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他们在突袭方面很有经验。”
几个法国警察还配备了麦克风和摄像头，所以我们可以比较全面地感受到突击行动的进展。一扇门突然开了，子弹从门里射了出来，然后就是突击队的一阵回击。
有人大叫了一声，然后就传来人体倒在地板上发出的撞击声。
两名武装分子从屋里冲到走廊上。两人都只穿了内衣。他们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就已经中弹身亡了。
一个手里拿着枪的半裸女子——喉咙上中了一枪。
“别把他们都杀光，”我对着监视器低声说。
一架“美洲豹”直升机突然出现在房子上空，更多的突击队员从天而降。房子里，士兵们蜂拥进了卧室，冲向躺在小床上的一名男子。他们活捉了他，谢天谢地。
其他恐怖分子把双手高高举在空中，表示投降。
接着，又是一阵枪响，不过这次监视器上没有显示。
一名警察用枪指出一名可疑分子，将他押出走廊。这是一个年纪较大的男子。“野狼”？他们有可能抓住他了吗？拿枪的那个警察微笑着，就好像他抓住的这家伙是个什么大头儿似的。突袭真可谓是兵贵神速。他们至少活捉了４名恐怖分子。
我们不耐烦地等待着消息。突袭现场的摄像机已经关闭了。我们还在等待更多的消息。
最后，大约下午三点钟，一名陆军上校站在危机室的前端；每个椅子上都坐着人；屋子里连站人的空间都没有了；气氛紧张得几乎让人无法承受。
上校说：“我们已确认了那些还活着的犯人的身份。他们分别来自伊朗、沙特、摩洛哥，还有两个埃及人。他们是一伙的。‘基地’组织。我们知道他们是谁。不过，很难说我们抓住了‘野狼’。也很难说这些恐怖分子参与了针对巴黎的威胁。很对不起，这么晚才告诉大家这个坏消息。我们已经尽力了。但他好像又比我们快了一步。对不起。”
《伦敦桥》第８７章
可怕的“最后”期限越来越近了，可还是没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看来我们已经没有办法阻止“野狼”了。
下午五点四十五分，我和其他几个神情紧张的人先后钻出了深色的“雷诺”轿车，然后就朝内政部大楼高大的铁门跑过去，因为我们要在这里跟法国对外关系安全总局开个会，这个部门相当于美国的中情局。大楼的前门很高大。我们就像虔诚的信徒走进教堂一样；与它相比，我们的身影显得如此渺小，无关紧要。与上帝相比，与更高的权力相比，我觉得自己如此微不足道。
大门里面是一个宽大的庭院，宽阔的鹅卵石路让我想起了那些经常穿越这里的马车。自那个时代以后，世界进步了吗？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好像并没有。
我和其他警官、政府部长和局长们一起走进了一个用粉白色的地砖铺就的华丽的大厅。荷枪实弹的警卫站在楼梯的两侧。一路上，几乎所有人都沉默不语，只有我们沉闷缓慢的脚步声和偶尔紧张的咳嗽声在大厅里回响着。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巴黎、伦敦、华盛顿和特拉维夫都将遭到袭击，数千人将会随着爆炸声死去。伤亡人数可能还会更高，可能会是十几万，甚至更多。
一个俄罗斯疯子正在策划这些爆炸？一个和“基地”组织有着神秘联系的人？我们现在完全由他摆布，不是吗？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会议在宴会厅里举行。我又一次忍不住在想自己来这儿干什么。我是美国在巴黎处理危机的代表，因为联邦调查局想让我来，因为也许我可以利用自己作为心理学家和重案组侦探的丰富经验扭转这一切，因为很久以前曾经居住在这里的“野狼”身上可能发生过某件让他仇恨至今的事。我们还没有想出是什么事。
在主大厅里，桌子已被摆成Ｕ形，上面铺着白色的桌布。支起的黑板上挂着欧洲、中东和美国地图。地图上的目标区域已被红笔画的粗线圈了起来。很原始，却很醒目。
十几台显示器已经启动，一个高端电话会议系统也已经启动。参加会议的多是以前不常见的蓝灰色西服——更重要的人物，地位更显赫、更有实权的人物。出于某种原因，我注意到了有几个人还戴着无边钛合金眼镜——法国人真是时髦。
来自伦敦、华盛顿、巴黎和特拉维夫的实时影像被显示在墙上的监视器上。四个城市都很安静。城里几乎到处都是士兵和警察。埃蒂安·马勒多走过来，坐在我身边。马丁？洛奇已经回到了伦敦。
“你觉得我们在巴黎存活的机会有多少，说实话，亚历克斯？”埃蒂安问。
“埃蒂安，我不知道会怎样。没人知道。也许我们早就打掉了那伙恐怖分子的主力。我猜测，今天的灾难是不可避免的。我想‘野狼’知道我们要想破案实在是太难了。他在巴黎出过事。可我们却还不知道是什么。我能说什么？没时间了。我们完蛋了。”
突然，埃蒂安在椅子上坐直了，“天啊，是德鲍内总统。”
《伦敦桥》第８８章
法国总统阿拉米斯？德鲍内，５０多岁，穿着非常得体，非常正式。看得出，他是个很简朴的人：花白的头发，留着小胡子，戴着无边眼镜。他大步走上会场的前台，看上去很平静，很会控制自己内心的感情。他的讲话开始了，会场安静得可以听到针掉到地上的声音。
“各位都知道，我本人曾经参加过战争，又在执法战线上工作过多年。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听我说几句。而且，在最后期限来临之际，我也想跟各位呆在一起。
“我有个消息。赎金已经准备好了。巴黎、伦敦和华盛顿都已经准备好了。在全世界以色列的朋友的慷慨解囊相助之下，特拉维夫也已筹齐了这笔赎金。全部金额可以在３分半钟内完成转帐，离最后期限到来大概还有５分钟。
“我想向在座的各位和你们所代表的国家表示我衷心的感谢，谢谢你们无数个小时的努力工作，以及为此而付出的个人牺牲和英勇无畏的精神。我们已经尽力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将会幸免于这场可怕的灾难。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抓住这些毫无人性的混蛋，全都抓住！我们会抓住‘野狼’，他是最没有人性的混蛋！”
总统背后的墙上挂着一个金色的新古典式挂钟。所有人都全神贯注地看着它。我们怎么能不看呢？
巴黎时间五点五十五分，德鲍内总统说：“现在，赎金正在转帐。还需要几秒钟……好了。结束了。一切都应该结束了。我们没事了。我向大家祝贺。谢谢。”
会场里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微笑，握手，拥抱。
接下来就是等待，这几乎就是一种条件反射行为。
等待来自“野狼”的任何通信。
等待来自其他目标城市：华盛顿、伦敦和特拉维夫的消息。
最后期限即将到来前的最后６０秒是那么的紧张，那么的漫长，虽然赎金已经全额付清。我只能静静地看着挂钟上跳动的秒针。终于，我开始为我的家人祈祷，为四个城市的民众祈祷，为我们生活的世界祈祷。
巴黎和伦敦的时针终于指向六点；华盛顿：十二点；特拉维夫：七点。
最后期限过去了。但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真的安全了吗？
所有的监视器上都没有任何变化，没有骚乱，没有爆炸。什么都没有。
“野狼”也没有打来电话。
又过去了两分钟。
分钟。
接着，剧烈的爆炸声震动了整个会场——以及整个世界。第五部恶魔来信
《伦敦桥》第８９章
炸弹，或者说很多炸弹，虽然不是核弹，但威力足够造成巨大损失的炸弹，在靠近卢浮宫的第一区爆炸了。整个区域、迷宫一样的街道还有胡同都被夷为了平地。将近一千人几乎是立即丧命，或者说在几秒钟之内丧命。整个巴黎都能听到或是感觉到接连不断的爆炸。
卢浮宫只受了轻微的损伤，但马伦戈、劳拉杜瓦勒和拜勒尔三大街区几乎完全被夷为平地。还有附近的一座桥——一座横跨塞纳河的小桥。
一座桥。又是一座桥。不过，这次是在巴黎。
没有来自“野狼”的任何解释。他没有宣称这一背信弃义的卑劣行径是他所为，但也没有否认。
他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不是吗？他以为他就是上帝。
华盛顿政府和国家媒体行业里有一些目空一切的人，他们自信能够精确地预言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他们知道，或是自认为他们知道发生在过去的事。我怀疑在巴黎、伦敦、特拉维夫以及全世界都有这样的人：这些聪明的、也许是出于好意的人会说：“不会发生这种事，”或是“真实世界里会是这样的”。就好像他们真的知道一样，其实不然。没人知道。
现在什么都有可能。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而且早晚都会发生。看来，人类并不是变得越来越聪明了，而是变得越来越疯狂了。至少是变得更危险了，而且还是令我们自己都难以置信的、无法容忍的危险。
也许这正是我从巴黎回国时的心情。毕竟那里发生了这么糟糕可怕的悲剧。“野狼”赢了，如果他所做的一切能被称作赢的话，毕竟我们还没有与他真正地交过一次手。
一个疯狂的俄罗斯混蛋用恐怖主义的手段袭击了我们。他比我们更出色——更有组织性、更狡猾，而且在必要的时候会更加残酷无情。我甚至想不起来我们上次打败“野狼”和他的手下是什么时候。他比以前更加聪明了。我只能祈祷这一切都结束了。可能吗？还是这只是另一次风暴来临前的平静？我连想都不敢去想这种可能性。
我是在星期四的下午三点前到家的。孩子们都回来了；奶奶一直呆在第５大街。我一到家就坚持要亲自下厨做晚饭，而且不容他们拒绝。我需要这个：做一顿丰盛的晚餐，跟奶奶和孩子们聊聊我们想聊的话题，跟大家拥抱一下。不再去想发生在巴黎的事，不再去想“野狼”，不再去想工作上的事。
所以我做了一顿法式大餐，而且在做饭过程中一直跟达蒙、詹妮说着法语。詹妮在餐桌上摆上了奶奶的银器和餐巾布，还铺上了一张我们只在特殊场合才会动用的蕾丝桌布。那饭菜呢？Ｌａｎｇｏｕｓｔｉｎｅｓ ｒｏｔｉｅｓ ｂｒｕｎｏｉｓｅｓ ｄｅ ｐａｐａｙａ ｐｏｉｖｉｒｏｎｓ ｅｔ ｓｉｇｎｏｎｓ ｄｏｕｘ——木瓜、辣椒和洋葱烧大虾。主菜我做了红酒炖鸡。晚餐时，我们还喝了几小杯红酒和清口的蜜内瓦香槟。这顿饭大家都吃得很尽兴。
不过说到甜点——还是核桃仁巧克力饼和冰激凌。毕竟，我已经回到美国了。
我回家了，谢天谢地。
《伦敦桥》第９０章
又回家了，又回家了。
第二天，我没去上班，孩子们也没去上学。看来，大家对这种安排都很满意，就连奶奶也纵容了我们的这种行为。我给贾米拉打了几次电话，跟她聊天就如往常一样能让我心情舒畅，但我们之间好像已经有了隔阂。
在那些“逃学”的日子里，我带着孩子们去了位于马里兰州切萨皮克海湾的圣迈克斯旅游。这个小村庄展现出离奇的海岸风光：繁忙的码头，门廊里有摇滚歌手表演的小酒吧，它甚至还有灯塔。我们还去了切萨皮克海湾海洋博物馆，观看真正的造船工人修复一种小帆船的过程。那感觉就好像是回到了十九世纪，听上去就是个不错的主意。
在“蟹钳”饭馆吃过午餐后，我们登上了一艘真正的帆船。奶奶当老师时，经常带她班里的学生来这里，不过这次她却留在了家里，抱怨说家里的活让她永远也干不完。我只能希望她是真的没事。我还记得她在这种外出活动时教给学生们的话，所以这次我就客串起了老师的角色。
“詹妮和达蒙，这是北美最后一支仍在航行的帆船舰队。你们能想象吗？这些帆船上没有绞盘，只能靠人力和索具航行。新上船的水手被称为：桨手，”我对他们讲着，就像奶奶以前对她的学生讲的一样。
然后，我们就乘坐着“玛丽商人”号，开始了历时两个半小时的穿越时光回到过去的航行。
船长和他的同事为我们展示了如何使用索具操控桅杆进行航行；很快，我们都感受到了吹击到船体上的呼呼的海风，闻到了阵阵的海浪气息。多么愉快的一个下午啊。看着用从俄勒冈州运来的一整根木头做成的６０英尺高的桅杆；闻着咸涩的空气、亚麻籽油和剩贝壳的味道；感受着两个孩子的亲密，看着他们眼中的信任与爱。总之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度过的。
我们还看到了成排的松树，佃农种植玉米和大豆的开阔田地，还有曾经是种植园的白色大庄园。我几乎觉得自己回到了过去，这感觉太好了，我太需要这样的休整了。期间，我只是两次想到了工作上的事，但我很快就把自己的思绪拽了回来。
我模糊地听到船长在解释“只有远洋渔船”才能捕捞牡蛎——如果海湾允许的话，以引擎为动力的双桅帆船也可以，不过一星期只能出海两次。我猜测这种让桨手为他们的牡蛎而努力工作的方式肯定是一种聪明的保护措施；不然的话，牡蛎可能很快就会被捕捞殆尽。
多么美好的一天——当帆船向右舷侧倾的时候，隆隆声响起，主桅帆和船头的三角帆充满了空气中的咸腥味，詹妮、达蒙和我眯着眼睛看着美丽的日落。我们明白，至少是暂时明白，生活原本就应该是这样的，所以这种时刻需要被人珍惜、并永远记住。
“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詹妮告诉我，“我一点都没夸张。”
“我也是，”我说，“我也没夸张。”
《伦敦桥》第９１章
傍晚，我们到家时看到一辆白色的旧面包车停在家门口。我认出了车门上用明亮的绿漆涂写的标语：“家庭医疗保健计划”。怎么回事？科尔斯来这儿干什么？
突然，我紧张起来，我带孩子们外出时，奶奶肯定出事了。最近，我经常会想到她那羸弱的病体；她已经８０多岁了，尽管她从没明确说过她到底有多大年纪，换句话说，在这件事上，她从没说过实话。我急忙下车，赶在孩子们的前面冲向前门。
“凯拉在这儿呢，”我一打开前门，看到我和溜到我身边的达蒙和詹妮的奶奶就开口了，“我们正在聊天，亚历克斯。不用急。慢慢来。”
“谁急了？”我放慢脚步走进客厅。她们俩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聊天”。
“就是你，急茬儿先生。你看到外面的医疗车时想到了什么？病了，”奶奶说。
她和凯拉都开心地笑了，搞得我也不得不跟着笑了——笑自己。我语气平和地抗议道：“没这回事。”
“那你还急着冲进来，就好像屁股上着了火？哦，得了，亚历克斯，”奶奶说着，又笑了起来。
然后，她摆了摆手，好像要把屋子里的消极气氛一下子都一挥而去。“来吧，陪我们坐一会儿。有时间吗？跟我说说今天的旅行。圣迈克斯漂亮吗？有什么变化吗？”
“哦，我想现在的圣迈克斯跟１００年前没什么两样。”
“那太好了，”奶奶说，“谢天谢地。”
我走过去，在凯拉的脸上亲了一下。自从奶奶生病后，凯拉一直在帮她，还定期来做家访。其实，凯拉跟我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她是我们几个上完大学又回来为这个社区服务的人之一。“家庭医疗保健计划”是在东南部实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