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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莫支部这种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在学校引起了广大学生的不满，也引起了王明和米夫的不满。
1926年春天，米夫利用学生中的不满情绪，专门召开辩论会，挑起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辩论会持续了四天之久，许多党员学生对旅莫支部脱离实际的工作指导方针和官僚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评。
当然，按照米夫的想法，不只是辩论一番就了事，因而在辩论会后期，米夫把议题转向中山大学党组织归谁领导的问题。
航船驶进险滩（2）
在这个辩论会上，王明锋芒毕露，一马当先地斥责任卓宣，充分表现了他能言善辩的才能。不过，他不仅仅是要表现一下口才，而是要借此进一步向米夫靠近。他已经摸透了米夫的心思，知道米夫早已讨厌任卓宣了，早就想从任卓宣手中夺取中山大学党支部的领导权。于是王明提出了一个新的思想：中山大学党支部归联共莫斯科市中大所在区的区委领导。理由是共产党员不分国界。旅居别国的共产党员，理所当然地要归当地党组织领导。
王明的高论，深得米夫的称赞。
最后校方决定：旅莫支部解散，“中大”党组织归莫斯科市一个区委领导。
王明的这次表现，米夫记在心里，他将想方设法给王明一种回报。“中大”有一个学生组织，叫“学生公社”，相当于今天的学生会。1926年9月初在举行“学生公社”改造大会上，米夫将王明抬出来进行了一番吹捧，就这样，王明一跃成为“学生公社”的主席。其实，按今天所说的德才标准来衡量，王明根本轮不上。当时300多旅莫学生中，资历深的、威望高的大有人在，但王明善于揣摩米夫的心思，深得米夫赞赏，使他得到了“学生公社”主席的宝座，这个主席虽然是群众组织的头头，但却为王明与米夫建立特殊关系提供了更多的方便。
王明不满足，他觉得现在离米夫还是远了些，有些想说的话还说不上，因而他在继续寻找机会。
1927年1月，米夫以联共宣传家代表团团长的身份来华访问。米夫动身来华之际，亲自挑选了四个翻译，这其中就有王明，但贴身翻译却不是王明而是潘家辰，对此王明红眼了，不断在米夫面前拨弄是非，一会儿说潘家辰舍不得离开妻子，小家庭观念严重，一会儿说潘家辰翻译的水平不行，不配作贴身翻译。米夫经王明这么一拨弄，就把王明当作了贴身翻译。
就这样，米夫中国之行，王明跟随其左右，形影不离，感情日深。米夫在武汉期间，多次与陈独秀会面，并向陈独秀力荐王明，要陈独秀批准王明担当中共宣传方面的要职，但陈独秀见王明还是个没毕业的学生，不仅党内资历浅，且没有参加过实际斗争，因此没有点头，却又碍于情面，便让王明在宣传部当了个干事，不久又兼任宣传部的秘书。
6、7月间，国共两党开始分裂。国民党一些要员声言“礼送”共产党出境，冯玉祥公开支持蒋介石的“清共”。7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行径，撤出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时局异常险恶。王明见国内凶多吉少，加之对自己没有得到重用不满，便随米夫回到苏联。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想利用与米夫的特殊关系，达到个人的某种目的。
这种机会，在王明返回莫斯科之后果然出现了。
王明回到中山大学的时候，“中大”正陷入“教务派”与“党务派”之间激烈争斗的漩涡之中。
1927年春天，校长拉狄克因为参加了托洛茨基反对派被解除了职务，副校长米夫当时在中国，遂由教务长阿古尔代理校长。当时“中大”支部局书记为谢德尼可夫，谢与米夫关系甚好，米夫在去中国前，“中大”的一切工作都靠谢。那时阿古尔同米夫有矛盾，米夫为孤立阿古尔，同谢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阿古尔和米夫以及谢德尼可夫为争取中国学生的支持，都千方百计地拉拢学生。阿古尔依靠了在中国学生中最有影响的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尤其是俞秀松，为中共上海党组织的发起人之一。因为阿古尔是教务主任，负责学校的教务工作，故其依靠的学生为“教务派”。谢德尼可夫依靠的学生有张闻天、沈泽民等，因其是抓党务的，故称“党务派”。
这两派因在学校的许多问题上各执己见，情绪对立，争论不休，后来有些学生感到厌倦，便退出双方的争吵，由此形成了第三派。
就在双方争论得难解难分之际，王明同米夫一起回到了“中大”。
王明认真分析了“中大”的形势，但他并没有分析争论双方谁是谁非的问题，而是分析在这场争论中如何投米夫之所好。他思来想去，认为在米夫面前进一步得宠，就必须想方设法在这场争论中为米夫捞到好处。那么怎样才能为米夫捞到好处呢？
阿古尔是代理校长，他的这把交椅坐得不牢，而阿古尔同米夫的矛盾又颇深，因此，王明断定，这是替米夫扫除官场障碍，推倒阿古尔的极好时机。于是王明向米夫献计，要米夫拉拢住中间派力量，这样便抓住了大多数，从而搞垮阿古尔和教务派。
米夫采纳了王明的计策，结果很灵，阿古尔被撤职，离开了中山大学，米夫便登上了中山大学校长的宝座。
此后，王明在米夫的眼中已不是原来的王明，王明原来在米夫的眼中只不过是有点小聪明，善背马列主义词句的书生而已。如今，米夫在王明身上发现了新大陆，深感王明在政治斗争中手段灵活，有头脑。由此他又联想到共产国际在分析中共革命失败的原因时，苦于中共的领袖们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太低，因而需要培养马列主义水平高，且又能听共产国际话的领袖。王明这次一显身手，使米夫发现了王明是棵苗子，决定对王明下力培养。
航船驶进险滩（3）
不久，王明就当上了支部局的宣传干事。
米夫对王明的回报就到此为止了吗？不！
米夫推王明上台
米夫决意要为另一个国家的政党培养一个领袖。于是，他在王明身上使尽了浑身解数。
1929年3月，王明在米夫全力推荐下被安排回国，并以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名义给中共中央下达指示，要求中共中央重用王明。由于王明从校门到校门，没有实际的工作经验，中共只安排王明到上海沪西区委做宣传工作，后调沪东区委任宣传干事，兼作《红旗》报通讯员。
但此后王明时运欠佳，因为米夫毕竟远在莫斯科，鞭长莫及，帮不了多少忙。尤其是在李立三掌握中共实际权力时期，提出过不同意见，并因此受到了处分；1930年1月12日，王明被捕入狱，为了能出狱，他不惜暴露党的机关地址，又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时下，他正在利用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进行夺权而又感到势单力薄的时候，米夫适时地来了。
米夫到中国后，不是先见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而是首先见了王明。
王明见到米夫，就像见到了救星一般，又似乎受了多大的委屈，抱住米夫就伤心地哭起来，哽咽着向米夫诉说自己受到的种种“迫害”，可还没等米夫说几句安慰的话，他立刻擦干眼泪，强压着冲动的感情，挺直身板，示意米夫坐下。米夫有些疑惑地看着比自己小三岁的王明，他不知道这位年轻的东方人为何又一下子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其实，王明已经意识到自己在米夫面前有所失态，便立刻抑制住了自己的感情，转而以一个部下的身份，以一个有着深刻见解的中共党员，以一个中共未来领袖的身份，向米夫汇报近一个时期中共党内所发生的一切。王明的这一举动又一次征服了米夫，他觉得一个政治领袖首要的就是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即使受了多大的委屈，面临多么大的困难，也要表现得泰然自若。于是，米夫便悄悄地告诉王明，他此次来华的目的是赶瞿秋白下台，要王明做好掌权的准备。
米夫的这种承诺，对王明来说无疑像是注射了兴奋剂一样，几乎不能自已了。本来，米夫先来看他，就已经使他激动万分了，现在又让他做好掌权的准备，简直就像做梦一般。不过，王明并没有昏头，他知道自己现在该做什么，该怎么做。
王明安排米夫接见了罗章龙、徐锡根等反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的方方面面的人，这更使米夫进一步下定了要把王明推上台的决心。
米夫下定决心之后，他将采取什么办法把王明推上台呢？
米夫来到中国之后，迟迟没有见瞿秋白和周恩来，这种举动必有文章。
过了几天之后，他才同瞿秋白、周恩来晤面。可一见面，米夫就提出召开紧急会议。
实际上，瞿秋白已经知道米夫来华后先见了王明等人，一肚子不高兴，但也只是不高兴而已，米夫是共产国际的代表，谁能惹得起呢？！
当然，米夫的第一步不是要召开四中全会，而是要先给王明“摘帽子”。
12月16日，米夫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取消陈绍禹、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的处分问题的决议》。主要体现米夫主张的这个《决议》，在大树特树王明形象的同时，把大棒悬在了瞿秋白、周恩来的头上，如果不听话，那大棒便会毫不留情地抡下来。因而，在这次会议上，瞿秋白一再检讨，并同意公开向全党承认、检讨自己犯了“调和主义”的严重错误，因而米夫没把那大棒抡下来。周恩来也无可奈何，只好本着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的原则，同意米夫的主张。
在米夫的吹捧下，王明成了“国际路线的忠实代表，反李立三路线的英雄”。
12月25日，也就是米夫到中国后不到10天，王明就被提拔为江南省委（即江苏省委）书记，博古被提拔为团中央宣传部长。
江南省是国民政府的政治中心，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中共江南省委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省委，其党员的人数，所能领导的产业工人的人数皆为全国之首。米夫把年仅26岁的王明放在这里，有着他的良苦用心。
此时，三中全会的中央事实上已陷入瘫痪，无法继续开展工作了。但王明和罗章龙等并不就此罢休，更加乘势猛攻，大吵大嚷。罗章龙等坚决要撤换中央领导，并要求召开紧急会议。
1931年1月1日，罗章龙主持制定了《全总党团决议案》，要求“立即停止中央政治局的职权，由国际代表领导组织临时中央机关，速即召开紧急会议”；认为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均是不堪教育的”，向忠发、项英、关向应、邓中夏、贺昌、罗登贤等“亦须离开领导机关，施以严重的处罚”。
罗章龙如此起劲地反三中全会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领导，目的是为了扯起反立三路线的大旗，赢得共产国际及米夫的信任与器重，以便与王明平分秋色。然而，他想得太天真了。
也许就在罗章龙做美梦的时候，王明和米夫的屠刀就已经向他砍来了。
其实，王明与米夫看出了罗章龙的心思，已经开始左右开弓，一面继续猛烈攻击中央，一面又指责罗章龙等人为右派。
但米夫很快意识到，这样左右开弓扶王明上台，必然树敌过多，风险太大，必须尽快采取措施。于是，米夫想出了一个好主意，那就是改变召开紧急会议的主张，因为紧急会议是一种非正式的会议，议而不决的问题，可以再议，而王明本来是个有争议的人物，而且在党内没有什么威望，要扶他上台，只能一次议决，不可有第二次议决的机会。因此，他决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召开六届四中全会，通过党的全会将王明扶上中共最高领导的宝座。这样既合党规，又极易成功。
航船驶进险滩（4）
为了王明，米夫可谓绞尽脑汁。
米夫便把自己的这一决定告诉了王明。
王明望着米夫，半晌无语，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他今生今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飞黄腾达竟是借助了眼前这位来自北方异邦的“钦差大臣”，这真是命运的安排。
米夫从王明的眼神里窥视到了王明此时的心情，便说：“要搞个写作班子，把四中全会的决议准备好。”
米夫的话平息了王明内心的激动浪潮，思绪立刻揪住了于他不利的现实，抿了抿嘴，说：“写作的事好说，可我那些志同道合的人都不是中央委员和代表，不能参加会议，我们写了决议，万一通不过怎么办？”他沉思片刻，又吐出了一个忧虑，“我断定，在这个会议上，何孟雄、罗章龙一定会公然反对，瞿秋白么，虽然不敢公开反对，暗里也一定会使反劲儿。”
“你说该怎么办？”米夫问。
王明一向心中有谋，但此时却无谋可出，于是给米夫出了一道难题：“你要设法让我们这些人参加会议，并有选举权。再有，罗、何这些人的支持者，尽最大可能不让他们参加。”
米夫听王明这么一说，便陷入沉思，因为他知道这是违反组织原则的。
“会议时间不可开得过长，时间越长越麻烦。”王明补充道。
米夫瞧了一眼王明，把手一挥说：“就开一天的时间，目的么，一是通过决议，二是选你掌权。”
王明听了，连连点头称是。
如此这般，王明等人便改变了召开紧急会议的主张，要求召开四中全会，而罗章龙仍然要求召开紧急会议。
在这关键时刻，米夫出来讲话了。他说已报告共产国际，决定召开四中全会，而不是紧急会议，并由他起草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在这种情况下，瞿秋白、周恩来为了团结各方面反对过李立三的人来执行国际路线，在讨论四中全会补选中央委员名单时，提出了让何孟雄进中央委员会的建议，但被米夫拒绝。于是瞿、周两人都提出自己应退出政治局。
米夫看了一眼瞿秋白，他没有想到瞿秋白会这么自觉，他正在发愁怎样才能把瞿秋白整下台。但他的目光没有投到周恩来身上，他觉得周恩来提出这一要求，是受了瞿秋白的影响，并不是真心的。他看重周恩来没有政治野心，实际工作经验又很丰富，而王明等都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为了使王明能顺利地跨越过渡期，在中共首脑的位置上坐得更牢，就把周恩来留在了政治局。
此时，瞿秋白虽然下台了，但心里很坦然，他是自己要求下台的。最难受的要数罗章龙，他没有想到自己跟王明一路相互摇旗助威到今天，王明竟然同室操戈，置他于死地。他心想，你王明算老几，你砸我的碗，别怪我砸你的锅。于是，他开始酝酿成立第二中央，与王明抗衡。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面临着分裂的危险。
1931年1月7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关向应、罗登贤、贺昌、顾顺章、罗章龙、陈云等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共22人出席了会议。
会前，米夫着实忙碌了一阵，他一个一个地找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谈话，要他们选王明为中共首脑，并采取高压手段，强迫中共中央增加15名非中央委员参加会议。这15人是：王明、博古、沈泽民、夏曦、王稼祥、陈原道、何孟雄、韩连会、肖道德、袁乃祥、沈先定、许畏三、邱泮林、顾作霖、柯庆施。这些人并非都是与王明一伙的，如何孟雄，他是坚决反王明的，米夫之所以让他参加会议，是考虑到这15人如果清一色的都是王明派，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与会者的反对。罗章龙派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大都被拒绝在外，非参加不可的，米夫自有办法，那就是不事先打招呼，不告诉开什么会。因而有的代表在开会前的几十分钟才接到通知，有的代表走进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