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内最后的巷战非常惨烈，三面围过来的日军大肆屠杀。全城军民惊慌失措，都聚集在暂时没有敌人的北城。明军纷纷跨上坐骑，想从北门突破，可是北门关得太死，一时之间不好打开，后头的人已经挤了过来，当场有许多人丧命在马蹄之上。
好不容易北门开了，这些溃兵一涌出去，希望能逃得一条性命。在这时候，大雨停了，月亮重新从云里出现。这对于逃兵来说，绝对不是个好消息。早已埋伏好的日军借着月光一顿砍杀，一时间鲜血乱飞，惨叫四起。明军将领李新芳、蒋表、毛承先和朝鲜将领金敬老、吴应井等人都死于乱军之中。军民死伤更是不计其数。鲜血让日本人的兽性暴露得极其明显，他们根本没打算收容战俘，基本上逮着一个杀一个。
在混乱中，有五、六百人的联军冲破了北门的封锁，试图向山中逃去。谁料到岛津义弘已经算准了，率主力予以截杀，杀死了四百多人。
当时有一个叫金孝义的朝鲜军人，本来负责守南城，南城被突破以后他逃到北门，正好遭遇了埋伏。他急中生智，藏身在水田之中，这才得以幸免。他的供述，成为南原城攻防战的第一手细节，里面提及了大量日军攻城的手段，对于联军来说，弥足珍贵。
而此时的统帅杨元，正在西门奋战。
杨元对于这个结局，早有了预感。他凭借丰富的经验，知道敌人一定在北门埋伏了重兵，所以一开始就存了走西门的准备。日军的注意力此时全都在北门，西门反而防守薄弱，被他和亲兵们一下子冲到了城外。
在城外，日军已经挖好了数条壕沟，他们没有菱角、鹿角之类的专业阻骑设备，就找到许多木桩、丢弃的刀剑埋在壕沟里，用来阻截逃跑的骑兵。
但这难不倒杨元。他是辽东将领，骑术了得，随身牵着四、五匹训练有素的战马，随时换乘。这些马匹一听唿哨就散开，以避弓矢铁跑，再一唿哨就聚到一齐，十分灵活。到了壕沟之前，杨元先让一匹马跑过去，踏到利刃倒地，再鞭打着下一匹踩着前者尸体继续前进。
至于日军在远处用铁炮狙击，这也难不倒杨元。史书上说他“被甲腾换，有如易席，贼终不能害之。”不能不赞叹，一个人在逃生时迸发出了多么大的战斗力。
凭借着这种血腥马戏团式的方式，杨元很快就突破了封锁，逃出生天。他沿着大陆先逃到凤山，再绕到恩肆馆。一清点人数，跟在他身后不过一百十七人而已。而根据事后大明的统计，是役明军伤亡的准确数字是二千七百名，马匹损失三千四百匹——这一次，是货真价实的“仅以身免”了。
而此时陈愚衷到底在做什么？
南原先后派了两次求救信使抵达全州，第一次陈愚衷的回答是：“敌情难测，恐怕顾此失彼”，第二次又回答：“信地难离。”死活不肯发兵。等到他第三次听到消息的时候，日军已然攻陷南原。
陈愚衷此时慌了手脚，他再一打探，更是惊骇无极。
原来日军左路军在攻克南原以后，留下一部向南扫荡，其余主力一齐北向，和在黄石城的右路军呈钳形攻势，逼进全州。换句话说，陈愚衷即将面临的敌人，大约有十万之众。这个消息，让全州里的居民惊慌失措，纷纷出逃。守军本欲阻止，反而被这些急于活命的乱民冲散，拆毁了城门，一哄而散。
八月十七日，左路军前锋小西行长军至任实，右路军前锋加藤清正进入云峰。两路倭寇合兵一处，在八月十九日抵达全州城下。
陈愚衷二话没说，点齐了兵马就要撤退。当地朝鲜官员拉着他的缰绳，气得大叫：“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原来这位大将抵达全州以后，发现城里没粮食，粮食都藏在全州城外十里的山寨里。当时朝鲜军的战斗力太差，一遭遇日军就会溃散，所以守官干脆不把物资存在城中，省得便宜了日本人。陈愚衷抵达之后，强行命令把这些东西搬回城里，谁说也不听。现在好了，全便宜了日本人。
陈愚衷一路北遁，一直逃到公州，才跟前来接应的明军游击牛伯英碰上头，两人呆在公州不敢动弹，静等援军。
最后说说杨元和陈愚衷的结局。
杨元在南原突城逃出的时候身中两枪，刀伤数处，直接被人抬回了汉城。在汉城，朝鲜国王李昖搀着他的胳膊呜呜哭泣，说将军你为朝鲜辛苦了。朝鲜国王李昖对杨元一直很有好感，他还记得，在壬辰战争期间，辽东军将领对朝鲜人都不友善，只有杨元态度还算和蔼，经常居中调停。
可惜杨元伤势不轻，已经无力统军，很快便在朝鲜君臣的惜别声中被送回了国。他万万没料到，等待他的，却是一场灭顶之灾。朝廷宣布以“弃城脱逃”的罪名，给他下了大狱。
说实话，杨元真冤。
南原是一场惨败，但这场惨败的根源，是战略部署上的失误，主要责任要归咎于明军高层未能及时判明日军动向，导致让杨元的三千人要面对五万日军——这仗换谁来打，都是同样的结局。更何况杨元并未一开始就弃城而去，而是认认真硬抗了三天，给后续明军争取来了宝贵的时间。虽然他最终弃城而走，那也是血战之后的不得以。
真正该死的是陈愚衷。他第一条罪状罔顾南原战局不及时上报，导致明军反应迟缓；第二条罪状踟蹰不前，不主动策应杨元。虽然他的兵力也只有两千，但只要稍微在外围有所活动，日军必不会把全部压力加在南原；第三条罪状是毫无作为不战而逃，弃全州不说，还把大量物资留给敌人。
一个是败将，一个是逃将。一个是能力问题，一个是态度问题，谁更该死一目了然。
但明军对这两个人是如何处置的呢？
对陈愚衷的惩罚是，打一百军棍，免死充军。
对杨元，先是拿下，关了一年多，然后跟沈惟敬一齐处死。
这种厚此薄彼的处置，十分蹊跷。且不说杨、陈二人的功过清清楚楚，毋庸置疑，就算杨元对南原惨负全责，也不至于要判到弃市这么严重。要知道，同为辽东军背景的祖承训当初在平壤城打的那么惨，都没受多大惩罚。杨元在辽东军地位比祖承训要高得多，怎么判决却如此之重？
对这种不对等待遇，朝鲜人也觉得莫名其妙。他们认为“杨总兵血战孤城，兵单援绝，则南原之败，势所然也。陈游击愚衷，拥师全城，坐视不救，则其罪固大矣。愚衷尚保首领，则总兵先就极刑，人莫不惜之。”
杨元之死，我猜测可能有三点原因：
第一点是党争之祸。蔚山之战后，军前赞画丁应泰弹劾率先逃跑的杨镐“丧师党欺”，把他和麻贵、邢玠乃至身后的大学士张位、沈一贯等人连到一起要追究责任。在这种情况之下，杨镐和麻、邢等人必须要把责任往外分，摘出去一点是一点。所以我们查阅史料时能看到，南原之战在万历二十五年八月打完，一直到万历二十六五月，兵部才正式提出处置杨元。关于杨元的责任追究，都是在杨镐被弹之后才纷纷冒出头来。
这个切割责任的运动是很有效果的。我们看到，在战后议论功罪的时候，麻贵因为稷山、青山、岛山的功绩而“免议”，杨镐也因为单骑入汉城，得了个“功亦难泯”的考语，没受多大罪，没人追究他们南原惨败的责任，这帽子自然而然就得扣到了杨元的头上。
第二点是政治影响。对大明来说，南原失守比全州失守更加难堪。全州影响的不过是朝鲜三道战局，南原却波及到了整个大明沿海的防务。南原一失，全罗南部沿海不保。至此日军可以从全罗道直入黄海，袭扰天津、山东、浙江等处，航程大大缩短。
所以在得到南原失守的消息以后，北京大为震惊，立刻下令让沿海各地修备军务，调集水师陆营加强巡防，防备敌人跨越黄海打过来——差不多半个东亚都因为南原这座小城的失陷而骚动不安。可见南原失守在政治上的影响非常恶劣，必须得有人出来背这个责任。
弃城而逃的杨元毫无疑问是最好的人选，他是直接责任人。再说，南原明军实打实地损失了三千人，伤亡如此惨重，在朝鲜战场还是第一次。不管杨元有多少苦衷，于法于理，杀他都说得过去。
第三点原因，是没人帮他。
当年祖承训大败之后，李如松出面维护，最后朝廷只轻轻打了一下板子。杨元在辽东军的地位很高，这一次怎么辽东军不说话了呢？
杨元的身份很奇特，他的军籍属于辽东，跟许多辽东将领沾亲带故；可他又是京营出身，是宋应昌从北京带出来的。第一次援朝的时候杨元出任中协大将，实际上是李如松和宋应昌两大派系的一个平衡点。
我们能看到，李如松打下平壤以后，带着辽东将领往前跑，杨元也跟着去了，说明他与辽东系关系很好；但是到了坡州以后，李如松让他原地驻守，自己带着辽东嫡系继续赶往汉城，说明还是把他当外人。
南原战败的时候，宋应昌已去职，石星也已经失势。援朝三巨头里，麻贵是宣大系统出身，不会出言相保；邢玠、杨镐等人虽然跟辽东军关系不错，让做顺水人情可以，下死力捞人可是强人所难——何况他们还得指望杨元帮他们承担责任。
结果在这三点原因的相互作用下，杨元稀里糊涂地被下狱弃市，与他亲手抓获的沈惟敬同时问斩。沈惟敬这一手报复，总算是见到了效果。
时间回到万历二十一年，《平壤续志》里记载：平壤之战结束之后。为了感谢李如松及麾下健将的光复之功，朝鲜派了一名叫李臣钦的画手，要为石星、李如松、杨元、李如柏、张世爵五个人画像，置于武烈生祠中四时祭拜。
李臣钦前往明军军营，说明来意。明军将领都挺高兴，李如松头一个画，他摆了个威猛姿势，用手在下巴做捋髯状，提醒李臣钦说：“我这人胡子短，面相太和善了，不够威猛，你记得给我多加点虬髯上去。”李臣钦点头称好。
等轮到杨元坐过来的时候，李臣钦抬头一看，不由发一声赞。杨元天生一副络腮胡，胡髯从鼻下开始，一路斜上脸侧，直到耳后再折下来，绕一圈到下颌处止，两边都是如此，煞是好看。杨元的儿子恰好在侧，偷偷跟李臣钦说：“我爹这个面相，有人说是贵不可言，有人说是凶不可测，都不知道该听谁的好。”
南原之战后，朝鲜人想起这段事迹，都纷纷感叹说想不到这一部好胡须的征兆，居然应在了南原。朝鲜国王特意下旨，为杨元在平壤设了牌位祭祀，总算让这位辽东大将不至魂无所依。
第十四章 骑兵的胜利——稷山大捷
日军在八月二十五日占领了全州以后，死性不改，又搞了一次大规模的屠城。这一次屠城相当之惨烈，整个全州城为之一空，不逊于晋州大屠杀。
事实上，日军在丁酉之乱的表现，和以往大为不同。壬辰期间，他们好歹还会打起安民的旗号做做样子，这一次连样子都不做了，无论是左路军还是右路军，在全罗道的行军路上都是一路烧杀一路血痕，以至于联军都可以从村镇被焚的烟火来判断日军部队的动向。在各方史料中，“尽焚家舍”、“入山抄掠”、“屠戮村所”之类的记载比比皆是，被屠杀的军民，鼻子都会被割掉作为军功送回日本。日军随军的僧侣在日记里感慨，说整个全罗道简直变成了“赤国”。
这种残暴行径只说明一件事：无论秀吉是怎么做梦的，日军的将领和下层士兵们对朝鲜战争的前途早已经丧失了信心，他们不再考虑日后占领的问题，只是单纯地趁机会发泄兽欲，掠夺军功，为日后归国张本。
这是壬辰战争与丁酉再乱决定性的不同之处。一个是处心积虑地占领，甚至还有兴趣搞八道国割，建立统治秩序；一个则是彻底地丧心病狂，纯以破坏为目的。这个特点，就注定了日军的攻势不会持续太久。
闲话少提。且说日军占领全州以后，按照事先制订好的方略，让小西行长停止北进，转向全罗道沿海地区，彻底扫清朝鲜水师势力；其他日军则兵分两路，同时向京畿道和忠清道进军，务必在九月中旬前拿下汉城。
日本人杀气腾腾的攻势，让朝鲜君臣回忆起了壬辰战争中的惨剧。他们吓的手忙脚乱，打点行李又要往平壤跑。麻贵当时在汉城手里只有八千兵马，自度防守太难，也有弃守的打算。
杨镐当时在平壤筹粮，听到朝鲜人又要跑，当即快马加鞭，在九月三日单骑闯入汉城。李昖一听杨镐来了，不喜反惊，低着头嘟囔着说这兵荒马乱的，杨经理您跑汉城来多危险啊，万一有个闪失可怎么办，还不如回平壤呆着呢。李昖嘴上说的是杨镐，心里想的其实是自己安危。
杨镐到了汉城以后，先找到麻贵，批评他消极避战，还带来了邢玠的命令，要求明军不许从汉城后退半步。麻贵心里很火大，还有些委屈：不是他不争气，而是朝鲜人实在不配合。整个全罗道就靠明军撑着，朝军连影子都看不到，前头溃败的溃败，投敌的投敌，后头哭哭啼啼整天无心防守，光靠他手里头八千多人，这仗真没法打。
很快麻贵不委屈了，因为他发现有一个人比他还惨。杨镐给李昖带来一封来自邢玠的咨文，李昖打开一看，脸色登时变了。
在这封咨文里，邢玠一改从前客客气气的态度，把朝鲜君臣从上到下骂了一个狗血淋头，尤其是对李昖的小聪明骂的格外狠：“若自亲社稷，窜伏草莽，求缓须火，中国岂得代为尔戍？即当还师境上，自固定封疆，尔东西南北自在也。该国自计归着之地，务吐由衷，从实详答，勿持两端，误我军机”。
我们大明为你们浴血奋战，你们就这么配合的？再说逃跑的屁话，我们回国，你爱滚哪儿凉快滚哪儿凉快去！
可见杨镐申饬麻贵，不过是个铺垫，只是为邢玠痛斥李昖张本。这一篇咨文骂将下来，把堂堂朝鲜国王骂的无地自容，羞愤交加，捂着脸说：“予何以堪支？唯欲入地而已，55555555。”
一个大明官员在咨文里用这种口气骂外藩首脑，十分罕见。邢玠之所以敢这么说，一定是出自北京的授意。这个小细节表明，北京的万历皇帝对朝鲜如此无能的表现，也已经很不耐烦了。
李昖想通了这一点以后，不敢再提什么北逃的事儿，乖乖跟明军配合，打一场汉城保卫战。
此时在一线的明军，只有两万不到，汉城附近不过一万，多是宣大、保定蓟镇、延绥遵化的部队，李如梅、李芳春、祖继训等辽东军还在赶来的路上。面对日军的虎狼之师，联军只有先行固守，才好伺机反攻。
此时朝鲜军所谓的“精锐”都被甩在了庆尚道，留在汉城附近的只有数千人，算上平安、黄海两道的勤王部队，也没超过一万人。他们战斗力有限，麻贵不敢把他们派往前线，只能将其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交给李元翼，通过鸟岭靠近清州地区，保护汉城侧翼；另外一部分交给柳成龙，负责把守汉城附近关隘津口与汉江上游。说白了，就是干警察的活。
至于主战任务，还得靠明军自己。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这次的援朝明军总司令麻贵。
麻贵，字西泉，回族，大同人氏。麻贵的父亲和哥哥，都官至总兵，所以他和李如松一样，也是将门世家子弟，是明朝中晚期的重要军事将领。
事实上，当时的大同麻家多出将才，后人称其为“麻家军”，当时和辽东铁岭的李家，也就是李成梁一族齐名，有“东李西麻”之称。这一东一西两家，都擅长骑兵战，在与游牧民族的交战中也都屡屡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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