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开始对红四方面军将领进行全面整肃，发生以时任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许世友为“主谋”的所谓“抗大反革命暴乱案”，数十名高级将领被公审判刑。手中无兵的张国焘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在批张斗争中，从既定逻辑出发，西路军败局，自然被判定为“国焘路线造成的恶果”，“国焘路线的牺牲品”。后在毛泽东的干预下，许世友被放出，但四方面军将领再未享受过和一方面军同级别将领相同的待遇。
失去了总指挥和总政委的西路军残部4000多人，由30军政委李先念率领，东奔西走，继续抗争，在陈云和滕代远的接应下，最终流落到了迪化，也就是现在的乌鲁木齐。陈云是参加过遵义会议的，但之后他就离开了红军去了上海，并从上海去了莫斯科汇报工作，这时被派回国，在迪化开展工作。37年底，在已经建立李先念率兵回到陕北，毛泽东给予其“将军不下马”的评价。
毛泽东在１９３６年１２月所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１９５１年出版的经毛泽东本人审定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针对这段文字的注释为：“一九三六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有了毛泽东定的调子，之后的40多年里，西路军就成了反对中央、反对毛泽东的代名词，流落四方的红四方面军老战士非但享受不到老红军的荣光，反而成为了他们反革命的证据。
但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毛泽东这段话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西路军的西征不光是奉了以他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而且是得到了斯大林的认可的，目的是打通和苏联的联系，当时苏联为红军准备的援助物资已经运到了中苏边界，就等着红军去拿了。
既然中央希望打通和苏联的联系，既然苏联已经准备好了援助物资，中央为什么不再派兵增援，去打通联系通道呢？马家军只不过是一支回民为主的地方武装，以红军丰富的战斗经验，只要有增援，不见得拿不下来啊，事实上徐向前统兵也干掉对手两万多呢。有人据此相信，西路军肯定没得到中央的指示，另有人认为，当初派兵西征，就是毛泽东打算借刀杀人，清除异己。两点，我都不认可，因为西路军得到中央指示的问题，因为有后来解密的来往电报和中央文件做物证，有当事人徐向前、李先念、陈云做人证，所以不应该再有怀疑。至于毛泽东借刀杀人，我丝毫不认为36年10月的毛泽东有这样的底气，当时总共才多少人啊，两万多人就不要了？
问题的根源，也许和1936年底的另一件大事有关——西安事变，这之后，中共在陕北的危机被解除了。
第三十六章 西安，历史从这里转向
中共从张学良那得到消息，蒋介石调集重兵30万，意欲将自己剿灭在陕北。冬天又来了，缺吃少穿的红军如何应付再次汹涌而来的敌人呢？投奔苏联几乎成了唯一可以选择的道路，西路军之所以出去的那么仓促，实在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啊。
可对于西路军是否可以打通和苏联的联系，恐怕谁心里也没底，万般无奈下，毛泽东和周恩来反复商量，决定两条腿走路，西路军你那努力打着，我们这边向国民政府求和，注意是求和，不是请降。为此毛泽东亲拟了《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注44】，大意就是咱们别打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你把已经逮捕的共产党人都放了，以后也不许破坏我们共产党的活动，作为交换，我们停止以武力推翻国民党政权的言论和行动，咱们共同努力，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国，实行普选国会，选上谁算谁，让人民说了算，你把打我的部队调去抗日前线，给我划定个区域，供给我军械、军服、军费、粮食与一切军用品，我也去和日本人打去。成立一个有中共参加的最高军事委员会，但我们承认国民党在这个机构中处于领导地位。和国民政府沟通的工作是由在上海进行地下工作的潘汉年来进行的，他首先到南京和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取得联系，这兄弟二人是民国开国元勋陈其美的侄子，深得蒋介石信赖。潘汉年向他们表达了中共与国民党和解的愿望，并通过他们向蒋介石进行的转达。
蒋介石此时兵锋所向，已成摧枯拉朽之势，岂能容许共产党和自己平等谈判，遂提出我只能收编你，给你三个师的番号，你师以上干部全部遣送出洋，其余干部量才录用。毛泽东意在求和，而蒋介石是想受降，二人立场不可调和，谈判根本无法进行下去。求和无望的中共中央，开始筹划新的作战计划，其实就是准备放弃陕北苏区，开始二次长征。现在大家看明白了，不论南下还是北上，都无必胜的把握，也无谁对谁错。当初张国焘和毛泽东二人电报往来，各说各的理时，已经将南下和北上的利弊都分析的很透彻了。只不过，张国焘比较倒霉，他没有遇到张学良。
张学良这个人还真挺有意思，不光和红军签订了互不侵犯的协议，还联合了西北军的17路军军长杨虎城，一起和红军停战。允许中共在西安设置电台，给红军送棉衣、送银元，和红军搞的火热。在中共内部电报往来中，会提到一个叫李毅的人，这是中共为张学良设置的代号。后来张学良在提到这段历史时说，他之所以不打红军，一是不愿意打内战，想打日本。另外就是通过和周恩来的接触，感觉这个人很好，他很欣赏，遂成为好友。毛泽东这时候准备再次长征，当然要和这个很够意思的老朋友打个招呼，11月30日，中共向张学良通报了准备撤退的信息，一是告别，二是让张学良、杨虎城有个准备，大家别误伤了。没想到张学良回话说，先不要跑，再坚持一两个月，西北将有较大变化。毛泽东不知道张学良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将信将疑命令部队坚守待变。
这个变化来的实在太快，仅仅过了12天，中共收到了张学良的电报：老子把蒋介石给抓起来了。这个消息令人振奋的不敢相信，到底发生了什么？
回地载万物
1。我对三次反围剿时，国军有30万兵力投入战斗表示怀疑。
2。即使当年3万对30万能赢，并不代表在陕北也能赢，首先说这不是一个有效的逻辑。其次，江西山高林密，陕北无险可守。江西有老百姓的支持，陕北根本没地打土豪。
3。红军求和是秘密的，摆姿态用的着秘密吗？
4。你要认为这两段电文，不能说明红军准备放弃陕北，那我也没办法。但你总不应该认为毛泽东及其领导的党中央那么的弱智，只有3万多兵力，还要分兵去打外围吧。
这个变化来的实在太快，仅仅过了12天，中共收到了张学良的电报：老子把蒋介石给抓起来了。这个消息令人振奋的不敢相信，到底发生了什么？
说来这事也简单，大家围剿红军，你东北军和17路军按兵不动，谁也不是傻子，能看不出来吗？12月4日，蒋介石只带少量随员空降西安，亲自督战。再此之前，张学良已屡次直言犯上，希望国共和解，共赴国难。蒋介石不这么认为，“攘外必先安内”，现在你3万红军被困于荒凉的陕北，我只须再努力一下，就可以彻底剿灭红军，实现国家一统，那时再集中国力与日本抗衡，岂不胜算更大。
12月8日，张学良、杨虎城再次进谏，遭到蒋介石断然拒绝。蒋介石是张学良的结义大哥，此时把大哥架子拉足了，劈头盖脸的骂了一通张学良，张学良此时才35岁，整天被人“骂不抵抗将军”本就一肚子气，国破家亡，任何一个有血性的军人也不能坐视不理，所以这次和蒋介石就吵吵开了，蒋介石也急了，最后告诉张学良，不要再说了，你今天就是把我毙了，我也不会改变主张。 而对于不太熟悉的杨虎城则委婉的多，告诉他，我们已经东西南三面合围，马鸿逵在北面用骑兵截击，可一举将红军逼到长城以北的荒漠地带，到那时，他们只有瓦解投降，别无他路，放心，这已经不需要多少时间了，彻底剿灭共产党后，我会抗日的。
第二天，是“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周年，学生们又上街了，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蒋介石命令张学良，必要时可以开枪。张学良一下就炸了，军人拿枪不去打日本，打什么学生啊。两个人又吵了一架。
12月11日晚，蒋介石晚宴张学良、杨虎城、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席间宣布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西北剿匪总司令是蒋介石，副总司令是张学良，张学良实际就是前敌总指挥，而现在蒋介石实际是宣布换将、换防，让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
当晚，张杨二人回去，就召开了军事会议，张学良宣布要兵谏蒋介石，12日凌晨蒋介石被抓了起来。
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著名的事件——西安事变，这是一个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事后的资料表明，这个大事是没有经过缜密计划的，至少在12月9日之前，张学良都没有考虑过要兵谏，结果游行学生和蒋介石两下一激，张学良大怒，然后蒋介石再用中央军来接管自己防区，明显是不信任自己了，年轻气盛的张学良一时冲动，竟然为风起云涌的近代百年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把蒋介石抓住后，张学良再次苦劝他停止剿共，蒋介石拒绝搭理张学良。说也是，蒋介石何许人也，你刀架脖子来劝我，我怎么可能答应你。与此同时，国际、国内舆论，几乎是一边倒的反对张、杨。
原来，自从北伐胜利后，特别是东北易帜后，近10年的时间，虽然爆发过如中原大战这样的内斗，但时间很短，波及面不大。国共之间的战争也打了10年，但属于偏远地区的局部战争，自红军开始长征后，更是哪荒凉哪人少往哪跑，因此，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大部分人民还是享受到了难得的和平与统一。中华民国在内忧外患中艰难起步，政治、经济、基建、文化、教育、社会政策、边疆民族政策、外交、军事等施政各方面皆取得了一定成就，整体环境为1840年以来中国最高水平，史称“黄金十年”，蒋介石在这十年间的执政表现得到了普遍认可，各路军阀归附中央政府的一个前提，也是蒋介石在位，如果没有强势的蒋介石，狗咬狗、鸡追鸭的事不知道还要发生多少，就说领导中国人民起来抗击日本侵略者，大部分人还是把希望寄托在蒋委员长身上的，因为不论是李宗仁、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还是毛泽东，都没有蒋介石的威望，都不足以令各实力派听候调遣。当然，就在蒋介石的威望蒸蒸日上之时，国民党所宣称的民主建国思想，似乎越来越少被人提及，蒋介石越是被人尊敬，其在独裁的路上就走的越远。
捉蒋之前，张学良恐怕只想着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也许根本什么也没想，此时，西安这边蒋介石死硬，南京那边何应钦要发兵攻打叛军，全国各地实力派要么声讨，要么不说话，反正没人支持你。蒋介石在自己手里成了烫手山芋，杀又不敢杀，放又放不得，这让张、杨十分尴尬。
中共确定蒋介石被抓后，可把大家高兴坏了，多数人主张公审这老小子，然后杀之而后快，就连一向老成持重的朱老总，都建议杀了蒋介石。毛泽东认为，西安事变是一次正义的行动，我们红军理应明确支持。此时有两个人非常冷静，他们是张闻天和周恩来，他们认为，此时情况不明，我们还是不要先表态为妙，静观其变。
这张学良一直和中共保持着接触，可抓蒋介石这么大的事，却没有事先和中共通气，因为本来就是他仓促间决定，以至于中共刚得到这个消息时，都不敢相信。西安事变暴发后，情势发展超出了张学良的预料，只两天时间，潼关即告失守，关中已无险可据，中央军长驱直入，不日即可兵临西安城下，可此时，地方军阀没人愿意冒天下之大不违，给予他这个叛军以实质性的支持，无奈之下的张学良只有寄希望于红军和苏联。14日，张学良一方面请红军派兵接管延安、甘泉防务，共同对付中央军，另一方面请周恩来速到延安，然后转飞机到西安。可同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真理报》发表了《中国事变》的社论，指责张学良“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实际上则助日本使中国分裂，使中国更加骚乱，成为外国侵略之牺牲品”。16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致电其驻南京的代表斯皮尔瓦涅克，要他向南京政府说明：苏联与西安事变没有任何关系，苏联政府不能对中国红军的行动负任何责任。
由于地处陕北，信息闭塞，苏联关于此事的反应，中共并未及时得到，而共产国际给中共发来的电报，还由于密码错误没译出来，在此期间，毛泽东已经以中共中央和红军的名义要求南京政府接受张、杨主张，停止内战，罢免蒋介石，交付国人审判。17日，周恩来辗转到达西安后，才知道了《真理报》的内容，急忙向毛泽东汇报，并说：南京方面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等主和。“蒋态度开始表示强硬，现亦转取调和，企图求得恢复自由。”
由于地处陕北，信息闭塞，苏联关于此事的反应，中共并未及时得到，而共产国际给中共发来的电报，还由于密码错误没译出来，在此期间，毛泽东已经以中共中央和红军的名义要求南京政府接受张、杨主张，停止内战，罢免蒋介石，交付国人审判。17日，周恩来辗转到达西安后，才知道了《真理报》的内容，急忙向毛泽东汇报，并说：南京方面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等主和。“蒋态度开始表示强硬，现亦转取调和，企图求得恢复自由。”
周恩来此次西安之行带去了黄埔军校的老同事叶剑英，两个人都是蒋介石的老部下，又殊死斗争了10年时光，此次西安的久别重逢恐怕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负责接洽共产党要员的是张学良的副官，一个很是英姿飒爽青年军官，叫吕正操，他是张学良担任校长的东北讲武堂的毕业生，深得张学良信赖。别看他现在还不显山漏水，但不久之后，他的大名就将威震华北，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共抗日事迹“地雷战”、“地道战”、“雁翎队”、“破袭战”、“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皆出自此人之手，并率部参加了中共抗战史上最值得书写的“百团大战”。吕正操高寿，在2009年以104岁高龄安然辞世，中共两届的政治局常委悉数到场为其送行，其哀荣一时无出其右。
中共中央在得到周恩来急报后，马上开会思谋对策，他们不清楚苏联为什么如此表态，但非常清楚的一点，失去苏联的帮助，恐怕要有大麻烦。于是毛泽东提出，现在外界诋毁西安事变，主要是因为把注意的重点集中在了他们兵变抓捕领袖上，而忽略了他们抗日救国的目的，这样在政治上就非常不利，下面就两条路，要不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要不打内战，我们当然要选择和平解决了，张闻天表示同意毛泽东的看法，并提出咱们下面就是要重点宣传抗日，把蒋介石公审这样的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