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她接着说，周渔的形象，征服了她，也不仅是那条蓝花绸裙，她本来就具有周渔的潜质，今后要更自觉地过诗意生活！
我问苏珊，因为看了这么一部电影，就非要自制一条蓝花绸裙，岂不又太幼稚了吗？苏珊说如果单是模仿，也确实无非追星族而已，但她这样做又是有理论指导的，她认为那电影实际上也是那一理论的派生物，什么理论呢？就是“这个族那个族全都不如布波族！”布波族啊，我说也看过传媒上一些介绍，敢问那跟这裙子有何关系？苏珊便一边踏缝纫机一边侃侃而谈：“布尔乔亚，就是小康人士，衣食无虞，体面大方，在这前提下，不去追求物质上的符码价值，而是追求诗意生存，这裙子就是诗意生存的一种符码，现在我顿悟了，名牌不必排斥，但小康胜大富，按自己心意挑选，以至亲手缝制的非名牌服装，胜过仙衣华裳！波希米亚，其实可以理解为自由择业，钱是要挣的，规则是要遵守的，但何必一天到晚地为名利奔忙？合不来，就离开，跳槽不仅给自己带来更多机会，也使社会如流水般活泼生动，而且在所谓事业之余，找些空闲，自己做一条绸裙，或其它什么喜欢的东西，岂不一大乐事？……”她伶牙俐齿一番抒发，听得我和老伴忍俊不禁。
缝纫机久未使用，临时注了些油，那轧裙的声音不像蜜蜂嗡嗡倒像小鸟嘤嘤，看着这么一个青春焕发的女郎缝制“布波裙”，我思绪万千。“布波”一说，是新的摩登话语。自改革开放以来，有多少摩登话语自西接踵而来，并且被本土化过？来时电闪雷鸣，走时如风远去，但几乎全部留痕此处人间，我书房存的近二十多年的国产电影光盘，其中一些就构成着一道可以循踪索骥的轨迹，直到2003年公映的这部《周渔的火车》。“火车”没多久便会开远么？那飘逸的蓝花绸裙没多久也便会被别的符码夺眼么？但从这最新留痕上前瞻，我心中漾出许多的欣喜。不是评论电影，我知道孙周的这部新电影也引出了尖锐的批评；更不是讨论“布波”这个概念以及相关理论，我也知道这方面有不少尖刻的回应。那么我在写些什么？写一种心绪吧，这心绪里最浓酽的成分，好比一块方糖，溶解在时代与世界的咖啡杯里，将苦涩与甜蜜加以中和。
想起胡适
晓 雪
到台北我们住在南港“中央研究院”学术活动中心，首先想到的就是胡适。
胡适1949年4月6日离开祖国大陆到美国，过了九年流亡生活之后于1958年4月8日经旧金山回到台湾，1958年4月10日即正式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2月24日，他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时，由于过分兴奋和激动，在酒会结束时仰身倒下，后脑碰着桌沿，经抢救无效而离开人世的。终年七十一岁。
这位写了我国第一部白话诗《尝试集》和第一部《白话文学史》的诗人、学者，这位一生追求民主自由，在学术上独树一帜的博士、教授，这位既不赞成共产主义又坚决反对独裁专制、曾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两次公开撰文反对国民党“以党代法、实行一党专政”的自由主义战士，应当说是二十世纪在我国思想文化界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海峡两岸都曾对他进行过大规模的缺席批判。1954年批判俞平伯《研究》的运动很快转为批判俞平伯的老师胡适，数百万字的各种批判文章把这位学界术泰斗称为“实用主义的鼓吹者”、“洋奴买办文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我们大陆的批胡高潮刚刚过去，1956年12月，台湾当局也因胡适著文主张“发扬民主”，劝蒋介石“不要大权独揽”而自上而下发出《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绝密指令，不点名地批判胡适“在散播和推广个人自由主义思想”，“制造人民与政府对立，破坏团结”，“为‘共匪’特务打前锋”。但尽管这样，毛泽东和蒋介石仍始终非常重视他的存在和影响，没有全盘否定他。毛泽东早在1936年与斯诺谈话时，就说过五四时期胡适和陈独秀是他心中的“楷模”，在五十年代批胡高潮过后，还在宴请知识分子代表时说：“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二十一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蒋介石在胡适逝世后，还亲自写了这样一幅挽联：
适之先生千古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蒋中正敬挽
据说，1962年3月2日胡适的公祭典礼之后，为他送行的人达三十万之众，盛况空前。《联合报》记者在《哀乐声中灵车过》的报道中这样记载：“从昨天中午12时起，极乐殡仪馆门前人潮麇集，人们在胡适博士灵堂传出阵阵公祭的哀乐声中，静静地伫立街旁，默默地等待一个历史镜头的出现。胡适博士，这位将永远活在人们心里的一代学人，他又快要出来了，人们轻轻地念着。”“随着胡博士灵车的启行，人群也动了起来，大家需要靠近一点，再靠近一点。”“黑压压的人群海浪般地簇拥着灵车，孝子胡祖望捧着灵牌走在灵车前面，头披黑纱的胡夫人则由人扶着。她的哭声立即引起万人的共鸣，虽然人潮拥挤，但胡夫人所到之处，大家都很礼貌地让开……由灵车起步处迤逦到松江路口，几乎道旁每一寸土地都是凭吊胡博士的人，不分男女老幼，不分贵贱贫富，大家的表情都是一样的沉重哀痛。那个景象，那种场面，使人不觉对一个伟人在身后所能引起真正的同声一哭，发出由衷的礼赞。”
“中央研究院”范围很大。里边有宽敞的草坪，清亮的河流，平整洁净的林阴道，安静优美的园林和许多建筑。除学术活动中心外，这里还有民族学研究所、民族博物馆、蔡元培纪念馆和胡适纪念馆。胡适纪念馆是胡适生前的住所，几间很普通的平房。门口挂着中、英文刻写的“胡适纪念馆”两块牌子，标明胡适的生卒年（1891—1962）。进门左侧墙上挂着他潇洒俊逸的手写：“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是五十年代许多文章反复批判过的一句名言，其实是很正确、很精辟的警句，难道一切科学探索和学术研究不是都应当坚持这样的原则、态度和方法吗？！他的书房里还挂着他自己写的“为者常成，行者常还”等条幅，他的卧室、书房、餐厅都很简朴，行李很简单，一些旧式的桌椅，几个古朴的书架。书架上全是成套的线装和精装的书籍，有《红楼梦》、《资治通鉴》、《史记》、《二十四史》、《二十五史续补》、《大藏经》等等。他的大多数藏书都留在了大陆，据说他遗嘱中就有一条是将自己留在大陆的一百零二箱书籍全部捐赠给他辛勤工作过的北京大学。餐桌上写着他每天的早点是：一碗粥、一片面包、一杯咖啡。
“中央研究院”对面，出大门过马路，就是胡适墓园。墓园里有山、有亭、有草坪、有喷泉。墓地在苍松翠柏覆盖着的小山包上，两边有林阴道，通向游人休息的亭子。十二只小鸟在高大的树梢飞来飞去，追逐、嘻闹。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到胡适先生的墓前。一块巨大的大理石墓碑斜砌在墓上，墓碑上刻着“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先生之墓”几个大字，是国民党元老、著名的书法家于右任书写的，碑文用一句话对胡适一生作了简明公正的评价，作者为毛子水：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雨果在我心中
邓友梅
在纪念维克多·雨果先生二百周年之际，到他的家乡来表达纪念之情，这是对人民有爱心，对社会有责任感的作家共同的心愿，不论他是哪国人。
我手里举的这本书，是六十年前我读到的第一本外国小说。我从这书中才知道远在万里之外，与我们肤色不同，语言不同的法国人竟和我们有相似的作人准则与人生理想。中国的一些传统观念，如“与人为善，以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勿以强凌弱，应以富济贫”，“理想的世界是公平和公正的世界”竟在法国人写的这本书中有充分的表现。这本书就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出版的《悲惨世界》最早译本。只是书名译作《可怜的人》。
那时我是十一岁的孩子。不懂什么思想哲理、政治，看完这本书却加强了父母教导我的一个观念：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好人一种是坏人，好人可爱坏人可耻！应该学做好人不做坏人。好人就要像让·阿让这样慈悲，善良，充满爱心，只作耕耘不问收获，甘愿付出而不要回报。
当时中国正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正在我的家乡山东与日军打游击。不久我从天津回到家乡，十二岁时就参加了抗日军队。我能迈出这人生重要的第一步，当然是接受了共产党的宣传教育，受到人民大众爱国主义浪潮激励，和父母老师长期教育的结果。但也不能排除阅读文学作品潜移默化的思想影响。雨果作品就使我更坚定做好人的决心，那个时代在中国做好人，就要敢于跟烧杀抢掠的侵略者拼死战斗，这是帮助受苦受难者解脱困境的惟一途径！
我一边当兵一边自学。战争中只能读从战场上捡到的书。因为《悲惨世界》给我留下强烈印象，所以碰到雨果作品我都拿来一读。我就这样没有系统地，时间不连贯地，陆续读了一些雨果的作品，所以我谈不上有全面理解，更不敢说有什么研究。但雨果的作品确实引我思考和感悟了两个问题：应该如何做人和如何作文。
如何做人，什么才是真正的人生价值？有的人为获取财富积累财富而奔忙不息，有的人为升官掌权而用尽心机，有人为出名趋潮作秀，有人为夺势奔波争斗。维克多·雨果，出身于上层社会，十六岁就当选为户兹学院青年院士，二十三岁被授予骑士级荣誉勋位。四十四岁当选法兰西研究院院长，位列贵族院议员，制定议会议员。雨果若要争名夺利，坦白地说，他的起点比某些人高得多。退一步讲，他只要安分守己保住已得到的名利，在安逸的环境中写些消闲有趣的作品展示才能并聊以自娱，就可以安定舒适度过一生。但他却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甩起长发投入到二月革命的战场上，披起议员肩带大步走进反对小拿破仑的队伍里……尽管由此换来的是执政者重金悬赏其头颅，遭到比利时、英国驱逐出境，流落到格济恩荒岛上苦度岁月，但他毫不后悔。一旦回国，他马上又投身保卫巴黎的战斗，用自己的稿费制成大炮来保卫这个世界名城！因为他把为人民解除苦难看得比个人自由更重要。他宣称：“我忠于自己良心许下的诺言，誓与自由一起流放到底，自由回国之日，才是我回国之时！”他认为，“只要还有被压迫者、被剥削者，被欺负者还有正义者在流血，弱小者在哭泣，公民们，良心就要保持武装。”他说：“人类如果没有这样的良心，生活将变得冰冷，历史将会更加残酷。”
更令我敬佩的是，雨果的眼光看到的还不只是法兰西的被压迫者，被剥削者，不只是法国弱小者的眼泪。他那充满爱与善的目光还注视到了我的祖国我的同胞。我不敢说雨果是最早发出对中国人民友好与同情之声的西方作家，但雨果在1861年11月25日写给巴特勒上尉的信确实是我听到的，最早来自西方的友谊之声。他责备了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的毁灭罪行后，慷慨激昂地说：“感谢你给了我抗议的机会，治人者的罪行不是治于人的过错；政府有时会是强盗，而人民永远不会。”
雨果为中国人民仗义执言，震动了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文化人的心！因此，在一百零二年前中国革命文学先驱和导师的鲁迅先生首次把雨果的文章译成中文在杂志上发表，绝非出于偶然！它证明不论在中国在法国，在东方在西方，只要是善良的人，有高尚理想、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心灵都是相通的，不同语言和民族特点并不能成为我们沟通的障碍。反而证明不同文化群体之间，在最基本的善、恶、美、丑辨认标准上，有很多相通或相同之处。
确定了做人原则，对以写作为业的人来说，就要具体落实在“如何作文”之上。世界上舞文弄墨的人成千上万，写作目的各不相同。有人把写作只当作个人博取名利手段。也有人写作只是为“展示自己才能，宣泄个人感情”。各人有各人的自由。在这市场经济时代，只要不违法，就无可厚非。
但是，只有那些把写作用来为广大普通人、劳动者呼喊代言的作家成为写作群体的脊柱，这个世界才有希望。中国文化人有个优良的民族传统，讲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对自己作品要求“寓教于乐”，“有益于世道人心”。我认为雨果在这一点与中国文人的信念极相似。他勤奋一生，热情洋溢地为法兰西普通劳苦大众争取生存权而写作。他始终站在时代的潮头，以自己的思想照耀人民前进的步伐，推动历史前进。雨果成功地用他的笔塑造了卞福汝主教，让·阿让，马吕斯和芳汀等人物，而我们恰又从这些人物上看到了雨果本人圣洁的心灵。因为在这些人身上，形象的体现了雨果的良知、道义和社会责任感。雨果称得上他那个时代人道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最佳代表。他体现令人尊敬的法兰西民族精神！
二百年过去了，雨果的许多理想在法兰西，在全世界有不同程度的成为现实。这是令人感到安慰的一面 。但是当我看到电视上阿富汗人民在战火中逃生的镜头，看到非洲瘦得皮包骨为领一杯粥食排着长队的儿童，看到加沙、耶路撒冷倒在血泊中的人体，看到纽约世贸大楼被摧毁的悲惨场面，并随时可能看到在伊拉克燃起战火，我们能说无愧于雨果前辈的期望吗？
作为雨果的后辈同行，我确实感到任重而道远。我想，继承雨果的遗志，用我们手中的笔继续完成他没完成的事业，为世界劳苦大众的生存权，为不同民族人民大众的思想信仰和生活方式的选择权而呼喊奋斗，这是对雨果的最好纪念！
猴子理论家和酒的故事
孙绍振
有一个猴子，是个理论家，特长是逻辑推理，雄辩异常。他最大的成就是发现了一个定律：不管用亚里斯多德的逻辑，还是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来推理，猎人的心都是黑色的，不管他们做出多少古老的，还是新潮的姿态，其目的都是要剥夺猴子的自由。他的这个定律使原本愚昧的猴界如醍醐灌顶，普遍体验到启蒙的幸福，猴子理论家遂成猴界的精神导师。
猎人当然不认输，处心积虑和猴子斗智，最后想出来的办法是：把一瓶美酒放在猴子理论家每天都要经过的地方。
理论家一眼就看出了：“这个的，酒的，危险大大的，君不见，多少猴兄的，猴弟的，上了当的，脖子上套上铁链的，耍把戏的，干活的。”
但是，酒实在是太香了，猴子理论家忍不住频频回头。虽然他知道，从理论上来说，理性对于感官的诱惑（如美酒和美人），应该深恶痛绝。但是，他还是回头了。不过他善于对自己的每一个行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