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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楼里，接待人员带我穿过为即将到来的季节而设计布置的最新时装展览大厅，然后走过一扇污秽的门，进入了汉姆希的豪华办公套问。大楼的其他部分都肮脏得不堪入目，这个办公套间却整洁漂亮得不可思议。接待员把我转交给汉姆希的秘书，这是一位衣着考究，而且颇有气质的中年妇女，她把我领进了里问。
汉姆希先生身材高大。如果不是穿着一套裁剪合身的西装，配上昂贵的白衬衫和深红色的领带，他看起来更像一个哥萨克人。他的面貌刚毅，表情忧郁，给人一种高尚和诚恳的印象。他从桌子旁边站起来，握住我的双手表示欢迎，并良久盯着我的眼睛。他离我很近，我能清楚地看到他那头又深又密的白发。他很认真地说：“我的朋友讲得对，你有一颗善良的心，我知道你会帮助我。”
“我真的帮不了你的忙，我愿意帮，但帮不了。”我回答他之后，又接着就像已经对希勒先生做过的解释那样，把入伍的规则条件详细地给他说明了一番。我的口气比原来预期的还要冷淡，因为我不喜欢别人死死地盯着我的眼睛。
他坐在那里，阴阴沉沉地点着头，然后又似乎没听进我说过的话，用忧伤的声音说：“我那可怜的妻子的身体很差，儿子现在去参军无疑会要了她的命，她是为了他而活着的，别说是要他离开两年，一年也不得了。墨林先生，无论如何你得帮帮忙。如果你能帮这个忙，我会使你今后的生活过得幸福！”
本来他是不可能说服我的，我根本就不相信他编织的故事，不过他最后的那句话刺激了我——“我会使你今后的生活过得幸福！”只有皇帝才有足够的权力充满信心地对一个人说这种话，现在他竟敢这样许诺，当然靠的是能使鬼推磨的金钱！
“让我好好考虑一下，”我说，“也许能想出一个办法来。不过，恐怕很难。”汉姆希先生又在不断地点头，表情依然非常忧郁地说：“我知道你会想出办法来，你的头脑很灵活，心地又很善良。”然后突然把话题一转，问：“你有孩子吗？”“有。”我答道。他又详细地向我打听孩子一共有多少个，年龄多大，什么性别，还问起我妻子的情况。此时的汉姆希不像在有求于我，倒像是个长辈在关心我的家庭。末了他还问清了我的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等等，和其他客户的家长一样，说是以便必要时和我联系。
当我告别时，他亲自送我到电梯口。我觉得自己已经把该说的话都说明白了，该解释的也都解释得很清楚了，我没有办法可以使他的儿子和兵役局脱钩。汉姆希说得对，我有一颗善良的心，不愿意开空头支票来哄骗他和他妻子安心。我的头脑清醒，的确不可能为了拯救一个该服兵役的牺牲品而与兵役局搞僵关系。那小伙子已收到入伍通知书，再过一个月就得应征当兵，他母亲也只好单独地活下去。
第二天，维而给我的办公室打电话，用激动得异乎寻常的声音告诉我：刚刚收到了“送货上门特别服务公司”送来的五大箱衣服，其中三个孩子的秋冬服装一应俱全，而且非常漂亮，还有一大箱是专门给她的，所有这些衣服都是我们买不起的昂贵的名牌货。“随货而来的一张卡片上写道：‘汉姆希送’。他是谁？”维丽惊喜地问，“墨林，这些衣服实在太美了！他为什么要送这些衣服给你？”
“我为他的公司写了一些小册子，稿费不多，所以他答应送些衣服给孩子们。我原以为只是送几件而已，真没想到……”我又在编谎话敷衍她了。
电话里继续传来她那惊喜若狂的欢呼：“他一定是个好人！五箱衣服的价钱肯定超过1000美元！”
“那太好了，我今晚回家再和你们谈这件事吧！”我匆匆挂断了电话。
放下话筒后，我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都跟弗兰克说了，还提到了希勒先生这位卡迪拉克汽车商。
弗兰克斜着眼睛看着我说：“你已经上钩了，那家伙要你为他做的事，你打算如何去办妥呢？”
“真见鬼，我自己也弄不清为什么会去见他！”我抱怨道。
“是希勒先生车行里的卡迪拉克促使你去的，”弗兰克冷笑道，“你也像那些——那些有色人种一样，只要能拥有卡迪拉克，就算回非洲住茅棚也心甘情愿！”
我注意到了他话中的火药味，他差点说出“黑鬼”这个字眼。他是马上改口说“有色人种”的，不知道是因为不好意思说出这个带侮辱性的字眼呢，还是以为我听了会反感？
对于纽约贫民窟里的黑人酷爱卡迪拉克车的事，我始终弄不懂人们为什么要愤怒。是因为认准了他们买不起呢，还是因为反感他们借债买这些超出了实用价值的奢侈品？但有一点他说对了，的的确确是卡迪拉克促使我上钩的，我答应帮希勒的忙去见汉姆希的根源就在于我灵魂的深处确实曾有过开豪华车的念头。
晚上我回到家后，维丽和孩子们为我开了个时装表演会。她在电话里没有提到装衣服的那五个箱子的体积是多少，看完了他们的演出后，我才知道这五个装着给他们的每人十套衣服的硬纸箱有多么巨大。
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维丽这么激动了，孩子们固然也很高兴，但他们在现有的年龄阶段还不太在乎衣服，连女儿也是如此。我的脑海里突然出现这样一个闪念：如果走运遇上一个玩具制造商的儿子也因接到入伍通知书而需要我帮忙，那么最激动的就将是孩子们。
维丽接着提出了她不得不买新鞋子来配这些新衣服的要求，我让她等一段时间再说，为此我暗中记了备忘录：要特别留意有没有制鞋商的儿子申请服预备役。
使我为难的是倘若汉姆希先生送来的是普通质量的衣服，我会觉得他是在照顾我，会因为接受富人的施舍而感动不已，但是他现在送来的全是质地高档的精品，无论我怎样收受贿赂都不可能买得起的真材实料的时装。它们的价值在5000美元以上，而不是维丽以为的1000！我看了看附来的卡片，这是一张名片，上面印有汉姆希总裁以及他那间公司的名称、地址和电话号码，没有手写的只字片句。汉姆希可真是够聪明的，不留下任何直接的证据说明这些东西是他送的，从而也就没有任何把柄可以指控他犯下了行贿罪。
在办公室时我曾经考虑过把衣服全部退回给汉姆希先生，回家后看见维丽的那种欢喜劲我不得不打消了这个念头。这天晚上我一直到凌晨三点才睡着，脑子里不断思考着如何才能使汉姆希先生的儿子免去那两年的军旅之苦。
第二天，我走进办公室之前已做出了决定：这个人的忙我帮定了，但绝对不能在文件上留下记载，以免将来追踪到我的头上。做这件事不但要手段高超，而且做完后要消灭一切蛛丝马迹——收钱后把一个申请加入预备役部队的人从原来的名单顺序中抽出来插到前面去是一回事，帮一个接到了入伍通知书后的人摆脱现役部队的羁绊却完全是另一码事。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打电话找给汉姆希发出入伍通知的征兵委员会，那边接电话的是一个和我同级别的职员。我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后，告诉他保尔·汉姆希早就在我编排的预备役名单上，我原打算在两周前征他入伍的，但把寄给他的通知书上的地址写错了，出了这样的事故全是我的过失，假如保尔·汉姆希的家人大吵大闹的话，我会很麻烦，也许连饭碗都难保，而且我心中充满了负罪感……云云。我问他征兵委员会能否撤销这份入伍通知书，这样我也就可以按原计划征他入预备役部队以开脱罪责，事后我会把正式表格寄到征兵委员会，证明保尔·汉姆希已经加入了预备役部队。在电话里，我按照事先精心设计好的口气把这个纯属子虚乌有的故事讲完，不流露一点点热心助人的语气，绝对不过是一个老实人在设法纠正自己的一个不该犯却犯下的错误而已。在电话里，我还暗示他如果他们肯帮我这个忙，我一定会投桃报李，以德报恩。
最后的这一招是我前一天晚上苦思冥想出来的。我估计征兵委员会的职员们也许接触过一些即将应征入伍的青年，也许这些年轻人会向他们提出过想改服预备役的要求，说不定他们帮一个青年满足要求的话，能拿到1000美元的报酬。
但征兵委员会的这位职员对我的暗示充耳不闻，我请他是大乐意助人了，根本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就一口答应撤销那份入伍通知，还热情地保证说绝对没问题。我猛然醒悟到比我聪明的人早就在使用这一招，我这是在班门弄斧还自以为高明！
第二天，我从征兵委员会那里拿到了那封至关重要的信后，立刻打电话通知汉姆希先生送儿子到我的办公室来准备入伍。
整件事进展得出乎意料地顺利。保尔·汉姆希在我的面前显得很羞涩、胆怯，说话的声音细如游丝。我派人为他主持了宣誓入伍仪式，暂时把他的文件保管好，直到他收到服预备役的通知为止。我又亲自为他把军需用品领了出来，直到他去服预备役时，他的机构里还没有一个人见到过他。我简直把他变成了一个幽灵式的人物。
我意识到如今此类行为已越来越白热化了，而且牵涉到的有权有势的大人物也越来越多，总有一天这一切都会原形毕露。当然我这个魔法师墨林也不是等闲之辈，我戴上星条帽开始瞒天过海，把自己的劣迹掩饰得天衣无缝。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把藏在家里的现款处理好，同时还必须显示我有其他合法的收入以便于公开花钱。
我可以把钱存在维加斯的科里那里，但是如果他起异心想吞掉这笔钱或者他失踪了或死掉了，怎么办？为了使这些钱合法化，以前我曾考虑过别人提供的写书评和给杂志社编点什么的建议，只是出于作为小说家去写那些旁门左道的东西太丢份的心理而拖延至今，没去动笔。现在已顾不得那么多，我必须尽快开始舞文弄墨，糊搞些东西出来掩人耳目。
弗兰克请我和他一起出去吃饭，我答应了。他如今正春风得意，依然无忧无虑，自以为稳立世界的巅峰，最近在赌博中又总是赢钱，可谓是财源广进，所以对世事难料的金玉良言毫不入耳，还天真地把自己想象成一名常胜将军，认为贿赂他的款项只会源源不断，甚至以为这个世界的本身就充满了魔幻，适者生存，自己能巧妙地顺应潮流，当然就可以永远肆无忌惮地大发横财。
第十二章
差不多过了两个星期，我的代理人才为我安排了一次和《每日杂志》总编辑的会见。这是个一心要把美国淹没在消息海洋里的杂志社，每天在拼命地向读者兜售信息和假消息，桃色新闻和假新闻以及文化知识、通俗哲学等等东西。在美国，电影杂志、冒险丛书、体育月刊和有关钓鱼。打猎、喜剧之类的刊物是为蓝领工人们出版的，而出类拔萃的杂志则是那些倾向于专门介绍文学评论和先锋电影给学者们研读的刊物，所有这些出版物都是不同阶层的人们的餐前开胃品，都靠自由职业的作者们每天炮制出来，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杂志社每个月也要出版50万字以上的印刷品。
《每日杂志》社的人都好像疯疯癫癫的书呆子，没有归属感，然而他们却出版了利润可观的刊物，和他们截然相反的是我们这些联邦政府机构里的雇员，个个身心健全，人人都在高高兴兴地忙忙碌碌，但是工作的效率却都低得难以置信。
我的代理人告诉我，哥哥阿迪向他提出要为我找份兼职的工作，恰巧该杂志的主编埃迪·兰舍是阿迪在密苏里大学时代的同学，阿迪已跟他打过招呼，请他关照我了，可是，兰舍在对我面试的头两分钟就已明白我根本就不是干这份差使的料。这一点我心里也很清楚，我甚至连“一本杂志的背景”指的是什么都莫名其妙，真见鬼！奇怪的是兰舍没把这个当回事，他丝毫不在乎有没有工作经验之类的陈规。他要找的是那种多少有点精神分裂症的人，后来他告诉我，我正是在这方面得分最高。
埃迪·兰舍也是一位小说家，曾出版过一本小说，这是一本我一年前最喜欢看的小说。他告诉我他也看过我的小说，而且十分欣赏它，还说该小说在我得到这份职业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埃迪·兰舍的布告栏上有一条从《早晨时代报》上剪下来的头条新闻：核战争给华尔街的灾难！他看见我在浏览那份剪报，就问我：“你能否写篇短篇小说描述一个人对该消息的忧虑？”
“没问题，”我一口答应了下来，并且马上就写了一个年轻的总经理在原子弹落下来后担心他的股票会大跌的故事。我没有嘲弄小说中的主人公，也没有暗示他的神经是否正常，全篇都是平铺直叙。如果你接受核战争很可能爆发这个前提，就会认为小说中的人物真实可信；如果你不接受这个前提，你就会认为这个人物滑稽可笑，是庸人自扰。
兰舍很欣赏这个短篇，说：“你是个为我们的杂志增加销售量的天才！我的设想就是要把它写得模棱两可，让笨蛋和聪明人都喜欢它，你写得真是绝了！”他停顿了好一会儿，又轻描淡写地添上一句：“你和你哥哥阿迪的差别太大了！”
我笑一笑说：“是的，我知道，其实你和他的差别不也很大吗？”
兰舍哈哈大笑起来，说：“我们是大学时代最要好的朋友，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忠厚的一个。当他要我在对你面试的时候关照你时，我大吃一惊，这是我们认识多年来他首次要我帮忙。”
“他只是为了我才肯这么做的。”我不无内疚地说。
“他是我今生中所认识的最正直的人。”兰舍感慨万分地说。
我和兰舍都心照不宣的是：我们都是属于能够存活下来的人。换句话来说就是：我们都不是真正的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以要从事的写作为借口，招摇撞骗，大言不惭地活下去的骗子，其实所有宁屈不死的人都有自己的一套与众不同的充满说服力的借口。
我始料不及（兰舍则胸有成竹）的是我居然成了使杂志受欢迎的作者。我既会写迎合公众心理的惊险小说，又会写战争题材的英雄故事，还会为第一流的杂志写一些穿插着不太露骨的色情描写的爱情故事，我甚至会写些华而不实的用来哗众取宠的影评和一些严肃认真枯燥乏味的书评，然后又从另一个角度再写一篇热情洋溢的评论来引诱人们亲自去阅读这些“好作品”。
我写这些文章一律不署真名，这绝对不表示我对自己的作品感到难为情。我心里非常明白这些虽然都是杜撰出来的绣花枕头，然而毕竟是自己一字一句编造而成的东西。我一生中再也没有值得自豪的技能了——在军队时不是个好士兵，在赌博中赢少输多，平日里没有业余爱好，更没有一技之长来防身，既不会修车，也不会种花，打字的速度不快，连收受贿赂也笨手笨脚……不错，我的确是一名作家，而且曾经把写作当成了一种神圣不可亵渎的宗教，可惜这种创作生涯没有一丁点实用价值，于是我利用自己的创作大才摇身一变，成了一名编织假故事的大手笔，尤其是写这些杂七杂八的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