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喜欢“好听的声音”，尤喜吹埙。“埙文化的发展可有我的功劳呢，因为《废都》里有提到。”他自得得很。十几年前，还和一群朋友录了一个埙的专辑，他趴在地上，翻箱倒柜，一阵叮咣折腾，还是不知道到底在哪里压箱底儿了。
他不爱去大城市，今年元月去过北京发一个书画册子，只呆了一个晚上，就匆匆回来。他说自己去过上海，“还见过了棉棉和卫慧，棉棉比卫慧好些，也听过摇滚哩。崔健的歌，就很不错嘛——这个城里，和农村是很不一样啊……”
他不爱旅游，法国邀请他过去，他一直都不去。“怕累”，“不自在”，去外面演讲，也觉得压力大得很。虽然肝病好了，但是脑供血不足。从小身体就不好，他自嘲说，“没有倾国倾城的貌，却有多愁多病的身。”和几个熟人到乡下玩，和家里人呆着，看看石头，看看陶器，不觉得枯燥。
采访当晚，还有两个好朋友来找他打牌，一个研究《红楼梦》的医生，一个长着小胡子的画家。他介绍他的朋友：
两个神经病。众笑，以为然。在咖啡厅里，他点上烟，烟雾缭绕。他打牌甚是专心，赢了，笑逐颜开，输了，锁了眉头。
牌局终了，众人作鸟兽散。回头一看，贾平凹不知何时消失，仿佛滴水溶入大海，他匆匆回家，迅捷地，无声地，溶入西安无边的夜色中。格非：
平人的潇湘现实生活中，有许多的普通人，有着简单的欲望和喜怒哀乐，他们的生活虽然平庸，但是神圣不可侵犯，所以你根本没有理由，抱着说教的态度，让别人改变生活。事实上，你只能让生活本身来改变你。
格非： 平人的潇湘
格非，1964年8月生于江苏丹徒。1981年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并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6年发表处女作《追忆乌攸先生》，1987年发表成名作《迷舟》，从此以“叙述空缺”而闻名于“先锋作家”之中；而1988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褐色鸟群》更是被视为当代中国最玄奥的一篇小说，成为人们谈论先锋文学时引以为例的一部。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迷舟》、《青黄》、《戒指花》等，中篇小说《相遇》、《傻瓜的诗篇》、《不过是垃圾》等，长篇小说《边缘》、《欲望的旗帜》、《人面桃花》等。2004年发表的《人面桃花》获华语传媒杰出成就奖，鼎钧双年文学奖等奖项。作品被翻译成英、法、意、日等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
格非的写作坚韧、优雅而纯粹。他的小说曾深度参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革命，他的叙事研究也曾丰富中国小说的美学肌理。他的写作既有鲜明的现代精神，又承续着古典小说传统中的灿烂和斑斓。
回忆自己2003年在韩国做了什么，格非只记得两件事情： 一个是把课程应付过去，一个就是写作。
除了上课，他什么人都不见。许多韩国的教授约吃饭，他都不去。他们有些疑惑： 这个中国教授的架子未免太大了。
他只觉得时间太珍贵。
“父亲从楼上下来了。”2000年他写下《人面桃花》开篇第一句。格非一直在等待合适的契机，他有10年的心事，他对现代历史的迷恋和关心，使他要再写一个乌托邦。
韩国的那个古都雨很多，小镇十万人，和中国的江南相似。到了春天，那么多的雨。“那简直太漂亮了”，河流、山村、野渡，静默着。江苏丹徒人士，他喜欢雨。
“他们一般把课程安排到早上，有时到一点。我的写作时间是固定的，一般是下午两点开始写，写到晚上七八点。”
“我写作的时候很乖的。每天都如此。如果哪天不写，我就非常烦躁。写了三四个月，到了暑假，稿子基本写完。到了十月份又去韩国，继续修改。”
他喜欢手写。喜欢笔在纸上划过的感觉，“仿佛留下印记”，这样令他满足。
一个长篇要等待那么多年。岁月流逝，内心的东西不能让步，一点都不能。
作家格非，擅长隐现智者姿态，制造迷离梦幻的气息，却固执地相信那些普通人和小人物的心中，更有高妙之处。曾经在法国一个安静的教堂里呆着，当地的神甫请他来给农民们讲课，他踌躇着，讲些什么好呢？结果他讲巴尔扎克，讲普鲁斯特，他们都是了解的。他有些惊讶。他知道，所谓的凡夫走卒，乡间村民，原来都不可看轻。
教授格非。曾经在清华园里散步时遇到理工科的教授，问他道：“你研究什么呢？”格非胡编了一句： 我研究鲁迅。以为可以托大。不料教授说：
那还有什么好研究的，鲁迅的书不是都出版了吗？他愕然，啼笑皆非。
爱乐者格非。是最好最包容的听众，从巴赫、马勒、邓丽君到甲壳虫，甚至北京地下无名的摇滚乐队，他决不排斥任何一种发自内心的音乐。曾经写出12万字的音乐稿子，最终全部销毁。如此谈论音乐，完全是“煞风景”。已经写了那么多枯燥的论文，难道还要对音乐下手？他不忍心。
棋迷格非。以前喜欢马晓春九段，一心盼着他赢棋，可他赢得越来越少了。现在的电视转播，已不怎么看了。“那帮韩国人，瞎他妈打！”他认为马晓春才气、灵气是一个方面，好讥讽，腻腻歪歪的，有那么一点神秘感。格非已经下不过儿子了，“我儿子要是能够见到马晓春，那不崇拜得要趴到地上去了！”
父亲格非。谈起儿子来眉飞色舞。孩子的出生改变了他许多，他要讨这个小家伙的欢心。“我的儿子爱唱歌啊。有一次看歌剧演出，一个演员穿着晚礼服一样的演出服，亲了他一口，他那个激动啊！过了好几天，他才会跟我们说，那个姐姐亲我啦。哈哈。还有啊，他喜欢看《十面埋伏》，说里面的姐姐好好看，我们就逗他，是不是长着痦子的那个啊？其实他说的是章子怡。我们就从网上弄了好多章子怡的照片给他看，他真是看得呆了，高兴得不得了。”
先锋作家的最杰出代表之一。他声称自己天性保守，所以在大学里做教书匠，一做近二十年。他声音洪亮，语气顿挫，大笑起来旁若无人。长篇小说《人面桃花》刚刚出版，十年的一个心结得以了结，他心情舒畅。每天早上七点，他早起，到圆明园去散步。每天把儿子扛在肩膀上出去玩。
他生活平实，态度端正，“吃可以很简单，穿衣服我也很随意，绝对不会买车，不听盗版音乐。”他没有忘记那些高蹈的：
激情、责任、理想，乌托邦……他的口头语里经常有这样的词： 美好，漂亮。
告诉你一个写作的秘诀
吴虹飞： 在韩国，《人面桃花》的写作是否出现过中断或者障碍？
格非： 这个小说我想了多年，写的时候没有中断过。事实上，我一边写一边在考虑后两部写什么——《人面桃花》是第一部。
我在写作中找到一个非常有效的规律，多少年来一直都很管用。也是海明威讲过的，每天写到顺畅的时候，就要停笔。我觉得这是他教给我们作家最好的经验，也是写长篇的一个重要体会。我估计有经验的作家，比如马原，都有这样的感受：
写到感觉好写的时候，停下来。这样第二天，你的感觉会延续下去，一坐在那里，你就知道该写什么，你的信心可以得到不停的鼓励。如果你写不下去的时候才停下来就完了，可能一停就是十几天。格非：
吴虹飞： 《人面桃花》里出现了许多的“方志”，是不是都是你杜撰的？
格非：
当然是杜撰的啰。地方志一般都是文言。我读了不下三十部宋元以来的江浙方志，做了许多笔记。就连里面的许多古诗都是我自己写的。我给李陀看时，他还告诉我，里面的平仄不大对呢！我后来也懒得改这些韵了。胡诌嘛！吴虹飞：
您原来是想按照方志的体例来写小说，后来放弃了？
格非：
我酝酿了很久最后放弃了，心里还是觉得有点可惜。因为我觉得地方志的编排是十分合理的。比方说，开始写“地理”，这个地方的河流、山脉，文字精美；第二写“气候”，风花雨雪；接下来是“物产”，出产什么东西；接下来写“人物”，人物下还有“灾祥”，再下面有“杂传”。方志提供的是一个传统的构架，但我认为写作上还是现代主义的。方志的写作其实是有一定难度的，我将来有机会还是想尝试一下。
我很犹豫，我给清华大学的王中忱打了个电话。他劝我暂时放弃这个方志的想法。做一个更大的变化，正儿八经地讲故事，把冲突和紧张放到故事的内部去。我们在电话里谈了两个小时，最后我决定放弃原来的想法，重新写一个。人情之美
吴虹飞： 我觉得您的小说里的乌托邦气质没有改变，但在语言形态上，是不是发生了很多的改变？
格非：
我觉得没有过去写作那么死板了，也更加简洁了。我想在写作上更加简洁些，但还是不够简洁，写作时间还是有些短，有些地方还是应该推敲，所以还是有遗憾。吴虹飞：
比起1994年出版的《欲望的旗帜》，《人面桃花》还是有着许多的变化。原来的压抑、紧张、缓滞似乎少了，内核更柔和、舒缓，显出比较世俗、肉感的质地。您提到过中国传统文学里的“人情”之美，这些对您可有影响？
格非：
中国传统文学里讲到“人情”的地方，都是很美的。一个人坏，坏得有道理，就不讨人厌；一个人好，也是好得有道理在；一个人“色”，也是有他自己的道理。整个《红楼梦》就是一个“人情”，满纸生辉。看了《金瓶梅》，这种感觉更加深刻，里面的人写得好啊，妙得不得了。
《红楼梦》里，我挺喜欢薛蟠这个人，这个薛大呆子真的是太美啦。比方说他对贾宝玉说，我最近买了一些器物，上面有一个人的书画，这个画家叫“庚黄”。贾宝玉说，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了，就写了两个字。薛蟠看了便说，对对，就是这个“庚黄”。贾宝玉笑起来，原来他说的是“唐寅”。又讲到赵姨娘设计来陷害贾宝玉、王熙凤，王熙凤发了疯，见狗杀狗，见人杀人。于是大乱，薛蟠又要护着妹妹宝钗，又要护着母亲薛姨妈，以为这些都是贵妇，不可轻易让下人看了去，那时真是天下大乱。突然他看到了风流婉转的林黛玉——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于是“啪”的一声，就呆在那里了。这些描述都是漂亮之极。
我的小说不管怎么世俗化，但不是真的世俗化，因为我本人是很不喜欢世俗的。
《红楼梦》、《金瓶梅》并非现实性的作品，好就好在它有许多的想像在里面，另外还有着强烈的宗教、哲学的意图。吴虹飞：
小说里有一段清新的爱情，陆秀米和张季元。读到后来，秀米出狱，我总觉得沉默不语的秀米，她的世界、她的作为应该全是为着张季元这一个人来的。似乎是这个人，才让她如此苟且又如此勇敢地活着，担当着革命的、疯子才做的梦。
格非： 我很喜欢张季元这个角色。这个名字我自以为也取得不错。我也有些可惜让他这么早就死掉了。格非： 平人的潇湘〖〗７４－７５至少要有梦想
吴虹飞： 这部小说最初的动机是什么？
格非：
最初的动机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后来我看法兰克福学派，莫尔的乌托邦，孙中山的世界大同蓝图，你只要想去做这个桃花源，可能就会有问题。用阿多诺的话来说，产生了强制、暴力和集权。但现在这个社会又太功利了，必须要有反思，如果连梦想都没有了，其实也挺可怕。这也是我写这部小说最初的动机。吴虹飞：
您认为小说是对社会的一种矫正吗？
格非： 现代主义是我们过去发现的一个好办法，原来故事的讲法可以这样：
可以中断、重复、对位。我们过去更多的想的是题材、方法、形式和文体。现在我想的比较多的是人和社会的问题。现代主义的产生有很重要的社会背景，不去考虑社会背景而去学它，是很可笑的。
现在传统的文化已经很被人忽略。如果写出来，就构成了对现实生活的异质（我认为同质是垃圾），构成了反动和某种矫正。格非：
吴虹飞： 担心过自己的小说不被人理解吗？
格非：
我认可一种道德，一种理想的生活。我的小说你看懂了，是缘分；你不接受，我也不排斥。我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就可以了。要那么多人喜欢你做什么呢？
别人说我好我并不高兴的。如果是我看不上的人、很糟糕的人说我好，我心里很难过的。心里无人理解的痛苦，实际上也是一种快乐，敝帚自珍啊。我有足够自信来珍藏这些你觉得不好的东西，我不会因为你觉得它没价值就放弃。吴虹飞：
您经常会提到人为什么活着的焦虑，您内心的游移和焦虑是因为什么？您可有解决焦虑的方法？
格非：
什么样的人会焦虑？诚实的人，善于感受的人。没心没肺的人一定不会痛苦的。克尔凯郭尔说过一句话，上帝钟爱谁，上帝就会把他最优秀的仆人派到他的身边，像情人一样紧紧贴着他——这个仆人就叫“悲哀”。
我是一个悲观的人。我认为人的一生是不值得过的，可以随时死去，惟一值得过的，最美好的事情，是你要想做一件事情，彻底忘掉你的处境，来肯定它。要满怀激情做一件事情，生活才有意义，这绝对是生活最重要的真谛。这不是我讲的，是韦伯说的。假如你正在恋爱的话，你就不会感到虚度时光，你的生活就会充满了光彩，哪怕死去也不足惜。吴虹飞：
您认为的幸福是什么？
格非： 幸福是自觉地承担责任。吴虹飞： 那您承担了什么责任呢？
格非： 当然啦，我自觉地做了父亲，揽了一堆麻烦。不过，这个身份的确让我感到愉快。我爱自己的儿子。吴虹飞： 有过害怕被遗忘吗？
格非： 实际上我已经被人遗忘了。我知道自己从来没有被大众承认过。吴虹飞： 会不会感到孤独？
格非：
我认为在人群中的孤独是最孤独的，看起来很忙，左右逢源，其实内心没有亮光，没有个人的生活。但如果你说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孤独，落落不群，独来独往，那是自由啊，那可太美好啦（大笑）。我心目中最让我羡慕的是那些退休的人。我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