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看到的是一种背景，这背景天然地缺乏时间性，因而也缺乏内在秩序。对于修昔底德来说，处于这一模糊背景中的是波斯战争，对于塔西佗来说，则是革拉古兄弟的暴动；罗马的大家族有一些传统是纯粹的传奇——杀害恺撒的凶手布鲁图斯就是一个明证，他对他的著名的专制统治的先祖有着坚定的信仰。恺撒的历书改革几乎被认为是为摆脱古典生命感而作的一次努力。但是，不要忘记，恺撒也设想过放弃罗马和把城邦转变为一个王朝式的帝国——其标志便是表示绵延期的徽章——这一帝国的重心就在亚历山大里亚，那里事实上是他的历书的诞生地。他的被谋杀，在我们看来，乃是体现在城邦和罗马城中的反绵延的情感的最后一次爆发。
甚至在那时，古典的人类还生活在自身的每时每天中；不论我们考虑的是个体的希腊人或罗马人，还是其城市、国家和整个文化，这都是同等真实的。尼禄（Nero）或卡里古拉（Caligula）的激动人心的庆典、宫廷狂欢和竞技场搏斗——塔西佗只有在描述这些而忽视偏远行省单调的生活进程的时候才是一个真正的罗马人——这些都是神化身体和当下的欧几里得式的世界感最终的和壮丽的表现。
印度人也没有类似的时间推算（这种缺乏就体现在他们对涅槃的表达中），没有钟表，故而也没有历史，没有生命记忆，没有关怀。历史上西方人引人注目地称作“印度历史”的东西对自己在实现自身时究竟做了什么没有一丁点的意识。处于吠陀时期和佛陀之间近千年的印度文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惊悸不定的睡眠者；在此，生命实际上就像是一场梦。我们西方文化对所有这一切有着无可比拟的陌生感。实际上，人类从未——甚至在“同时代”的中国的周朝也没有，尽管它有着高度发达的纪年和时代意识——像西方人这样有如此的觉醒意识，如此深刻地感受到时间，并意识到方向、命运和运动。西方历史是有目的的，印度历史是偶然的。在古典生存的岁月，在印度生存的世纪，几乎都没有计算，而只有此时此刻、此分此秒才是最为重要的。一种历史危机，例如1914年8月的危机，甚至在其时刻已显而易见时，一个希腊人或一个印度人也不会对其悲剧性的张力有任何意识。西方人的深刻感受使他能在自身之内体验到的这些危机，一个真正的希腊人是不可能体验到的。在我们的村镇，自那成千上万的钟楼日日夜夜传来的钟声，把未来和过去结合在一起，把古典的当下时刻纳入一个伟大的关系中。那标志着我们的文化诞生的时代——萨克森诸帝的时代——亦是标志着转盘钟的发明的时代。没有精确的时间度量，没有与其必需的考古学（既成之物的保存、发掘和收集）相匹配的生成的编年，西方人就无法思考。巴罗克时代强化哥特式的钟楼的象征到怪诞的境地，从而发明了可以随身携带的怀表。
另一个象征和钟表的象征有着同样深刻的意义，也同样很少被理解，这就是所有伟大的文化经由仪式和艺术而加以神圣化的葬礼习俗。在印度，伟大的风格是始于陵寝，在古典世界，是始于骨灰盒，在埃及，是始于金字塔，在早期基督教世界，是始于地下墓穴和石棺。在文化之开端，难以数计的同样可能的形式一直混乱模糊地相互交叉着，它们都有赖于氏族的习俗和外部的必然性与便利。但是，每一种文化都必定会把其中的一种提升到最高象征的地位。古典人，遵循其深层无意识的生命感，选择的是火葬，这种消灭身体的行为，最有力地体现了欧几里得式的强调此时此地的生存类型。古典人是自愿选择没有历史、没有绵延的，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既没有保存，也没有消解，因而他选择了销毁（destroyed），不再拥有一个现在，或者说不再拥有一个伯里克利、一个恺撒、一个索福克勒斯、一个菲狄亚斯的身体。心灵由此而加入到芸芸众生中，在那里，氏族的活生生的成员只对（但不久就会停止）先祖崇拜和心灵盛宴表示敬意，并在其无形式的特性中，显示了对祖系即谱系树（genealogical tree）全然的对立，后者在西方的家族墓地中随历史秩序的所有标志一起被永恒化了。在这个方面（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就是印度的吠陀时代初期），没有其他文化与古典文化有类似之处。必须注意，多立克…荷马时代的春天，尤其是“伊利亚特”时期，人们怀着对一种新生的象征的全部热情投身于这种火葬行为；因为那些其业绩可能构成了史诗之核心的勇士，在迈锡尼、梯林斯（Tiryns）、奥尔霍迈诺斯（Orchomenos）和其他地方的墓地里事实上几乎是以埃及人的方式埋葬的。当帝国时代石棺或“寿棺”（flesh…consumer）开始取代骨灰盒时，时间的意义变化又一次成为仪式变化的基础，就像在荷马时代骨灰盒取代迈锡尼的墓穴一样。
埃及人用石头纪念碑和象形文字来保存他们的过去，其意图是如此之明显，以至于我们在四千年后仍能确定其国王统治的顺序，其尸体的永恒化是如此的彻底，以至于直到今天，伟大的法老们还躺在我们的博物馆里，每一个面部轮廓都清晰可辨，而成为严酷的胜利的象征——而多利安国王甚至连名字都没有保存下来。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我们知道但丁以后的几乎每个伟人确切的出生和死亡日期，而且，我们对此并不觉得有什么希奇。不过，在亚里士多德时代，虽然古典教育已臻至顶峰，可人们已不能确定地知道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与伯里克利同时代的原子论的创始者留基伯是否真的存在；对于我们来说，尽管乔尔丹诺·布鲁诺的生存还大可怀疑，尽管文艺复兴已成为纯粹的传说，可其存在是不容置疑的。
至于这些博物馆本身，我们把一切都收集于此，它们就是实际地可感的过去的残留物。这些博物馆不就是最高级的象征吗？它们不就是想要以木乃伊的形式来保存文化发展的整个“躯体”吗？
当我们在数不胜数的书籍中收集无数的资料时，我们不也是在西欧城市的这些无数讲堂上、在这些剥夺了每一个体实现其自身意图的瞬间——这瞬间乃是古典心灵所尊重的一种财富——的收集物中、且事实上是把那每个瞬间溶入了我们无有尽头和永不止息的时间中，来收集所有死去的文化的所有作品吗？看一下希腊人所谓的“Μουσειον”（纪念馆）的意义变化吧；在意义的变化中隐藏着多么深刻的意味啊！
六
正是这种原始的关切情感（primitive feeling of Care），主导着西方的观相学，也主导着埃及历史和中国历史的观相学，是它进而又创造了性爱的象征主义（symbolism of the erotic），以家族系列的个体生存的形式表现着无休止的生命的涌动。古典人的由点形成的欧几里得式的生存，在这个方面跟在其他方面一样，所感知到的只是此时此地确定的生产或生殖行为，因而，在那里，我们发现，母亲临产的阵痛成为得墨忒耳崇拜的中心，而狄奥尼索斯崇拜则是以菲勒斯为象征（这一性符号整个地集中于某一时刻，并使过去和未来全都迷失于其中），它们在古典世界的各个地方多少都存在。相应地，在印度世界中，我们也发现了林伽姆（Lingam）的符号和雪山神女（Parwati）的崇拜者团体。在这两种情形中，人们都感觉自己就像是自然，就像是一株植物，就像是生成的无有意志、无有关切的要素。罗马的本土宗教以格尼乌斯（genius），亦即家族长老的创造力为中心。对于所有这些，西方心灵深刻的和有意识的关切是与母爱的符号相对立的，后者作为一种象征在古典文化中仅仅出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最远地平线处，亦即对珀耳塞福涅（Persephone）的哀悼或者说（尽管这仅仅是希腊化时代的）克尼杜的得墨忒耳坐像。怀抱着圣子——代表着未来——的圣母，新的浮士德形式的马利亚崇拜，只是到哥特时代才兴盛起来，而到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那里获得了最高的表现。这一概念并不属于一般的基督教。相反，麻葛式的基督教就已经把作为“上帝之母”（Theotokos）、“生上帝者”的马利亚，提升为一个与我们所感受到的完全不同的象征。给人以抚慰的圣母对于早期基督教…拜占廷艺术而言是全然陌生的，如同她对于希腊人（尽管原因不同）而言亦是全然陌生的一样，尤其是浮士德的甘泪卿（Gretchen），由于无意识的母性身份的深层魔咒纠缠着她，她甚至比拜占廷和拉韦纳的马赛克中的所有马利亚形象更接近于哥特式的圣母。实际上，对她们之间的精神联系的假定因为下面的事实而完全破灭了，这一事实就是：圣母对待圣子就犹如埃及文化中伊西斯对待霍鲁斯（Horus）——她们都是照料、呵护的母亲——不过，这一象征在消失了一千多年（涵盖了古典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的整个历程）之后，又经由浮士德式的心灵而再度苏醒了。
从母性的关怀到父性的关怀是有迹有寻的，在这一路途中，我们可以看到所有时间象征中最高级的象征在某一文化和国家内的出现。孩子之于母亲的意义就是未来，即是说，是她自己的生命的延续，母爱事实上是两个不连续的个体生存的结合；同样地，国家之于男人的意义就是保护家庭和家乡、妻子和孩子的臂膀，是确保其未来的全体人民和它的效验的保障。国家是一个民族的内在形式，它的在体育竞技意义上的“形式”和在高级意义上的历史，就是被视作“运动”（kinesis）而非“运动学”（kinema）意义上的国家。历史是作为母亲的妇女和作为战士与政治家的男人创造的。在此，又一次，高级文化的历史向我们显示了三种国家形态的例子，在那里，关切的要素是显而易见的：埃及人的甚至在古王国时代（自公元前3000年开始）就存在的行政管理；中国人的周朝（公元前1169～前256年）的邦国，《周礼》描画了这一小国寡民的图象，可自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敢相信那本书的真实性了；以及西方的诸侯国，在其着眼于未来的特征的背后，有着卓越的对未来的强烈意志。而另一方面，我们在另外两个例子中——即在古典世界和印度世界中——可以看到一个根本上缺乏关怀而屈从于当下时刻及其偶然性的图象。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从斯多葛主义和佛教身上可以看到（它们是这两个世界的古代倾向），可它们在否定历史的关切感，蔑视热情，轻视组织力量和责任感这些方面，是一样的；因此，不论是在印度的朝廷，还是在古典世界的集市，都从不为明天的事操心，不论是个人还是集体的。阿波罗式的人的“及时行乐”（carpe diem）也可运用于阿波罗式的国家。
至于政治的方面，和历史生存的其他方面如经济的方面是一样的。勉强糊口的生活与以当下时刻的满足为指归的爱是一致的。在埃及，有着规模巨大的经济组织，在那里，这种组织充斥着整个的文化图象，在成百上千的绘画中向我们诉说着其工业和秩序的故事；在中国，其有关神灵和传说中的皇帝的神话整个地以神圣的耕作任务为中心；而在西欧，一开始是典型的教团（the Orders）农业，直至升到某一特定科学即“国民经济学”的高度，这一科学原则上只是一个有效的假设，其意图不在于说明已经发生的事，而是要说明将要发生的事。另一方面，在古典世界中，更不用说在印度，人们成天都在打算着，尽管有埃及的例子；不仅要从土地中获取财富，而且还剥夺了土地的生产能力，因果的剩余价值立即被花费在城市的下层民众身上。批判性地看一下古典世界的伟大政治家——伯里克利和恺撒、亚历山大和西庇阿，甚至可以看一下克里昂和提比略·革拉古这样的革命家。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在经济上有向前看的眼光。没有一个城市曾把某一城区的排水或绿化、把引进先进的耕作方法或新的家禽与植物品种当作自己的事务。赋予革拉古兄弟的“土地改革”以西方的意义，必定会误解其全部的意图。他们的目标是要使他们的支持者成为土地的拥有者。教育这些人，使其成为土地的管理者，或提高意大利的一般家禽管理（husbandry）的标准，对于这些，根本就不存在任何长远的观念——就让未来顺其自然地到来，不要想着对它有所作为。古典世界的这一经济上的斯多葛主义的确切反题就是社会主义，在此社会主义指的不是马克思（Marx）的理论，而是弗雷德里克·威廉一世（Frederick William Ⅰ）的普鲁士实践，后者比马克思早很多，且将取代马克思——社会主义与古代埃及的制度有着内在的相似，后者操心和关怀的是永久的经济关系，力求培养个体对整体的责任感，并视努力工作为对时间和未来的确证。
第四章 世界历史的问题（5）
七
在所有的文化中，普通人日常所能观察到的生成——他自己的和他周围的活生生的世界的生成——的观相学，仅仅只局限于前景中的和可直接感知的方面。其经验之总和，不论是内在经验还是外在经验，充斥着他的仅仅作为一系列事实的白天的过程。只有杰出人物能在外表上充满历史骚动的平凡统一体的背后感受到深刻的生成逻辑。这一逻辑本身就体现在命运的观念中，它使得那杰出人物把白天和那外表的毫无意义的并置视作是纯粹的偶然。
然而，乍一看，“命运”和“偶然”（incident）在含意上似乎只有程度上的差异。有人觉得，歌德前往西森海姆（Sesenheim）多少是出于偶然，可他前往魏玛（Weimar）却是出于命运。有人把前者看作是一个插曲，而把后者看作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但是，我们立即可以看出，这一区分有赖于那个引人注目的人的内在品质。对于大众而言，歌德的一生就像是一连串偶然的奇闻逸事的组合，而极少数的人却惊奇地意识到那些哪怕最不显眼的事件中所固有的一种象征的必然性。因此，阿里斯塔库斯发现日心体系，对于古典文化而言可能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偶然事件，可是，哥白尼的再发现对于浮士德式的文化而言难道不是一种命运吗？路德不是一个伟大的组织者，而加尔文（Calvin）是这样的一个人，这难道不是一种命运吗？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说这是一种命运是针对谁而言的——新教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这是对于德国人而言的，还是对于一般的西方人而言的？难道提比略·革拉古和苏拉（Sulla）就是一种偶然而恺撒就是一种命运吗？
类此的问题完全超出了经由概念来运作的理解的范围。何谓命运，何谓偶然，这是个体心灵——以及文化心灵——的精神经验所决定的。已有的知识、科学洞察、定义，全都是无力的。不仅如此，那想要以认识论的方式把握它们的尝试，本身也都是无的放矢。因为，若是没有内在的确定性，命运就整个地是批判性的思维所难以驾驭的东西，我们就无法认识到那生成的世界。认知、判断、对认识对象的因果联系的建立（例如已经区分开的物、特性和位置之间的联系），其实都是一回事，那以判断的精神走近历史的人只能发现“数据”。但是，那在当下发生的事或在所再现的过去发生的事的深处运动的东西，其实就是天意或命定，它是既有的，且只是既有的，是与真正的悲剧在非批判的观察者那里所唤醒的同样惊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