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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的主人虽然不在，但他给我们留下了一样东西。这是一个个人发现：客厅的桌子上非常干净，这简直是一定的，但上面放了一把史密斯。维森左轮手枪，枪口正对着房门。看见这把枪的时候，我吓得往后退了一步。经济警队的警官们也被震住了，尽管他们平时在面对警方内部的禁区——灰色网络时显得毫不畏惧。
枪里已经装满了子弹。
第二部分第20节 左轮手枪（2）
这里好像没有人认识他我们马上开始了工作，没有任何不知所措的意思。我找到了一些名片和一些银行账单，还检查了一下电话。在进行搜查的时候，我总是随身携带一个小箱子，里面放一台便携式传真机。这样的话，如果我在调查中发现了某个有问题的乡村小屋或某个隐秘住所，我就可以马上通知最近的宪兵队，让他们协助调查。
三个小时之后，我们开始向达尼埃尔。莱安德里的办公室进发，这个办公室也是他在该警察部门（确切地说，这个部门的全名叫国际警察技术合作服务局，根据警方内部的规定，它的职能是“协调法国警方在国外的组织工作及各种公务活动：为第三世界国家警方提供技术指导和培训，收集和法国国内安全有关的信息，为法国制造的安全设备在国际市场上打开销路……”）的临时住所。到达之后，我们要求和达尼埃尔。莱安德里的秘书谈一谈。这名女秘书对达尼埃尔。莱安德里的失踪也感到很惊讶。昨天下班的时候，他还像往常一样对她说了“明天见”，可今天他却一直没有出现，而且他今天还有两个约会。
正在这时，秘书的电话响了。按照规矩，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替秘书接了电话……没想到，打电话来的居然是一名报道埃尔夫案件的记者。他想过来找点新闻，并和我们的人谈一谈。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非常冷淡地接待了他。
利用这段时间，我翻了一下达尼埃尔。莱安德里的日程表。在一张来访者名单中，我发现了一个并不陌生的名字：他就是负责保护我人身安全的护卫队副主管。我早该发现这个问题，以便让自己不再抱有任何幻想。我还翻了一下达尼埃尔。莱安德里的通话记录，结果发现，达尼埃尔。莱安德里许多在司法系统身居要职的老同事都在昨天晚上打过电话找他。这可真是太巧了。
尽管存在“左轮手枪恐吓”，但调查是不可能停下来的。左轮手枪只是一个信号，在权贵阶层的语言中，它代表了直接的死亡威胁。看来我们也应该找个什么东西来作为对他们的回应，借以表示我们已经对局势的进一步紧张化做好了心理准备，以及将调查进行到底的决心。这是一场远距离的对话。
从达尼埃尔。莱安德里家里搜到的一张名片上得知，他还在上塞纳省议会担任了一个职务，于是我们又马上赶往那里。议会的大楼非常冷清，连个鬼影都找不到。这或许是一场骗局。从神情冷漠的迎宾小生那里开始，我们就一直在碰壁。达尼埃尔。莱安德里在这里根本就没有办公室。
这里好像没有人认识他。
我还是不肯就此罢休。我们又把这张名片拿出来看了看，发现上面还有另外一个号码。对照内线电话表一看，好家伙，这个号码居然是议会议长夏尔。帕卡私人秘书的电话。我们又到了这名秘书的办公室，并在这里找到了一张电话留言单，上面有许多信息都是给达尼埃尔。莱安德里的。不过，我们还是无法找到他的行踪。
这个人简直就是一个谜。
这就是我们的调查经常要面对的局面：在这个世界里，真正的权力既不在政府办公室，也不在政府机构，要员们的头衔和他们的实际角色完全不相干。这种权力有自己的地缘分布、密码、网络和做事方法。显然，它对法律毫不在乎。
由于后来达尼埃尔。莱安德里声称自己只是在离职之后习惯性地把枪带在身边，有关部门也就没有对他继续进行调查。同时，他身边的保护势力也使他没有受到警方的纪律处分，他在警察局的办公室也被悄悄地撤掉了。至于那把枪为何会出现在屋子里，达尼埃尔。莱安德里的解释是，他离开时“忘带”了。
相反，一名经济警察——他一直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却埋怨了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我们擅自触及了警方内部的灰色网络。几个月之后，一个操浓重科西嘉口音的人出现在了这名警察的办公室门口，给他带来了直接的死亡威胁。这个人只是来送信的。
但他捎来的口信却字字如铅。
第三部分第21节 操纵（1）
1999年初，调查结束了——至少在大的方面调查已不可能再取得任何进展。我们对整个埃尔夫案件的规模已经有了一个大致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挪用的数十亿法郎的去向以及大部分的灰色资金流动情况都已经被我们掌握。我们还委托了日内瓦一位名叫保罗。佩罗丹的法官调查这些嫌疑人在瑞士开设的银行账户，他将把这一大堆乱纷纷的账户挨个理清：我们现在要做的只是等待瑞士那边的最后结果。另外，我们还花了十四个月的时间附带地调查了一下迪马和德维耶—荣古尔大肆挥霍公款的有关情况。伸张正义的机器已经启动，似乎已经没有什么能让它停下来。
除非反对势力发起真正的冲锋。
经过了三年的直接恐吓之后（“遗忘”在桌上的那把左轮手枪只是这部恐吓乐章中的一个延长号），那些不希望我们将调查进行到底的人突然决定改变战略。也许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紧张战略”即将破产。尽管威胁非常可怕，但我们调查的决心并没有减弱。不过，他们还有一个绝招：在公共舆论和社会影响力上做文章。我们对这一招还没有任何防范。他们要在这方面下功夫了。
几天之后，压力就来了。
所有这一切都是从1999年1月26日对埃里克。图尔贡的办公室进行的普通搜查开始的。埃里克。图尔贡曾是一名税务观察员，后来又成为了税务顾问，他曾在一段时间内为阿尔弗雷德。西尔旺提供服务。埃里克。图尔贡的律师对我们私自闯入他当事人的办公室进行搜查提出了严重抗议。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埃里克。图尔贡也不断地对外界编造一些想当然的谎言，一会儿说我搜查了他秘书的手提包，一会儿又说我拿走了他的电脑——这完全就是子虚乌有。这样的事我已经见惯不怪了。它们是狂风，我则是磐石，风过处，磐石纹丝不动。发表了整整两天的挑衅言论之后，埃里克。图尔贡和他的同伙终于安静了下来。
3月17日，迪马案又被翻了出来。有关迪马案的调查工作早在1998年12月就停止了，但由于最近出现了一些指控罗兰。迪马的新证据（克里斯蒂纳。德维耶—荣古尔坚持要将手里掌握的新证据交给司法机关。），我们又必须重新调查。迪马的情妇曾用埃尔夫公司的钱在一次拍卖会上为他买了几尊石雕希腊神像，迫于媒体的压力，罗兰。迪马决定向国家宪法委员会“提出辞呈”。
迪马刚提出辞职，一些隐秘势力马上开始采取行动，它们在暗地里结成了各种各样的同盟。十五天之后，“埃里克。图尔贡事件”变戏法般地突然蹦了出来。1999年4月1日，巴黎律师公会秩序委员会在一份简明的公告中宣布，它将对我和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进行起诉，原因是我们在搜查埃里克。图尔贡的办公室时涉嫌侵犯公民的职业秘密和辩护权。
这简直就是雅尔纳克式的一击（雅尔纳克。居伊•；沙博（1509年—1584年），法国海军中尉，海军上将菲利普。德沙博之侄。在1547年的一次决斗中，他在最后时刻用出其不意的一击打败了对手。后多用雅尔纳克式的一击来指代出其不意的致命一击。）。
对于一名法官来说，没有什么指责比偏袒或侵犯公民的辩护权更严重了。当这种指责来自律师公会时，事情就更显得与众不同。自那之后，一位法院院长以“维护司法的严肃性”为由要求一名预审法官回避就成为了可能，即使这名法官没有犯任何错误。
针对我们的攻击是不公正的，但有人在背后很小心地操控它。在陈述事实的报告中，秩序委员会别有用心地将这名税务顾问——他被描述成一个在法律面前没有任何防卫能力的人——当时的处境和他的辩护律师——他则被描述成一个因为得到法律保护而没有受到任何调查的人——当时的处境进行了对比。报告所采用的措辞相当严肃，这就更让人觉得我们确实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
第三部分第22节 操纵（2）
做第一个勇探陷阱的人我觉得自己受到的待遇非常不公。在调查埃尔夫案件之前，我和律师们一直因为“信仰法律”而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这同时也是法国的传统——“信仰”这个词本身也具有“信任”的意思。要想预审进行得比较顺利，就必须和律师们搞好关系，尽管我们各负其责，但大家遵循的游戏规则都是一样的。如果我对律师们作出了什么许诺，那我一定尽力去兑现。每做一个决定之前，我都要和律师们把案子摆开来谈，并听取他们的意见。我很信奉实用主义，这就为那些比较实际的律师提供了很大的行动空间。他们都知道我不是一个顽固的人，而且我对任何辩护手段都能够接受。
但埃尔夫案实在太大，参与到这个案子中间的律师有80多名，而且这些人都是些身经百战、精通刑法的高手。要和这么多人搞好关系实在不是一件易事。传媒对埃尔夫案件的报道有时候又比较恶毒，这不仅动摇了我们与律师之间的关系，也为一些冲动行为的繁衍提供了土壤。
巧合的是，罗兰。迪马的律师——他既是律师公会的前会长，又是秩序委员会的委员——偏偏在这个时候出来要求我们回避，原因是我们在调查中存在偏袒之嫌。难道律师公会对我们“义正辞言”的指责也符合他的某种利益？
我真是越想越糊涂。从根本上讲，我对自己手中的权力确信不疑：最高法院作出的判决是不可更改的，对埃里克。图尔贡办公室进行的搜查也是合法的。当时还有两名律师公会的代表在场，他们也没有提出什么异议。现在，我的这种确信却把自己搞得晕头转向。
不管面前的陷阱到底是什么样的，我都要做第一个勇探陷阱的人。
第二天，在一家外国媒体几名记者的邀请下，我和他们进行了一次断断续续的谈话。这件事发生之后，我每天都会在法律允许的条件下接受两到三次采访，并经常地接受一些政府内部的私人邀请，因为我知道，和外界交流观点和看法非常重要。我们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
当天早上，我极力想让和我谈话的这群人明白，经济犯罪并不只是黑社会、赌场和夜总会，它孕育了一个巨大的灰色经济体，而这个经济体的受益者都是些冠冕堂皇的人物。我还引用了一些专家的研究成果（让。德马亚尔所著的《一个没有法律的世界》（斯托克出版社，1998年出版）就是其中之一。），这些专家大都是研究洗钱和毒品生意的。他们的研究表明，洗钱和毒品生意所赚得利润的相当一部分都流到了某些拥有稳固地位的外国律师的腰包里。这些律师主要负责帮助犯罪分子建立掩人耳目的企业，为他们提供偷逃税建议和进行诉讼辩护。
我用了一句比较让人悲观的话来概括了自己的观点：“有洗钱，就肯定有律师参与其中。经济犯罪所得的15％都被律师拿走了。”我的这句话有些过火，“律师”这个词的打击面过大了。这样说话是不明智的。如果秩序委员会的攻击没有完全占据我的头脑，我可能就不会用律师而用银行家或别的什么来举例，不过估计引起的效果也差不多。我完全是无意识地在为自己辩护。这句话马上就被别的话淹没了，交谈持续了将近两小时。随后，我回到了办公室，什么也不再想。
当秋天的泥土开始腐败的时候，人们就说，花快开了，蘑菇快长出来了。就在当天，接近中午的时候，一条快讯将我的这番谈话登了出来，它立刻引起了一场可怕的风暴。在几分钟之内，塞尔日。隆日尔收到了无数要求对我进行采访的传真，紧接着，法新社也发表了充满愤慨的公告。
几个同事在我办公室门口探头探脑地往里看，神情相当慌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媒体逻辑”是非常可怕的。埃尔夫案件已经变成了一场肥皂剧：如果什么事也不发生，观众就会厌倦，所以媒体必须要弄点事出来。现在，埃尔夫案件又出场了，就好像皮埃尔。拉扎雷夫的一贯原则所讲的那样：“一条消息加一个谎言就变成了两条消息……”
雪崩会不会平白无故地自然发生？某些人是否首先在暗地里干了一些肮脏勾当才能在今天享受我的失误？人权字典里的“抗争权”、“荣誉权”和“原则”等所有词语是否都可以被用来攻击我？（1999年4月14日的《新观察家》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题目就叫《向埃娃。若利开火》）我将对真正的犯罪分子毫不留情，因为我本不应该受到如此纷繁的谴责：司法部长指责我的讲话是“具有攻击性且令人遗憾的”，罗兰。迪马的律师哀叹“共和国正变得越来越不严肃”，而全国律师会长会议主席更是表情冰冷地指出：“司法系统有慢慢滑向极权的危险”……
到后来，一些极度荒谬的攻击行为也开始出现了。4月6日，埃里克。图尔贡的律师团以“擅闯他人住宅”、“侵犯他人通信隐私”和“阻碍执法”为由直接将我和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告上了法庭。4月7日，秩序委员会致函司法部长，要求她指示全国法官最高委员会对我进行处罚，因为我的谈话“在本质上表现出了一种和法官的审判职责完全不相容的显失公正”。同时，他们还半遮半掩地表示，在迪马一案的调查中，我应该回避。秩序委员会还委派人权联盟前主席亨利。勒克莱尔担任他们的代表，全权负责处理此事（根据《司法组织法》第781条的有关规定，政府应该“弥补司法系统的缺陷所造成的损失”。因此，秩序委员会也对政府提出了批评，认为它在“发现搜查行动的缺陷”之后没有采取任何扑救措施。（见1999年4月4日的《法院报》））。
现在，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也被卷进了这场风暴之中。她对我说：“毫无疑问，埃娃，你必须否认曾说过这些话。”
“这是现在我唯一不可能做的事。我的确说过这番话。尽管当时我有些冲动，但我的确说了，有三十个人可以作证。我不想撒谎，也不想解释说有人篡改了我的谈话。我必须承担相应的后果。”
我过于悲观地估计了她和我之间的合作关系，因为这件事已经将我弄得晕头转向了。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完全可以终结同我的合作，转而加入“大部队的阵营”，整个法院都将为她鼓掌。如果善于审时度势的她脸皮能够再厚一点，她完全可以将埃尔夫案件的预审工作完全承担下来，因为政府高层或许早就想在我们之间制造不和了。然而，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却选择了和我并肩作战，她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她甚至帮助我用外交辞令给秩序委员会写了一封解释信，在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