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最后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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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最后的荣耀- 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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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真、暹罗两路援兵都因为各种原因夭折了,朝鲜人又开始不停地问了:大明什么时候出兵。

要大明出兵不难,只要能在朝堂之上把百官的意见统一,这事就好办。

石星在暹罗项目上被人骗了个跟头,但那是输在了对海外情况不熟,对于自己熟悉的领域,他可谓是老成谋算,布局缜密。

为了能促成廷议出兵,石星拟定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从沈惟敬和薛藩去朝鲜开始,便已开始部署,等到郑昆寿九月十九日抵达北京后,石星意识到时机已经成熟了,可以出手了。

郑昆寿一到北京,四处哭衙。他的这一行动非常有成效,俗话说,人心都是肉长的,郑昆寿的这种举动,很快就博得了很多朝臣的同情,效果卓著。反对出兵朝鲜的舆论,就在这声声哭泣中逐渐降低了调门儿。那种“朝鲜是外邦,死活不必理会”的言论,再没人好意思提了,反对者们都改口强调朝鲜敌情未明,不可轻举妄动——这是一大进步,至少从道义上他们不再阻挠出兵。

石星此时已接到沈、薛二人的报告,他在九月二十八日召见郑昆寿,除了给他介绍暹罗使臣以外,还进行了一次深入谈话,统一思想,最后一次摸摸朝鲜的底。

到了十月二日,石星提请廷议讨论援助朝鲜问题,这照例遭到反对。但石星的提议,并未完全被驳回,此前一直未获通过的火器援助,终于被一致通过。

这是石星的一次投石问路,他从决议结果看到,反对派的意志已经不那么坚定,可以予以重重一击。

于是,到了十月五日,石星再次上奏,要求阁部九卿科道集体来一次廷议。奏本里除了援助朝鲜的老生常谈以外,还加了两句话,一句是他自愿前往辽东居中策划,立下军令状,只要有一个倭寇进入国境便自受军法;第二句,是推荐辽东的地下君王——宁远伯李成梁一同前往剿倭。(《神宗实录》二十年十月五日)

这两个人选让朝廷炸了窝。大明朝还从来没有兵部尚书亲自带兵出征的先例;至于李成梁。他在前一年刚刚被弹劾罢官,朝廷一直希望他在辽东的影响力被削弱,恩养在京,现在提出起复,岂不是荒唐?

这两个人选,是一定不会被朝廷通过。石星这一手,玩的是拆屋开窗之计。我说开窗,你肯定不答应;但我要说拆屋子,你就允许我开窗了。

果然如石星所料,朝中大臣都被这个奏本里破釜沉舟的气势惊呆了,不知他哪里来的这份心气。石星趁机把郑昆寿的哭诉讲了一便,朝中大臣多少都知道这人的事迹,纷纷默然不语。反对者们看到在道义上已无法阻止,只能继续搬出“朝鲜敌情不明”的理由,说如果贸然前进,只会和祖承训一样遭遇失败。(《再造藩邦志》)

石星早等着这句话呢,他嘿嘿一笑,拿出一份报告给大家看。大家一看落款,薛藩。

这份报告是薛藩返回北京途中写成的,在壬辰战争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

它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阐述朝鲜对中国的战略意义,明确提出“夫辽镇京师之臂,而朝鲜者辽镇之藩篱也”,属于必救之地;第二部分则是讲述在朝日军与朝鲜军民的动静,指出日军嚣张跋扈,却立足未稳;朝鲜军民“彼国之人,莫不以恢復为念,誓不与此贼俱生。乘此人心,加以精兵,与彼夹攻,则倭奴必可计期勦灭”。正是发兵的好时机。

在第三部分,薛藩还根据朝鲜战场的经验,指出“北人善於御虏,南人善於御倭”,建议多多调派南兵入朝,并多造鸟铳、藤牌等装备,来应对日本人的铁炮战术。连如何对付日本著名的三段铁跑战术,他都提出了建议。

在石星的授意下,薛藩还特意表扬了沈惟敬两句,说他单身入敌营,争取来五十多天的缓冲期。

薛藩的报告详尽、缜密,极富说服力,折服了所有人。最顽固的反战者,此时也只能嘀咕两句“战争有风险,用兵须谨慎”之类的警句,再提不出任何有建设性的反对意见。

万历皇帝对这个结果大为高兴,下旨说老石你是个好样的。

石星确实是个好样的,他这一次先是激情攻势,又是理性辩白,数路并发,攻势绵绵不绝,于无声中便把反战者的舆论消解于无形,可谓是精彩至极。

他能够取得胜利,最关键还不在这些手段,而在于合乎上意。对朝鲜用兵,一开始就是万历皇帝提出的方针。他虽躲在宫内不与大臣们相见,却通过石星,逐次往朝鲜添兵,把中朝、日的对峙长期化,日常化。反战者们就象是温水里的青蛙,温度上升而不自知,等到石星最后法出雷霆一击时,他们发现大势早已悄然逆转,出兵朝鲜已是弓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大事既定,剩下的便是细微末节。兵部趁热打铁,在数日后上表提请出兵。这一次的调动规模空前,包括辽东军、浙兵、蓟州、保定、宣、大等地驻防军,加上已在鸭绿江两岸驻屯的九千人,总兵力达到了四万人(《神宗实录》二十年十月壬辰)。——这个计划数字虽然和后来实际动员的人数略有出入,但足见明军这次是动真格的了。

在这些部队当中,辽东军是精锐尽出;宣、大、蓟、保等地因为要防御蒙古人,派来的大多是当地团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浙兵,这支部队是戚继光的血脉,指挥官吴惟忠、骆尚志、王必迪等人都曾是戚继光的部属,拥有一整套对付倭寇的战术与装备。

这还只是先发部队,四川、山西、浙江义乌、东阳等地的军队,都在陆陆续续动员中。(《神宗实录》二十年十月壬辰、丁酉)

至于总指挥官的人选,石星在那封奏折里已经给出暗示了:李成梁——但是李成梁肯定不行,他身份敏感,何况年纪也大了,不宜出征,可是宁远伯的面子不能不给,那么朝廷只有一个选择:李成梁的长子李如松。

李如松此时正从宁夏战场带着无上的荣誉归来,征尘未洗。他来当这个指挥官,众望所归。

于是,李如松从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改成了提督蓟辽保定山东等处防海御倭总兵官。另外南京刑科给事中徐桓、福建道御史彭而珩等人还不失时机地举荐了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柏、李如梅、李如梧等人,也都在东征军中各有职务。其他人选如杨元、张世爵等人,都是南北一时名将。

但大明祖制是“以文驭武”,这种国家级的军事动员,必须要用一位文官来担任最高统帅。石星倒是想自己去,可于规矩不合,于是这个职位便落到了一直在辽东忙活的兵部右侍郎宋应昌身上。

宋应昌是会稽人,嘉靖四十四年二甲进士,在大明官员中学历只算是普通。他历任降州守、户科给事中、刑科给事中、礼部给事中、河南布政司参政、山东巡抚、江西布政司右布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理寺卿、工部右侍郎。这一长串履历相当热闹,六大部委干过四家,朝廷和地方都有过任职经历——可是惟独没有与军事相关的。

石星为何要选这么一个人呢?因为宋应昌这个人,是出了名的不务正业。他本职工作多是庶务民政,可他本人的兴趣爱好,却是打仗,没事就上书朝廷,对各地边境政策指手画脚,一个主意接着一个主意地出。象他在山东当巡抚的时候,老百姓生活水平没怎么改善,军备水平倒提高了一大截。

在壬辰年八月份的时候,朝廷名义上还没决定出兵,但万历皇帝授意石星可以开始作前期准备工作。石星希望这件事要低调、秘密地进行,因此负责人必须懂军事,擅于统筹,又不能有太强烈的军方背景,以免刺激到朝廷。

挑来挑去,石星想到了这个不务正业的军事狂。经过一番运作,石星在八月十三日把宋应昌从工部平调到了兵部,然后立刻把他派去了辽东准备。

宋应昌六月二十四日才刚刚从大理寺卿升任工部右侍郎,两个月都没到,居然又转到了兵部。这在万历朝,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要知道,当时万历皇帝正在消极怠工、变相罢工,以示对大臣们的抗议,多少职位因为他拒绝签字任命而常年空缺。从这个人事任命,我们就能觉察到石星背后万历皇帝的身影。若没有他大开方便之门,石星断然无法如此随心所欲地操纵人事。

宋应昌确实不负众望,他到辽东以后,采取了“先固己,再救人;先由近,再及远”的原则,开始有条不紊地整顿,修缮城墙道路,安排粮草调运,检查武器库存等等。在接下来的战争中,明军在辽东境内的补给与运输从来没出过任何差错,全赖这位“不务正业”的大人用心之故。

有鉴于他这份辛苦与功劳,等到朝廷决议一定,宋应昌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经略。

朝廷还为宋应昌下面设置了几个副手。沈惟敬是其中一个,他立了大功,被实授游击将军署都指挥佥事。另外还有两位副手,都是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巧合的是,两个人名字里都带一个“黄”字。

一位叫刘黄裳,除了毛笔字写的非常好以外,没什么特别的。而且这个人有点缺心眼,进入朝鲜觐见国王的时候,别人都是嘘寒问暖,他上来劈头就问国王的生辰八字,说要给起一卦,搞得李昖莫名惊诧。(《宣祖实录》二十六年一月三日)

但另外一位就不同了。

这位名字叫做袁黄,字坤仪,负责赞画军前兼智朝鲜兵政,也就是在前线给李如松担任参谋长。这位参谋长,乃是大明朝的一代奇人。

大明朝从来不缺天才,但是却很少看到袁黄这样的全才。袁黄兴趣广泛,涉猎广泛,偏偏脑子还特别好使,什么东西一拿起来就会,而且都是精通。几十年下来,他的简历里特长这一栏长得不象话:诗词歌赋、经史子集,天文学、历法、几何、算学、岐黄之术,甚至还弹得一手好琴。

在万历二十年,袁黄已经六十多岁了,但脑子一点都不糊涂。这四万大军的衣食住行、军器马匹、沿途驿站粮草配置,全都装在这个老头的脑袋里,分门别类,丝毫不乱。他还嫌这点东西不够费脑子,找来朝鲜地图和一堆战报,盘腿开始研究进军路线、情报分析和针对日军铁炮的战术策略。

袁黄是嘉善人,从小就目睹家乡被倭寇蹂躏的惨状,对于日本人丝毫没有好感而且也很熟悉。这次有机会亲手报仇,袁黄自然要全力以赴。一个天才要倾力出手,他的敌手显然是要倒大霉了。所以有他陪伴着李如松在前线,石星和宋应昌都放心得很。

这一文一武,可以算是万历一朝的最佳组合了。

整个大明,这个时候都开始活动起来,各类边境动员整饬的琐碎事务,充斥在这期间的明代史料里,大明为这场战争作到了什么地步呢?仅举一例:山东地方在十一月初上报,称泗水亟需疏浚,否则明年必成水患。工部回复说先等等,这会儿没空搭理你们,等明年春天打灭了倭寇,腾出手来再修。(《神宗实录》二十年十月庚申)

总之,大明这辆庞大的战车,终于在各方面的齐心协力之下,从开始的摇摇晃晃,发展为缓步向战场推进。这辆战车上集结了一朝之精英,准备一战定乾坤。许多人的命运,得以改变,并引发了一连串的蝴蝶效应。

其中最显著的效应,发生在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人身上。这个人叫杨应龙。

杨应龙是四川播州人,靠近贵州。家族世袭土司头衔,传到他这一代,已经是二十九代宣慰土司,在当地的势力根深蒂固。

杨应龙是个野心勃勃的家伙,他一直试图在播州这个小地方搞独立,对当地大明官员十分不屑。有人告他有谋反的意图,在朝廷引起了很大争议。四川官员认为要抚,贵州官员认为要剿,两边官司吵到北京,最后万历皇帝亲自拍板,让蜀黔两省联合调查。

万历二十年,杨应龙前往重庆接受勘问,结果一来二去,居然真查出来他有谋反事实。按照大明律,这是要杀头的——可就在这时,朝廷出兵朝鲜的决定传到了四川,川将刘铤奉命率领五千川军开赴前线。

杨应龙意识到这是个机会,立刻上书朝廷,表示自己愿意戴罪立功,带播州兵壮前往抗日前线,打小鬼子。朝廷正觉得兵力不足,这提议正中下怀,便把他放回播州整军。这一放,便是放虎归山,从此播州边境再无安宁。

杨应龙回去以后,不再理睬大明官员,反而纵兵攻打贵州、四川等地城镇。朝廷多次派兵围剿,都被击败,一直到万历二十八年,这场叛乱才被彻底平定。播州之乱,也因此与宁夏之乱、壬辰倭乱并称为万历三大征。

最后,在这一章的结尾,说一点题外话。

大明的出兵决策是万历皇帝的杰作,但兵部尚书石星于其中居功阙伟。如果没有他运筹帷幄,居中周旋,无论朝鲜派出多少使者,也是无济于事。他是朝鲜的大恩人。

朝鲜人对石星的这种义举感激涕零,他们决定要报答一下——用自己的方式。朝鲜人开始思考,石星为何却对朝鲜如此讲义气?他义助朝鲜的深层次心理动机是什么?

还是在那本叫做《壬辰录》的朝鲜小说里,是这么解释的:

话说在嘉靖年间,朝鲜派了使节前往北京出访,其中一位使团成员叫做洪彦顺,是个朝鲜大富豪。洪彦顺到了北京以后,闲来无事四处闲逛,在妓院无意中发现一位风尘女子,气度不凡,攀谈之下发现她居然是一位高官之女,因父亲失势而沦落青楼。洪彦顺豪爽地拍出重金,为她赎身。

作完好事以后,洪彦顺又碰到一个年轻的四川读书人,叫石星。这人垂头丧气,郁郁寡欢,一问原来是京科落榜,没钱回家。洪彦顺又大发善心,给了年轻人一千两银子,还把那位薛姑娘陪给他返回四川,鼓励他三年以后继续来考。

果然三年以后,石星得中状元,从此进入官场,平步青云。所以他对朝鲜人关怀备至,感激涕零,日后力排众议出兵朝鲜,正是他向洪彦顺的报恩云云。

不知道身为直隶东明人,而且在嘉靖已未科一次便中进士的石星看到朝鲜人这么编排自己,会是什么表情……

其实朝鲜人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他们对于自己的敌人,也喜欢用这种手法。

比如在一则朝鲜人笔记里,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话说在壬辰年八月,平壤城里有一位妓女,叫做桂月香,被倭将小西飞所宠爱。桂月香一边与小西飞虚以委蛇,一边暗暗把一名朝鲜勇士金景瑞带入城中。入夜之后,金景瑞上了风月楼,把小西飞的脑袋砍下来,和桂月香一起逃跑。桂月香体弱跑不动,于是金景瑞将其杀死,只带着城主脑袋离开平壤。从此桂月香被朝鲜人民尊为义妓,世代传颂。(《春坡堂日月录卷八》)

金景瑞确有其人,时任顺安的助防将。不过这个小西飞,历史上的身份却很成问题。

小西飞肯定不是小西行长,因为后者是死于关原之战后的京都六条河原。实际上,小西飞的真实身份,是小西行长的手下内藤如安,他因为被主君赐了苗字“小西”,又有飞驒守,喜欢自称为小西飞驒守。中、朝两国不谙日情,以为这是两个人,结果以讹传讹,内藤如安便成了小西飞和驒守藤两个人。

但问题是,内藤如安也没死,他后来还跟沈惟敬去了北京谈判,一直活到了关原后。

桂月香的故事,后来又发生了一回。这次的主角还是一位朝鲜女性,叫做朱论介。据传说,朱论介是庆尚道兵马节度使崔庆会的妻子,崔庆会在晋州会战中被加藤清正打败,被杀。朱论介怀着仇恨化妆成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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