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胡作非为。你我同甘共苦这么多年，难道你还不了解我吗？向前兄！”
“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徐向前终于开口了，“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嘛！”
张国焘哑口无言，倒也觉得徐向前说的有些道理，尤其是后一句话，却提醒了张国焘。他想，眼下新成立的“临时中央”还不能对外公开，以免引来敌人重兵。想到这里，他说：“向前兄，你的意见我理解，但在目前情况下，没有一个有威信的中央来领导，红军就可能从此走向彻底的失败。到那时，你我作为一个老党员，后悔已晚，与其那样，倒不如现在勇敢地站出来，团结在新的‘临时中央’的旗帜下，与毛泽东等人作斗争，把是非曲直搞清楚，统一思想，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和统一。”
徐向前听着张国焘的话，有些糊涂了，用充满疑问的目光扫了下张国焘，便不再言语。
张国焘以为徐向前的思想通了，便把话题扯到别处。
后来的历史证明，徐向前的那番话，在张国焘心目中是发挥了作用的。他所成立的“临时中央”一直没有对外公开，没有公开发表过什么宣言，但在党内却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对此，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得太轻松了一点：
我们不愿意老在内争问题上纠缠，因而并没有强化“临时中央”的组织和作用。它的存在似只是一个名义，它没有机构，没有选举出新的中央委员，也没有对旧的中央委员有所制裁。……而且，我们觉得不承认原有中央和建立“临时中央”，只是辨别是非、伸张正义的行为，并不是存心分裂，也避免个人权力之争。
张国焘如此写来，很明显是为自己当时的错误行径辩护。但也可以看出他当时“黄袍加身”以后，心里并不那么坦然。不过，徐向前当时并没有看出这一点。
只是后来有一件事使他看出了张国焘的心态。
一天，中央红军直接给徐向前和陈昌浩来电，告知在直罗镇打了胜仗的喜讯。徐向前拿上电报，兴冲冲地找到张国焘，说：“出个捷报吧！中央红军打了胜仗，对我们的部队是个鼓舞。”
张国焘冷淡地回答：“不要管他们，用不着出捷报。”
张国焘的这种心态，让徐向前很反感。他觉得这人对中央红军打了胜仗都要封锁消息，不让下面知道，可见他是害怕中央红军打胜仗。
其实，问题还不仅仅在这里。徐向前说中央红军打了胜仗，这使张国焘听着极不顺耳，如果徐向前说在张国焘的领导下，红军开始打胜仗了，你看他高不高兴？
从此以后，徐向前开始对张国焘进行重新审视。
但这仍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回荡在夹金山的哭声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张国焘也似乎没有忘记这句话。新的“临时中央”成立后，他跃升为“党中央主席”和“中革军委主席”，正跃跃欲试。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要一显身手给已经到达陕北保安的毛泽东等人看一看，他甚至想着要向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显示自己才应该是中共当之无愧的领袖。
10月下旬，张国焘统领的部队，兵分数路，以迅猛之势，第二次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攀援已遭敌人破坏的栈道，向宝兴、天全、芦山之敌发起猛攻。到11月中旬，天、芦、宝全部落入红军之手，几路大军已形成威逼成都之势。
在张国焘看来，只要攻下成都，控制了富饶的川西坝子，便可以使他立于不败之地了。
张国焘脸上一扫往日的愁容，篡夺党和红军大权的“成功”以及军事上一连串的胜利，使他陶醉在一种跨越凯旋门时的欢畅之中。
谁知好梦不长，毛泽东苦口婆心的劝告，未能使张国焘清醒过来，蒋介石却做到了这一点。
当时，不离张国焘半步的内卫排长何福圣，作为见证人回忆道：
挥泪问苍天（3）
11月中旬，红军攻下了雅安通往成都的必经之地，一个险要的隘口百丈关，继而向成都边缘的邛崃、大邑地区推进，成都已近在眼前。
19日，敌人以10旅重兵，集中向百丈关反扑，并抢修纵深配置的碉堡群进行封锁。23日，两军在百丈关展开恶战。第一天，我三十军、九军、三十一军就相继全部投入了战斗。战斗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红军战士冒着猛烈的炮火，在机关枪压制敌碉堡火力的一刹那，猛扑上去，以手榴弹消灭碉堡里的敌人。势不可当的红军像浪潮一样铺天盖地向前涌去，连续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越过百丈关，攻下了黑竹关。可是，就在敌人已经开始全面崩溃的时候，他们的增援部队，尾随中央红军入川的薛岳、周浑元两支纵队源源不断地赶到了。他们在江西曾长期和红军作战，武器装备和兵员素质远比川军为高，再加上敌人不断有飞机从成都轮番赶来助战，在我军阵地上狂扔炸弹。红军虽殊死抗击，坚持两昼夜后，终感不支。25日，张国焘仓促下令红军撤出战斗。
张国焘在懋功听毛泽东说蒋介石的飞机大炮厉害，他还当作畏敌情绪、逃跑主义来批判。如今，他不得不承认“这似乎证实了毛泽东所谓的‘敌人飞机大炮厉害’的话”。
何福圣还回忆道：
百丈关一役，虽歼敌上万，但我军的伤亡也不在敌人之下，使军队元气大伤。迫于无奈，张国焘只好放弃了那块看得见吃不着的肥肉——成都，退回到天、芦、宝一带山区里避战求存，暂作补充和休整。
而此时的蒋介石则是欣喜若狂，以为我军是江西红军和川北红军的全部，严令各路川军和嫡系薛岳、周浑元，以及随后赶到的李换冰纵队乘胜挺进，务必将中国工农红军彻底消灭在天、芦、宝一带。
薛岳志在邀功，第一个率部单骑突进。刚经百丈关苦战未及休整的我军被迫在天全跟薛岳激战，不敌。1936年2月15日，薛岳一鼓作气攻克了天全、芦山，16日，又打下了宝兴。
张国焘终于尝到他亲手培植的苦果了。那些胜利的捷报、雀跃的欢呼、成群的俘虏、堆积如山的战利品，似乎全都已经成了破碎的气球，而前后相距的时间，尚不到100天。
就在天、芦、宝被敌人占领后，红军开始执行张国焘制定的《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实际上，这是一场已遭重创的南下红军的全面大溃败。军事上连遭败绩的现实像沉重的磨盘一样压在每一个红军指战员的心里。他们没有权利获知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以及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分裂的真正原因，但是，他们目睹了经受了失败，而失败是任何谎言也掩饰不了的。
在夹金山脚下，1000多名弟兄被张国焘丢下了。
我一想到50多年前发生的这件事，眼泪就控制不住，当时的场面，真是太惨……太惨了。
这上千名伤员都是在百丈关、天全一带的战斗中负伤的。他们是最勇敢的红军战士。可是，红军现在却要硬着心肠将他们丢下了。他们肯定会在毫无抵抗能力的情况下全部落入残暴的敌人之手。
没有一个伤员的精神受得住如此沉重的打击！
没有一个不是伤员的红军战士不被这种惨烈的现实所震撼！
同时，所有受伤的未受伤的红军指战员也都明白：这是必然的选择。
当时的情况严峻到了极点，一方面，敌人的前卫部队正在和我军担任掩护的部队战斗，激烈的枪炮声已清晰可闻。我军只有翻越夹金山进入康定、道孚、炉霍地区才能摆脱强敌的追击。而高耸在眼前的夹金山，我们已经来回翻过两次了。此山海拔近5000米，山顶终年积雪。上山后冰天雪地，大雪纷飞，风暴夹着成团的雪花、沙石猛兽般向我们扑来，不少战士连人带物被暴风雪卷进了深涧，牺牲在这冰雪世界里。饥饿、寒冷、疲劳、疾病一起向我们袭来。在深及膝盖的雪地中行军，我们冻得肿胀的脚像穿了铁鞋似地沉重难受，每迈出一步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这样的艰难困苦，即便是身体强壮的战士也难以承受。把伤员抬上去，无异于将他们送进鬼门关，而且必然会有更多的红军战士陪着他们死去。
没有办法的事啊，这就是战争！
已经开始登山的红军战士不忍离去，回头注视着山脚下密密麻麻或躺或卧地上的一大片伤员，那是他们亲密无间的同志、生死与共的好战友啊！他们之间甚至有亲兄弟，亲父子。
我们的政治工作人员全都流着眼泪，百般安慰伤员，尽量让他们安心，如敌人有杀害虐待伤员的行为，他们要团结起来据理抗争。
这种安慰是唯一可取的行为，而安慰者和被安慰者全都明白，它又是完全没有用处的。
那一刻，所有的人都哭了……数万名军人的哭声惊天动地，震撼着冰雪覆盖的夹金山……那是我何福圣今生今世也永远忘不掉的场面！
其实，这种结局并非不在预料之中。张国焘南下的时候，中央一再警告他，南下没有出路，南下是死路一条。如今，不幸被言中。怪谁？
张国焘对自己太自信了，他相信自己的判断，相信自己的决策，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对历史走向的把握，是唯一可靠的，一切都会按他的意愿去发展。但他却万万没有想到他会泪洒百丈关。
挥泪问苍天（4）
但张国焘的自信并没有因此而冲垮，他认为这是毛泽东使出的“金蝉脱壳的诡计”，把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引到他这里所致。
现在，成都的大米没有吃上，只好到西康地区去吃青稞了。
忘却不了南下的红军（1）
自左右两路红军因张国焘的分裂而各奔南北之后，北上的红军总共只有1万多人马了，蒋介石已经集结了30多万军队在陕甘一带等着，孤军征战，不免令人又增加许多忧虑，弄不好真有可能遭到被敌人一网打尽的灭顶之灾。
一方面军官兵都在盼望着四方面军能尽早挥师北上，去寻找立足之地。每前进一步，他们都回头向南看一看。
那一束束期待的目光，穿过浩瀚的空间，投向南下的红四方面军官兵。他们兴许感觉到了这来自北方的期待目光的价值和意义，但眼下也无法回报这期待的目光，而只是在心里期待着有再次相会的那一天。
毛泽东的预言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率陕甘支队，于1935年9月17日突破天险腊子口后，便向大草滩推进，已经开始走出岷山山脉，标志着红一方面军已经摆脱了恶劣自然环境的威胁。
这一带是汉族较多的回汉族杂居地区。这里的群众听说过陕西红军专门给穷人办好事，但没有见过红军，今见一支红军到来，也就十分热情，纷纷把房子腾出来给红军住。
在大草滩稍作停留，红军便向哈达铺前进。到达哈达铺，红军才算真正走出了岷山山脉，走进了另一个天地。
那么，中央红军究竟到哪里去？以什么地方为落脚点？这是当时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其实，就在此时此刻，徐海东的红军与刘志丹的红军正在陕北握手拥抱。
但刚刚走出雪山草地的中央红军，几个月来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就连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已踏遍了大半个中国都不知道。正因为这样，也就无法确定到哪里去、在哪里落脚的问题。当时，毛泽东是准备打长期无后方的游击战争。谢觉哉曾经回忆道：
我在过了大雪山的时候，毛主席找我和徐老、林老、董老谈话说：看来咱们的部队是要长期无后方地打游击，你们年纪大了，在部队上长期搞下去，会把你们拖死的。到了甘肃以后，你们可以自找掩护关系，到白区去做党的地下工作，请予以考虑。
党中央之所以确定中央红军去陕北，并在那里落脚，这是因为在一张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一条令人兴奋的消息。谢觉哉这样谈到了当时的情况：
闯过了甘肃腊子口，过了大草滩，行军一天，到了哈达铺宿营，买东西拣到一张7月×日的《晋阳日报》，上载“陕北刘志丹匪部已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式红军五万余人，游击队、赤卫队和少先队20余万人，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的危险性。”过了哈达铺镇，我想好去兰州找关系的方案，准备离队，去请示毛主席。他也把《晋阳日报》的消息告诉我，并说：“看来刘志丹在陕北开辟了一块革命根据地，到了陕北再说吧。”于是，我们沿途避免打仗，减少战斗减员，昼夜兼程地往陕北赶。
那么，这张报纸是怎么来的？真是像谢觉哉讲的那样是捡来的吗？不是。
在攻克腊子口之后，一军团领导即向军团直属侦察连长梁兴初和指导员曹德连交代任务。
“你们连立即出发进到哈达铺，具体任务是侦察敌情，筹集粮食和物资。”左权参谋长指示道。
“甘肃是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回族居多，不搞打土豪斗争。你们要很好执行民族政策，要很好地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做好北上抗日的宣传工作。”聂荣臻政委嘱咐着。
“我补充一点”，毛泽东两手叉腰地说，“指导员你注意，给我找点‘精神食粮’来。国民党的报纸、杂志只要近期和比较近期的，各种都给搞几份来。”
接受任务后，侦察连的干部立即开会研究，确定分工，决定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梁兴初戴中校军衔，曹德连戴少校军衔，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哈达铺，受到了哈达铺镇长、国民党党部书记和保安队长的迎接。恰好，鲁大昌的一个少校副官刚从兰州回来，路经哈达铺，带着几个驮子的书籍、报纸、衣物等东西，也来拜会了。曹德连他们从副官的驮子里查获到一批近期的报纸，其中有一张报纸登载了徐海东率领红军和陕北刘志丹红军会合的消息，还有“匪区”略图等。他们如获至宝，当夜就把搜集到的报纸和敌少校副官秘密押回军团部。聂荣臻看了报纸后十分重视，立即派骑兵通信员把这些报纸送给了毛泽东。
“好了！好了！我们快到陕北根据地了。”毛泽东看了报纸后，满脸笑容的说道。
于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就研究决定去陕北苏区与陕北红军会师。
长征的目的地一旦确定，并且这个目的地已近在眼前，那就意味着长征已经胜利。
毛泽东看到了这一胜利。
9月22日，中央在哈达铺的一座关帝庙里召开全军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宣布：
同志们，今天是9月22日，再过几天是阳历10月，自从去年我们离开瑞金，过了于都河，至今快一年了。一年来，我们走了两万多里，打破了敌人无数次的追、堵、围、剿。尽管天上还有飞机，蒋介石连做梦也想消灭我们，但是我们过来了，过了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过了金沙江、雪山、草地，过了腊子口，现在坐在哈达铺的关帝庙里，安安逸逸地开会。这本身是个伟大的胜利！
忘却不了南下的红军（2）
此时，胜利者的毛泽东有满腹的委屈话要讲，他要领导红军抗日，有人偏不要他抗日。他说：
至于蒋介石，态度仍很顽固，他不顾当前的民族危机，一直不肯接受我党1933年1月17日提出的中国工农红军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军队共同抗日的主张，醉心于打内战，妄想再次用他的优势兵力，消灭他们认为“经过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红军。
……
国民党反动派把三四十万兵力部署在陕西、甘肃一带追堵我们，对红军北上抗日，不能不说是严重威胁。所以，北上抗日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
此时，毛泽东并没有忘记张国焘。他说：
张国焘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