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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国璋这个人，办事一向粗中有细，他这一招看似普通，其实很有谋略，他打算一步步来，要先逼明治天皇承认南朝为正统，这样一来，前不久黑龙会刺杀“熊泽天皇”，就等于谋杀日本天皇，对日本皇室大不敬，这罪名在日本宪法中是重罪，足以宣布黑龙会为非法，头山满内田良平等黑龙会头领就犯了“弑君”死罪，接下来就好办了。
在日本南北朝时代，日本皇室的确开始了长达四五十年的对立，1392年，室町幕府第3代将军足利义满致函南朝后龟山天皇，要求南北朝统一，条件是将象征皇权的镜玉剑三神器和皇位让给北朝，今后皇位由皇室两派交替继承。同年，后龟山天皇答应了足利义满的条件，返回京都将神器交给了北朝的后小松天皇，至此，半个多世纪的日本南北朝对峙基本结束，所以冯国璋的这一要求是合理的。
“这没有问题。”明治天皇点点头，他不知道冯国璋接下来要干什么，刚开始还以为是黑龙会触怒了中国，冯国璋带兵来要废了他，见冯国璋此时只提出了这一“合理”的要求，紧张的心情顿时放松了一些，便答应下旨奉南朝为正统，但要冯国璋保证自己的天皇地位及待遇不变。冯国璋点头答应了。明治天皇还带着后怕地补充问了一句：“将军没有别的要求了吧？”
冯国璋冷冷地说：“暂时没有了，请你马上下旨吧”
于是，作为北朝天皇后代的明治天皇，马上下旨，作了裁决，认定日本南朝天皇也为日本皇室正统，北朝各天皇不列入天皇传承系列，但北朝天皇地位及待遇不变。明治天皇发诏书承认“南朝天皇为正统”后的第三天，冯国璋再度带兵入宫面见明治，要求日本政府以“弑君”罪，宣布黑龙会为非法组织，解散黑龙会，并在日本警察厅在全国通缉黑龙会的头子，要求明治下圣旨，宣布“黑龙会”为非法组织，让日本警察逮捕头山满内田良平等黑龙会头领。
明治天皇这才察觉到冯国璋的阴谋，但为时已晚，只好下了圣旨。头山满内田良平等人接到消息，大为吃惊，仓皇出逃。冯国璋在东京等地展开大搜捕行动，铁血手段镇压黑龙会，屠杀黑龙会成员三万多人，从此冯国璋在日本也有了“冷血屠夫”的外号，日本人吓唬哭闹的小孩子，都用上“冯国璋”的大名。
解决了日本黑龙会的后顾之忧，李经述开始在国内大力推进第一个五年计划，加速工业化。从李经述当总统开始，中国就开始了工业化。第一个总统任期内，继承了晚清近三十年“洋务运动”留下来的枪炮船舶等重工业基础，李经述一直强调发展中国的重工业，建立工业和军事后勤体系。发展的资本除了日本政府每年的三千三百万两白银战争赔款，还有慈禧留在皇宫里的一亿两白银。另外，席家栋发行了大概八亿银元的国债。为了发展工业，李经述还拍卖了满清皇宫和贵族家里的珍宝。从1896年到1901年，这五年多时间，民间的一些纺纱瓷器茶叶制糖公司迅猛发展，不过因为战争刺激了军火需求，中国的重工业，特别是军工业的发展，速度大大高于轻工业和农业。
李经述将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苏州洋炮局西安机器局等近代机器军火工厂整合成了中国国防工业集团，使用进口自英国荷兰德国和瑞士的机器生产火炮子弹火药等，不过坦克的发动机，潜艇用的电动机等还只能从国外购买。
1899年中国成为日本保护国后，为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死灰复燃，中国还将日本的军工厂都拆卸了，把能搬动的机器都搬到了东北，还限制日本钢铁厂的规模。大的钢铁锅炉都拆迁到了中国。1901年占领远东后，中国加快了对尼布楚等地区银矿的开采。另外，中国对朝鲜菲律宾越南等殖民地也加大了掠夺，积累发展的资本。
中国初期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当然也是带着汗血的。因为要大力发展工业，中国对菲律宾朝鲜越南等殖民地的廉价劳动力还是压榨型的，比如菲律宾的女人，基本上都是被卖到世界各地当佣人，用“菲佣”给中国赚取大量外汇，有一些越南女人，被免费送给中国广西山区的农民做老婆，延续后代，这个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而菲律宾越南和朝鲜的男人，则是远东地区矿工的主要来源，他们的生活还是比较悲苦的。长期在井下，每天工作16个小时那是常态。美国有时会因这个拿人权来抨击中国的一些政策。中国政府则以华工和黑人在美国的悲惨遭遇，来揭露美国人权的黑暗。
工业化需要大批人才，李经述1882年就在天津推动成立了北洋大学，1889年在山东就成立了山东大学堂，这两所大学成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技术实力超过了后来创办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刘铭传1885年就在台湾成立了铭传大学。这些大学当年就派出了大批的留学生学习国外先进技术，1895年之后，学新学的大学生日渐增多，到1900年。将近二十年后，本国技术人员的逐渐培养成材，留学生也大量归国，越来越多的科技骨干进入近代产业部门，在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活动中，中国已经拥有两万多名技术人才。
而且，李经述还通过成立了国家科学院，提出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在全球网络高端技术人才，包括现代潜艇之父霍兰等一大批技术专家受到中国的礼遇，到1902年，在中国工作的约有五千名各国的专家和技工，其中不少是担任过总工程师等职务的第一流技术专家。这对于改变技术落后的面貌，加快工业化进程起了重要的作用。
李经述任命严复为教育总长后，他和蔡元培等人在中国重新建立系统而科学的教育体系。1897年，科学教育部颁布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第一个重要改革法令《学制》，《学制》把全国分为七个大学区，确立了学区的细分原则和每个学区所需设立的大学中学和小学的数目，还规定了大中小学的学制年限，规定小学实行五年制，中学四年制，大学采取分科制，先普及初等教育，发展师范教育，初等教育中部分实行义务教育，课程也仿效美国，着重灌输近代文化思想和传播初步的科技知识，开设数学地理物理化学等科学课程，还改革中等教育和发展实业教育，中国还兴办起各种类型的实业学校，如实业补习学校实业学校和实业专门学校等，为社会培养了大批的初级和高级技术人才，建立中国人自己的工业人才队伍。
中国当时也聘请了大量的外教，除了海关总长赫德，这些外籍人员广泛分布在工部省文部省内务省等各个部门，从事传授先进技术讲授语言和技术学科等工作，有的甚至还参与国事管理，成为政府的“智囊”，被聘请为中国政府的顾问，如《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莫理循等，李经述的宪法顾问古德诺等，不过中国政府对他们一直采取“只借助而不依赖”，“只备咨询而无权决策”的方针。
另外，随着产业革命的发展，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专科学校也得到相当迅速的发展。在政府的倡导下，各大中型公司纷纷办起职工学校近代徒弟学校或制订厂内技术训练计划。1900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184所，徒弟学校323所。
私人铁路业在政府鼓励下得到大发展。从铁道建设开工到竣工营业10年内，政府给予股东不低于8分的年利。所占用土地免收土地税，可无偿使用。
中国政府扶植民间资本最大的成果在纺织业瓷器业，1895年，盛宣怀的内阁政府从英国购进1000台2000锭纺纱机，以无利息10年偿付的优惠转卖给民间，创建了上海纺织厂等十余家纺织厂，中国私人开办大机器纺纱厂的**。
中国缺乏工程技术人员和科研人员，劳动者的素质也不高。为使中国成为先进的工业化强国，内阁总理盛宣怀等人通过了李经述关于制订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示，在全国工厂倡议开展劳动竞赛，迅速得到全国各地广大工人的响应，掀起了工厂之间车间之间声势浩大持续深入的劳动竞赛热潮。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拖拉机汽车重型机械机床制造化学合成工业精密仪器制造等新兴的工业部门，使中国开始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发展速度之快，增长幅度之大，超过了同期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令全世界刮目相看。
从1896年开始，中国政府大力鼓励民间企业发展，在大力兴办官营军工企业的同时，还对私人资本进行各种扶植，鼓励南洋美国等地的华侨回国创业。改变以官营为中心的政策以后，除军事工业继续由国家掌管外，其他企业都低价出售给私人经营，并大力扶植民间企业发展。船舶工业是靠政府扶植和保护而发展起来的最典型的民办企业，中国远洋船舶集团先后开辟了中国到印度欧洲北美澳洲四大远洋航线和多条近海航线，中国成为仅次于英美的世界第三海运大国。
为了避免出现血汗工厂，李经述还让容闳的国会在1895年就通过了过一系列社会保险立法建立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总体上改善工人等弱势群体的社会生存状况，1896年，国会通过《疾病保险法》，规定参加疾病保险的工人遇到疾病时享受免费医疗，规定凡在受雇期间并非因玩忽职守或越轨妄动而受到意外伤害者，都应得到赔偿，年满70岁者每年给予老年赡养费，成为永久残废并丧失工作能力者，每年给予残废赡养金，不能自食其力的被保险人的遗孀和孤儿可领取死者赡养费的一部分，后者规定职员也可以领取养老金和遗族赡养费。
同时，为了加强对非殖民地的工人劳动保护，改善他们的劳动条件，有关法规明确规定，防止危险是企业主的义务。为了贯彻这一规定，盛宣怀的政府专门设立了工商业监察员巡视监督执行情况，禁止让妇女和儿童从事有害健康的劳动；对16岁的青少年和妇女实行工作日最长劳动时间限制，禁止青少年和妇女从事夜工；对采矿等特殊行业的工人实行每天工作时间和工作期间最高气温限制，超过三十五度高温的情况下，每班工作不得超过6小时；产妇给予产假等。李经述还允许中国的工人在复兴会的领导下建立自己的工会组织，和工厂主通过谈判等和平方式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是工会的主要工作职责。
对于农村的土地问题，从1897年到1902年，盛宣怀的政府继续用国债向大地主赎买，拿回土地分给失地农民，还有就是把云南贵州广东广西那些山多地少的农民迁移到海南岛东北远东菲律宾等土地肥沃的地方，重新分给他们土地。
到1902年6月，中国的第一个五年工业化计划完成，中国的工业和农业都有了一定的基础，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仅次于英国和德国，位居世界第三。李经述把中国陆军扩充到70万人，全国分成了七大军区，每个军区十万人左右，中国的海军扩充到两万五千人，拥有三千吨级以上的战舰八十艘按照李经述的设想，到1905年，中国要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强国，奠定大国和强国地位的基础，拥有出兵南洋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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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2章 梁启超遇刺（）
中国第一个五年工业计划完成后，工业得到了大发展，但是农村的发展相对落后了。随着卫生事业的发展和财富积累，中国的人口在1902年达到了五亿，其中三亿是农村人口，农村是中国稳定的基础，农业也是工业的基础，于是1902年国庆过后，李经述着手推动中国的土地改革。不久发生的一件事，让李经述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这件事就是政府制定的“减租减息”，这对农民极为利好的政策在中国传统乡村施行起来却颇为曲折。
按照李经述第二个总统任期开始时就制定的《新土地法》，规定“佃农田租一般为收成的百分之十五”，并且“正产物全收获百分之五十为最高租额”。当时，李经述总统认为，农民由很辛苦勤劳得来的粮食，被地主夺去大半，这是很不公平的，他不想以激烈手段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所以交租15，这是一个温和的改良方案，减轻农民的负担，而且民族工商业会因为农民购买力增加而繁盛。
但没想到，这么好的政策，还未实施到两年，内阁总理盛宣怀就来找李经述，说：“减租减息政策执行不下去，农村经济之破产失业者繁多，农民和地主两方之生计，皆不得安定，矛盾日趋尖锐化，影响于整个社会之秩序”。
李经述问：“这是怎么回事？”
盛宣怀回答说：“土地是中国数千年来乡村社会的主要财富。自前年试办二五减租办法以来，地主和农民两方纠纷迭起。很多中小地主生平千辛万苦，粗衣恶食，齿积蝇头，购得薄田数亩，或数十亩，藉为一家数口或数十口养生之资者，莫不俯首帖耳。他们指责减租之举是苦乐不均，倒置主佃名义，抵制减租，把出租给佃户的土地以各种借口撤回来。谁家佃户要求减租。地主就以撤佃相要挟。使农民不敢提减租的事情。农民说不敢减，减了租就不要咱种地了。另外。中国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农民和地主共同生活在一个村庄里，乡里乡亲的，不好意思让地主减租。有些地方的农民觉得咱没牛借牛。没钱借钱，要减租就把掌柜亏了，很多农民反而动员其他佃户给地主多交租子。”
李经述一听，这旧社会的农村似乎还充满着人情味，但他不想就此放弃，对盛宣怀说：“改革总是会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不可因困难而中辍，不可因噎而废食。减租乃是关切民生的主要内容，那些反对减租或者不把土地出租给农民的土豪劣绅恶田主及农人中之地棍流氓，可以抓起来枪毙一批。”
盛宣怀摇摇头。说：“反对减租的大多是士绅，绅为一乡之望，士为四民之首，中国乡间本是个牢固的宗法社会，自明清以来，乡绅势力坐大，渗透甚至控制着宗族乡族组织。这些士绅地主，主持经营着地方重要的公共公益事务，如学务教化公产水利桥梁津渡等。以清代惠州府所建桥梁为例，官修10座，官绅合修3座，绅修34座，民修18座。容县桥梁，官修1座，绅修52座，民修32座；津渡，绅修21处，民修22处，官府则未修一处。这些乡绅，还承担着学务教化等文化精神活动，社学私塾普遍为乡绅主办，乡约等教化活动亦常由乡绅主持。实际上，我们政府任命的县长只有获得当地士绅的合作才能进行治理。而且，有的地方政府不考虑本地实际情况，生搬硬套法令，交百分之十五的租，农民却吃亏了。过去有些地区的地租从未达到百分之十五，遇到灾荒之年，地主还会主动免租，一改革反而超过了过去实交租额，因此在农民中引起了反感。”
“过去有些地区的地租从未达到百分之十五？遇到灾荒之年，地主还会主动给农民免租？”李经述对此表示怀疑，在他眼里，地主都是黄世仁和周扒皮。
盛宣怀回答说：“是的。地主和农民都是乡里乡亲，地主是农民的东家，很多地主也不想农民饿死。有时，乡坤地主还会组织赈灾。”
李经述回忆起当年自己到河南赈旱灾的情景，的确谢家福等乡绅出资出力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