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百祥和李大功几乎同声发问：“谁？”
吴长天答：“林星。”’
李大功怀疑地说：“‘她？她可不是个顺脾气的女孩儿，而且也不像文丽那样能用钱买。”
吴长天在两人脸上环顾一轮，说：“她现在已经是我的儿媳妇了。”
郑百祥、李大功都倍感意外：“结婚啦？和吴晓？”’他们当然不会有和吴长天同样的苦涩和无奈，此时此刻，这对他们无疑是一个上好的消息。
吴长天淡淡地点一下头：‘“对，前天他们结了婚。”
李大功喜形于色：“那就好办了。”
郑百样比较冷静：“你和她谈了这事吗，她答应给咱们作证吗？”
吴长天说：‘“昨天我和她谈过一次。今天我没再多说。接下来让吴晓去和她谈吧，等吴晓说完了，我再亲自找她。其实让她证明的事情很简单，她那天晚上来我这里呆了不到十分钟，让她改成——小时，就足够了。这对她不应该是件为难的事。”
李大功理所当然地放了心：“那是，已经是儿媳妇了嘛，她不为吴总，也得为吴晓啊，也是为她自己啊。”
郑百祥对林星完全不熟，多少有些放心不下，他问：“听说她是个大学生，又是个记者，搞社会科学的人，干这种……怎么说呢，干这种作伪证的事，会不会有心理障碍？”
郑百祥所虑，不是没有道理，吴长天不得不为他，也为自己，做一番分析推理：“我并不是明说让她作伪证，那样的话在法律上和个人良心上对她的压力太大。我只是说我这一个小时确实在休息，大家确实散场了，这是一个事实，但除了我们自己，没有其他证人。她那天正好在，只要她愿意说明自己多呆了一会儿，就已经是证人了。再说，老郑，咱们中国人实际的行为方式，你洋书读多了倒不如大功清楚了。中国人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和别人的关系就像是自己跳到水里，围着自己荡出的一轮一轮的波纹，以远近分亲疏，这就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所谓人伦。越近的波纹就越和自己息息相关，越远的波纹就越无关痛痒，最中心的那个点，就是自己。
那天我跟梅启良不是也说了吗，中国人从古至今，为了自己而不顾家，为了家而不顾团体，为了团体而不顾社会，不顾国家，不顾天下！这种事再正常不过了。”
郑百祥和李大功都静了气，即便不是口服心服，至少也是无言反驳。吴长天说：“好了，你们也早点走吧。咱们从现在起，不要没事总往一块凑，要避避嫌。有什么事要碰面，就打手机约到外边去。大功，你的手机一定要开着。”
李大功拍拍放手机的皮包，说：“我一直开着呢。”
仿佛是被他这一拍给拍响了似的，他包里的手机果然叫了起来。李大功笑笑，说：“你看。”他把手机取出，打开来问：“喂？”来电的人刚说了一句什么，他的笑容立刻召在脸上。
吴长天和郑百样当然都注意到了他的表情，李大功用手捂住电话，目光惊恐地对他们说道：
“还是他，又来了！”
他们同时都明白了，这个又来了的人，就是那个他们谁都以为不会再来的敲诈者。
这回是吴长天自己接了电话，对方还是那么客客气气地笑着：“吴总吗，上次没能当面谢您，这次给您补上。”
吴长天说：“‘我不是满足你的要求了吗，你也应该守点信用吧，怎么又来电话。”
对方说：“上次是给阿欣治病的钱，现在我告诉你，阿欣很不幸，她死了，您总得再出点丧葬费D巴。”
吴长天哑口无言， 他知道和这种人讲理是徒劳的。 他愣愣地，好半天才问：“你还想要多少？”
对方笑：“咱总不能按国家规定的丧葬标准吧。我看这样吧，你准备好五百万，一口价，从此往后 咱们就两清了。”
吴长天知道自己已经落到了不得不和这样一些社会无赖勾心斗角、讨价还价的地步，也只有放下 斯文互相威胁：
“老兄，你懂不懂适可而止见好就收的道理啊，心太黑当心要付出代价的。”
他听出对方的心早就黑得无所谓了，显然不是那种一吓就软的小孩子，“病有病的钱，死有死的价，我这人公平合理。你弄伤了人家判个有期，弄死了人家就是死罪，出个五百万换回你一条命来，你还觉得亏吗？”
吴长天面色发白，说：“三百万都塔不死你的嘴，我们没法再信任你。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日巴。”
对方的气焰稍稍收敛，说：‘哦保证这是最后一次，阿欣不是死了吗，死总归是到头了吧。”
吴长天说：“喂，我们见面谈谈好不好，见面谈谈什么都可以商量。”
对方心照不宣地冷笑：“把钱准备好，明天我会再打这个电话的。”
电话没声了。吴长天等了半天才知道对方是挂了机，他缓缓关掉电话，看着郑百祥，又看看李大功，三个人一时都不知该说什么好。
沉默了好一会儿，还是郑百祥先开口：““这种人，没法再跟他交易，一点信用没有。昨天给他三百万，今天又要五百万，你要给了五百万，明天他还会要一千万户
李大功附和：“郑总说得对！”
吴长天慢慢地坐下来，叼了烟却忘了点火。李大功帮他打着一只火机，他却把烟从嘴上拿下来，说：“大功，你明天把我最后还存着的那五百万，取出来吧。”
郑百样气急败坏地说：“吴总，这样不是个办法！”
吴长天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果断和不容置否的权威，说：“‘这个人之所以放一次一次地要，是因为我们没有见过他，他没有暴露自己当然就敢于把我们给捅出去。
现在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机会，我们必须见到他，我们必须知道这个人是谁！否则，我们永远会在他的控制之下，将来他就是把整个长天集团都要了去，我们也得给他！”
郑百样不再说话。吴长天转脸看定李大功，他说：“‘大功，你跟我有二十年了吧。这二十年来你李大功是立了不少大功的。现在，咱们三个最老的长夫人，命是绑在一块儿了。我刚才说咱们中国传统文化讲的是人伦，最基本的有五伦。除了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之外，还有一个是朋友。咱们中国人有很多事，上不告父母，下不传妻儿，只能跟朋友讲，所以人生得一知已足已。大功，我和你，和老郑，咱们是二十年的知心朋友了， 我最佩服 的，就是你李大功的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 我吴长天空有长天之志，咱们熟B纵有百祥之身，可冲锋陷阵打头炮的，还是得你李大功！”
李大功眼眶子红红的，声音都哑了，他说：“吴总，我李大功是个小人物没资格做您的朋友，咱们不是朋友，咱们是君臣。我李大功别的不懂，可我懂中国的君臣之道：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
吴长天深深感动。 他想，他在长天二十年，别 的不敢说，和部下的感情，在部下心目中的威望，还是可以引以为荣的。他知道很早以前李大功就对 别人说过：我这辈子就认准吴总了，就是吴总让我犯错误，我也敢去！他那时听了还笑，还说我怎么会让他去犯错误……以前的很多事，很多话，历历在目，都像是现在和未来的预言。一九九九年的七月，正是这样一个被各种预言所笼罩的不祥的酷夏。
和李大功相比，郑百样考虑问题毕竟更务实更具体，他打破吴长天和李大功之间漫延开的情感对话，提醒道：“吴总，时间不早了，究竟怎么才能钩出这个人来，怎么才能让他露面，还得有个具体办法。”
吴长天面无表情地看着郑百祥，说：“五百万的诱饵，还怕钓不出这么一条烂鱼来？”
吴长天的这句话，说得相当坚决，甚至，有几分在他来说并不多见的凶狠。这句话也成为他们这一晚上暗室密谋的最后一记惊叹。
天已很晚，他们结束了密谈。为了避免保姆看见，郑百祥和李大功从后门悄悄离开了别墅。吴长天也没有下楼去送。他们走时天正在下雨，后门的小街上，雨中无人。 吴长天把卧室的灯熄掉，一个人呆坐在沙发里，整个另u里都静下来了，像是一座空宅。除了窗户上似有还无的雨声，他后来也听到了让林星和吴晓都吓了一跳的那声惊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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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别墅的寿宴此时刚刚结束。儿子吴晓在自己的房间里给他的那些狐朋狗友打了一通电话， 就跑出来说要去和电视台的人谈什么MTV的事，匆匆忙忙和专程前来祝寿的梅叔叔告了别，坐了李大功替他安排的车子，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吴长天没有多问，他想，不管怎么说，这个生日也算一举多得：儿子就此归来；父子之间的组龋就此化解；几个多年来一直追随左右的老部下在一起轻松地聚一聚，对集团未来的发展，做了集体展望；而海启良的临幸，又使整个儿晚上的务虚气氛中，得以加进了一些务实的话题。
梅启良是祝寿者中最后一个到的，他一看到吴晓，就悄悄俯在吴长天的耳边，笑着说：“怎么，跟儿子和好啦？”吴长天也笑笑，几分安慰，几分尴尬，自嘲地说道：“我这个人，能带千军万马，管不了自己的儿子，教子无方啊。过几天我让他给梅珊认错去。哎，今天怎么没叫梅珊一起来，她不是还在北京吗。”
梅启良淡淡地摇了下头，不做回答。这副表情，吴长天是看得懂的，那意思是这还不明白吗。吴长天也清楚，梅珊要是来了，万一吴晓不懂事再冷淡于她，两个大人岂不都没了面子。于是他也不再多说，转个弯把话题引到寿宴的菜品上去了。
作为长天集团总裁的五十大寿，今天宴会上的派头远不像外人想像得那么奢华。
除了头道的红烧鱼翅是从京天娱乐城调过来压席的之外，其余都是京西别墅的一位小厨师做的家常荣。大家喝了一点白酒，都没过量。饭后，几个老部下告辞走了，吴长天只留下郑百祥，让他陪着梅启良，和据说是李大功从下属单位请来的两位年轻女同志跳了跳三步四步。那两个女孩儿吴长天似曾见过，细一端详，则完全不熟。
两人都生得人面桃花，顾盼之间百媚顿生。她们由李大功介绍，分别陪郑百祥和梅启良跳了几支曲子。陪梅启良跳的那个女孩他忘了叫什么名字，穿了一身黑衣黑裙，让吴长天觉得有些丧气。 尽管他知道这些年女人的服饰似乎进入了一个 尚黑的时代， 但在吴长天看来，黑色无论怎样都给 人一种死亡的隐示，颇不吉利。陪郑百祥跳舞的女 孩儿则穿了一身时装化的中式外套，眉毛嘴唇画得 也有点像古代的仕女， 可人名却反其道而行之，取 了洋文：文丽，与服饰打扮驴唇不对马嘴。吴长天 知道自己现在反正是看不懂这些年轻人了。
他最熟悉的， 还是梅启良这些人。他们认识很 多年了，对梅启良工作上的脾气和生活中的爱好， 都是了如指掌的。甚至他爱吃哪几道菜，爱喝哪几 种酒，也可——一道来。 跳舞，是梅启良从不隐讳的 一大爱好。梅家祖上，在当年上海的十里洋场，也算是个有名有姓的民族工业家。梅启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虽未经历旧时代的西学教育、欧风陶冶，但毕竟世家出身，对吃西餐、打网球、跳交谊舞之类的海派嗜好，样样皆通。现在，也许是年龄渐长的缘故，几圈舞跳下来，他的额上就有了些微汗，嘴上也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了。吴长天见状，便示意停了音乐，然后和郑百祥一起请他到书房去喝茶。李大功则领着那两个姑娘到楼后的游泳池去游泳。他们一走，楼里静下来。主宾三人，喝着刚刚泡起的一壶当年的碧螺春，开始了书房里的话题。
郑百祥率先开始，话题还是从今天的寿宴扯起：“梅书记，你是不知道，今年这个生日可是我们硬逼着吴总过的。以前吴总从不给自己过生日。今天我们是把你梅书记抬出来了，说你也要来，吴总才办了这顿饭。”
梅启良笑笑，说：“我也一样，基本上不过生日。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受共产党教育，动不动狠斗私字一闪念，到现在都落下毛病了。”
郑百祥滔滔不绝：“这是观念问题，实际上私心不是坏东西，私心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我们搞企业管理，也是先要解决好职工的个人利益问题，才能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就好比解放战争的时候，共产党只有搞了土改，把地主的田地和浮财分给农民个人，才会组织起数百万支前大军，那些农民出身的解放军战士才会拼死而战。农民战士心目中的共产主义是什么？就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说到底是‘耕者有其田’的理想。毛泽东不实现不承诺他们的个人理想，能三年打垮蒋家王朝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搞到现在，才悟出私有制也不是坏东西。现在咱们国家的宪法虽然不像资本主义宪法那样开宗明义地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至少也明确提出了私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受到国家的保护，这也是历史的觉悟啊，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郑百祥话里的话，梅启良当然听得明白，但他精明就精明在故作迟钝上。他说：‘“哎，宪法这么修改，是根据情况的变化。即便是现在，公有制仍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下一步吉海市委要根据省委的统一部署，好好抓一下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你们长天这种大企业，可要带头搞出点经验来。”
吴长天说：“国企改革最大的难点，依我看，就是没有真正意义的企业所有者，也就是说，国企没有业主。它的投资决策、利润回报、长远发展，对企业各级经营者的奖励和控制，这些业主职能还真没有人来投身过去操心劳力地负起责任。现在国企的业主是谁呢，是国家。国家只是一个概念，不是具体的个人。国家专职管理国有资产的问题， 也 只是一个机构，这些机构的负责人隔几年就正常调换一批，从本能到心态， 都不可能像私营业主对自 己的企业那样同生共死。即使能，也施展不了，国 有企业上上下下的人事环境多复杂呀，口舌是非太 多，各方面都管得太死。要是管得松了，又容易出云南红塔的话时健这种典型。国家有关部门作为红塔的业主，怎么管储时健的？他有那么大的功劳。为国家创造了那么大的财富，国家又给了他多少物质激励和奖赏？很少很少。那么好，你不奖赏他，他自己来。他弄了上亿元的一个小金库，非一日之功吧，谁又发现他了？谁又制约他监督他限制他了？国企的头头，恐怕不止一个话时健吧。”
见吴长天略略有些激动，梅启良笑着帮他松弛：“怎么啦，你也想当储时健？
虽然是松弛的话，在吴长天和郑百样此时的情态下，却说得针锋相对、剑拔弩张。郑百样正色道：
‘“我们要当储时健早当了，比他方便多了。去贪账上的钱，没有比这个更蠢的了。这次我们吴总亲自策划了一场战役，两个月内在股市上净赚了好几个亿。我们个人要是想捞点外快，自己悄悄注册一家公司或者让自己的子女进场跟在，也是足以一夜暴富的，可这种事我们想都没想，挣的钱全是公司的。这并不是怕你们政府的那点监督，我们是信了吴总从曾国藩那里学来的‘自概’之论，自己管住自己。”
梅启良糊涂装到底，一本正经地说：“这不正说明，你们自身公而忘私，思想上对自己严格要求吗，要总结国企的成功经验，领导班子清廉自律，就是很重要的一条嘛。”
梅启良偷换前提的企图既明显又巧妙，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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