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的“倒戈”
毛泽东告别了会昌，冒着酷暑，行程七八十里，风尘仆仆的赶到了瑞金，这时他才知道博古、李德已决定派红六军团西征，以求与贺龙、关向应的红三军（即原红二军团）会合。他们断定，如果此举成功，红军主力在无法守住中央苏区时，可以西征。毛泽东回来后，博古和李德并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倒是毛泽东主动向博古、李德提出建议，他说：“中央红军目前不应固守中央苏区，也不应该是逃跑，而应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但博古和李德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只赞成红六军团突围向湖南中部转移。
不久，中央所在地——沙洲坝突然遭到蒋介石军队的飞机轰炸，于是中央苏区党政军机关不得不迁往瑞金城以西19公里处的云石山。
然而，这一次搬家之后，却发生了人们没有想到的事情。
严格地说，云石山不能称其为山，因为这山高不足百米，步行几分钟便可到达山顶，平坦的山顶矗立着一座青瓦黄墙古寺，就叫“云山古寺”。
不知为什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及中央政府各部机关，都分别驻扎在云石山下的村庄里，唯独把山顶上的古寺分配给政府主席毛泽东和政府“总理”张闻天居住。他们两人却不是同时搬进来的，毛泽东和贺子珍迁进云山古寺时，张闻天正在“闽赣省”巡视，直到8月下旬，张闻天结束巡视后才搬入云山古寺。
毛泽东和张闻天住得这么近，他们的经历却大相径庭。一个出自山沟沟，没有走出过中国这块地盘，一个是几度越洋留学，到过日本、美国、苏联。虽然他们一个是政府主席，一个是政府“总理”，但彼此还不知能否合作。更何况张闻天曾起劲地批判过毛泽东，批判“罗明路线”，批判邓、毛、谢、古。博古让他来当这个“总理”，目的之一就是要从毛泽东手里夺取政府的权力。
毛泽东也深知博古派他来担任“总理”的意图，即使有话也不愿给他讲。
其实，张闻天也有他的苦楚，因为他与博古产生了裂痕。博古派他来政府任职，也是一种排挤。张闻天后来这样回忆道：
会议上，我同博古同志的公开冲突，是在关于广昌战斗的一次讨论。我批评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他批评我，说这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我当时批驳了他的这种污蔑，坚持了我的意见，结果大家不欢而散。其他到会同志，没有一个表示意见。
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博古开始排挤我。（六届）五中全会后，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的具体步骤。后来又把我派到闽赣做巡视工作（项英从闽赣巡视回来后），实际上要把我从中央政府再排挤出去，而把中央政府的领导交给别人。在我不在中央政府时期，博古等公开批评中央政府的文牍主义，在背后攻击我。直到快要出发长征以前，我才从闽赣回来。
我当时感觉到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
也许是张闻天当时已经看出他与毛泽东有同受排挤的相似处境，便主动向毛泽东靠拢。
怎么靠拢？
有一天傍晚，张闻天主动约毛泽东到古寺后面的一棵大樟树下聊天，两人谈起了文学。这是他们两人的共同爱好，这一谈而不可收，一直谈到深夜。谈来谈去，最后谈到了对人的认识，话到此处，张闻天终于向毛泽东倾诉了内心的苦闷，把对博古的不满一古脑儿地倒了出来。
魂断瑞金（2）
从此毛泽东开始改变对张闻天的看法。
奇怪的是，他们相处仅二十多天，并且在红军主力准备转移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却离开了这座古寺，离开了张闻天，离开了贺子珍，带着文书、卫生员、警卫员、伙夫、马夫，到于都去了。
毛泽东为什么在张闻天向他靠拢时，断然离他而去，并且把自己的夫人留在了云山古寺？
其实，这一切都是博古的安排。尽管毛泽东身体有病，但博古硬是派他去于都搞调查，毛泽东只好抱病前往。
毛泽东到了于都，在他的住处召开了两个座谈会以后，病情突然加重，发高烧到40℃。赣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立即给张闻天打电话：“毛主席病了！发高烧！赶紧派医生来！”
张闻天立即通知瑞金中央红色医院，并指派医院院长亲自去于都为毛泽东治病，后又天天打电话询问毛泽东的病情。就因为张闻天及时派去了医生，才使毛泽东的病情没有继续恶化，并很快有了好转。医生也说再晚一天就不好办了。
在这关键时刻，张闻天给予毛泽东如此真切的关怀，令毛泽东感动。
的确，毛泽东此时得了重病，太不是时候了，因为在他离开瑞金到于都的那些日子里，博古和李德作出了关系红军和中央苏区命运的重大决策。
这是一个什么决策呢？
甩出去的“黑名单”
经过几个月疟疾折磨的毛泽东，已不是原来那副模样了，深陷的双颊，高耸的颧骨，披肩的长发，令人不堪目睹。
其实，毛泽东不仅被疟疾折磨着，更折磨他的是革命根据地日益恶化的军事形势和红军的命运。原来有70个县的中央苏区，现在只剩下6个县。现在，中央红军只有“转移”这一条路了。然而，红军究竟向何处去才是生路一条？毛泽东为此忧心如焚，彻夜难眠。
有一天，毛泽东迎来了他病后第一轮也是唯一的一轮来探望的两个人——林彪和聂荣臻。他们是回总部接受任务后，顺道来到毛泽东住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看望老领导。
老部下的到来，使毛泽东脸上绽开了病后的第一次笑容，这是发自内心的笑。
“你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呀！这一段时间我这里是门可罗雀哟。”毛泽东开玩笑似地说道。
“我们今天才从福建前线回来，到总部接受了新的任务。”林彪听出了毛泽东的话中话，忙解释道。
“什么新任务？”毛泽东问。
“你应该知道，要作战略转移。”林彪似乎有点不理解。
“主席，我们要到啥子地方去？”聂荣臻操着浓浓的四川话，焦急的问。
毛泽东忧郁地说：“到命令你们去的地方去。”
连军团一级的首长都不知道红军要去向何处，看来这是一次极秘密的行动。这么大的行动，竟然连军团级首长都不知道，这咋行呢？毛泽东心里这样想着，不免有些担忧。
不行也就这样了，当时红军行动的决定权掌握在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手中。这种格局形成于1934年夏天，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最高三人团”，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执行。一个白种人成为黄种人一支军队的最高统帅，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先例。
当然，真正决定中共和红军命运的不是这次行动本身过于秘密，而是有的人将借此机会排除异己。这是毛泽东最为担心的事情。
历史总是出现这样的怪事：越担心的事情往往就越要发生。
这时，中共中央已决定在江西另设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央办事处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以便红军主力转移后，继续开展工作。由此引出了一个人员去留的问题，尤其是中高级干部的去留。当时谁都明白，跟随红军主力转移，虽然困难重重，而留下来则处境更为险恶。瑞金周围的几十万国民党大军不是拣红军破烂来的，它是一只张着血口的狼。
博古知道这一点。因此他规定，凡高级干部，谁去谁留由“三人团”决定，中级干部则由各部门提出名单，交由“三人团”批准。政府中留守的中级干部，便是由张闻天提出名单，呈报“三人团”批准。
其实，谁去谁留，在中共内部应该不成为一个问题，作为决策者，按工作需要安排，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愉快地服从组织安排就是了。但是，博古要借此机会把那些与他不是一条心的人甩出去，这就成为一个复杂的政治问题了。
留谁不留谁，正在极端秘密中进行选择。
首先要选的是留守的党政军领导人。留谁？博古翻开了高级干部名单。
第一个被留下的是项英，担任中央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他被留下，其背景颇为复杂。项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府副主席、中革军委副主席，具有党政军全面工作的经验，委任他为留守首脑，是恰当的人选之一。但从博古的需要来看，他不应当留下，他尽管因为是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派往中央苏区的代表而曾受到王明路线的排斥，不过当他在赣西见到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十月来信”后，很快就表示服从王明路线的领导，并受到赏识，最后在博古的提携下，成为中共的核心人物。在今后的日子里博古更需要他。
魂断瑞金（3）
最后，博古忍痛留下项英，也是有他的考虑，因为红军主力转移后，瑞金更需要项英，博古也需要项英忠心耿耿地来守住这个赤都。
项英对自己被留下来，没有更多的想法，表示坚决服从，愿意在危难之际当此重任，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博古是必须把他留下来的，这个人就是瞿秋白。尽管当时他被列入名单时，周恩来希望博古再郑重考虑一下，但博古坚持留下瞿秋白，理由是他正患肺病，不宜长途行军。周恩来心里明白，博古要借此机会，甩掉他不喜欢的瞿秋白。
那是1934年2月5日，瞿秋白在被毛泽东正式任命为教育人民委员后的第二天，拖着倦怠的身躯，经过漫长而艰辛的跋涉，来到了他日夜向往的瑞金。
这位红色领袖，自三年前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岗位之后，他的安全失去了保障，曾四次避难于鲁迅家中。尽管如此，他并没有放弃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使命，继续用手中锋利的笔，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鲁迅被他的这种精神所感动，写下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联句，表达他对瞿秋白的深情。虽然他得到了鲁迅的尊重，但王明、博古仍然没有停止对他的打击。1933年9月22日，中共临时中央作出了《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狄康，亦即瞿秋白），《决定》内称：“根据狄康同志最近在《斗争》上所发表的几篇文章，中央认为狄康同志犯了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在客观上，他是成了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中央认为各级党部对于狄康同志的机会主义错误，应在组织中开展无情的斗争……”
瞿秋白的到来，博古是不欢迎的，每天只给他一钱盐，这使他感到忧郁、苦闷，肺病加重，三天两头发高烧——他承受着政治和病魔的双重折磨。
现在，博古把他留下来，意图很明确。
瞿秋白那病弱的身体根本不适应游击战争环境，结果不幸落入蒋介石之手，但他没有向蒋介石屈服，更没有成为阶级敌人的应声虫，而是壮烈牺牲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
博古继续翻阅着他那神秘的名单，透过镜片的目光落在了刘伯坚这个名字上面。
刘伯坚是谁？就是那个给张闻天打电话，报告毛泽东病危的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如果不是他及时报告，那次毛泽东就去见马克思了。看来，他的这一人道主义行为，竟也引起了博古的不快。
博古拍了一下桌子，坚定地自言自语：“刘伯坚留下！”
刘伯坚曾在法国勤工俭学和到苏联学习过，中共曾派他任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总政治部部长，为北伐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曾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在策划宁都起义后，任中国工农红军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时下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
叶剑英长征路过于都时，刘伯坚迎接他，并为他饯行。两位战友对酒畅叙，诉说衷肠，心情非常沉痛。
“我留在赣南没有什么作用，还是跟着走吧！”刘伯坚泪流满面，哽咽着央求道，但叶剑英说了不算，不过他立即向博古反映了刘伯坚的这一要求，并正式把刘伯坚的要求向军委作了汇报，提议让他随队长征。但没有被批准，刘伯坚只得留在中央根据地，后来在于都突围时被俘。在狱中，刘伯坚不屈不挠，义正辞严地拒绝了敌人的劝降。在移囚时，他拖着沉重的脚镣，镇静自若，气宇轩昂地走过大街，写下了壮烈诗篇《带镣行》：
带镣长街行，
蹒跚复蹒跚。
市人争瞩目，
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
镣声何铿锵。
市人皆惊讶，
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
志气愈轩昂。
拼作阶下囚，
工农齐解放。
就在《中央日报》登出这首诗的当天，他倒在了刑场的血泊之中。叶剑英曾赋诗一首，怀念这位战友：
红军抗日事长征，
夜渡于都溅溅鸣。
梁上伯坚来击筑，
荆卿豪气渐离情。
博古继续翻着名单，不时地用手推一推那细细的圆圆的黑框眼镜。终于，他又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贺昌。
贺昌曾参加南昌起义，并担任过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党的五届和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曾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也是不小的官。
博古脑子一转，顺手拿起一支笔，在“贺昌”这个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博古为什么在这个名字上作如此明显的标记？其实很简单，意思是他必须留下，别人可以变动，他不可以变动。这是博古对他的信任吗？不是。
博古不会忘记，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贺昌因支持李立三犯了错误而被取消中央委员资格。现在博古要“重用”贺昌，并任命他为留守的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但这却成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个官衔。
留下的贺昌在突围时，身负重伤，敌人逐渐逼近，叫嚷着要捉活的。这时，他用枪膛里剩下的最后一颗子弹，举枪射向自己。
那么，当初挨整的“毛派”——邓、毛、谢、古这四个人，博古将作何种安排？按照他的想法，这四个人都得留下，但周恩来不同意这样做。博古考虑再三，觉得周恩来讲得有道理，如果他们四个人都留下，人们岂不要说我博某不能容人吗？
魂断瑞金（4）
在究竟留谁的问题上，令博古用尽了心思。他想，如果留邓小平，这等于把四个人都留下是一样的效果，更何况周恩来不一定能同意。突然间，他感到毛泽覃必须留下，因为毛泽覃是毛泽东的胞弟，把他留下，毛泽东肯定会有所反映。如果真是那样，便可以再给毛泽东一点颜色看看，让他再老实一些。
妙极了，博古一阵兴奋，接着把古柏也留下了。
1935年4月25日，毛泽覃带领游击队在翻越瑞金黄膳口的一座名叫红林的大山时，被敌人包围。在突围时，毛泽覃中弹牺牲。后来敌人从他的遗体衣袋里找出一张染着鲜血的毛泽东照片，照片背面有毛泽东题赠他的字，才知死者是毛泽东的胞弟。
古柏留下来担任闽粤赣红军游击纵队司令。1935年3月5日，由于叛徒的出卖，他和两个战友在广东龙川鸳鸯坑被一百多名敌军包围，从清晨坚持到中午，最终因弹尽，三人全部饮弹牺牲。
1937年秋，毛泽东接到古柏二兄古梅的信，为古柏挥毫题词：
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遗志，共达自由解放之目的。
博古把他认为该留下的都留下了，能留下的也都留下了，这样他就可以畅通无阻地贯彻他的意志了。
但历史却戏弄了他。
担架上的“阴谋”
博古把谁去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