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八个中短篇小说，里面非自然死亡的人数高达28人。洪治纲列出来以后，我自己看了也是吓了一跳。
那四年的写作里，我的精神都快要崩溃了，我白天一写作就是杀人，到了晚上睡着后，全是自己被别人追杀的噩梦，常常从睡梦中吓醒，一身冷汗。到了1989年的年底，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在小说里杀人了。这个噩梦涉及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经历。当时梦中的我被五花大绑，听到有人在控诉我的罪行，然后就是那一声熟悉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话音刚落，一杆长枪就伸过来对准我的脑门“砰”地一枪。我被击倒在地，当时感到自己的脑袋被子弹打空了，梦里的我摇摇晃晃站起来，对着开枪的那个人破口大骂：“他妈的还没有到沙滩呢！”
然后吓醒了，浑身都是冷汗，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写杀人的故事了。我十五年没有写杀人的故事，好了伤疤忘了疼，2004年写《兄弟》时，又回到了那个令人不安的年代，宋凡平死于非命，还有孙伟和他的父亲。吴虹飞：
您如何看待中国当下的现实？您认为一个作家如何保持良心、洞察力和对社会的批判性？
余华：
如果一个作家只关心自己的创作，不关心社会，不关心自己所处的时代，不关心别人的生存，这样的作家不可能写出触及社会现实的作品。我兴趣广泛，对很多事情有好奇心，这样的好奇心会转化为一种感受，进而转为创作。
生活在今天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只要关心一下别人就会震撼自己。不只是关心自己认识的人，也要关心自己素不相识的人。我的经验告诉我，当我去关心别人的生活时，常常会发现自己的生活。吴虹飞：
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野心，就是做一个中国变化的描述者？
余华：
这不是野心，是愿望。我试图这样做了。但是，我的努力遭受了一些嘲笑，他们可能觉得不必这样，或者他们认为我没有这样的能力。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应该有这样的愿望和冲动，而且要长此下去。吴虹飞：
从您最近的生活经历来看，一个是相对安稳，另一个是接触的人少。您经常出国，您如何了解当下的中国现实？
余华：
什么叫生活？一方面是经历了，另一方面是感受到了，我认为后者更重要。我在国外的时间很少，出国一般都是一个礼拜，半个月，最近的一次久一点，去了美国七个月。
有些人昏昏沉沉地生活着，另一些人在生活中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前者就是经历再多也很少，后者就是经历很少也会多。这些年下来，我在其他行业里接触的人越来越多。有知识分子，当然以知识分子群体为主，我接触到的人都会给我提供他那里的信息。在家里时我上sina网看新闻，可以立体地了解中国每一天都在发生什么。吴虹飞：
您过去获悉信息的方式是什么呢？
余华：
我上小学时就喜欢看《参考消息》，上了初中高中以后，我有一个必修课，下课以后背着书包不是回家，而是站在大街上看大字报。那是“文革”时期，看大字报是为了知道我们海盐正在发生什么。还有一个必修课，就是站在我们县城邮局门外的报刊亭前，看《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和《浙江日报》，从头到尾看下来，这是为了知道我们中国正在发生什么。吴虹飞：
谈谈您的朋友圈子？
余华：
1980年代我接触的人不是文学编辑就是作家，到了1990年代接触到了其他行业的人，不再是文学界的了。到了2000年以后我越来越宽泛，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个群体，你接触了一个人，就会自然地接触到一个群体。我现在认识的朋友确实是越来越精英了，有趣的是，这些精英总是关注底层民众的生活，我和他们有着共同的兴趣。
吴虹飞： 您如此关注现实，而且很努力，那您有没有过自我反省？
余华：
1998年，我去意大利，他们让我上台去说话，只让我说一句话，我走上讲台时还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上了讲台后我突然脱口而出：“我们所有的人说过的话，包括逝去的人和健在的人，都没有我们经历的生活丰富。”
这两年我在写作《兄弟》时，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我有很多想写的，可我无法表达出来，因为它们进入不了我的故事。比如李光头的故事，我已经尽力去丰富了，但仍然还有很多东西无法加入到叙述系统之中。这还都是我了解的，我相信还有更多的浩如烟海的事情是我不知道的，这已经不是一个作家的局限，而是一个人的局限。吴虹飞：
您如何看待您自己在当下作家中的位置？
余华： 我受到过杰克？伦敦一句话的影响，他在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回信中说：
宁愿去读拜伦的一行诗，也不要去读一百本文学杂志。我的理解是，就是要把美好的青春，放在经典文学作品的阅读上。当我阅读这些名著的时候，有两个感受，一个就是激动，抑制不住的激动；另一个就是灰心，自己能够写到那么好吗？
在我之前，活着的或者死去的作家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学的森林，我给我自己的定位，就是在这个森林里面成为一棵树，我希望自己能够长得高一点。
这就是作家与作家之间的关系。虽然大家可能相互之间都看不起对方，那只是品种不同，如果有一个品种的树死了，就会引起水土流失，大家都会遭殃。作家增加10个，增加100个，不会给文学带来负面影响，相反只会让文学的森林更加茂盛；你要是一棵孤零零的树木，就很容易死亡。吴虹飞：
您认为您写作有进步吗？
余华：
对一个不到80岁的作家，过早地去说他，我觉得都是不太准确的。我觉得我写《兄弟》时进步了，可是有人说我退步了，就像当年我写《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时一样，我认为自己是在进步，可是有人说我在退步。吴虹飞：
谈谈您写作的收入？
余华：
去年是我收入最多的，出版社付给我大概100万元的版税，以前的几年都是靠旧作再版加印，差不多每年有20多万再版的版税。有了稳定的收入后，对我来说有助于写作。如果整天为了生计东奔西走，我就很难写作。吴虹飞：
那您现在还有什么爱好？
余华：
我现在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看NBA火箭队的比赛，看姚明的比赛，再上网看有关姚明的评论。我把妻子和儿子都发展成火箭的球迷了，我儿子三年前还写过一篇作文《全家都是姚明迷》。
三部标志性作品
吴虹飞： 从《活着》开始，您的写作方式变了，有没有您的妥协在里面？
余华： 我不认为是一种妥协。《活着》是我很重要的作品，此前的《在细雨中呼喊》是我创作的一个过渡：
语言还带着先锋文学的味道，但里面已经有活生生的人了。而在我1980年代的先锋小说里面，人物都是符号，叙述方式都大于我要处理的那个题材。
《活着》之所以是我的一个标志性的作品，在于它转换了我的叙述方式——必须要为题材和内容服务了。刚开始写时，语言方式和原来差不多，写了一两万字就写不下去了，我发现是叙述上出了问题。我就让福贵，一个老人自己来讲述自己的故事，一下子就找到感觉。由于福贵是一个没什么文化的农民，我只能让他说最朴素的话，于是就有了《兄弟》朴素的叙述。
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写到福贵把有庆的尸体埋在树下时，他妻子还不知道儿子已经死了，当他站起来时看到月光下的小路通向县城，我当时告诉自己一定要叙述福贵看到这条小路时的感受，因为前面写了很多有庆从这条小路跑向城里学校的情景。为了这一句描写，我的写作停止了好几天，就是找不到一个意象。后来终于找到了，就是盐的意象：
月光照在小路上，像是撒满了盐。吴虹飞： 您的小说貌似从先锋回到传统，在《兄弟》里面完成您的转换，您不断地改变，那么不变的又是什么？
余华： 我句子的结构很难改变。回顾自己的写作历史，有三部标志性的作品：
《十八岁出门远行》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叙述方式；《活着》让我明白了不同的题材应该有不同的叙述方式；《兄弟》让我有勇气正面去叙述了。吴虹飞：
您着迷于变化？
余华：
如果我不变化，我的小说到现在还是1980年代的叙述，题材也好，时代也好，都是虚无缥缈。像《世事如烟》这样的小说，你可以把它放到1940年代，也可以放到1980年代，没有明确的时间特征。到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以后有明确的时间跨度了，可是叙述中的时代只是作为背景。到了《兄弟》就不一样，时代不再是背景，是一个现场了，所以更加突出。吴虹飞：
您在处理这些复杂经验时会不会遇到困难？
余华： 不断地遇到困难，我觉得我在处理《兄弟》时，处理复杂经验的能力比在《许三观》时提高了——我只能和我自己比。吴虹飞：
想听听您是怎么看同时代的大作家的？比如您写福贵，他是农村的，贾平凹也写农村，你们的差异在哪里？
余华：
差异在于，我所处的农村环境和他所处的农村环境是不一样的。我生活在江南农村，那里的农村是郁郁葱葱的，而贾平凹来自黄土地，感觉是不一样的。当你面对的土地是黄色不是绿色时，唤起的情感也会不一样。
“文革”的刻骨影响
余华曾经被称作“中国残酷写作的代表人物”。在《兄弟》这部小说里，“文革”的残酷经历与温暖的家庭情感显然是交错进行的。无论是侧面影射，还是正面描写，余华似乎都没有逃脱“文革”对其心灵的影响。有人认为，余华早期的作品，关注了一个重要的黑暗现实，那就是暴力。余华一开始，就深入介入了这个“司空见惯、却又轻易被忽视和回避的历史现实”。
吴虹飞： “文革”对您的影响刻骨铭心吗？您的童年记忆很多都和暴力相关？
余华：
“文革”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很难用语言去概括。1967年，我七岁，印象很深刻的是在一次武斗中，造反派包围了一座楼，逐步往上推进，把被打得奄奄一息的人从五楼扔下来。
还有一个印象很深刻，我小学一年级的同学，他父亲是地主出身。前一天晚上还看到他拉着我同学的手笑嘻嘻地在说话，第二天就死了：
凌晨两点偷偷自杀。我小学二年级时，我的班主任和一个女老师很亲密地在聊天，我感觉他和女老师的关系是最好的。结果有一天上学，班主任带着窃喜的神色对我说：
那个女老师被抓了，她们家是地主。
那是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经历。我一直觉得，当丑恶被推向极端以后，美好也会上升到从未有过的高度。“文革”时虽然有些家庭成员之间反目成仇，可是更多的家庭空前团结，他们要保护自己，这也和中国传统的文化相关。
《兄弟》的上部，暴力成分很多，但家庭的温暖也有很突出的描写。我记得汪晖给我谈过一个他的看法，他说“文革”的时候是没有阶级的，但是天天讲阶级斗争；但是现在已经出现了两个以上的阶级了，却没有人再讲阶级斗争。吴虹飞：
您的家庭对您的影响呢？
余华：
我父亲非常幸运，“文革”刚开始时，几个造反派就把我父亲弄到乡下去。父亲是我们县里第一个会开阑尾炎的，结果我父亲被发配到乡下去以后，被弄到了公社卫生站，于是我父亲在那里做了无数个阑尾炎的手术。因为我父亲的病人都是农民，他们对我父亲非常友好。我和我哥哥经常坐轮船到乡下去看我父亲，虽然白天大街上充满了暴力，可是孩子（可以）到处乱跑，没有拐卖儿童的事，现在还有谁敢把孩子一个人放在街上自己走？吴虹飞：
看您早期的小说，会看到许多“鲜血”、“死亡”的意象。是不是和您父亲做外科手术有关系？
余华：
我就是在医院里面长大的。我和我哥哥经常在外面玩时，看到父亲做完手术后血淋淋地走出来，还看到护士把一桶桶血肉模糊的东西倒到池塘里。到了夏天那个池塘上全是苍蝇，像一张地毯。我长大后又做了五年牙医，血淋淋的东西我也看惯了。吴虹飞：
现在这个社会有什么东西您还看不惯呢？
余华：
看不惯的东西太多了，而且超过了我在“文革”时期看不惯的东西。由于我现在的位置，我看到了很多假惺惺的人，口蜜腹剑的人。腐败已经进入很多领域，几乎每个领域都有。这是没办法的了。
“我很难界定自己的政治倾向”
带着对现实的关注与焦灼，余华并未变成一个隐遁的“旁观者”，而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他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并没有高于时代，而是与时代平行。或许是因为理论有限，余华并不能担当思想者的角色，然而他对当下和现世的关心，依然热烈而诚恳。吴虹飞：
可以问您的政治立场吗？您是新左派？
余华：
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左派，或者是一个右派，在今天的中国很难区分这样的一个关系。而在韩国似乎有这样明确的区分，你刚才说的白教授（白元淡，韩国学者，曾翻译余华、王安忆等中国作家的作品），她是左翼的，她翻译了《活着》，我们关系很好。在韩国我也有一些偏右的作家朋友，比如李文烈，他是白教授不喜欢的人，但他是我的朋友。
我和汪晖是很好的朋友，他在很多时候被认为是新左派，我觉得他被误解了。我和他能成为朋友，那是因为我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点。
作家的政治倾向性我很难界定，作家写下一个人物，并不等于认同这个人物的全部言行。也许我们可以在某一部虚构作品的人物里区分出哪个是新左派，哪个是自由主义者，可是仍然不能以此界定这个作家的政治倾向，除非作家自己宣布是什么派的。中国好像还没有这样出来宣布的作家。在韩国有宣布自己是什么派的作家，韩国左翼和右翼的界限和中国是不一样的，其实每个国家都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你关不关心今天这个社会，关不关心今天的民众生活。
我性格里有一种非常认真的东西，在写作时假如有一句话我不满意，下一句话就写不出来，我没有办法应付自己。生活中我是眼睛里揉不进沙子的人。我的兴趣在社会底层的生活。我写了二十多年小说，写了二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