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最后的荣耀- 第28部分

石星怎么想不知道，其他官员一提起这个人，可都是面上无光，觉得自己“被代表”了。

而且沈惟敬从事的工作，在大明官员看来并不光彩。和谈这种事太丢人了，就算是为了拖延时间的假和谈，若公开出来也会被那些言官弹劾，惹出大麻烦。因此，沈惟敬的和谈行动只在一些高层官员中流传，下层官员与军官都未曾予闻。

当韩应寅一提这个名字，宋应昌就极其敏感地顶了回去，不允许他继续说下去。这些朝鲜人太多嘴了，他那时候一定在心里这样想。

朝鲜对沈惟敬的疑虑，一直到十二月八日才被从北京返回的郑昆寿消解。郑昆寿回到义州以后，把中朝关于出兵的争论以及决策全过程都讲给李昖听，李昖这才明白其中的曲折。郑昆寿还拿出了薛藩报告的抄本，摘出里面提及沈惟敬和谈的一段话：“游击沈惟敬奋不顾身，单骑通言，约五十日，缓其侵犯，以待我兵之至。然而我以此术愚彼，亦安知彼非以此术而愚我乎。”

沈惟敬可以不信，薛藩是朝鲜大恩人，却不能不信。

很快在辽东的韩应寅也传回消息，他在辽东找到了一个军方的重量级人物：右协大将，副总兵官张世爵。张世爵早听了这些人纠缠的恶名，也不啰嗦，直截了当告诉他：李如松总兵已经到辽东了，十五天内必然发兵。又说你们错怪沈惟敬了，我们是打算借和谈之名诱敌人出来，再聚而歼之。（《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至此李昖方才疑虑尽消。沈惟敬之前的种种古怪举动，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朝鲜人还安慰自己，沈游击不愿意告诉我们实情，那是怕我们泄露军情而已。（《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二月八日、十一日）

沈惟敬若是听见，肯定会叫起撞天屈。他早就把真实意图告诉过朝鲜人，谁让他们不听！

就在一切都看似烟消云散的时候，事情陡然起了变化。

十二月十三日，李昖与大臣们闲聊，说起沈惟敬，还在啧啧称赞沈惟敬的计策真是不错。正说间，韩应寅一脚踏进来，满头大汗，手里拿着一份文书。

李昖打开一看，有点懵了。这份文书是前天刚表扬完沈惟敬的张世爵发出来的，提请朝鲜方面注意，说沈惟敬已经被拘捕，让他们严密监视，不要让沈惟敬的随从进入平壤城。

李昖百思不得其解，这不是大明定下来的策略么，怎么现在又成了罪人了？

文书里提及到沈惟敬的罪名主要有三点：第一，泄露军情给倭寇；第二，沈惟敬带的都是江浙老乡，不带辽东人；第三，擅自与敌人议和，而且刚谈好条件，小西行长就撕毁条约，攻下了平壤附近的中和土城。（《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这三点罪名十分牵强。第一条罪名没有任何凭据，沈惟敬反倒带回不少倭寇的情报；第二条罪名莫须有，沈惟敬身边虽无辽东人跟随，但北京兵部明明派了随行娄国安；第三条更是欲加之罪，小西行长攻下中和土城的时候，沈惟敬甚至还没进入平壤，遑论和谈。

怎么原本还为沈惟敬辩诬的辽东诸将，突然之间翻脸比翻书还快了呢？

李昖不知道的是，此时在辽东境内，正在爆发一场极其突然的倒沈运动。

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柏找来朝鲜使者，深入追究沈惟敬的经济问题，仔细查问沈带入朝鲜的银两布匹究竟都花到哪里去了，是否有任何违纪行为。他还给朝鲜使者们偷偷给看了两道密信。这两封密信来自于石星和宋应昌《｜wＲsＨu。ＣoＭ》，里面的内容大同小异：沈惟敬与倭寇议和之事，是他自己胡来。大明专心一致讨伐，没有别的想法。

使者大惊，想把信的内容抄给国王看，却被李如柏拒绝了。

到了十二月十七日，大明的态度变得更加清晰。

李如松在辽阳明确指出：“沈惟敬那个老骗子，根本不值得信任，我从来没信过他半点。”据说，当沈惟敬去面见这位大名鼎鼎的提督时，被他吩咐左右绑起来，差点推出去直接砍头。（《明末纪事本末》）

值得玩味的是，同在辽阳的宋应昌当时正在生病，他把朝鲜使者召到病榻前，咬耳朵道：“沈惟敬干的那点事，是石尚书的主意，我是一点不知道。之前在广宁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过，若是日本人肯退还全部领土，和谈好说，只要有一寸土地未复，就不该让步。他回来以后，居然说愿意跟日本人划大同江而治，我一听就很生气，把他直接扣下了。”（《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十三、十七日）

在随后发给朝鲜的一封咨文里，宋应昌公然说：“如游击沈惟敬前至倭中扬言，‘将平壤与天朝，不与朝鲜’等语……断无此理。”（《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七）彻底坐实了沈惟敬的罪名。

几乎就在一瞬间，沈惟敬就沦为了人人喊打的阶下囚，从一个英勇的谈判代表变成了伤害中朝人民感情的大奸贼。

明眼人都看得出，这些高级官员们的集体变脸只意味着一件事：

卸磨杀驴。

与日本人谈判，终究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现在拖延时间的目的已经达到，那么关于和谈本身，变成了一个敏感的禁忌话题。如果这段交往被人翻出来，就算几个知情人说得清楚，也要惹上一身腥膻。尤其是朝鲜人三番五次地在辽东闹腾，反复问这些官员和谈的问题，难保哪句不对传到御史的耳朵里，作为秋后算账的证据。

大明绝对不会承认自己曾经有过谈判的意图，那么和谈需要被解释成是一种个人的违法行为，因此找出一个替罪羊来给朝鲜盟友交代，就显得顺理成章。

大明朝的官员们都是抱团的，擅自处理一个忠心耿耿的官员，会让整个官僚阶层寒心。不过处理沈惟敬，就完全没有这种压力，一个市井无赖而已，是士大夫最鄙视的那种垃圾，死就死吧，一点也不可惜。于是，沈惟敬与小西行长划大同江而治的约定，便从缓兵之计变成了一个现成的罪名。

石星从一开始找到沈惟敬，就抱定了这种打算，在必要时抛出这枚毫无身份的弃子，让他承担一切罪责。沈惟敬虽然是个大骗子，但他没有估到政治家们的冷酷和绝情。

在许多关于壬辰战争的论著里，研究者们认为沈惟敬在这一时期的议和活动，是大明朝廷主和派的表现，随着李如松入朝日期的临近，这种议和变得毫无必要，因此才夭折。事实上，沈惟敬的和谈行动从一开始便是为了拖延时间，他从未偏离过这个目标，而且大明官员也都心知肚明。

幸亏朝鲜人自己心里不踏实，一次又一次地去辽东询问，并把过程详细地记录在《李朝实录》里，这才让后世之人清楚地看到，一个谈判家是如何从英雄变成声名狼藉的汉奸。

沈惟敬本人的遭遇，比他的名声跌落得更惨。

他从平壤返回辽东以后，按照规矩去求见李如松。李如松为了壮军心，表明自己抗战到底的立场，故意排开了大阵，把所有的幕僚都叫了过来。沈惟敬上前把自己在平壤的经历说了一遍，李如松作势大怒，拍着桌子大骂他是个奸细、叛徒，喝令麾下士兵把他绑缚起来，推出去祭旗。

就在这生死存亡之际，一个人大喊：“刀下留人！”李如松回头一看，发现喊的人是他的幕僚李应试。李应试是利玛窦的亲传弟子，正宗的天主教徒，此时正在李如松帐下当谋主。

李如松有点纳闷，李应试跟沈惟敬并无交情，怎么会替他说话呢？李应试微微一笑，对李如松拊耳说了一句话：“籍惟敬绐倭封而阴袭之，奇计也”。

沈惟敬跟小西行长约定过，李如松会在万历二十一年正月前往平壤册封。李应试认为这是个好机会，可以让明军假装冒充册封队伍，趁日军失去警惕时赚开城门，平壤可一鼓而下。

李如松一听，捋髯赞同，命令暂时不要杀死沈惟敬，把他关到囚车里，随大军一起出发渡辽。

相信沈惟敬此时的心中，一定充满了劫后余生的后怕。在鬼门关转了一遭以后，沈惟敬彻底觉悟了，他意识到一个残酷的事实：自己作为一枚弃子，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他想活命，就必须不停地证明自己还有价值，不能停，停下来就会死。

在此后的一系列和谈中，沈惟敬做出了许多常人无法理解的诡异抉择，表现出许多常理无法解释的荒唐行为，让研究者们为之困惑。所有这些举动，都可以从这一刻的沈惟敬身上找到答案。

从现在开始，他必须想尽办法证明自己的存在还有价值，不然他就会死。

沈惟敬这个时候最羡慕的人，大概是那个在海上逍遥自在的程鹏起吧。

第十六章　我来了——李如松

大明抗日援朝的总司令李如松，是一名比祖承训更为纯粹的辽东军人。更是一代名将。

如果我们非要找个历史人物来做比喻的话，大概只有汉骠骑霍去病最合适了。李如松就是明朝的霍去病。

我们先来看家庭成分——这两人都是正宗高干子弟。霍去病背后有卫青和卫皇后，靠山硬，两位靠山的身份高到没法再高了。不过，李如松的背景比他更厉害。李如松的爹是万历第一名将、雄踞北方防线二十余年的李成梁，是大明朝的唯一和传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明朝上下几百年，活着就当上三公的武人，就只有他老人家独一份，所以李成梁是唯一，是传奇。至于皇后和大将军，哪一朝都有无数个，李成梁当然比卫青卫皇后更牛。

李成梁一共有九个儿子，这九人里出了五个总兵官和四个参将，一门九将，加上老爹李成梁，足足十大将，比传说中的杨家将还多两。李家门生故旧遍布军中，形成一股盘根错节的势力。李如松从小身边接触的兄弟、朋友、长辈，全是刀头舔血的边疆将领。从记事时起，他每天耳濡目染的，都是兵家戎事。中原的孩童们开始读书开蒙的时候，他已经学会提枪挎弓，跟随父亲出征；当其他年轻人握着毛笔参加乡试时，他已能够熟稔地割下敌人的首级，拴在马鞍上带回去请功。在这样一个军中世家长大，李如松压根没有想过其他发展道路，仿佛天生就是要来作军人的。

李如松的老师，也是一个传奇。这个传奇是传奇人物的传奇，因为此人经常出现于民间故事里，他的名字叫徐渭，字文长，是著名的才子，书画诗文都是历史上排得上号的人物。最离谱的是，他还是嘉靖年间抗倭名臣胡宗宪的幕僚，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平倭名军师。

显赫的身世与苛酷的成长环境，还有品质优良的贵族式教育，赋予了李如松鲜明的性格和极好的军事素养。而辽东军人的两大特点——勇猛与骄横——在李如松身上也都特别突出。

他作战极其悍勇，几乎每一战都身先士卒，而且在身边豢养了一大批悍不畏死的亲兵，斩将夺旗，所向无前。李将军的旌纛所在，往往就是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凭着这股天生的军人气质，他立下了不逊于其父亲的赫赫战功，让李氏一族的声威愈加煊赫。

李如松能耐大，脾气也不是一般地大，他担任过的每一任职位，都会留下与同僚发生激烈冲突的记录。他在北京提督京城巡捕时，被言官弹劾行止不法；在宣府担任总兵官的时候，跟巡抚许守谦频生龃龉，甚至还跟参政王学书大打出手。总之只要是有他在的地方，就会有层出不穷的麻烦。

这些优点和毛病，和霍去病全然一样，如出一辙。霍去病的战绩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只说毛病吧。飞将军李广的儿子李敢，是被霍去病在狩猎游戏时谋杀的，而且还是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原因是李敢得罪了他姐夫卫青，他要为姐夫出气。打仗的时候，士兵缺粮食没饭吃了，霍去病还要士兵帮他开辟球场好玩游戏，他吃不完的肉全部拿去倒掉也不会给士兵吃。诸如此类的贵族世家子毛病，他身上有一堆。

总结：这俩位高干子弟，脾气都相当不好，相当蛮横骄纵，都是惹麻烦高手，不过同时也都是军事高手，一时之名将，而且还都是打仗比脾气还猛，都是中国边境外敌的天生克星。最后，是两人都挺短命。

我一直觉得，这俩人其实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两兄弟。无非年龄差距大点，两千年。

宁夏之乱的平定，让李如松更加目空一切。宁夏围城数月，京中精锐、宣大名将、南兵苗兵轮番上阵，都无功而返，最后还是靠着他的计谋、战法，还有辽东兵的悍勇，这才攻破了城池。因此在他眼里，无论是京军还是南军，统统都是酒囊饭袋，辽东以外再无军人。要想打仗，那就得听他的。

带着未曾褪去的大胜光环，这位骄傲的将军在十二月八日抵达了辽东，并且毫无悬念地，马上就和经略宋应昌发生了冲突。

在大明官场，除开国那朝，之后的武将地位都天然低文官一头。武人出身的人，最高只能当到总兵，再上一级的总督、巡抚等职，都必须是由文官担任。李如松这时候的头衔，是“提督蓟辽保定山东等处防海御倭总兵官”，而宋应昌则是以兵部右侍郎的身份“经略蓟辽山东保定等处防海御倭军务”，等同于总督之职。两者地位高低，一目了然。

按照规矩，李如松谒见宋应昌时，应该先穿戴好盔甲，在门庭处叩个头，然后出门换身衣服再说话。说实话，这确实有点糟践人，可文官带兵是祖宗定的规矩，所以历代总兵——包括李成梁在内——甭管功勋多大，都不敢坏了这个规矩。（《明史李如松传》《万历野获编》提督军务条）

可到了李如松这，规矩就要改了一改了。李成松此时气焰正是最嚣时，我是平定了宁夏叛乱的大功臣，你来兵部才当了几天侍郎，让我给你叩头？没门！

李如松也是有理由的。我是总兵官不假，可官衔头两个字可是提督啊。“提督”和“经略”级别相同，我俩就是同事关系，谁也不用给谁叩。李如松这话也不假，大明从前是不给武官加提督衔的，他是破天荒头一个得享这种殊荣的。

总之这是一笔糊涂账，全看哪边比较硬气。

可说到比硬气，宋应昌这位嘉靖四十四年的二甲进士，又怎么比得过尸山血海里杀出来的李如松呢？

李如松抵达辽阳以后，穿了一身便装，大大咧咧地直接上门去拜见宋应昌，说话的时候，把屁股在椅子上稍微挪开一点，算是边将见督抚的礼数，给后者留了点面子。

李如松的意思很明白，别跟我扯有的没的，大爷不想低眉顺眼伺候你。

对他这种一上来就打了一通杀威棒的做法，宋应昌自然不会有好脸色，可战事当前，李如松又挟宁夏平叛之威而来，他也只能忍气吞声。见宋应昌服了软，李如松士气大涨，连带着对宋应昌手底下两名高参刘黄裳和袁黄也没什么好脸色。他在觐见朝鲜国王的时候，甚至说出了“那两位赞画，你不必信他们”的话（《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可见明军统帅和参谋部之间的矛盾有多深。

即使是在军队内部，李如松同样也不停地制造事端。

出身戚家军的吴惟忠，带着的三千浙兵在十一月便抵达了边境。应朝鲜人的强烈要求，吴惟忠在请示了宋应昌之后，于十二月十四日先期渡江，十九日抵达安州。这本是正常的军队调动，程序上也说得过去。可李如松听说以后，却拍着腿大骂吴惟忠无组织无纪律，要军法从事。

吴惟忠的浙兵属于戚继光系统，又是南兵，与辽东派系从来没尿到过一壶里。宋应昌曾经跟李如松提过，说浙兵常年抗倭，吴惟忠又是戚继光的手下，应当重视他们对付倭寇的手段。李如松连宋应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