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开始形成一种特殊的现象：王明遥控指挥，博古坚决照办。
从此，王明、博古推行了比李立三更“左”的路线。
虽然他们的政敌一个一个地被整垮了，但他们总怀疑在党内，甚至在整个中国工农红军中都还有与他们过不去的人存在。
乱云飞渡的岁月（2）
下一个目标究竟是谁？
这就要看谁与他们有着不同的政见。话又说回来，如果王明和博古真有正确的政治路线，能够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他们这种做法在中国人看来也许还可以原谅。然而，他们根本就不能担此重任，只有一味地照搬苏联的经验，在打击不同意见者方面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才能”。
这对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乃至整个中国革命都是致命的。
中国不是苏联，中国有中国的情况，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必须走自己的路。
正因为如此，许多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积极地进行探索，他们之中表现最突出的是毛泽东。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创立了关于中国红色政权的理论。到1930年时，开始探索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这时的毛泽东，已经大声疾呼要反对本本主义，并写出了对中国革命产生深远影响的《反对本本主义》的文章，言辞之锋利，显示出他对教条主义的痛恨。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提出了一个不仅著名而且永恒的观点——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在这篇文章中还写道，“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毛泽东有如此见解，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原先受瞿秋白的影响，以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1917”，而他领导的秋收暴动的受挫，使他比别人更早地清醒过来了，于是他作出了“天才的选择”，带着秋收暴动的队伍上了井冈山，开始走自己的路，经过实践，他更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同时，他也感受到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一针见血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毛泽东的这番高见，自然触到了王明、博古“左”倾教条主义的痛处。毛泽东想纠正他们的教条主义，而王明、博古则采取排挤和打击的办法来对付毛泽东。
1931年11月，中央苏区召开第一次党代会，王明、博古派来了中央代表团，这就是著名的“三人团”。
在大会前开了一次苏区中央局的小会，毛泽东按中央代表团的要求，向他们汇报情况。
毛泽东报告了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胜利的经过，并谈了他对于目前局势的看法，以及一方面军的方针路线。可是，没等他讲完，这些代表就对他发起了攻击，给他扣上好几顶帽子：
富农路线。
狭隘的经验主义。
极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
……
面对野蛮无理的突然袭击，毛泽东发怒了，他不接受这些“布尔什维克”们给他戴上的帽子。
事实是，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却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主义”。王明、博古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毛泽东则主张“分配土地给一切人”，并采取“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办法进行调剂，无论是地主还是富农，只要不是罪大恶极，都要给他一点土地，因为他们毕竟还是人，要吃饭。就这样一个符合情理的主张，被定论为“富农路线”。毛泽东坚持红军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寻机灭敌，进攻中心城市必然招致失败，这更不能被王明、博古所容忍，被指责为“极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
谁是谁非，在后来的实践中已经得到验证。但此时，王明派的人根本不相信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他们也想不到毛泽东会有着正确的主张。
“你懂什么马列理论？”有人这样问他。
“简直就是一个乡巴佬！”有人这样骂。
即刻，他们解除了毛泽东主持会议的权力。
会议散了，那些咄咄逼人的中央代表虽然离去，但那种令人压抑的气氛仍弥漫在屋子里，久久不散。毛泽东一直坐在那里抽烟，他想不通啊！
不谴责胜利者是一条公理。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打退了蒋介石的三次“围剿”，不容易呀！不说把毛泽东当做英雄，最起码也应该认这个账。然而，这个时候，公理全没啦！
王明、博古等人，他们有他们的想法：不管你毛泽东打了多少胜仗，但你的主张与我们的不一致就不行。
在人类社会，杰出人物在开始时一般都是孤独的，政治上的杰出人物尤其如此。
1931年11月1日至5日的苏区第一次党代会，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红军的领导（1930年10月，中共中央在一次会议上决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余飞、袁炳辉、朱德和当地一人组成苏区中央局，周恩来为书记。因为周恩来一时难以离开中央，由项英代理书记，后由毛泽东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
但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影响毕竟还很大，怕惹出什么麻烦，临时中央便作出了看似重用的安排。
11月7日至20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会议选举毛泽东等63人为中央政府执委，接着在27日举行的执委第一次全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于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出现了一个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并存的又一个政府。
为了自然而体面地剥夺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权，又于11月25日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朱德、彭德怀、王稼祥、林彪、谭震林、叶剑英、周恩来、张国焘、毛泽东等15人组成。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不设总政委，这样就自然解除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领导职务。
乱云飞渡的岁月（3）
明眼人一看便知：给毛泽东的是一个空架子和一把空交椅。
胳膊拧不过大腿，毛泽东病了。
政治上的失落，对政治家而言，就好比走进了一个无尽的黑夜。毛泽东是一位有着远大抱负的伟大政治家，他心里装着的不是个人的沉沦，而是整个中国革命的成败。此时他有理寸步难行，并遭受到政治上的排挤，从而也更加重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忧虑。
这，能不使毛泽东生病嘛！
然而，严酷的现实却不管你是否生病，已摆在了毛泽东面前。
于是，毛泽东带着贺子珍以及警卫班13人到华东山去了。
华东山在瑞金东面二三十里处，这里风景优美，一片葱郁。山顶上有一座古庙，毛泽东就住在那古庙里。
从此，毛泽东便隐居在华东山，潜心读书和思考，他要看一看自己的马列主张与王明、博古的马列主张有什么不同。
毛泽东会在什么时候走出华东山？他在等待，历史也在等待。
周恩来第一次遇到麻烦
毛泽东隐退华东山之后，周恩来到达赤都——瑞金。
周恩来的到来，给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可以肯定，周恩来不同于毛泽东。由于他的出身，他在日本、法国、苏联的广泛的革命活动，使他在党内始终跟各个时期的领导人过从甚密。他一直参与党内的最高决策。
毛泽东个性很强，而且他的思想又都是成熟正确的。现在，他与王明、博古形成了对峙局面，周恩来又将如何来协调平衡？
当周恩来出现在毛泽东眼前的时候，毛泽东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周恩来，几寸长的胡须连接着那长长的头发，把周恩来弄得面目全非，因为他是从白区来瑞金的，不得不如此。
“周恩来同志，我真盼着你来呀！”毛泽东深情地望着这位“美髯公”，很希望周恩来能在自己和上海的博古及王明之间扮演合适的角色，因为周恩来一直是毛泽东所尊重的资深的党内领导人。
周恩来理解毛泽东此时的心情，也意识到自己这个角色很难当。难就难在王明等人蛮横无理，难在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难在眼下正确与错误的主张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检验。操之过急，可能适得其反；观望等待，可能使正确的主张失去张扬的时机。现在看来，无论这个角色如何难当，周恩来也要当下去，只有这样，才能在维护党的团结的同时，让正确的主张在实践中逐步凸现出来，并被全党普遍接受。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1932年1月9日，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作出《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军进攻中心城市。
曾经反李立三的人，现在又把李立三的那一套搬出来了。
这令人可笑而又不可理解。
其实，他们都是教条主义者，在对待苏联的经验上，他们都是照葫芦画瓢的好手。对待共产国际的指示，他们都是一切照办，唯命是从，没有自己的思想和主见，而且都好大喜功，企求在自己掌权期间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王明等人当初反李立三，目的是要把他整下台，自己上台，根本谈不上是什么政治上的分歧，原则上的不同。
而毛泽东则不同，他不曾想过自己要捞到什么政治资本，他是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的思维方法，来思考如何夺取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并遵循中国革命运动的规律来提出自己的主张。
那么，周恩来能协调、平衡毛泽东与王明、博古之间的政治分歧吗？
还有比较微妙的一点，就是现在的周恩来是毛泽东的上级。
这对周恩来而言，确实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很快，这个挑战就降临了。
为了贯彻临时中央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中革军委决定攻打赣州。他们等打下赣州，把工农兵政府搬进去，并向世界宣布，中国革命已取得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这个梦想十分美妙，可毛泽东坚决反对，也是唯一的一个反对者。周恩来当然也投了赞成票。没办法，毛泽东只好提议调当时在前线的将领彭德怀回来，商量此事。他企求用前线的事实来说服大家，周恩来同意了这一提议。
结果却出乎毛泽东的意料。
周恩来问彭德怀：可不可以打下赣州？
彭德怀说：赣州守军马昆旅估计有6000人，地方靖卫团2000人，共8000人，如有时间，蒋介石又不来增援，是可以打下的。
言语间，彭德怀愿意率部继续攻打赣州，并且很有信心。
于是，1932年2月上旬，红军开始了对赣州的围城攻坚，接连打了1个月零4天，仍然没有攻下赣州。后来蒋介石的援军赶到，守敌出击，红军伤亡惨重。彭德怀被迫撤围。
赣州久攻不下，周恩来在瑞金坐不住了，他知道，这是处在水与火的中间，红军战士在流血啊！
周恩来决定请毛泽东出山，他顾不得王明、博古对他此举的看法。
此时，靠边站的毛泽东住在华东山的破庙里，虽然身在山上，心却在山下，无论谁到庙里来，他都要仔细打听红军攻打赣州的情况，战况的发展使他越来越焦急，嘴唇都烧起了泡。
乱云飞渡的岁月（4）
3月初的一天，在彭德怀攻城最艰苦的时候，项英奉周恩来之命，带着他的警卫员，骑马直奔华东山。
“周恩来同志让我专门请你下山。”项英见毛泽东站在破庙门口等着他们，便催马扬鞭，快速赶到毛泽东面前，翻身下马，舍去了昔日的客套话，直述来意。
“是不是为打赣州的事？”毛泽东猜他们就是为这事而来。
“是的，打赣州很不顺利。周恩来请你赶往前线。”项英又补充道。
毛泽东没说什么，转身就去收拾文件，准备下山。
“润之，不能晚一天走吗？天要下雨了，别淋出毛病来。”贺子珍抬头望了一下天空，只见乌云翻滚，一场大雨行将倾泻而下，便跟着毛泽东转身进得屋里，柔声说道。
“红军需要我，区区几滴雨水，岂能挡住我的革命之路。”毛泽东朗声说道，仍不停地快速整理文件。
毛泽东冒着寒风冷雨，步行下山，赶到瑞金已是傍晚时分。
他往前线发了一份电报，就乘一只小船朝赣州方向驶去。
毛泽东的小船经过两天三夜的航行，在赣州东北的赣县江口靠岸。此时，败走赣州城的彭德怀部队，正集结江口。苏区中央局的首脑们，也集中在这里，等待毛泽东到来之后，对这次作战进行总结。这就是史称的“江口会议”。
主持这次会议的当然是周恩来。任弼时、项英、朱德、毛泽东、彭德怀、林彪、周以栗、陈毅、王稼祥、顾作霖参加了会议。
因为有了争论才开这次会，开会期间又少不了争论。
争论的焦点是下一步棋怎么走。
按照临时中央的指示，还得打大城市，争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
毛泽东又坚决反对。
毛泽东坚持打游击，打蒋介石力量薄弱的地方，先吃“豆腐”，后啃“骨头”。
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周恩来沉默了，最后宣布：“按临时中央的指示办。”
周恩来是自身有想打大城市的意思，还是怕触犯了临时中央？但无论如何，在是否还要打赣州的问题上，周恩来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而在是否还要攻打大城市的问题上，周恩来坚持按中央的指示办。由此可以看出，周恩来采取了在服从中央的前提下，尽量给予毛泽东以支持。他要维护党的团结，也只能这样做。
不过，有人却在毛泽东反对再打赣州这一点上大作文章。
3月17日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政治部训令》，就紧紧抓住了这一点。《训令》说：“如果认为这次攻打赣州是立三路线，那便是不了解夺取中心城市的意义……那便是以反对立三路线为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应该给这个右倾机会主义以致命的打击。”
这个“右倾机会主义”是谁？
毛泽东。
“致命的打击”降临毛泽东的头上。这不是他此次冒雨下山的预期，但他不会改变自己的初衷。
然而，王明、博古也不会改变初衷。虽然江口会议决定不打赣州，但要继续打大城市，他们确定的目标，就是要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向北发展创造苏区，争取江西的首先胜利。
周恩来又该怎么办呢？
江口会议之后，以朱德为主席的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将红军重新编为三个军团，即一、三、五军团，分三路向北进发。
周恩来安排毛泽东随林彪指挥的中路军行动。这时毛泽东的身份是政府主席，没有实际军职，只好叫“随军行动”。
这种安排，显然是周恩来的一番苦心，因为中路的红一军团，实际上就是原来的红一方面军的一部分，是毛泽东一手创建起来的，包括林彪在内，都是他的老部下。虽然此时毛泽东在军中没有职权，但都会听他的，这样对毛泽东会有利一些。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林彪当时才24岁，他会听毛泽东的话。这样，毛泽东实际上就成了红一军团的总指挥。
3月18日，在中路军沿赣江而上的途中，毛泽东一边走一边沉思，显得愁容满面。
“队伍不能再往北走了。”毛泽东急切地告诉林彪和当时的军团政委聂荣臻。
为什么？因为沿赣江向北没有多少发展的余地，国民党“剿共”的大本营就设在这里。如今向西发展，有赣江梗阻，大部队往返不方便。向南发展则必然会和国民党广东部队的主力顶牛。只有向东发展最有利。向东则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作依托，二来闽南尚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
毛泽东如此清楚地分析了向西、向北、向南的不利和向东的有利，林彪和聂荣臻拥护他的主张，觉得应该按毛泽东的意见办。于是，经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