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里说话和吃东西的节奏都很快，他和奇曲一样浑身有着使不完的精力，区别之处在于他把精力放在做好事上，放在使世界运转得更顺畅方面，而奇曲正相反。
“你还记得挨奇曲打的那个年轻人吗？就是流鼻血的那个雇员，把衬衫都给弄脏了的那个呀，记得吗？那个小伙子是维加斯警察局副局长最疼爱的侄子！”科里边吃边说。
当时我对社会关系网的价值一窍不通，反而以为像奇曲这么一条硬汉、杀手、大赌棍，也许还是协助维加斯运作的一个帮凶，那么，区区一个地方警察局副局长的侄子又算得了什么？侄子的鼻子被打得鲜血淋漓又算得了什么？我说了一大堆诸如此类的话。
科里不厌其详地给我指点迷津。
他告诉我：“你应该明白，那个维加斯警察局的副局长是这里的土皇帝，这个大肥佬从来都是身不离警棍和一支有45发子弹的手枪的。他那庞大的家族在拉斯维加斯的历史悠久，早已经盘根错节。这里的人年年选他当副局长，他的话就是法律。维加斯所有的酒店都交保护费给他，所有的赌场都巴不得能用重金厚聘他的侄子去他们那里工作。你必须明白，在副局长的眼中，美国宪法以及民权法等统统是东部那些懦夫胡乱炮制的产物，在维加斯有一整套他制定的规矩。例如，任何有犯罪记录的人到访，必须先去警察局登记。请相信我，谁要是不想惹麻烦，最好还是老老实实地照办。我们的头头也不喜欢嬉皮士，你发现城里没有长发披肩的年轻小伙吧？他并不讨厌黑人，但他不喜欢游手好闲的人和乞丐，维加斯也许是美国唯一没有乞丐的城市。他喜欢女人，认为女人对赌城的事业有好处，但是他讨厌拉皮条的。他不在乎一个男人靠骗他的女朋友为生，或干类似的勾当，可是如果有某个自作聪明的人控制着一群妓女，那他最好当心自己的狗头，所以这里的妓女都是自己拉客，到处卖弄风情。你也许知道在监狱里自杀的囚犯中有穷困潦倒的赌徒，有已被定罪的杀人犯，有抢劫银行的匪徒，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人渣，但你可曾听到过有拉皮条的在牢里自杀的？维加斯就开了这个先河！有三个拉皮条的家伙在副局长的大牢里自杀了，这其中的奥妙你能够弄明白吗？”
“那么奇曲出了什么事？他坐牢了吗？”我打断科里的话问他。
科里笑了笑，说：“他连那个地方都去不了，还曾经求助过郭鲁尼伏特呢！”
佐顿低声问：“求助桑那都一号？”
科里大惊失色地瞧着他。
佐顿微笑着解释道：“在我不赌的时候偶尔听到话务员这么称呼他的。”
科里在这片刻里显得有点不自在，顿了一下才接着讲下去：“奇曲寻找过郭鲁尼伏特的保护，祈求把他弄出城去。”
“谁是郭鲁尼伏特？”我好奇地问。
“就是酒店的老板，”科里回答我，“告诉你，他的交际面大着呢，奇曲并不是孤立无援的。”
我望着他，不明白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奇曲是有后台的，”科里见我一脸迷惘，就若有所指地说，“尽管这样，郭鲁尼伏特经过权衡利弊后，还是决定把他交给副局长处理，所以现在的奇曲正躺在社区医院里，头骨破碎，而且严重内伤，还需要动整容手术。”
“上帝啊！”我惊叹道。
“他的罪名是拒捕，”科里继续说下去，“这就是副局长的厉害了，而且奇曲伤好了以后也永远不能重返维加斯，还不止这些呢——纸牌赌档的老板有责任照顾他侄子的安全，副局长怪他没尽职尽责，把他给解雇了，他在维加斯从此也就不可能再有立足之地，看来非得远走他乡到加勒比海去谋生不可。”
“别人都不敢雇佣他了？”我又问。
“不，是副局长告诉他，不让他再呆在城里。”科里回答我。
“情况就这么简单？”我追问他。
“就这么简单！曾经有一个赌档老板偷偷溜回赌城，还找了另一份工作，副局长碰巧走进来，当场把他拖出赌场打了个半死，人人都知道这件事。”
“他怎么能够如此为所欲为呢？”我觉得不可思议，又向科里请教，科里说：“因为他是合法指定的人民代表。”
佐顿听了忍不住第一次开怀大笑，而且笑得很痛快，把平时流露的与所有的人都格格不入的冷漠一扫而光。
当晚趁佐顿和我歇赌之时，科里把戴安妮领到我们习惯坐的那个单间里来。她已经从昨天晚上被奇曲凌辱后的创伤中完全恢复过来了。显而易见，她和科里很熟悉，此时科里把她作为诱饵介绍给我和佐顿的意图也不言而喻——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带她上床。
科里用俏皮话大赞她的乳房、长腿和小嘴如何可爱，又吹嘘她是如何使用那头又厚又密又长的黑发当鞭子的故事。在这些油腔滑调的评价中，他还插上了不少真心实意地称赞她优秀品德的内容，诸如她是赌城里罕见的不欺骗客人的女子，从不骗取免费的赌博，是个货真价实的好女孩，灵魂是不属于赌城的，等等。为了表示诚意，他伸出手掌来让她当烟灰缸用——这是原始的豪爽行为，在维加斯，无异于拿起公爵夫人的手来亲吻。
戴安妮是个沉默寡言的女人，看到她明显表现出对佐顿更感兴趣，我不禁有点愤愤不平，要知道毕竟是我像个勇敢的骑士那样为她报了仇，让那个可恶的奇曲丢尽了脸。她在准备离开我们去履行假赌客的职责时，探过身来亲了亲我的脸，略带伤感地微笑着说：“我很高兴你没事了，我当时真为你担心啊！你不应该那么傻的。”说完就走了。
在以后的几周里，我们都各自把自己的经历讲出来，彼此加深了解。每天下午聚在一起喝酒水吃点心成了我们必不可少的生活内容。每天的凌晨一点钟，等戴安妮从纸牌赌档下班后，我们就聚在一块儿吃早餐。当然，这也要看我们赌的情况，要是我们当中的哪一位手气好，赌兴正浓，那么他就暂时不吃东西，一直到手气转坏为止，这种状况往往是佐顿碰到的机会最多。
漫长的下午里，我们经常坐在室外的游泳池边，顶着沙漠的烈日，海阔天空地侃大山。午夜时分，我们喜欢沿着霓虹灯映照下的街道漫步，远处灯火辉煌的酒店宛如建在沙漠中的海市蜃楼。有些时候，我们就干脆随意靠在纸牌赌档的围栏上大谈自己历经的沧桑。
佐顿的故事听起来似乎最平淡无奇，在我们四人中，他也表现得完全是一个凡夫俗子。他说他曾经有过美满幸福的生活，人生道路平坦，是个当经理的奇才，在35岁那年已拥有经营钢铁生意的公司。他在这一行中干的是某种中介的角色，生活非常富裕。20年前他和一个美丽的女人结了婚，生了三个孩子，拥有一幢大房子。可以说在生活中朋友、金钱、事业和亲情，他都应有尽有。这种称心如意的日子享受了20年后，按佐顿的说法是他的妻子对他厌倦了——这20年里，他为了家庭的富裕集中精力全身心在商海奋斗，他妻子在尽了做妻子和母亲的责任之余，开始觉得生活中她还应该享受更多的东西。她是一位机智的女人，天资聪颖，好奇心强，博览群书，尤其钟情小说与戏剧，经常参观博物馆，还参加了城里的文化团体。她热情洋溢地和佐顿分享着生活中的这一切，他对她的爱与日俱增，直到有一天，她突然对他说想离婚。这晴天霹雳对于他来说简直是致命打击。他为了家庭这个精神支柱付出了全部。为了保护家人免遭外界的危险，他用金钱和权力修筑起了坚固的堡垒，却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堡垒会被自己最心爱的人从内部摧毁。他从此万念俱灰，再也不爱妻子、孩子、家庭和事业了。
这些故事当然不是他叙述的原版，而是我听后浓缩归纳出来的。他当时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自己对事业太专注了，“没有和妻子一起成长”，忽略了家庭。他妻子和他离婚后嫁给了他的一个朋友，他没有责备他或她，因为这位朋友和她趣味相投，智力相当，而且都是及时行乐方面的天才。
佐顿同意了她提出的所有要求，并且把企业卖了，将全部钱财都给了她。他的律师提醒他这样做太慷慨了，将来肯定会后悔莫及的，然而佐顿认为这并不是慷慨，因为他可以赚更多的钱，而他的前妻和她的新丈夫都不能。“你们看我赌博的样子，一定以为我不懂得赚钱，其实我本来可以当一个大商人的，全国各地都表示愿意给我就业的机会，如果我坐的飞机不在维加斯着陆，也许我现在正在洛杉矶赚我离婚后的第一个100万美元呢！”
这是一个很动人心弦的故事，但在我听来总觉得有不真实的环节——他太善良了，这故事的情节也太文明了。
有一件可以落实的也是很反常很不对劲的事就是他晚上从不睡觉。每天早晨我为了有胃口吃早餐先去赌场掷骰子的时候，总会看见他在骰子赌档搏斗，很明显，他整个晚上都在赌。有时他太累了，就出现在大转盘或21点赌档。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的身体也越来越糟糕：体重不断减轻，眼睛好像灌满了红色的脓液。他唯一保留不变的是待人温文尔雅，谈吐文质彬彬，而且我从来没有听见他讲过一句妻子的坏话。
有时，科里单独和我喝咖啡或吃正餐，就会问我这样一些问题：你相信任顿那鸟人的话吗？你能相信一个男人会让一个半老徐娘搞得失魂落魄吗？你相信他老婆真的像他描绘的那么完美无缺吗？……
我对他说：“她不单是一个半老徐娘，还曾经是他多年的妻子，是他孩子的母亲，是他精神的支柱。他是个守旧的清教徒，20多年的习惯在刹那间发生了质的变化，他经受不起这种打击。”
是佐顿让我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有一天他对我说：“你提了很多问题，却很少谈到你自己。”他停顿了好一会儿，仿佛在对到底是否值得再多打听下去进行了思想斗争，然后才问道：“你为什么在维加斯呆这么久？”
“我是个作家。”我告诉他，而且从这里开始滔滔不绝地说了下去。他们听到我曾经出版过一本小说后的表情使我好不得意，更让他们吃惊的是我已经31岁了，抛开了妻子和三个孩子跑到维加斯来赌博。
“我一直以为你顶多不过25岁呢，而且你没有戴结婚戒指。”科里疑疑惑惑地说。
“我从不戴结婚戒指。”我告诉他。
佐顿开玩笑地说：“你不需要戒指，你不戴戒指才像个罪犯。”
我无法想象温和谦恭的佐顿会开这样的玩笑。他自己也结过婚，并且住在俄亥俄州。也许他内心也感到开这样的玩笑未免有些粗俗，他的思想根本就不可能这么自由化，也许是他妻子说这类话的时候他惯于纵容她随便乱说，渐渐也就听得心安理得。我相信她开这类玩笑是满不在乎的，但从他的口中讲出来就实在很不相称，当然，听到他这样说我也无所谓，绝对不至于把难以接受的内心世界也表现出来。我把自己的婚姻状况告诉了他们，在讲述这些故事的过程中，我对以前所吹嘘的牛皮也做了澄清——我腹部的伤疤不是战争造成的，只不过是胆结石手术留下的痕迹。
科里听后忍不住笑道：“你这个该死的艺术家！”
我耸耸肩，微笑着继续给他们讲我的故事。
第五章
我不知道自己的故乡籍贯，不认识任何堂表亲戚，甚至不记得父母的音容相貌。我只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哥哥。当我刚刚三岁，他才五岁的时候，母亲把我们俩遗弃在纽约的一家孤儿院外面，从此杳无音信。对于这一切，我从来只字不提，别说告诉科里、佐顿和戴安妮了，甚至和我在世界上唯一最亲的人——我的哥哥在一起时，也绝对闭口不谈。
我不愿意谈它的主要原因是它听起来催人泪下，而身临其境的我们在当时却不觉得它有那么悲惨。孤儿院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那里的教学制度完善，院长精明能干，直到我和阿迪离开时，这里给我们的感觉都是良好的。就在哥哥18岁那年在外面找到了工作和住房后，我从孤儿院跑出去投奔他。几个月后，我又离开了哥哥，谎报年龄参了军，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事隔16年后，我在维加斯向科里、佐顿、戴安妮绘声绘色地描述那场硝烟弥漫的战争以及我在战后这么多年来的生活。
战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报名参加了新成立的社会研究学校里的写作班。当时人人都希望成为作家，就好像20年后人人都梦想当电影制片商一样。
我在军队时是孤家寡人，到了学校却交际颇广，并且认识了我未来的妻子。那时候，由于除了已成家的哥哥，我没有任何亲戚，所以大部分课余时间都泡在学校的饭堂里。我嫌一个人呆在那所位于哥洛夫街的宿舍实在太寂寞，每隔不久，就说服一个女孩子和我同居几个星期。有趣的是我很走运，几乎每次都能成功。我在学校里交的朋友都是享受政府津贴的退伍兵，大家的经历类似，趣味相投，只有一样分歧就是他们对文学生活很感兴趣，而我则不屑一顾，因为我想当作家是由于自己经常被那些惊险离奇的故事魂牵梦萦，这些千奇百怪的故事使我跟世界脱离了，把我从人群中孤立起来。我发觉自己读的书比任何人都多，甚至比那些攻读英语博士学位的人还多。虽然我偶尔会花点时间赌博，那只不过是因为我当时无所事事，在靠近第十大街东边的地方发现了一本教人赌球的书。我依照这本赌球经书的指点，按图索骥一般地把橄榄球、篮球、棒球……等各种球类都赌过之后，觉得索然寡味，马上又回到了我的读书写作上来。我写了一些短篇小说并开始写一部有关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在短篇小说创作学习班里，我碰到了后来嫁给了我的妻子——她是一位娇小的爱尔兰加苏格兰裔的女孩子，胸部丰满，有一双蓝色的大眼睛，对什么事情都非常认真。当时她正在很有礼貌很小心但措辞很激烈地评论着别人的作品。她无法评论我是因为我刚到这个班，还未来得及交上自己的小说。她跟着朗读了一篇自己的作品，我听后大吃一惊——这篇小说写得精彩动人，讲的是一个爱尔兰酒鬼舅舅的故事。小说读完后，全班同学为爱尔兰人爱喝酒这个观念大喝倒彩。她漂亮的脸蛋顿时显得因受到了伤害而惊慌失措，接着她据理力争了很久才得到答辩的机会。只见她站起来，用悦耳动听的声音出人意料地平静地说：“我在爱尔兰人中长大，他们全都嗜酒如命。”然后她转过脸去冲着她的老师问：“先生，您说这话对不对？”她的这位老师名叫梅乐尼，是我的好朋友，一个地地道道的爱尔兰人，那天碰巧他又喝醉了，只不过班里的其他同学没有察觉而已。这位梅乐尼先生庄重地靠在椅背上，自豪地回答：“我不知道，我本人是斯堪的那维亚人！”全班同学都忍不住哄堂大笑，可怜的维乐丽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对这些醉醺醺的呓语莫名其妙，愣在了那里张口结舌。我情不自禁站起来为她辩护，因为这篇小说的确写得很好，但是同时，我的本能也告诉了我：她永远也成不了真正的作家，因为她和班里的绝大部分同学一样，虽然富于天赋，却不能像我和其他极少数的几个人那样精力充沛，坚韧不拔地全身心地投入写作。对于我们几个人来说，写作是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