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我的耳边悄语：“我爱你！”“我也爱你！”我同样轻轻地说。
躺在黑暗中，我无声地嘲笑自己是西方世界最最没有胆量的一个小毛贼了。
圣诞节过后三天，一个陌生的男人走进我办公室，问我是不是约翰·墨林。我做出答复后，他交给了我一封折叠起来的信，然后一声不响地走了出去。我打开信，上面用古英文的粗体字母印着：
美国地区法院
然后用一般的大写印刷体印着：
纽约南区
再用普通印刷体打印上我的姓名、地址，后面又用大写字母打印道：“祝贺你”。
信上写着：“我们命令你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借口做出拒绝，必须出席由美利坚合众国人民团体组成的大陪审团听证会。”信中写明了时间与地点，末尾注明：“被指控犯了美国法律的第18条”。信里还特别强调如果我拒绝出席，将会被指控为藐视法庭而受到法律的惩罚。
我起码知道了自己所触犯的是“美国法律的第18条”——一条闻所未闻，不知道具体内容的法律。我又将信看了一遍，这回被信的第一个句子吸引住了。作为一个著书者，我很赏识它的语法，制定法典的人一定是从英国的旧法律中照搬过来的，他们从来都能够做到简明扼要，使人绝对不会误解。我把该信再看了一遍：“我们命令你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借口做出拒绝，必须出席由美利坚合众国人民团体组成的大陪审团听证会。”
真太精彩了，只有莎士比亚才可能写得出这么精确的句子！
事情终于发生了，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竟会有这种反常的心态，连我自己也感到好笑。这场官司不管是输是赢，只希望能尽早结束。下班后，我打电话到拉斯维加斯科里的办公室，告诉他过一个星期我必须出席大陪审团听证会的事。他叫我放心，说是第二天就会飞来纽约，届时将在纽约的旅馆住我家里打电话。
第十七章
在佐顿死后的四年内，科里成了郭鲁尼伏特的得力助手。除了内心深处，他再也不是一个倒计纸牌的神算大师了。一般情况下，他根本就不赌博。人们对他的称呼也改口为用他的真名实姓：科里·克鲁斯。他的电话代号是“桑那都二号”，更重要的是他手里捏着一支“铅笔”，这可是让拉斯维加斯的人都垂涎三尺的权力的标志——他只要用笔潦草地签上自己的名字的缩写字母，就可以为他看得上眼的人免费安排食宿和酒类。精明的科里从不滥用这支“铅笔”，而且往往有意地把这一特权留给酒店的老板、赌场里有势力的经理等人去使用，所以在短短的时间里，他已得到了他所需要的回报。
科里是在21点赌档中受怀疑的三号台旁接到墨林的电话的，他答应墨林去纽约帮他渡难关。放下电话后，他又回到了三号台继续观察。该台已经连续三个星期不断输钱了，根据郭鲁尼伏特的百分比规律，这种现象根本不可能发生，里面一定有诈。科里曾通过“天眼”监视，又反复放看录像带，仔细琢磨每一个细节，但始终找不出丝毫破绽。在疑问得不到解决之时，他不想将眼下的答案告诉郭鲁尼伏特，郭鲁尼伏特也不会接受“该台运气欠佳”之类的解释，桑那都一号的信念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赌场永远是最大的赢家，百分比的规律不靠运气存在。和赌客们对自己的运气深信不疑一样，郭鲁尼伏特坚信的是百分比，他肯定自己的赌档没有道理连续三个星期都输钱。
科里在对三号台再三监察之后，终于得出仍是百分比在此台失灵的结论，他准备给郭鲁尼伏特写份详细的报告，让桑那都一号来决定到底是调换发牌员还是解雇他们。
科里离开庞大的赌场，从咖啡厅旁的楼梯上了二楼，径直往酒店的办公室走去。他先到自己的办公室看看是否有信件，然后到了郭鲁尼伏特的办公室。郭鲁尼伏特已经回到他那套设在酒店里的寓所，科里给他打电话，他要科里下楼去找他。
科里总觉得郭鲁尼伏特居然把家安在酒店里实在难以让人理解。这个家就设在二楼的尽头，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套间，外面的保卫措施周全，里面建有游泳池和绿色的人工草坪。这个套间确实名副其实，一层套一层的，每层都有保安人员把守。
郭鲁尼伏特自己一人在家，他身穿白色法兰绒裤子，衬衫敞开着。对于一个年过古稀的人来说，他可谓体魄健壮，活力充沛。他刚才正在看书，那本书还摊开在茶色天鹅绒面的躺椅上。他打了个手势要科里到酒吧里来，科里走过去给自己和他各调了一杯威士忌加苏打水，然后两人面对面地坐了下来。
“输钱的21点赌台没有作弊，至少我没有发现他们的手法。”科里向他汇报了自己监视的结果。
“这不可能！”郭鲁尼伏特的语气不容置疑，“四年来你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你至今不接受百分比的规律。那张赌台连续三个星期输掉那么多钱，肯定有人在里面捣鬼！”
科里耸耸肩问：“我应该怎么办？”
郭鲁尼伏特冷静地说，“我已下令叫赌场经理解雇这张赌台的雇员，他的意见是先将他们调到别的档口去看看还会出现什么新情况。我知道这只会出现什么情况，最好的办法就是解雇他们。”
“是，你是老板嘛，”科里呷了一口酒说，“你还记得我那个作家朋友墨林吗？”
郭鲁尼伏特点点头说：“他是个好小伙子。”
科里放下酒杯，他并不喜欢喝酒，只是为了郭鲁尼伏特不喜欢一个人独饮的缘故才陪着喝的。他说：“这个胆小如鼠的小毛贼的事露馅了，他需要我去帮忙，反正下星期我必须飞去纽约见我们在那里专管追债的人，所以我想提早两天去。如果你同意，我明天就走。”
郭鲁尼伏特又点点头说：“没问题，如果有我能帮上忙的地方，尽管说，他是个好作家。”他这样说是在为愿意帮忙找个理由，想想又加上一句：“我们完全可以为他在这里安排一个工作。”
“谢谢，”科里说，“在你解雇那些职员以前，再让我观察他们一次，你说是监视也行，我找不出原因心里总是有根刺。”
郭鲁尼伏特笑了，说：“如果我在你这个年龄，也会感到好奇的。这么办吧，叫人把那盒录像带送到我这里来，我们一起看，弄他个水落石出，这样你明天上飞机时心里也就不用再牵挂着这件事了，好吗？就审查在表演结束后，从晚上八点到两点那段最繁忙时间的吧！”
“你为什么要选这段时间呢？”科里不解地问。
“一定是发生在这段时间，你看着吧！”当科里拿起电话时，郭鲁尼伏特又吩咐道：“点些东西叫他们送到这里来吃。”
他们两人边吃边看那张赌台上的这段录像带，科里全神贯注在荧屏上，嘴巴仅是机械地嚼着，食之无味，而郭鲁尼伏特则是漫不经心地偶尔朝屏幕上扫一眼，更多的是在慢条斯理地吃着，津津有味地品尝着牛排和红葡萄酒等美食。
他突然按停了录像机，问科里：“你还没看出问题吗？”
科里迷惘地摇摇头。
郭鲁尼伏特说：“我给你提示一下，赌场的老板是清白的，巡视员有鬼；一个发牌员是清白的，另外两上却不是，问题全出在晚餐演出之后。我再提示你一件事，很多时候，作弊的两个发牌员是用大叠五美元的红色筹码支付给赌客的，他们为什么就不使用省事得多的25美元筹码？你现在看清楚了没有？”
科里盯着静止不动的荧屏画面，半天看不出个所以然，喃喃道：“这筹码的颜色也会露馅的吗？”
郭鲁尼伏特往沙发背上一靠，点燃了一支特大的哈瓦那雪茄烟，医生只准他一天吸一支烟，他就在餐后享受几口。“你看不出问题是因为它太简单。”他一边舒服地吞云吐雾，一边和科里说着，还给楼下面赌场的经理打了个电话，然后轻轻地按了一下监视整个赌场的电视机的开关，让屏幕上的镜头对准了受到怀疑的那张赌台，看它现在的运作情况。从屏幕上可以看到赌场经理在发牌员的后面出现，经理身边左右各站着一名没有配带武器的便衣警察。
只见赌场经理把手伸向发牌员的盛钱托盘，拿出一叠五美元的红色筹码，郭鲁尼伏特关了监控的电视机。
十分钟后，赌场经理走进套间，把那叠五美元的红色筹码扔在桌子上，科里吃惊地发现筹码没有散开来。
“您的判断准确无误。”经理对郭鲁尼伏特说。
科里拿起这叠“五美元的红色筹码”，原来它是一个伪装成五美元筹码的红色圆筒，里面是空心的，底部可以由弹簧控制开关。科里摆弄了一下它的底部，用郭鲁尼伏特递过来的剪刀把它打开，从这个看起来像一叠五美元红色筹码的空心圆筒里滚出了五个100美元的黑筹码。
“你看出他们的鬼把戏了吧？”郭鲁尼伏特说，“他们的一个同党假装参赌，拿着五个100美元的黑色筹码来换小额筹码，发牌员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这五个黑色筹码放在五美元的红色筹码后面，压了压圆筒的底部，神不知鬼不觉就把百元筹码吸了进去，这个同党拿走了所有的筹码后，倒出装在圆筒里的黑色筹码，然后过一会儿又把这些红色筹码拿回来兑换现金，便能够得到500美元了，一个晚上干这么两次就可净赚1000美元！他们就是这么黑心地赚我的钱的。”
“天啊，”科里叹道，“我永远都赶不上这些人！”
“别担心，”郭鲁尼伏特宽容地笑笑，“先去纽约帮你的朋友把事情办妥，也把我们的事情做完。你要送一些钱去，上飞机前一个小时来见我。到你从纽约回来时我会有好消息告诉你，我还将要你办些事和见一些重要人物。”
科里笑着自嘲道：“我连21点赌台上的这个小骗局都揭不穿，还能指望得到提拔吗？”
郭鲁尼伏特安慰他说：“当然能得到！你只需要多点经验，心肠也要硬一点。”
第十八章
在飞往纽约的夜班机上，科里坐在头等舱，一只手拿着杯苏打水，另一只手紧紧抓住个外裹皮革、有金属内壳、安装着复杂的明暗锁的公文箱，只要这个箱子不离开科里，里面的100万美元就安然无恙，科里本人也没有钥匙把它打开。
临离开拉斯维加斯前，郭鲁尼伏特当着科里的面把这100万美元数清楚后，整整齐齐地叠放在箱子里，关好了箱盖，锁稳了之后才交给科里。纽约的收款人还不知道这笔钱将用何种方式在何时运到，这些安排除了郭鲁尼伏特和科里以外，就只有天知地知了，尽管如此，科里还是非常警惕，分分秒秒手不离箱。
倚靠在舒适的座椅上，科里回忆着这几年的经历，可以说他已经走过了漫长的人生路，学到了很多东西，他还将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学到更多的东西，同时也十分明白自己过的是危机四伏的日子，赌注下得极大。
郭鲁尼伏特为什么偏偏选中了他？是看中了他的什么还是预见到了什么？科里·克鲁斯下意识地抓紧腿上的公文箱。设法给自己算算命，就像在21点赌档上推算剩下的牌是哪几张以及在骰子赌档憋足了力气用右手臂投掷时一样，他全神贯注地运用回忆和直观的脑力来分析他生活中的每一次机会都在给自己增添或删除了些什么，自己生命的牌架上还剩下多少东西。
将近四年前，郭鲁尼伏特把他变成了自己的左右手，在此之前科里已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为他充当桑那都大酒店的间谍，并且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自从认识了墨林和佐顿，他们三个人一下子就结成了莫逆之交，郭鲁尼伏特曾对此感到失望。在那场众所周知的纸牌赌档摊牌战中，科里完全站在佐顿的一边，这使郭鲁尼伏特非常愤怒，科里甚至估计自己在赌场的前途已经完结。使他大出意料的是这次事件之后，郭鲁尼伏特反而给了他一份真正举足轻重的工作，对此科里以前一直百思不得其解。
第一年，郭鲁尼伏特安排科里在21点赌档做个发牌员。这一工作与当他左右手的距离似乎太遥远了，科里曾失望地以为只好努力争取重新被启用当间谍，其实郭鲁尼伏特心中自有不为人知的目标——挑选科里充当酒店中主要的运钞员。
郭鲁尼伏特早就觉得来赌场钞房取钞票的酒店老板们全是些酒囊饭袋，迟早会被联邦调查局的人一锅端去。他们的惯例是老板或代理人亲自来点钞房碰头，然后每人各拿一捆钞票走，才再向纳瓦德赌博管理局报告收入状况。这种做法实在太鲁莽了，尤其是当五六个老板对总收入中究竟应该拿多少而大吵大闹时就更容易惹来耳目，郭鲁尼伏特由此创建了一套他认为更加安全妥当的制度，至少他是这样对科里说的。
他知道科里是一名“机械师”，虽说不是第一流，也够了不起——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最上面的那张赢牌留给自己，而把下面的第二张牌先发给正在聚精会神地盯着他发牌的对方，而且不管在座有多少赌博的里手行家都不会察觉到被换了牌。科里每当值最危险的下半夜班前的一小时，都必须先到郭鲁尼伏特那里报到，听取密令。接着在某一特定的时间里，多半是在深夜一点或凌晨四点，就会看到一个穿着某种颜色衣服的人来到21点赌档，下的赌注是按某种数目的顺序，例如一开始下100美元，接着下500美元，然后下25美元……这就表明他是一个拥有特权的赌客了。在接下来的数小时的赌博中，科里必须暗中动作，让此人赢上一万或两万美元，也就是说，此时的科里要尽善尽美地发挥他那“机械师”的技巧，把好牌留给他，让他赢个满载而归。科里起初不知道被他赢去的钱最终流归何方神圣，也不知道郭鲁尼伏特为什么要这样干，他只是按指令办事，从不提问题，严守不多嘴的原则。
但是他也有心知肚明的东西，从一开始他就从牌架上剩下的牌中毫不费劲地算出了这个神秘的赌客每次赢去了多少钱，一年累积下来，大约有50万美元，误差不会超过1000美元。这是一笔多么可观的收入，既不用打税也不用和酒店及赌场股东们分成——郭鲁尼伏特不费吹灰之力就从他的合伙人那里挖走了这些钱。
为了不使事态暴露，郭鲁尼伏特每天晚上都把科里派到不同的赌档去，有时还更换他的班次，聪明的科里也担心赌场经理会发现全部秘密，除非郭鲁尼伏特曾经警告过赌场经理不要干涉这件事。
于是，为了掩人耳目，科里应用他那“机械师”的手段去赢那些老实的赌客，以此来冲掉自己输钱的记录。他连续这么干了三个星期，直到有一天接到电话叫他到郭鲁尼伏特的套间去。
像往常一样，郭鲁尼伏特让他坐下来，请他喝酒。然后直截了当地对他说：“科里，别再耍花招去欺骗那些赌客了。”
科里分辨道：“我还以为也许您正希望我这么做呢，只不过不便于明讲罢了。”
郭鲁尼伏特微微一笑，说：“一个绝妙的想法，但是没有这个必要，我早就在文件上给你打掩护了，你不会被发现的。万一被发现了，我也自有办法把狗引开。”他停顿了一会儿，又说：“和赌客公平地赌，我们才能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是不是我在第二张牌上做的手脚在录像中显露了出来？”科里好奇地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