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V里声音太大了，没听到。”我小声解释。
他没有追问，继续静静说：“我急坏了，担心你出事，就去‘麦乐迪’找你。”
“你去‘麦乐迪’了？”我惊讶。
“是的，我去了。”
“我怎么没看到你？”
“因为我走了。我在你们门外站了好久，透过玻璃门，看到你在唱歌，快乐无比。好久没见你那么快乐了，真不忍心打断。所以——”顿了顿，他幽幽地叹口气，“所以我就走了。”
“账是你付的？”
“是的。呵呵，真能唱，把我回来的路费都唱没了。”他微笑。清秀的脸上又浮现出一丝令我心动的、经典的、隐隐嘲讽的“加贝式”笑意。
我不敢看他。轻轻蹲下，把头埋在他膝上，有些哽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小心翼翼地捧起我的脸，眼神一如既往地清澈，只不过在月光映衬下，这份清澈也如同月光般忧伤：“从来没有觉得会失去你，今天头一次感觉到了，心——”说着，他把我的手捂到自己胸口处，“碎了。”
我垂下头，眼泪，终于大颗大颗砸到冰冷的地面上……
25
思嘉今天要出嫁，我是伴娘。
天还没亮，我便早早爬起床，忐忑不安地试衣服。尽管又是几乎一夜未眠，加贝还是强打起精神帮我把关。我先穿上一袭深绿色长裙，他摇摇头，说：“不好。”
“为什么？”
“她穿白婚纱时还可以，可下午她穿红色格格装，你们这一红一绿就相冲了。”
的确。我赶紧换上一件白毛衣，咖啡色百褶裙。加贝又摇头：“不好，太素净了，老年人会不满意的。”
我又拿起一套淡粉色淑女裙在身上比划，他仔细看了看，又皱起眉头：“感觉还是稍微差那么一点点。”
一连又试了好几身后，床上被衣服堆得满满的，我有些着急，把手中衣服往床上一扔，赌气：“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我到底穿什么好？”
加贝把头探到衣柜里，扒拉半天，拎出一件淡紫色高领毛衣和一条紫色条绒喇叭裙，“试试这套？”他说。
我依言穿上。这时，他又帮我拿来一双白色中筒靴子和一件白色长风衣，我按照他的意思全部穿好后，他把我推到穿衣镜前。镜中的我，白净娴雅，如同一朵刚刚摘下来的百合花。
加贝眯着眼睛看了我半天，想了想，又拿出一条自己亲手穿的长长的珍珠链子，在我手腕处松松散散绕了好多圈。这种看似不经意但别具匠心的点缀，一下子令整体感觉生动跳跃起来。
“嗯。这就是细节的力量了。”他自言自语。
“这下可好了吧？”我很满意，对着镜子照来照去。
“不好。”
“又怎么了？”我惊讶。
“伴娘会抢走新娘的风头。”他笑了。
我也笑了，用力揉揉他乱蓬蓬的头发，说：“你以为你老婆有多大本事？能抢得了新娘的风头？”
“我老婆的本事我当然清楚，别说新娘了，就算奥黛丽？赫本也算不了什么。”
“算你狠！”我大笑着冲他竖起大拇指。看他心情不错，赶紧小心翼翼劝说：“跟我一起参加婚礼吧。”
“不。”他收拾着床上的衣服，斩钉截铁地回答。
“为什么？”
“我不能对不起兄弟。”
我无言以对。自始至终，因为小武，他对这桩婚事充满怨气。不过我想，除去小武的原因，内心深处，他或许也埋藏着对自己的自卑与沮丧。的确，作为一个失业、失意的男人，置身于飞黄腾达的成功人士中间，或许是一件辛苦的事情。看他沉默地躺在床上，用被子紧紧蒙住脑袋，我的心，略略酸涩。
到达思嘉家时，思嘉已经化好妆，穿好婚纱。婚纱是最时髦的款式，简约流畅的曲线，腰间系几条细细的银丝带，肩膀披一件白狐坎肩。看上去典雅清纯。杜妈妈正坐在沙发上拉着女儿的手谆谆教导，看到我过来，赶紧站起来，笑道：“樱桃来了！”说着，亲手给我端来糖果茶点，“吃早饭了吗？随便再垫点吧，一会儿够你累的。”
自从我去了外企工作，杜妈妈对我的态度明显亲热了许多，简直就像是第二个女儿。
“谢谢阿姨。”我笑笑，摸摸思嘉的坎肩，“真漂亮。”
“你也不错啊。”她上上下下打量着我，问：“是加贝的眼光吧？咦，加贝呢？”
“他不舒服，来不了了，让我代说对不起。”
“不舒服？什么毛病？更应该来了，正好让江帆给瞧瞧。”
“怎么说话呢？好像人家小帆只能用来看病似的。”杜妈妈呵斥。
“事实就是这样。”思嘉淡淡地说。
杜妈妈看着女儿，良久，又拉起她的手，用力搓：“瞧这手冰的！在娘家有妈妈给你暖手；可嫁了过去，就得全靠自己了。说话做事也一样，做姑娘可以在妈妈面前随心所欲、信口乱说；可做人家的妻子，就是大人了，说话做事儿，得事先在脑子里掂量掂量。”
“我懂！”思嘉略略皱起眉头。
“你懂什么？”杜妈妈继续说，“你爸去得早，家里又没有兄弟姐妹，妈又马上退休了，能把事情给你安排到这个程度，妈妈已经尽最大能力了。至于以后，妈可就一点儿忙也帮不上了——”说着，杜妈妈的眼圈有些红了。
“妈——”思嘉眼泪汪汪了。
“别哭，小心妆！”化妆师赶紧警告，拎着粉扑扑上去。
上午九点钟，迎亲车队准时赶到。江帆请的是“绿屋子”婚庆公司，排场真不小，打头的是两辆卡迪拉克，后面跟着长长一队奔驰宝马，浩浩荡荡，威风八面。
因为是在城市，所以并没有太多的繁文缛节。象征性的拦门、献花、捧茶、吃甜品后，江帆顺顺利利把思嘉领走。杜妈妈没有送出门，喝过女儿女婿捧的茶后，她便把自己关到卧室里。出门前，思嘉敲了好久的门，杜妈妈没有开门。
“妈，我走了。”看妈妈不开门，思嘉垂着脑袋说。
“走吧，快走吧！”杜妈妈的鼻音从屋里传来，闷闷的。
气氛有些伤感了。或许为了避讳什么，江帆催促思嘉赶紧走人。尽管内心万分不舍，但她终于还是噙着泪，被迎亲队伍半推半拉出家门。走出楼道时，不知何时，天竟然下起了急雨。思嘉的银缎面高跟鞋一脚踩进水洼中，溅到婚纱上星星点点水渍。“小心！”我心中一惊，赶紧蹲下去拿手帕帮她擦。按照风俗，这不是一个好兆头。
“樱桃，你说婚礼当天的雨代表什么？”突然，她没头没脑地低声问我。
“什么？”
“听说，雨，代表新娘的眼泪。”站在如丝的细雨中，她手捧鲜花，仰望雾霭沉沉的天空。
“呸！净瞎说！你怎么不说滋润你们的爱情之花呢？”我低声嗔怪，扶着她冰冷的手臂，把她小心翼翼送入婚车。
新娘新郎的婚车缓缓开走后，我坐进第二辆专供伴娘伴郎的卡迪拉克。在拉开车门那一瞬间，一个人影“倏”地从我脑后溜走。
我急忙扭头，迎亲人群依然在喜气洋洋笑着，波澜不惊。
婚礼现场安排在友谊宾馆的友谊宫。这是一个中国庭院式的宾馆，雕梁画栋、曲径通幽、林木森森，特别适合像江帆这样的学者型婚礼，有种内敛的奢华。
然而，毕竟是婚庆公司包办，内容上还是落了俗套。红地毯、红绢花、香槟美酒、大蛋糕，尤其当婚礼进行曲轰然奏响，新娘新郎携手慢慢走向红彤彤的舞台，然后被司仪在大庭广众下“捉弄”时，我突然觉得十分无聊。看暂时没事可做，我偷偷溜出去透气。
雨还在下，撑着一把伞，我沿友谊宫踯躅。楼后面有一棵高大的柿子树，叶子已经落尽，远远地，几枚红灯笼般的柿子诱人地挂在高高的枝头。
我信步走去。刚走到树底下，差点惊叫起来。一个细细瘦瘦的人影，如同一条蟒蛇，紧紧缠住一根树枝，伸着脖子朝窗户里的婚礼望去。
“那谁！看什么看！”我捂住心口，厉声问。
树上的人影低下头冲我微笑，黧黑的面孔、洁白的牙齿，饱满的额头……
如同见鬼一般，我周身的血液凝固了。瞬间反应过来之后，我一跃而起，尖叫着扑上去：“小武！”
“嘘——”他将手指竖在嘴唇上，抱着树枝，“哧溜”一下滑下来。
“小武？真的是你？”我抱住他的胳膊，快乐得直蹦。几个月没见，他更加瘦骨伶仃了，蓬首垢面，落魄得像外地民工。
“我以为你走了呢！你竟然在北京？你那天没走吗？你现在在哪里？为什么不联系我们——”我连珠炮地问。
“樱桃，我没走。我那天上了火车后又下来了，我现在在中关村。没法联系你们，是因为我自己都不知道明天会在哪里。”他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慢慢回答，嘴角尽管微笑着，但语气却是沉重的，历尽沧桑似的。
“那你今天——”
“是的。听说思嘉今天结婚，我专门来看她。”
“听谁说的？”
“呵呵，在这个年代，真正有心打听一个人的状况，并不是件难事。”
“既然来了，为什么不进去？”我随口说，说完赶紧捂住嘴巴。的确，这真是一句大笑话。
小武宽容地笑笑：“我远远看看就行，看看就满足了。”
看着小武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我的心头突然涌上一团莫名的怒火：“你等着，我去把思嘉叫出来！”
“别！千万别！”他一把拉住我，紧张兮兮，“千万别告诉她我来过。”
“为什么？”
“还是别打搅她吧！”他长长地叹气，“只要她幸福，其他的，都不要再提了。”说着，他拍拍我的肩膀，苦笑：“樱桃，我也该走了。”
“别——”我赶紧拉住他，鼻子一下子酸了。
“呵呵，真的该走了。再不走，估计就走不了了。”他轻轻地把我的手拿开，揉揉我的脑袋，“以后多费心照顾思嘉啊！”
我愣愣望着他，眼泪，不可自抑地涌出来。
他倒退着走路，嬉皮笑脸冲我扮出各种鬼脸：“好孩子，不许哭！”
“小武——”我再也忍不住，拼命朝他跑去。
“保重，保重！”他用力挥手，然后，一扭身，拔腿就跑。他跑得像兔子般快，瞬间，便不见了踪影。
我气喘吁吁地追。雨，越下越大，越下越密集。倾盆大雨中，我踉踉跄跄地，如同一团泥浆，捂着脸软绵绵地蹲下去……
26
举行婚礼的第二周，江帆便休了一个长长的婚假，偕爱妻去马尔代夫度假。我没有把小武的事情告诉思嘉，正如小武所言，“还是不要打搅她吧”。不过我也坚信，处于新婚燕尔中的幸福人儿，任何事情估计也打搅不了她。
听说小武依然在北京，加贝一下子来了兴趣。不顾心力交瘁，每天辗转好几趟公共汽车到中关村晃悠，试图在茫茫人海中碰到小武。当然，这种“大海捞针”式的做法完全是痴心妄想，一连四五天无功而返后，他彻底放弃了希望。
我想，人都是有自尊的，不愿意将伤疤示人。在这半年内，小武肯定被现实敲打得遍体鳞伤，所以才会用“逃”的方式从我们的世界中消失。至于加贝，一直被所谓的“成功人士”包围着，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同病人，当然想迫不及待地抓住这个“同病相怜”的机会。毕竟，两只狗共同舔吮伤口会比一只狗独自舔吮安慰许多。但是，他连这个机会都没有找到，看到他每天无所事事、无精打采地闲坐在家中，我觉得他真是孤独极了。
临近春节，找到工作的希望更加渺茫。无尽头的失业让加贝更加脆弱、紧张、多疑。或许是苦闷无聊，他每天越来越多地给我打电话、发短信；一到快下班时间便紧张兮兮地问我什么时候回家，要不要加班云云；偶尔有男同事打电话找我，他便如兔子般警觉敏感；对于我正常的社交，尽管他不干涉，但总是一副落寞沮丧的神情，让我的良心陷入深深的罪恶与自责中。
自从“麦乐迪”事件后，我们俩一直都在小心翼翼地“经营”爱情。人们常说婚姻是需要经营的，其实爱情更需如此。尤其是特殊时期的爱情，脆弱得如同风雨中最细嫩的那株苗儿。为了照顾他的情绪，我尽可能多地推却社交活动；对于他的身体，亦懂得尽量用最温和的态度安慰、鼓励他。然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过完元旦，公司的业务越来越多，每个人忙得恨不能生出三头六臂，加班也越来越多，手机每天二十四小时开机，即便半夜三更，地球那边的电话也会毫不留情地把你从热被窝里拎起来问训。
在工作与生活的双重压力下，我的情绪也时好时坏，对于他水母般的依赖，我可怜又可恨。尽管已经如履薄冰，战争还是不可避免地在我们之间逐日爆发并愈演愈烈了。每次战争的程序都如出一辙地相似：先是捕风捉影，然后是讽刺、冷言冷语；接着是相互指责、埋怨；最后升级到谩骂、诅咒；当然最终的结局一定是在泪水与自责中两人抱头痛哭，拼命道歉，重归于好，然后赌咒发誓表明心迹。
几场硝烟弥漫过后，我们都有些累了，也倦了。想到漫漫的人生路，我突然觉得前途一片渺茫，而“不离不弃”那四个字竟然如同蜀道——“难于上青天”。
进入腊月，天气越来越阴冷了。北京的冬天，雪花比琵琶女还羞怯。尽管温度已经降到零下十几度，但雪花还是千呼万唤不出来。没有雪的冬天，寒冷、无聊、乏味、漫长，令人憋闷得想四处吵架。
一个阴恻恻的周五，玫姆给我打电话，邀请我和加贝去“心湖”吃晚饭。问她原因，她死也不说，只一再要求我们务必到场。
快下班时，我告诉加贝，让他不要做晚饭，直接去后海等我。加贝已经在家里准备好饭菜，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