个地是外在的，既不是由属于他自己的任何主观性的东西所引发的，也不是那些东西所决定的，这些事情完全也可以发生在别的任何人身上。这正是古典神话的形式。与之相比，寄存于奥塞罗、唐吉诃德、维特这些人的命运中的则是必然性——那是这些人的整个生存以及这种生存与时间的关系所固有的，且是由这种生存和这种关系所支配的。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的，这正是情境悲剧与性格悲剧的区别所在。而且，这一对立在历史之中重复着——西方的每个时代都有其性格，古典的每个时代只表现为一种境遇。歌德的一生是充满了宿命的逻辑一生，恺撒的一生是充满了神秘的偶然性的一生，把逻辑引入到那里面是莎士比亚所干的事。拿破仑是一个悲剧性格，阿尔西比亚德则是悲剧境遇的牺牲品。占星学，在从哥特时期到巴罗克时期西方心灵认识它的时候所具有的形式中——甚至在否定它的时候，也受它的支配——是想要主宰一个人的整个未来的生命历程的；浮士德式的天宫图（horoscope），其最有名的范例可能就是开普勒为华伦斯坦绘制的那一幅，是以假定生存中有一个稳固的、有目的但还未实现的方向为前提的。但是，古典的神谕总是针对个别的情形提供建议，它是没有意义的偶然事件和时刻的真正象征；它承认由点所构成的、不连续的东西是世界进程的要素，因此祭司的话语整个地是恰当的，因为在雅典那是作为历史被写下和被体验的。有哪一个希腊人怀有历史向这样或那样或任何目标演进的观点吗？而我们——如果我们不具有这样的观念，我们能够反思历史或创造历史吗？如果我们按照时代的对应把忒密斯多克利之后的雅典的命运和路易十四之后法国的命运加以比较，我们必定会觉得历史情感的类型和这一情感之实现的类型常常是同一的。在法国，彻底地是逻辑的；在雅典，则是非逻辑的。
现在可以理解这一重要的事实的终极意义了。历史是一种心灵的实现，同样的类型支配着人们的历史创造，也支配着人们的历史沉思。古典数学排除了无限空间的象征，因此，古典历史也这么做。不用多说，古典生存的场景是最小的一种，即各别的城邦，它缺乏开阔的视域和视野——尽管有亚历山大的远征这个插曲——正如阿提卡的舞台以其平展的幕墙将视域和视野切断一样，这与西方内阁外交和西方都城所追求的长远功效显然是相反的。并且，正如希腊人和罗马人既不知道也不愿（出于对迦勒底天文学的根本仇视）承认任何宇宙——除前景中的宇宙之外——是现实的一样；正如归根结底他们的神灵乃是宅神、城市神、田地神但决不是星宿神一样，他们所描述的也只是前景而已。在科林斯、雅典或希巨昂，我们都没有发现一件有远山、浮云和偏僻小镇的风景画；每一件瓶绘都是相同的构成元素，都有着欧几里得式的区分和艺术的自足性的形象。每一个山墙或中楣组件都是按系列而不是按对位建造。但是因此，生命体验本身严格地就是对前景的体验。命运不是“生命之历程”，而是一个人突然遭遇到的东西。这就是雅典以波吕格诺图斯的壁画和柏拉图的几何学来创作一个命运悲剧的方式，在那种悲剧里，命运恰恰就是我们在席勒（Schiller）的《墨西拿的新娘》（Bride of Messina）中所怀疑的那种命运。例如，体现在阿特柔斯（Atreus）家族的诅咒中的完全无意义的盲目的宿命，有助于非历史的古典心灵揭示其自身世界的完整意义。
九
我们现在可以用几个例子来说明我们的道德，这些例子尽管有些冒险，但在这个阶段应该还不会受到太多的误解。设想哥伦布（Columbus）是受到法国而不是西班牙的援助，事实上在当时这是完全可能的。如果弗兰西斯一世（Francis Ⅰ）成为了美洲的主人，那么毫无疑问，赢得帝国皇位的就将是他，而不是西班牙的查理五世（Charles Ⅴ）。从罗马的劫掠（Sack of Rome）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的早期巴罗克时代——在宗教、才智、艺术、政治和做派等方面实际上是西班牙的世纪——也将是以巴黎而不是马德里为学习的典范。那样的话，也就不会有腓力（Philip）、阿尔瓦（Alva）、塞万提斯（Cervantes）、卡尔德隆（Calderon）、委拉斯开兹（Velasquez）这些名字，我们今天就会谈论事实上还未出生的法国伟人——如果我们可以这样来圆满地表达一个十分难解的观念的话。在这个时代中由西班牙的罗耀拉和他在精神上主导着的特兰托会议所明确地固定下来的教会的类型；西班牙军官们的战争技术、西班牙的红衣主教们的外交，以及埃尔埃斯科里亚尔（the Escorial）的宫廷精神，具有自身特征的、一直延续到维也纳会议且某些本质的方面一直延续到俾斯麦之后的政治的类型；巴罗克的建筑；绘画的伟大时代；大城市的讲究仪礼的和文雅的社会——所有这一切将有可能由其他深刻的心智，比如贵族的或僧侣的，由腓力二世战争以外的其他战争，由维尼奥拉之外的另一位建筑师，由另一个宫廷所代表。偶然为西方的晚期选择了西班牙样式。但是，这个时代的内在逻辑——其在大革命（或某个具有相同内涵的事件）中一定会最终实现——仍然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这样，法国革命也许会由形式上有所不同的别的事件或发生在别的地方——比如说英格兰和德国——的革命所代表。但是，它的“观念”——它（正如我们在后来所看到的）是从文化向文明的过渡，是无机的大都市对有机的乡村的胜利，从此以后，乡村在精神上将变成“外省”（the provinces）——是必然的，它发生的时刻也是必然的。要描述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就要使用划时代（epoch）（早就作为时代的同义词被模糊或被误用了）这个术语。当我们说一个事件是划时代的事件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它标志着某一文化的进程中一个必然的、命定的转折点。纯粹偶然的事件乃是历史表面的一种结晶形式，它可能被其他合适的偶然事件所代表，但划时代是必然的和先行决定的。显然，就一种特殊的文化及其进程而论，一个事件是属于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还是属于一个插曲，这个问题是与该文化的命运观念和偶然性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也是与它的作为划时代的悲剧（例如在西方）或作为“插曲”的悲剧（例如在古典世界）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
进一步，对于非个人的或匿名的划时代与个人性的划时代，我们还可以依据它们在历史图象中的观相类型加以区分。在属于第一类的“偶然”当中，我们包括了这样的伟大人物：他们被赋予了如此的构成力量，以致千千万万的人、整个整个的民族、众多时代的命运全都在他们的私人命运中获得体现；但是同时，我们可以在这里区分出两类人，一种是冒险家或成功人士，他们缺乏内在的伟大［就像丹东（Danton）或罗伯斯庇尔］；一种是历史的英雄，因为事实上，他的个人命运所展现的只是共同命运的特征。“雅各宾派”的有些名字可能很响亮，但他们要作为集体而非他们中的个人才属于支配那个时代的类型。因此，大革命的这个划时代的前一部分完全是匿名的，如同后一部分或者说拿破仑的时期属于最大程度的个人的一样。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这些现象的巨大力量就完成了古典世界相应的划时代时期（公元前386～前322年）——其本身是流动的和没有保障的——需要几十年的暗中破坏工作才能完成的事情。在每个阶段的一开始，相同的潜能就已出现，必然性此后或是以伟大的个人的形式（亚历山大、戴克里先、穆罕默德、路德、拿破仑）、或是以具有强大的内在构成的几乎匿名的事变的形式（伯罗奔尼撒战争、三十年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再不就以虚弱的和模糊的演进的形式［“狄阿多西”（Diadochi）和喜克索人统治时期、德意志王位空位期（Interregnum）］自行完成，此乃是所有文化的本质。在这些形式中，极有可能在任何给定的情形中都会发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必然性会先行受到所论文化的历史的因此也是悲剧的风格的影响。
在拿破仑的一生中，悲剧——仍有待一个伟大的、有足够的力量去领会它和塑造它的诗人来发现——就是，他是通过以英国政策和那一政策所如此显著地代表的英国精神作为战斗的根基而成就为一个强有力的人物的，而他也正是通过这一战斗而在大陆实现了这一精神的胜利，这一精神随即在“民族解放”的伪装下变得日益强大，以致最终压服了他，把他流放到了圣赫勒拿岛一直到死。因此，并不是拿破仑开创了扩张原则。那是从克伦威尔的清教主义的环境中产生出来并由大英殖民帝国将其付诸实施的。英国的哲学观念才是实质上的推动力量，它从接受英国熏陶的才智之士，例如卢梭和米拉波（Mirabeau），传播到革命军，甚至从瓦尔米战役（Valmy）——只有歌德正确地理解了它的意义——的那一天开始就已成为他们所追逐的潮流。并不是拿破仑形成了那一观念，而是那一观念造就了拿破仑，当他登上王位的时候，他决心进而利用它去反对唯一的强国，也就是英国，后者的目标跟他自己的目标是一样的。他的帝国是法国血统但却是英国风格的法国血统的产物。再有，还是在伦敦，洛克（Locke）、舍夫茨伯利（Shaftesbury）、萨缪尔·克拉克（Samuel Clarke），尤其是边沁（Bentham），都建立了“欧洲文明”——即西方的希腊主义——的理论，然后培尔（Bayle）、伏尔泰和卢梭先后将其引到巴黎。因此，瓦尔米战役、马伦戈战役、耶那战役、斯摩棱斯克（Smolensk）战役和莱比锡战役，正是在英格兰的这种议会主义、商业道德和新闻出版的名义下打响的，在所有这些战役中，是英国精神打败了西方的法国文化。首席执政官无意把西欧并入法国；他的首要目标是——请注意，这是每种文明肇始之时的亚历山大式的观念！——就是要以一种法国殖民帝国去取代大英殖民帝国。由此，法国在西方文化圈的优势就可以在一种实际上坚不可催的基础上奠定起来；它就可以成为查理五世的日不落帝国，但毕竟是从巴黎来进行管理，尽管有哥伦布和腓力；并且要把它组织得像是一个经济的、军事的单位，而不是像一个传道的、骑士的单位。命运在拿破仑身上的影响可能就有这么深远。但是，1763年的巴黎和约（Peace of Paris）已经决定了事实要跟法国作对，拿破仑的宏伟计划一再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偶然事变而受挫。在阿卡（Acre），几支小部队适逢其时地从英国军舰登陆：就在亚眠和约（Peace of Amiens）签字之前，又一次出现了一个时机，当时，整个密西西比盆地还是他的财产，他也同正在印度抵抗英国入侵的马拉塔（Maratha）势力有过密切接触；但是，又一次，一桩很小的海上偶发事件注定了他要放弃一份精心呵护的产业的全部。最后，当时，出于进行另一次远征东方的目的，通过对达尔马提亚（Dalmatia）、科孚（Corfu）以及整个意大利的占领，他使亚得里亚海（the Adriatic）变成了法国的一个内湖，并同波斯的国王为进攻印度进行谈判，可亚历山大沙皇（Tsar Alexander）的反复无常打败了他，后者无疑一直是愿意支持拿破仑进攻印度的，他的帮助确实可以保证进攻的胜利。仅仅是在欧洲外部的所有联合失败以后，他才选择将德意志和西班牙合并，作为在与英国的对决中他最后的筹码，可也因此，他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他利用的是英国的革命观念，他所拥有的工具正是这种观念，他采取的这一步骤使他成为了“不再必要的”。
在某个时候是求助于西班牙精神去勾勒并吞世界的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