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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什么也看不见的。
老斯宾塞又点起头来了。他还开始掏起鼻子来。他装作只是捏一捏鼻子，其实他早将那只大拇指伸进去了。我揣摩他大概认为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对，因为当时房里只有我一个。我倒也不怎么在乎，只是眼巴巴看着一个人掏鼻子，总不兔有点恶心。
接着他说：“你爸爸和妈妈几个星期前跟绥摩博士谈话的时候，我有幸跟他们见了面。他们都是再好没有的人。”
再好没有，我打心眼里讨厌这个词儿。完全是假模假式。我每次听见这个词儿，心里就作呕。
一霎时，老斯宾塞好象有什么十分妙、十分尖锐——尖锐得象针一样——的话要跟我说。他在椅子上微微坐直身子，稍稍转过身来。可这只是一场虚惊。他仅仅从膝上拿起那本《大西洋月刊》，想扔到我旁边的床上。他没扔到。只差那么两英寸光景，可他没扔到。我站起来从地上拾起杂志，把它搁在床上。突然间，我想离开这个混帐房间了。我感觉得出有一席可怕的训话马上要来了。我倒不怎么在乎听训话，不过我不乐意一边听训话一边闻维克斯滴鼻药水的味道，一边还得望着穿了睡裤和浴衣的老斯宾塞。我真的不乐意。
训话终于来了。“你这是怎么回事呢，孩子？”
老斯宾塞说，口气还相当严厉。“这个学期你念了几门功课？”
“五门，先生。”
“五门。你有几门不及格？”
“四门。”我在床上微微挪动一下屁股。这是我有生以来坐过的最硬的床。“英文我考得不错，”我说，“因为《贝沃尔夫》和‘兰德尔我的儿子’这类玩艺儿，我在胡敦中学时候都念过了。我是说念英文这一门我用不着费多大劲儿，除了偶尔写写作文。”
他甚至不在听。只要是别人说话，他总不肯好好听。
“历史这一门我没让你及格，因为你简直什么也不知道。”
“我明白，先生。嘿，我完全明白。您也是没有办法。”
“简直什么也不知道，”他重复了一遍。就是这个最叫我受不了。我都已承认了，他却还要重复说一遍。然而他又说了第三遍。“可简直什么也不知道。我十分十分怀疑，整整一个学期不知你可曾把课本翻开过哪怕一回。到底翻开过没有？老实说，孩子。”
“嗯，我约略看过那么一两次，”我告诉他说。我不愿伤他的心。他对历史简直着了迷。
“你约略看过，嗯？”他说——讽刺得厉害。
“你的，啊，那份试卷就在我的小衣柜顶上。最最上面的那份就是。请拿来给我。”
来这套非常下流，可我还是过去把那份试卷拿给他了——此外没有其他办法。随后我又坐到他那张象是水泥做的床上。嘿，你想象不出我心里有多懊丧，深悔自己不该来向他道别。
他拿起我的试卷来，那样子就象拿着臭屎什么的。“我们从十一月四日到十二月二日上关于埃及人的课。在自由选挥的论文题里，你选了写埃及人，你想听听你说了些什么吗？”
“不，先生，不怎么想听，”我说。
可他照样念了出来。老师想于什么，你很难阻止他。他是非干不可的。
埃及人是一个属于高加索人种的古民族，住在非洲北部一带。我们全都知道，非洲是东半球上最大的大陆。
我只好坐在那里倾听这类废话。来这一套确实下流。
我们今天对埃及人极感兴趣，原因很多。现代科学仍想知道埃及人到底用什么秘密药料敷在他们所包裹的死人身上，能使他们的脸经无数世纪而不腐烂。这一有趣的谜仍是对二十世纪现代科学的一个挑战。
他不念了，随手把试卷放下。我开始有点恨他了。“你的大作，我们可以这么说，写到这儿就完了，”他用十分讽刺的口吻说。你真想不到象他这样的老家伙说话竟能这么讽刺。“可是，你在试卷底下还写给我一封短信，”他说。
“我知道我写了封短信，”我说。我说得非常快，因为我想拦住他，不让他把那玩艺儿大声读出来。可你没法拦住他。他热得象个着了火的炮仗。
“亲爱的斯宾塞先生，”他大声念道。“我对埃及人只知道这一些。虽然您讲课讲得极好，我却对他们不怎么感兴趣。您尽管可以不让我及格，反正我除了英文一门以外，哪门功课也不可能及格。
极敬爱您的学生
霍尔顿。考尔菲德敬上。
他放下那份混帐试卷，拿眼望着我，那样子就象他妈的在比赛乒乓球或者其他什么球的时候把我打得一败涂地似的，他这么把那封短信大声念出来，这件事我一辈子也不能原谅他。要是他写了那短信，我是决不会大声念给他听的——我真的不会。尤其是，我他妈的写那信只是为了安慰他，好让他不给我及格的时候不至于太难受。
“你怪我没让你及格吗，孩子？”他说。
“不，先生？我当然不怪你，”我说。我他妈的真希望他别老这么一个劲儿管我叫“孩子”。
他念完试卷，也想把它扔到床上。只是他又没有扔到，自然罗。我不得不再一次起身把它拾起来，放在那本《大西洋月刊》上面。每两分钟起身给他拾一次东西，实在叫人腻烦。
“你要是在我的地位，会怎么做呢？”他说。
“老实说吧，孩子。”
呃，你看得出他给了我不及格，心里确实很不安。我于是信口跟他胡扯起来。我告诉他说我真是个窝囊废，诸如此类的话。我跟他说我要是换了他的地位，也不得不那么做，还说大多数人都体会不到当老师的处境有多困难。反正是那一套老话。
但奇怪的是，我一边在信口开河，一边却在想别的事。我住在纽约，当时不知怎的竟想起中央公园靠南边的那个小湖来了。我在琢磨，到我回家时候，湖里的水大概已经结冰了，要是结了冰，那些野鸭都到哪里去了呢？我一个劲儿琢磨，湖水冻严以后，那些野鸭到底上哪儿去了。我在琢磨是不是会有人开了辆卡车来，捉住它们送到动物园里去。或者竟是它们自己飞走了？
我倒是很幸运。我是说我竟能一边跟老斯宾塞胡扯，一边想那些鸭子。奇怪的是，你跟老师聊天的时候，竟用不着动什么脑筋。可我正在胡扯的时候，他突然打断了我的话。他老喜欢打断别人的话。
“你对这一切是怎么个感觉呢，孩子？我对这很感兴趣。感兴趣极了。”
“您是说我给开除出潘西这件事？”我说，我真希望他能把自己瘦骨磷峋的胸脯遮盖起来。这可不是太悦目的景色。
“要是我记得不错的话，我相信你在胡敦中学和爱尔敦。希尔斯也遇到过困难。”他说这话时不仅带着讽刺，而且带着点儿恶意了。
“我在爱尔敦。希尔斯倒没什么困难，”我对他说。“我不完全是给开除出来的。我只是自动退学，可以这么说。”
“为什么呢，请问？”
“为什么？哎呀，这事说来话长，先生。我是说问题极其复杂。”我不想跟他细谈。他听了也不会理解。这不是他在行的学问。我离开爱尔敦。希尔斯最大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的四周围全都是伪君子。就是那么回事。到处都是他妈的伪君子。举例说，学校里的校长哈斯先生就是我生平见到的最最假仁假义的杂种。比老绥摩还要坏十倍。比如说，到了星期天，有些学生的家长开了汽车来接自己的孩子，老哈斯就跑来跑去跟他们每个人握手。
还象个娼妇似的巴结人。除非见了某些模样儿有点古怪的家长。你真该看看他怎样对待跟我同房的那个学生的父母。我是说要是学生的母亲显得太胖或者粗野，或者学生的父亲凑巧是那种穿着宽肩膀衣服和粗俗的黑白两色鞋的人，那时候老哈斯就只跟他们握一下手，假惺惺地朝着他们微微一笑。然后就一径去跟别的学生的父母讲话，一谈也许就是半个小时。我受不了这类事情。它会逼得我发疯，会让我烦恼得神经错乱起来。我痛恨那个混帐中学爱尔敦。希尔斯。
老斯宾塞这时又问了我什么话，可我没听清楚。我正在想老哈斯的事呢。“什么，先生？”我说。
“你离开潘西，有什么特别不安的感觉吗？”
“哦，倒是有一些不安的感觉。当然啦……可并不太多。至少现在还没有。我揣摩这桩事目前还没真正击中我的要害。不管什么事，总要过一些时候才能击中我的要害。我这会儿心里只想着星期三回家的事。我是窝囊废。”
“你难道一点也不关心你自己的前途，孩子？”
“哦，我对自己的前途是关心的，没错儿。当然啦。我当然关心。”我约莫考虑了一分钟。“不过并不太关心，我揣摩。并不太关心，我揣摩。”
“你会的，”老斯宾塞说。“你会关心的，孩子。到了后悔莫及的时候，你会关心的。”
我不爱听他说这样的话。听上去好象我就要死了似的，令人十分懊丧。“我揣摩我会这样的，”我说。
“我很想让你的头脑恢复些理智，孩子。我想给你些帮助。我想给你些帮助，只要我做得到。”
他倒是的确想给我些帮助。你看得出来。但问题是我们俩一个在南极一个在北极，相距太远；就是那么回事。“我知道您是想给我帮助，先生。”
我说。“非常感谢。一点不假。我感谢您的好意。
我真的感谢。”说着，我就从床边站起身来。嘿，哪怕要了我的命，也不能让我在那儿再坐十分钟了。“问题是，咳，我现在得走了。体育馆里还有不少东西等我去收拾，好带回家去。我真有不少东西得收拾呢。”他抬起头来望着我，又开始点起头来，脸上带着极其严肃的神情。突然间，我真为他难受得要命。可我实在没法再在那儿逗留了，象这样一个在南极一个在北极，他呢，还不住地往床上扔东西，可又老是半路掉下，他又穿着那件破旧的浴衣，还裸露出他的胸膛，房间里又弥漫着一股象征流行性感冒的维克斯滴鼻药水气味——在这情况下，我实在呆不下去了。“听我说，先生。别为我担心，”我说。“我是说老实话。我会改过来的。
我现在只是在过年轻人的一关。谁都有一些关要过的，是不是呢？”
“我不知道，孩子。我不知道。”
我最讨厌人家这样回答问题。“当然啦。当然谁都有关要过，”我说。“我说的是实话，先生。
请别为我担心。”我几乎把我的一只手搁在他的肩膀上了。“成吗？”我说。
“你喝杯热巧克力再走好吗？斯宾塞太太马上——”“谢谢，真谢谢，不过问题是，我得走啦。我得马上到体育馆去。谢谢。多谢您啦，先生。”
于是我们握了手，说了一些废话。我心里可真难受得要命。
“我会写信给您的，先生。注意您的感冒，多多保重身体。”
“再见吧，孩子。”
我随手带上门，向起居室走去，忽然又听到他大声跟我嚷了些什么，可我没听清楚。我深信他说的是“运气好！”我希望不是。我真他妈的希望不是。我自己从来不跟任何人说“运气好！”你只要仔细想一想，就会觉得这话真是可怕。
第03节
你这一辈子大概没见过比我更会撤谎的人。说来真是可怕。我哪怕是到铺子里买一份杂志，有人要是在路上见了我，问我上哪儿去，我也许会说去看歌剧。真是可怕。因此我虽然跟老斯宾塞说了要到体育馆去收拾东西，其实完全是撤谎。我甚至并不把我那些混帐体育用具放在体育馆里。
我在潘西的时候，就住在新宿舍的“奥森贝格纪念斋”里。那儿只住初中生和高中生。我是初中生。跟我同房的是一个高中生。这个斋是以一个从潘西毕业的校友奥森贝格为名的。他离开潘西以后，靠做殡仪馆生意发了横财。他在全国各地都没有殡仪馆停尸场，你只要付五块钱，就可以把你的家属埋葬掉。你真应该见见老奥森贝格。他或许光是把尸体装在麻袋里，往河里一扔完事。不管怎样，他给了潘西一大笔钱，他们就把我们佐的新斋以他的名字命名。今年头一次举行橄榄球赛，他坐了他那辆混帐大“凯迪拉克”来到学校里，我们大伙儿还得在看台上全体肃立，给他来一个“火车头”——那就是一阵欢呼。第二天早晨，他在小教堂里向我们演讲，讲了足足有十个钟头。他一开始就讲了五十来个粗俗的笑话，向我们证明他是个多么有趣的人物。真了不起。接着他告诉我们说，每逢他有什么困难，他从来不怕跪下来向上帝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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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教我们经常向上帝祷告——跟上帝无话不谈——不管我们是在什么地方。他教我们应该把耶酥看作是我们的好朋友。他说他自己就时时刻刻在跟耶稣谈话，甚至在他开车的时候。我听了真笑疼肚皮。
我可以想象这个假模假式的大杂种怎样把排档推到第一档，同时请求耶稣多开几张私人小支票给他。
他演讲最精采的部分是在半当中。他正在告诉我们他自己有多么了不起，多么出人头地，坐在我们前面一排的那个家伙，马萨拉，突然放了个响屁。于这种事确实很不雅，尤其是在教堂里，可也十分有趣。老马萨拉，他差点儿没掀掉屋顶。可以说几乎没一个人笑出声来，老奥森贝格还装出压根儿没听见的样子，可是校长老绥摩也在讲台上，正好坐在他旁边，你看得出他已经听见了。嘿，他该有多难受。他当时没说什么，可是第二天晚上他让我们到办公大楼上必修课的大教室里集合，他自己就登台演讲。他说那个在教堂里扰乱秩序的学生不配在潘西念书。我们想叫老马萨拉趁老绥摩正在演讲时照样再来一个响屁，可他当时心境不好，放不出来。嗯，不管怎样，反正那就是我住的地方。
老奥森贝格纪念斋，在新宿舍里。
离开老斯宾塞家回到我自己房里，自另有一种舒服，因为人人都去看球赛了，房里又正好放着暖气，使人感到十分温暖适意。我脱下大衣解下领带，松了衣领上的钮扣，然后戴上当天早晨在纽约买来的那顶帽子。那是顶红色猎人帽，有一个很长、很长的鸭舌。我发现自己把所有那些混帐宝剑都丢了之后，刚下了地铁就在那家体育用品商店橱窗里看见了这顶帽子，只花一块钱买了下来。我戴的时候，把鸭舌转到脑后——这样戴十分粗俗，我承认，可我喜欢这样戴。我这么戴了看去挺美。随后我拿出我正在看的那本书，坐到自己的椅子上。每个房里都有两把椅子。我坐一把，跟我住一房的华西。斯特拉德莱塔坐另一把。扶手都不象样子了，因为谁都坐在扶手上，不过这些椅子坐着确很舒服。
我看的这本书是我从图书馆里误借来的。他们给错了书，我回到房里才发现。他们给了我《非洲见闻》。我本以为这是本臭书，其实不是，写的挺不错。我这人文化程度不高，不过看书倒不少。我最喜爱的作家是我哥哥DB，其次是林。拉德纳。在我进潘西前不久，我哥哥送了我一本拉德纳写的书，作为生日礼物。
书里有几个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