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她常常吵着要看书”，站在身后的母亲朱明新把轮椅的女儿推到有屋里有阳光的地方，“后来她明白自己视力已经严重受损，就再没听她提过看书读报之事了”。
朱令清醒时，朱明新会给她读古诗，有时读到“黄云城边乌欲栖”（李白《乌夜啼》），就调侃她：“令令，你给李白打个分吧！”她快活地说：“也就四分吧。”
母亲忍不住要笑了？？她的令令，还是当年那个机灵鬼。
朱家十年来没有装修过，只有必需品。客厅里的沙发很旧，扶手上打了两块补丁，新旧不一。小小的木质茶几，上面的油漆斑驳陆离。
房间里朱令的照片早就被收了起来，取而代之的，是前几年去世的姥姥，姥爷的照片。同时被收起来的，还有考上北大的姐姐吴今的照片？？1989年，她在野三坡郊游，失足坠崖身亡。
有时一睁眼，天亮了，朱明新微微有些恍惚。她曾经有两个聪慧、可爱的女儿，一个上了北大，一个上了清华。一个女儿早逝，未满20岁。一个女儿还活着，面目迟滞，已经不是过去她熟悉的那一个。
“换上别人，恐怕精神早崩溃了。没有她妈妈，朱令活不到今天。”朱父多年的老同学、老同事，国家地震局的耿庆国喟然说。
朱令的左手无力地搭在古琴的琴弦上，因为呼吸困难，她费劲地往后仰着脖子。她已经不能辨认这10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二）蹊跷中毒
清华大学物化2班的朱令，从小踌躇满志，处处拔尖。她没料想到，上天只给她21年的幸福生活。
她的苦难是从1994年11月24日开始。她的21岁生日。为了赶清华
“一。二九”的演出排练，她只能与父亲在学校附近草草吃了晚饭。可是肚子疼得太厉害了，什么也吃不下。
12月8日，朱令开始大把大把掉头发。
12月11日夜，北京音乐厅，清华大学民乐队的专场演出，朱令表演了一曲古琴独奏《广陵散》。她父母也在观众席中，对于近两日腹痛加剧带病参演的女儿，母亲十分担心，“我知道她特别难受”。但为了和同学一起搬道具回学校，朱令只在后台与妈妈见了一面。
第二天，让朱明新意外的是，头天还不肯回家的女儿，自己一个人回来了，原来她已经 “疼得受不了了”。
1995年1月23日，朱令的头发彻底掉光了。在同仁医院里住院观察一个月，疼痛越来越重，医院却没有查出任何问题。
她担心学校落下的考试和功课，坚决要求出院。环境系女生张博，曾经和朱令一同上过“视听练耳”课，意外看到朱令“剃了个光头，戴着顶帽子”，心里嘀咕：“真是特别酷！”
同班同学，物理化学课代表陈忠周回忆说，“很多同学都觉得她脸色有点苍白，没想到她已经病得那么严重。”
1995年3月9日，朱令第二次出现中毒症状，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李舜伟高度怀疑为“铊中毒”，但是没有进一步化验。
病情迅速恶化，朱令入住ICU病房。由于呼吸不畅，22日被迫接受了气管切开手术，从手术室一出来，她就陷入了深度昏迷。
（三）“肯定凶手两次投毒”
即便是10年之后，已经是一家软件公司老总的31岁的贝志城，依然对那一幕耿耿于怀：昔日活泼可爱，多才多艺的漂亮女同学已经面目全非，悄无声息地躺在病床之上，臃肿的身子上插满管子。死亡的图象何其令人震惊，那一瞬间，20岁的贝志城“魂飞魄散”。
朱令究竟得了什么怪病？4月10日，北京大学力学系92级学生贝志城利用实验室网络，与另一名同学一起，把朱令病症翻译成英文，发到互联网，紧急求救。
一周之内，世界各地的医生、专家的回邮多达1500封。贝志城等人还专门设计了一个读信软件，利用关键字对这些信件进行归类。统计结果是，30％的回复认为病人是“铊”中毒。他发动北大学生翻译邮件，4月18日，他拿着诊断意见一大早赶到协和医院，希望大夫能够接纳。在ICU病区门口空等了一天，除了几个年轻大夫，没有人愿意看。
朱令家属多次得到院方通知，“铊”中毒的可能已经排除。
刚刚萌芽的中国互联网几乎成就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救人传奇，假如不是因为医学“权威”的傲慢。
4月28日，朱令父母设法收集了朱令的皮肤、指甲、和从1994年12月朱令第一次发病时穿的尼龙运动衫上收集到的第一次发病时脱落的长发，以及血、尿、脑脊髓等供化验样品，一起送往北京职业病防治所陈震阳的实验室。陈震阳确定朱令是铊中毒，并且体内的铊超过致死量。陈震阳认为，如此大的剂量，不是自杀，就是他杀，而且凶手肯定是两次投毒。
当晚，朱令父母立即向清华大学保卫部报案。次日晨，朱令父母要求清华大学立即保护现场，查封朱令在学校的物品，进一步化验。
5月7日，北京市公安局14处和清华大学派出所受命立案。在此期间，朱令宿舍神秘失窃，却无钱财损失。朱令喝水的杯子，滚落在某位女同学的床下。取证现场自此被破坏了。
（四）铊盐从何处来？
第19节：朱令（2）
“其实这件事很多地方都可以突破，比如铊是哪来的，谁可以接触到这个东西等等。” 在记者10年后的查访中，一位同班同学对此案久拖未结感到无法理解。
铊和铊盐是剧毒品，在1993年10月1日开始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GA57…93）《极毒物品级分类与品名编号》、GA58…93《剧毒物品品名表》中，与氰化物同列A类。据公安局有关人士说北京市工作中需要使用铊和铊盐的单位只有二十多家，能接触到铊的只有二百多人。
朱令在神智清醒的时候，曾向协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李舜伟否认她有在实验室接触铊盐的传言。李舜伟对此不敢轻信，特询问清华大学化学系，请求出具书面证明。1995年3月，学校出示学生接触化学药品的清单，肯定朱令并无铊盐接触史。此事被记入病历。
这个证明有可能直接影响了医疗诊断，从而进一步引发朱明新和协和医院1996年12月对簿公堂一事。
据2001年《三联生活周刊》报道：1997年10月，北京市医疗事故鉴定中心作出鉴定，认为协和医院在朱令案中没有过失，不属于医疗事故。1999年4月2日，朱明新败诉。
1995年起，清华校方一直声称，化学毒品管理很严，本科生不能接触铊盐。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清华学生提到，“查遍SCI＇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和美国化学文摘数据库，整个清华大学发表的文章中涉及到铊盐的，从1992年到2002年只有三篇。其中有一篇是1996年发表的，从化学类文章的周期来说，其中的工作应该是1994年到1995年之间完成的，这个时间正好是朱令被投毒的时间。”
直到1997年4月9日，当时还在化学系任教的薛方渝教授说：清华大学化学实验室有铊盐，多数本科生确实不接触铊盐，但朱令同一宿舍的女生因帮老师搞课题，能够接触并使用铊盐。
1997年4月28日，清华大学总务处杜总长、办公室马主任，保卫处陈处长，教务处李处长等会见朱令家属。杜处长说，学生正常学习环境中没有铊盐，包括朱令在内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都不接触铊盐。清华大学对化学药品的管理很好。
薛方渝教授则对朱令父母说，化学实验室里有铊盐，某些学生在课题中能够接触到铊盐，已在电话中告知朱令家属。
6月26日，当时的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张再兴约见朱令家属，重申了几点：朱令没有接触过铊盐；学校毒品管理是按照规定做的；事发后及时报案，凡是公安局要求的都做了；朱令宿舍被盗不能简单说谁有责任。
朱明新说，在化学系有无铊盐的这个问题上，清华大学对外统一了口径。
直到1998年8月25日北京市公安局约见朱令家属，以下事实才得到确认：经朝阳医院职业病研究所化验鉴定，确定朱令是铊中毒；查清清华大学铊盐的使用情况，确认清华大学实验室购买过铊盐，铊盐毒品的使用没有经过严格的管理和登记；朱令是在学校内中的毒；排除了朱令本人曾使用或接触过铊盐；排除其家属或亲朋接触过铊盐。
国家教委办公厅文件，教备厅＇1997＇13号对此事定性：1995年5月，1997年5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先后发生了两起学生铊盐中毒案件。除涉嫌人为作案外，铊盐未按剧毒品管理是其重要原因。
10年后，物化2班的一名同学回忆此事时说，“至少在朱令病因确诊后，化学系不应该隐瞒分析中心有铊的事实。”
（五）谁是嫌疑人
朱令本人并无铊盐接触史；能接触“铊”盐，懂得毒品的毒性、毒理；熟人；有竞争关系；这些都是凶手投毒的作案背景。了解内情又有几十年破案经验的老公安王补推断：嫌疑人的范围是很小的。
铊是一种缓发性的剧毒物品，致死量在一克左右，进入人体后有3…7日的潜伏期。1995年2月20日，朱令返校后，除2次周末由家人接送往返回家住过两天外，其余时间一直在清华校园内。3月2日回家时她已明显感到身体不适，由此推断凶手的第二次投毒，应在2月27日？3月2日几天间。
第20节：朱令（3）
在校的两周时间内，除每日去团委办公室用电炉热中药之外，朱令只去系里上了一次实验课，一次准备补考的答疑课以及一次物化课的补考，其他时间都是整日躺在宿舍床上，补习因住院缺考的几门课。身体虚弱的朱令，每日早饭是母亲带给她的面包和壮骨粉冲剂，午饭和晚饭都是勉强撑起，买饭菜端回宿舍半躺着吃，口渴时喝的是同宿舍人帮忙打的水。清华大学宿舍管理严格，男生不能自由出入。王补因此进一步推断：“朱令身边就有凶手”。
“我也深信朱令中毒案中的凶手，应该就在我的同学当中。” 物化2班的一名男同学说。
各种对嫌疑人的猜测最终汇聚到一个人身上，她就是朱令当时的好朋友，同班同学，室友以及民乐队队友？？孙维。孙维在实验室里和导师一起做实验，能够接触到铊盐。
孙维回忆说，“９７年４月2日，在即将毕业的前夕，我突然被公安局14处由从实验室带走讯问，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要求我在印有‘犯罪嫌疑人’字样的纸上签名。”
在审讯了孙维之后，公安机关于４、５月间找孙维的舍友们了解情况。
有旁观者说，“孙维和朱令关系亲密，客观上来讲更具便利的作案条件和更多的作案时间。”
有些同学对这样的传言表示质疑：“为什么因为和教授做课题就判定孙维是唯一能接触到铊的人呢？如果她能接触到，那么我们班其他人同样也能接触到。”一位和孙维交往甚密的女同学不相信孙维是投毒人。
孙维承认自己能够接触到配制好的铊盐溶液，但不承认自己是“唯一能够接触铊盐的学生”。“而且学校说实验室的‘管理非常严格’。但这完全是谎言！”
据物化2班同学回忆，“当时在清华大学分析中心下的实验室，相互之间串门很容易，拿些别的实验室的药品也不难。但是多少人能轻易拿到实验室的铊盐，恐怕只有童爱军、李隆弟实验室的人才知道了。”
清华大学化学系的教授李隆弟说，“我和童爱军老师是同一个实验室的，孙维当时是在童老师名下到实验室做毕业论文。朱令不在这个实验室里。同学们是可以随便进实验室进行实验的。”
班里同学认为，“除了投毒人，可能所有的同学都是不知情的，如果凭着一些无端的猜测去指证一个人，这对她（他）其实是很不公平的。”
孙维表示，自己不能够“替学校背这么大的黑锅”。
在可考的资料里，可以看到一些和嫌疑人有关的记录：
孙维回忆：1997年4月2日，公安局14处连续突击审问她，长达8小时，要求她在印有“犯罪嫌疑人”字样的纸上签名。
1997年6月30日毕业典礼之前，系领导通知她，由于她被公安调查不能给她发放毕业证书，并让她的家人来校谈话，说学校接到公安通知，缓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当时接待孙维的一位校党委领导认为，校方没有任何责任；想让清华认错，是绝对不可能的。
7月初，孙维家三人到公安局领取孙维的出国护照，公安局没有发给她。
9月29日，经过孙维家人的多方要求，系领导打电话通知孙维第二天去学校领取证书。
12月30日，薛方渝探望朱令时说，毕业证书由他交给孙维了，因为公安局不承认是他们授意不发证书。解除对她出国限制的原因为：从目前看孙维有疑点，但认定其犯罪的直接证据尚没拿到。
朱令家人说，1998年8月，公安机关曾经透露，孙维是疑点人。
而孙维表示，1998年8月，公安14处宣布解除对她的嫌疑，承认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她和朱令中毒有关
孙维透露说：从1997年4月起，她和家人反复请求对孙维再次讯问、安排对证和测谎，但公安机关均无答复。2002年，她无意在家中发现两个窃听器，“这个意外发现并没有让我们生气，反而觉得是件好事，因为我问心无愧，把我的真实情况让公安清楚正是我求之不得的。”
孙维声称，1997年4月和5月，她分别收到朱令舅舅的“恐吓信”两封。她提到，一位律师让她注意人身安全，暗示她现在有人会“买凶杀人”。
第21节：朱令（4）
孙维声称自己多次提出希望能和朱令家人沟通，消除误解，但公安说：“朱令家人误会很深，即使你们和她家人见面，恐怕也很难改变他们的想法。我们也做过他们的工作，非常困难，没什么效果。你们千万不要和他们接触，很可能会有危险。”
而朱明新则说，自己和家人从来没有得到过孙维试图与他们沟通的消息。而且1997年4月，朱令舅舅电话孙维父亲要求沟通，孙维的父亲拒绝了。
（六）此案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