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怀疑。只是这么想了，就说了。你回去吧。你的马斯连尼科夫在那里已经望眼欲穿了。”
“上校同志，究竞是什么人把我个人的事情对您讲的？”
“按编制规定有的那个人讲的。是瓦宁讲的。”普罗岑科伸手给萨布罗夫。“我想，德国人明天还要来。不过如果他们今天不成功，明天就更不行。可是你要注意——如果伏尔加再过两天不冻住，这边岸上的炮弹和迫击炮弹就要完了。节省点用。口粮也要节省。”
第二十一章
夜是漆黑的。远远的有偶然的迫击炮弹扑通扑通地落下，正因为爆炸是稀疏和出人不意，萨布罗夫有几次竟哆嗦了。他好不容易到达自己的营，碰到这个战士认出了他。
“大尉同志，您好。”
“您好。”萨布罗夫说。“领我到指挥所去。现在它在哪儿，您知道吗？”
“就在原来的地方。”
当萨布罗夫走近掩蔽部，看到战壕里彼佳的熟悉的身形时，他觉得他到家了。
“大尉同志！”彼佳高兴地说。“我们早就在等您了……”
“你们就该少等待，好好地作战就好了，”萨布罗夫竭力掩住自己的感动，责备地说。
“这是真的，”彼佳同意说。“他们攻得实在太厉害，否则也不会放弃。没有人力。将军从我们营里调走了４０个人。”
“不单是抽调我们的人。”
“所以别人也被挤得后退了，”彼佳委屈地说。“是人力办不到的……可是政委和马斯连尼科夫已经等了您好久了，等了又等。”
“他们在哪里？”
“瓦宁同志在这儿。”
“马斯连尼科夫呢？”
“马斯连尼科夫嘛，天一黑就到那所房子里去了。现在白天过不去。”
“现在这儿离德国人有多远？”
“左面很远，跟从前一样，可是离这面，”彼佳指指右面，“６０米都不到。什么都听得到。”
“损失的人多吗？”萨布罗夫问。
“死了１１人，伤３２人。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也被打死了。”
“孩子们呢？”
“孩子们也被打死了。大家在一起。一个炸弹飞落在她们的地窖里。一个弹穴——四周什么都没有。”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昨天。”
萨布罗夫想起来，很久以前，现在看来仿佛是整个世纪之前，这个女人用冷淡的声音对他说：“要是有炸弹，就让它来吧——大家都完蛋，跟孩子们一起。”
现在她的话竟成了 语。
“是啊，你告诉我的事太多。要是少些就好了。”萨布罗夫掀起雨布门帘，走进掩蔽部。
瓦宁在桌边打盹。他在写政治报告，写着写着就睡着了，头趴在纸上，两手放在桌上。“政治道德行动方面的不良现象是没有的，”这是政委在睡着之前来得及写完的最后一句话。
“瓦宁，”萨布罗夫低下头来叫他。“瓦宁！”
瓦宁跳了起来。
“瓦宁，”萨布罗夫又叫了一遍。“是我。”
瓦宁久久握着他的手，瞅着他好像瞅着一个幽灵。
“我们已经替你担心死了。”
“你们这里好像没有工夫来担心。”
“你看，我们竟找到了时间。鬼知道，你身上不知有点什么东西，你不在真寂寞。好像从房间把炉子搬出去了。”
“谢谢你的比喻。”萨布罗夫笑了。
“而且，现在天气冷了，所以你不该不高兴：火炉现在是取暖最必需的设备。”
“尤其是这个设备生着火的时候。”萨布罗夫在床上坐下，扯下皮靴和包脚布，把脚伸到火跟前。
“好，”他说，“很好。你在将军面前告了我的状，是吗？”
瓦宁笑起来。
“是告了状。我不是政委吗？我看你心神不定，就告了状。”
“大伙都是心神不定，战争不结束，心是定不下来的……马斯连尼科夫怎么，到前面去啦？”
“是的。”
“早上回得来吗？”
“应该能回来。要是到早上回不来，那就要到明晚回来。白天不能去，也过不来。”
“那么那边有什么人留在房子里？”
“大约有十四五个人。科纽科夫当警卫队长。波塔波夫牺牲了。”
“是吗？”
“被打死了。在紧急关头我使用职权任命科纽科夫做连长。再没有别人，我们被击退的时候，他就和连里剩下的人守在那所房子里。”
“难道二连总共只剩下１５个人？”
“不，”瓦宁说。“还有１０来个人在这里。他们从两边退下来，他却留在房子里。如果准确地说——二连有２６人。”
“其余两连呢？”
“其余两连的人稍微多些。你看吧。”
在一张小纸上写着各连现有的人数。
“是啊，损失很多。现在前沿在什么地方？”
“在这儿，请看，”瓦宁取出平面图。
图上标出营的驻地。营的位置已经不像先前那样向前凸出，在失去Г字形房屋之后，而是沿着一条被毁的街道的右边，和其他各个营在一条线上，只有在团上用虚线画出来的７号房屋，像舌头似向前伸出。
“实际上，这座房子是被包围了。”瓦宁说。“德国人白天不让过去。我们只好夜里爬过去。”
“等整条线被夺回来的时候，这将是向前推进的好据点，”萨布罗夫说。“要守住它。”
“什么时候能夺回来……”瓦守拖长声音说。“恐怕离这一天还远着呐。但愿能守住现有的地方就好了。”
“当然，”萨布罗夫同意说，“我说的就是这个，但愿能守住。我们既然能守住，就能夺回来。”
“你回来怎么很快活，”瓦宁说。
“是啊，很快活。放弃了一所房子，这算不得什么。我是说，这当然不好，可是不要紧。今天我们守住了河岸，不让他们进到伏尔加，这是最主要的。以后也不放他们过来了。”
“你确实相信？”瓦宁问。
“确实相信。”
“为什么确实相信？”
“该怎么对你说呢？我可以举出几个逻辑上的理由，但是问题并不在这里。我相信会这样。今天我们所坚持的，是以前所不能坚持的。他们有什么东西折断了。你知道，就像一个带发条的玩具。一个劲儿地上弦，上弦，后来——喀嚓一声——就拧不动了。”
“很高兴听你这样说。可是我们在这里为了这座房子都要愁死了，昨天今天除了痛苦发愁之外，什么感觉都没有。”
瓦宁站起身来，在掩蔽部一瘸一拐地走走。
“你的腿怎么瘸啦？”
“受了伤。没关系。到结婚那天会好的——当然是到我结婚的那天，听说，你结婚的日子不远了。”
“是谁说的？”
“普罗岑科。等马斯连尼科夫一回来，我们就来办少年伴侣告别宴（新郎在结婚前夕与平日游伴举行的酒会）。不举行告别宴会，我们反正不会让你结婚的。”
“我不反对，只是彼佳的存货大概不多了。是吗？彼佳？”
“大尉同志，我总尽量想办法，”彼佳打开军用小壶，在瓦宁和萨布罗夫面前的大杯子里倒上伏特加。
可是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把杯子举到唇边，雨布门帘就掀了起来，马斯连尼科夫，快活的、热闹的、头发蓬乱的马斯连尼科夫就在掩蔽部门口出现了。
“慢着，”他举起一只手。“你们在干什么？不带我？”
马斯连尼科夫扑向萨布罗夫，抓住他，把他举起来，拥抱他，吻他，把他推开些，看了看他，又把他拉过来，吻他——一切都是在一分钟里做的。然后扑通一下在桌旁的第三张凳子上坐下，用男低音叫道：
“彼佳，给我来伏特加！”
彼佳给他斟了伏特加。
“为萨布罗夫，”马斯连尼科夫说，“祝他快些当将军。”
但是瓦宁却举杯带他那忧愁的微笑反驳说：
“可是我祝他快些做历史教员。”
“就是说：非此即彼，”萨布罗夫微笑了。“我情愿今后一辈子做洒水工人，只要这能使战争哪怕能早一天线束。当然是胜利结束。那我们就为它干杯吧？”他一饮而尽，喘了口气，又说：“至于当教员嘛，——战后我们多多少少部要当历史教员……嗳，那座房子里怎么样啦？”他对着马斯连尼科夫说。
“房子由科纽科夫管，他宣称自已是卫戌司令，还戴上旧的‘格奥尔吉’奖章，说带着它是等待营部根据总指挥的命令，授予他应用的‘红星’勋章。彼佳，你在看什么？”马斯连尼科夫叫道，“杯子都空了。”
萨布罗夫斜过眼来看了看马斯连尼科夫，不过认为他反正已经累得要倒下，总需要睡一觉，便不去阻拦他。彼佳又给他们每人倒了一杯。
“真有趣，彼佳永远不会弄错：倒起来总是１００克，不多不少，”瓦宁说。
“一点不错，高级政治指导员同志。”
‘我知道一点不错。即使容器不同。你能说说你的诀窍吗？”
“高级政治指导员同志，我倒的时候不是靠眼睛看，而是凭耳朵听。我把军用水壶拿在一定角度上，听着声音来数：１、２、３、４、５——行啦！！”
“好像，战后你要在药房工作，”马斯连尼科夫开玩笑说。
“决不会，中尉同志，”彼佳说。“肯定不会！”他突然热烈地重复说。“中尉同志，您认为我这么喜欢计算每一滴酒，连战后也想干这个，那您可想错了！”
“彼佳，你别是喝了酒了吧？”萨布罗夫微笑了。
“是的，大尉同志，你们为胜利干杯的时候，我也喝了一点，”伏特加破例对彼佳起了作用，因为食物的贮存快完了，他把食物节省下来留给指挥员们吃，自己一天只吃了两块黑面包干。“战后我要做供应工作，像从前干的一样。但是我盼望有这么一天，那时我以前所做的一切在人们看来是可笑的。那时候人家认为我是大王，因为我可以弄到５麻袋土豆或是３麻袋葱头。可是战后有一天要是有人对我说：‘彼佳，结工人食堂搞牡蜊来’。我就说：‘请吧’。到午餐时就有牡蛎。”
“你吃过这种牡蛎吗？”萨布罗夫问：“可能很难吃吧？”
“没吃过。我只是举个例子，想说出你们眼下最想不到的东西。还给你们斟酒吗？”
“不啦，”萨布罗夫拒绝了，“够了。”他把头垂到手上，沉思起来，他想有多少梦想过、希望过、思索过、后悔过的人，这一年半来埋在俄罗斯的土地里，他们再也不能实现他们想过的事。他觉得，这一切可以由已经死去的人们来执行而未完成，一切考虑过而未做成的事，都将全部重担放在活着的人们和他的肩上。他思考这一切在战后将是什么情况，这一点他想象不出，就像战前他无法想象他目前的情况一样。
“你干吗发愁？”瓦宁问
萨布罗夫抬起头来。
“我没有发愁，我只是在想。”他笑起来。“为什么有人在思考，我们就以为他在发愁呢？彼佳，拿上自动枪。我和你马上就走。”
“去哪儿？”马斯连尼科夫问。
“去巡视阵地。”
“你睡一会，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早上……”
“不行，早上去巡视……我的性命更宝贵，”萨布罗夫笑了一声。
“那我跟你们一起去，”马斯连尼科夫自告奋勇。
“不，我一个人去。”萨布罗夫便把手放在马斯连尼科夫的肩上。“行啦，米沙。指挥员回队，最初半小时可以把他当客人招待，以后他又是主人了。懂吗？去唾吧。你也该打一会儿盹。”萨布罗夫一边站起来，一边向瓦宁建议。
“我已经睡过，”瓦宁微笑了。“政治工作报告总也写不完，睡着了３次。”
“你写得太枯燥，”萨布罗夫挖苦说，“枯燥得连自己写的时候都睡着了，你想，别人读它，不知要怎么打磕睡呢？”
萨布罗夫和彼佳走出掩蔽部。马斯连尼科夫在床上伸直身子，像孩子似地小声打着呼噜，转眼就睡着了。瓦宁在桌房坐下，面前放着一张没有写完的政治工作报告，沉思起来。后来他钻到床底下，施出一只破漆布箱，从里面取出一本厚厚的普通的学生练习簿。第一页上写着《日记》。
他把日记本放在今天的政治工作报告旁边，想道，也许正是应该把他在这本宝贵的簿子里记下的东西写进政治工作报告。从意想不到的方面显示人们面目的谈话、思想、感情、事件，——因为使他感兴趣而记下的一切，——也许，正是这些会使一般人都感兴趣，而他每天在“好现象”“不良现象”栏里填写的东西，——对他并没有特别兴越，也许那些读报告的人也同样不感兴趣。
这时，雨布门帘掀起，阿尼娅走进掩蔽部。
“您好，高级政治指导员同志，”她说。
瓦宁迎着她站起来。
“萨布罗夫大尉在哪里？”阿尼娅问。
“他到连里去了，很快就会回来。”
“可以向您报告吗？”
“请吧。”
“医士克利缅科被派到您营，前来报到。”阿尼娅报告说。然后把手放下，问道：“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快回来了吗？”
“快了。”
“希望快点看到他。”
“我和您有同感，”瓦宁笑了。
他们默默地坐了一会。
“别这样看我。这件事我没请求。”
“我知道。”
“他也没有请求。”
“我知道。是我请求的。”
“是您？”
“是我”。
“结果您到这里来，真是好极了。我们在这里同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常常争论。我和他是性情完全不同的人。可是这该怎么对您说呢……且慢，您不是早就知道我了吗？”瓦宁突然打断自己。
“当然，瓦宁同志，”阿尼娅说。”斯大林格勒的共青团员，有谁不知道您？”
“我在这里和萨布罗夫见面的时候，就为植树的事争论过。您记得，我们大伙在这里都热心植树。他向我证明说，我们既然预料到会发生战争，就该少干些这个，多干些许多别的事情。总的说来，我甚至同意他的意见。但是，您可记得，我们是多么热心做这件事，这是多么美好！”
“我记得，”阿尼娅说。
“这是幸福，”瓦宁确信地接着说，“是真正的幸福。我一向希望大家都幸福，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有时我采取不需要的措施——是为了这个目的，写了多余的指令——还是为了这个。至少，我一向认为是这样的。”
尽管瓦宁说得凌乱，不相连贯，但是阿尼娅懂得，他所说的是这些时候一直使他痛苦的事。
“就说目前吧，”瓦宁说，“尽管以前我一直认为，我做得都对，是为了人们的幸幅，——目前我还是感到，萨布罗夫大概说得对：应该少来些植树，少干些体育检阅时的徒手体操，少说些漂亮话和演说，——多来些持枪操练和学习打靶。但是当时我并没有这么想。这是现在，在这里伏尔加河岸上，事后才这样认为的。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瓦宁把掉到额上的头发向后甩，这使阿尼娅回想起很久以前的一次共青团员集会，瓦宁在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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