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渡陈仓（6）
朱德在向张国焘介绍红一方面军一路过关夺隘、死里还生的历险经历之后，说道：“八年前南昌暴动我们在三河坝分手后，我带着的那班人马，在敌军的压力之下，逃亡甚多。最惨的时候只剩下28个人。后来逐渐好转，经过多年奋斗，才造成一方面军的局面，现在又与当年不相上下。但这次却保存了大部分的干部。现在是干部多士兵少，干部甚至降两级使用。因而一方面军虽只剩下一副骨架，却是极可珍贵。”
听了朱德这番掏心窝的介绍，张国焘突然问道：“玉阶兄，一方面军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究竟是何原因造成的？是中央的路线出了问题，还是苏维埃运动失去了前途？”
“中央的政治路线，遵义会议已经有了个说法，我的看法也在那个说法里面。眼下最要紧的是军事问题，也就是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应采取何种军事行动。这次有劳你远道而来，就是专门商量军事方面的事情。”朱德看出了张国焘的用意，便把他提出的话题撇开了。
“我不知一方面军还有多少人，装备状况如何，但就四方面军的情况而言，要谋个立足之地，还是不成问题的。”张国焘话中套话，两眼盯着朱德。
朱德见张国焘想了解一方面军的兵力和装备情况，也就一五一十地向他作了介绍。朱德这样做，也是出于一种维护团结的愿望，如果不把红一方面军的真实情况告诉他，一旦他自己了解到以后，反而使他产生疑心，不利于团结，更何况张国焘毕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现在会师了，要在一起共事，应该让他清楚一方面军的情况，不然怎么研究军事问题呢？
但张国焘从朱德口中得知红一方面军的情况后，他却走向朱德良好愿望的反面。
张国焘从朱德口中得到的并不多，红一方面军的情况就那样，一旦明了他反而觉得没什么价值。现在他最想了解的是中央存在什么分歧，这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因而他四处打听，找这个谈话找那个谈话，其中就有一些人向他谈了一些不该谈的话。聂荣臻回忆道：
在两个方面军会合以后，一方面军中也确有一些人从一种不正确的动机出发，歪曲地把红一方面军的情况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偷偷地告诉了张国焘，也使张国焘起了歹心。
当然，张国焘不仅了解到这些，尤其了解到了会理会议的情况，了解到那时林彪要毛泽东下台和彭德怀在会上受到毛泽东批评的详细情况，他由此断定一方面军内部不团结，并寻思着“挽救”中央的策略。
焦点时刻开始到来
在中国，一些政治问题、政治争论、政治斗争，都与地缘有一定的关系。这也许是地域广阔，拥有太多选择的缘故。从长征开始引起的争论，是红军向何地去的问题，到遵义会议的争论，也是红军向何地去的问题，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引起的争论依然是红军向何地去的问题。
这也不奇怪，因为地理环境是人类能否生存的基本条件，红军目前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到何地去才能生存下来，只有生存下来，才有可能谈其发展问题。
建立根据地，是红军生存的一种有效方式，在何处建立根据地才更有利于红军生存，这是一个亟待决定的问题。
张国焘来懋功与毛泽东会晤之前，中央就感觉到张国焘对军委决定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持有异议，因而才通知张国焘赴懋功开会解决。
6月26日，中央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会师后的战略方针，共商大计。
在这一带地方，举行大型活动，离不开喇嘛庙，前些天张国焘设宴款待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是在喇嘛庙，这次开会的地方又是一所两进院落的喇嘛庙。这座庙的四周有高高的围墙，第一道院落的大门外，有一道影壁。整个院落的房屋，均系木柱木板装嵌，开间很大。警卫部队驻第一进院落，会议则在第二进院落后面的屋子里举行。西征以来，中央已多次举行了类似的会议，坐在一起的都是熟悉的面孔。而今天则不同，虽然彼此都曾经相识，但因张国焘的参加，使与会者都感受到了几分陌生，因而整个会场的气氛就显得有些严肃而沉闷。
“同志们，”作为中共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主持这次会议，并拿着一份讲话提纲，“野战军同四方面军的会合，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胜利。这一会合，不但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大大加强了我们同敌人作战的力量，便于我们更大规模地消灭敌人。由于我们的会合，大大地提高了全体红军指战员与政治工作人员的战斗情绪、胜利的信心；使两大主力在过去长期革命战争中所取得的丰富经验，得到了相互的交换与总结；使过去在两个战线上分开的两主力，现在完全放到了党中央与军委的统一指挥之下。”
讲到此处，张闻天虽然有些激动，但他的目光仍然紧紧盯住那讲话提纲。看来，他对今天的会有着特殊的感受。不过，他并没有一丝的紧张，有板有眼地继续讲道：“这一会合虽是在松潘等县，地形不利于作战，物质给养上非常困难，但正是这一地区，使我们能够利用地形，箝制追击与进攻我们的敌人，使蒋介石刘湘一切阻止我们会合的企图归于失败，使野战军得到整理休息的机会，我们在川陕甘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就有可能实现这一战略方针。这就大大地缩短了我们野战军无后方的大规模的游击战，转到有后方的运动战的时间。
暗渡陈仓（7）
“红军主力不利于长久地停留在这一地区，在这一地区建立苏区根据地，显然也是不利的。因为这种不良的地形，使我们不能以大踏步的进退，去求得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这种地形，是便利于我们箝制敌人，但同时也便利于敌人封锁我们。给养的困难，在这一地区内是不容易解决的，并且在我们的西北与西南，则是广袤无际的青海草原与西康，很难成为我们后退的依托。
“现在，敌人正在使用全力，力图把我们封锁在这一地区。杨森、邓锡侯的部队，正在从南面建筑工事，逐步推进。东南，刘湘、孙震、李家钰等部队，正在完全封锁岷江以及威州到川北以南的地区。胡宗南指挥27个团的兵力，盘踞在平武松潘一线，而蒋介石的主力，也正在川军的后面集结待机。在我们的西面的西康与丹巴一线，刘文辉、李抱冰也集中了约15个团的兵力，防止我们向西康发展。综合起来判断，蒋介石封锁我们在这一地区内的企图，是十分明显不过的。”
张国焘听着张闻天的讲话，心想，过去一直认为张闻天是个书生，肚内马列主义的东西倒装了不少，但军事方面的事，知之甚少。今天，当着大家，竟大谈起军事战略方面的问题了，不简单！说明人都在变化。但他隐隐感到不快的是，张闻天明显不同意他对目前战略方针的看法，还影射了数日前他给中央电报里提出的问题。
张闻天并不知道张国焘此时此刻的感受，他只想立即结束自己的讲话：
“同志们，我们不能长久地停留在这一地区。今天请大家来，就是要好好地研究一下目前的战略方针，朝有利于野战军与四方面军的发展来考虑。下面，请总政委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军委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然后大家再讨论，发表意见。”
张闻天的这个开场白，是有所准备的。他在开会前两天，就认真分析研究了当前敌我双方的态势，为了解决会师后的战略方针，曾写下《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由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印发向部队宣传。这个开场白，基本上是那篇文章的前半部分。
张闻天讲完之后，周恩来开始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代表中央与军委回顾了一方面军离开中央苏区以来，战略方针几度变化之后，话锋一转，“四方面军决定西去懋功，再转到西康，一方面军决定到岷江东岸，两个方面军的战略方针是不同的，应在什么地方建立苏区呢？这是当前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周恩来一下端出来一个“怎么办”的问题。
在一个政治集团内部，一旦提出“怎么办”的问题，无论涉及什么，无论是简单还是复杂，都已成为严肃的政治。所有的政治主张都是在为着“怎么办”而产生和形成；所有的政治分歧也都在为着“怎么办”而发生和消除。
列宁，为着解决俄国革命“怎么办”的问题，就有了那篇著名的《怎么办》的论著。
中国共产党人，现在就面临着关于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怎么办”的问题，于是就有了不同的主张，也就有了分歧。周恩来在此不仅提出“怎么办”的问题，而且他还要回答“怎么办”，因此，他的语气变得越来越严肃：“建立苏区的条件，中央和军委认为应该是：第一，便于我们作战，现在一、四方面军会合了，建立根据地的地区应该比较大，以便于机动。松潘、理番、懋功地区虽然大，但多是狭路，敌人容易封锁我们，使我们不易反攻。敌人正企图在这些地方逼死我们。第二，群众条件，要人口较多，有利于红军本身的发展，便于我们做好扩红的工作。但是，松潘、理番、懋功、汶川、抚边一带，据我们初步调查，人口只有20万左右，其中少数民族还占多数。第三，经济条件，应是能解决军队供给的地方。而这一带粮食奇缺，牛羊有限，解决我们的穿衣都成问题，军事上的补充更困难。因此，在岷江两岸的懋、松、理地区，是不利于建立根据地的。长久陷在这里，没有前途。我们新的战略方针应是集中向北进攻，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
接着，周恩来进行了战略部署：“至于谈到战略行动问题，目前一、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向南发展不利，向东过岷江对我亦不利，因敌在东岸有130多个团；向西北是广大草原。现只有转向甘肃，向岷山山脉以北，背向西，争取这一地域。这里道路比较多，人口多，山少。在这些地方，我们可以开展运动战消灭敌人。可向陕西还击敌人，再向北行动，背向西发展，南可以以青海南部作依靠。四川方面，现有地区可以成为游击区。得到的地方，是否再扩大，到时再决定。我们现在反攻，是无后方的运动战，我们要勇猛果敢，巧妙机动，毫不迟疑地打击敌人，消灭蒋介石的主力，是我们的任务。现在，我们战略转移的具体要求是：第一，向松潘同胡宗南作战，向松北转移，行动要迅速。第二，要高度机动。现在敌人已先我部署，因此我们要高度机动，使敌人对我们的估计发生动摇，让他们的部署赶不上我们。我们不要被敌牵制，不要因此妨碍我们的机动。第三，要坚决统一意志。两个方面军部队大，要特别坚决的统一指挥，如遇困难，也要统一意志来克服。”
讲到这里，周恩来旗帜鲜明地说：“关于战争指挥问题，我想简单讲三点：一是应集中统一，指挥权要集中军委。二是为使作战更有力量，须组成左中右三个纵队。三是要实现战略计划，须有政治的保证，当前的一些困难，须从政治工作的加强来克服。”
暗渡陈仓（8）
周恩来的报告鲜明地回答了“怎么办”的问题，实际上这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共同主张，通过周恩来的口亮了出来。
那么，张国焘呢？他将怎样回答这个“怎么办”的问题？与会者都在等待张国焘讲些什么。张国焘也看出了这一点，因而周恩来的报告结束后，第一个发言的便是张国焘。他介绍四方面军撤离川陕苏区，西渡嘉陵江以来的情况后，讲道：“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恩来同志刚才已经谈得很多，本人同意政治局关于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决定。但是，目前接近我们的敌人主要是胡宗南与刘湘，其他都是配角。如果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向南，向成都方向进攻，这些敌人是不成问题的。向东发展，我们要受地势所限制；向西边发展，要越过茫茫草地，一片泽国。如果过冬没有帐篷，部队无法生存。现在松潘以北的情况，还没有调查清楚，估计胡宗南至少有15个到20个团的兵力牵制我们，我们也要集中20个团在松潘地区对付胡宗南，不然会吃亏。如果我们要向甘南发展，一定要打下胡宗南的几个团，才能站稳。两大主力红军会合以后，力量增强了，指挥统一了，经验增加了，但另一方面，敌人也不会让我们很容易占领大的区域。”
张国焘这番讲话，细细琢磨起来，也是很有味道的。他首先表示同意政治局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决定，但同时对两种战略方针进行了比较分析，表露了自己坚持的向南的战略方针。看来，他从茂县到懋功这段路没有白走，因为他发现这一带适合红军的生存，由此产生了南下的意图，并认为红军南下才是出路。
当然，从张国焘的语气来看，一切都好像还有商量的余地。
博古发言，赞同周恩来的报告，也就是赞成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是在博古发言后开腔的，他听出了张国焘的意图，因而他如此说道：“共产国际曾来电指示，要我们靠近外蒙古，现在根据我们的情况，也只有这样做。”毛泽东的意图很明确，那就是要用共产国际的指示来使张国焘放弃南下的意图。
“共产国际何时有这个指示？”张国焘当即发问。张闻天起而答复：在中央红军没有离开瑞金以前（约10月之前），共产国际在一个指示电报中，曾说到中国红军在不得已时可以靠近外蒙古。中央离开江西苏区后，即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现在无法通电报。
“西北只有宁夏是富庶的区域，防守那里的马鸿逵部，实力也比较薄弱。”毛泽东谈笑风生地说下去，“莫斯科既有这样的指示，虽然事隔多时，相信仍会从外蒙古方面来策应我们，那我们也不怕外蒙古与宁夏之间那片广大沙漠的阻隔了。”
“为什么我们要到宁夏去？”毛泽东自己问自己，接着自己答复说，“主要是蒋介石的飞机和大炮厉害，现在蒋介石得意，我们倒霉。他耀武扬威地找我们打，我们不中他的诡计，偏不和他打，我们不动声色地跑到宁夏，背靠着外蒙古，看他还有什么办法？我们的同志不肯老老实实的承认飞机大炮的厉害，现在我们只有变个戏法，也到外蒙古去弄点飞机大炮，来回敬蒋介石。如果没有飞机大炮，那就再不要说‘打倒蒋介石’这句话了。”
张国焘对毛泽东讲话中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的发音轻重，他都在品味，那味道如何，只有他自己知道。
但无论怎样，这次会议最后形成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内称：
（一）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二）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
（三）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于甘、青、宁、新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地向东发展。
（四）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上均不利于大部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
（五）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