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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战略转移（长征），李德说是他多次提出不能再打了，要转移，而毛泽东阻拦，认为还是有机会在苏区打败敌人的，以至于失去了最好的转移时机。关于这一点，胜利者语焉不详。但我认为李德在推卸责任，因为连他自己也说，这个时候的毛泽东是没有权力的，那么他即使发表了意见，采纳与否的权力并不在他，责任就更合他无关。
关于“叫花子搬家”的问题，胜利者说是博古他们的错误所致，李德说是周恩来安排的。这点上我看应该算是一致的，因为所谓“博古他们”，就是指“三人团”，只不过后来周恩来成为了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和终身的助手，这个责任就交给博古扛吧。
关于毛泽东和王稼祥、张闻天的联合，也就是所谓的“担架上的阴谋”（或阳谋），胜利者说是在长征甚至是在湘江之战后，几个人才达成的一致，而李德认为，他们三个在长征之前，就开始相互串通了，目的就是分裂党。
关于毛的人品，胜利者用最美好的词汇进行了褒扬，而李德则咬牙切齿的说道“凭空捏造、污蔑诽谤是毛主义阴谋政治的一个典型例子，其荒谬程度真是无以复加”。
当然，双方在说法上，还是有共同认可的内容的，而且我认为这个共识对我们今后要讲的故事很重要——毛泽东在军内威望很高，那些将领们愿意听他的。
遥想当年，秋收起义的毛委员还只是一界面容清秀和思想激进的书生，如果不是卢德铭，也许他根本没有能力把那支农民起义军带到井冈山。
当初接他上山的袁文才、王佐已经被红军杀了，罪名是“土匪”，好像大家上山之前不知道他们是“土匪”似的；
当初站在袁文才身后的俊俏女子贺子珍成为了他的第二任妻子，毛泽东再婚后两年，杨开慧被捕并被害，临死前说“死不足惜，惟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一些毛泽东的忠实拥趸对此给予了解释，说是因为当时讯息不通，毛因为没有杨的消息，以为杨已经去世了，所以才娶的贺子珍。从秋收起义和杨开慧分别，到和贺子珍再婚才一年的时间，是不是快了点啊。杨开慧1930年11月14日被害，我地下党组织在31年春节（2月17日）前就找到了毛岸英和毛岸青，并将他们进行了安置，看来即使讯息不通，也不应这么快放弃希望的。
对于毛泽东，最重要的经历是这么多次真杀实砍的战争，使他从一个对军事一窍不通的门外汉，成长为一个具备一定战略思维能力的出色的指挥员，并因此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至于李德的“阴谋”论，我是不敢苟同的，毛泽东这次成为中共的最高军事领袖和政治的负责人，确确实实是一次民主的结果，大家看，先有之前“担架上的阴谋”，可以看做是毛泽东在竞选拉票，再有“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与博古李德的辩论，类似美国总统候选人的电视辩论，接着由参会代表共同决议，参会代表也具有普遍代表性，足可以代表眼前这三万多人了。整个过程没有人独裁和专制，也没有强势人物的暗示与威胁，这是中共第一次以民主的方式产生自己的领导人。
8年了，如今的毛泽东满面尘灰、衣衫褴褛，俊雅不再，可他与手下意志消沉的一众败兵不同，依然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因为他是一个胜利者，在失意两年后，他终于再次走到了前台，这群败兵需要一个人带领他们走出彷徨，而毛泽东也非常乐于出任这个角色。当然，一下拥有了一个意气风发的主帅，一个令自己信任的主帅，还是非常有利于调动士气的，相比于马克思著作背的很熟的博古，没读过也读不懂马克思原著的毛泽东显然更符合实际，毕竟现在的红军更类似于以往的农民起义军，要把这支处于危难的农民起义军带出困境，熟读《三国》和《水浒》远比读马克思要有用。
重新掌权的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可以简单到五个字——打不过就跑，国民政府的说法更贴切，称之为“流窜”。不要小瞧了“流窜”，他的特点一是飘忽不定，很多时候连自己都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围追堵截的人就更加无法预料；二是净往人迹罕至的偏远落后地区走，净往那没路的地方走，给追击者增加了很多困难；三是困兽犹斗，以一当百，四是船小好调头，灵活机动。当然，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三国》不是白看的，红军毕竟是红军，这些高级将领也是要文凭有文凭，要水平有水平，且身经百战。于是乎就有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和爬雪山，这些故事大家耳熟能详，我想不必多言了。只是对官方“飞夺泸定桥”的描写心内存疑，如果敌人真的是机枪和炮连各一连防守，那么我23勇士是用什么方法从拆去桥板的铁链子上跨过103米的大渡河呢？而川军军官张伯言、杨学端、朱戒吾、张怀猷四人合着的《二十四军在川康边区阻截红军的实况》中所描述的情况是，经过一天的隔河激战，守卫泸定的川军就撤了（说是川军厌战），等第二天飞夺泸定桥时，守军只有一个班，当然这样的故事戏剧性太差了，所以后来拍电视电影的时候普遍没有采纳这个说法。但我想在当时条件下，编一个振奋人心的故事无可厚非，况且就是空手从湍急的大河上爬过这一百米的铁链子也可称为勇士了。
22勇士攀铁链子这段也许会有戏说的成分，但“飞夺泸定桥”对于中共对于红军的重要性却是实实在在的。大渡河水流湍急，绝非平和的湘江可比，红军要想过江，只能选择安顺场，因为这个地方相对平缓，可使船渡江，当刘伯承、聂荣臻率领先遣队，一军团一师一营按计划到达安顺场时，只找到了一艘船，到了对岸也没找到船，这一艘船一昼夜只能渡过600人，而后面的追兵只被甩开了几天的行程，也就是靠这一艘船，红军将被堵死在大渡河畔。 无奈之下，中央作出了如下决定，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红衣军团一师和陈赓、宋任穷领导的干部团，用这艘小船渡江，作为右路军，剩下的所有人作为左路军，两路夹河而上攻取泸定桥，并做了最坏打算，如果不能拿下泸定桥，则刘聂率众去四川发展，其余人等在大渡河西岸与敌周旋，其实大家都明白，凭借刘聂手上并不满员的一个师在四川发展谈何容易，而左路军在大敌逼迫下，与敌周旋余地几乎没有，也就是说，如不能按时拿下泸定桥，则大家将会天人永诀。
左路军由王开湘、杨成武率领的红二师四团为前锋攻击前进，5月28日，红四团接到红一军团命令：“王开湘、杨成武：军委来电，限左路军于明天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高的行军速度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你们要在此战斗中突破过去夺道州和五团夺鸭溪一天跑一百六十里的记录”。按照《星火燎原》上记载，红四团昼夜兼程240，全副武装24小时跑了240华里山路，这恐怕也不是人能完成的，但总之是非常非常的快，29日凌晨，四团到达泸定桥西岸并与敌军交火，下午拿下了泸定桥，之后一天，刘伯承的右路军才赶到桥头，当然不是刘不努力，是他没办法啊，第一他得先一船一船的把人运过去耽误了时间，第二，在行军途中他遇到了敌人两个团两次的堵截。
22勇士中只有18人活着过江，受到了红军最高奖励：一身列宁装，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一个搪瓷碗，一个唐磁盘子，一双筷子。
在泸定桥的胜利是决定性的，暂时摆脱了敌人大部队的穷追猛打。而且就在嘉奖18勇士的当天，中央红军接到了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发来的电报，说已经派李先念率领红四方面军一部到达懋功，准备与中央红军汇合。
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可不同了，打了8个月，跑了两万里，所有重装备都在奔波之中丢弃了，此时只剩下一万多人，衣衫褴褛，艰难困苦到了极致，得到这个消息，一下精神为之亢奋。中央下达命令：用尽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争取与四方面军直接汇合，展开新的局面。
为什么要“用尽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呢，因为在一四方面军之间还有一座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就是我们常说的“爬雪山，过草地”的雪山，不过希望在前，红一方面军还是成功翻越雪山，终于和红四方面军汇合。
大家都非常高兴，从将军到士兵大家热烈拥抱，相互寒暄，好不亲热。
这红四军团可了不起，他的负责人是张国焘，职务是鄂豫皖苏区的主席，手下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是黄埔一期的徐向前，总政委是陈昌浩，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他们主动放弃了鄂豫皖苏区，使得部队得以保留，虽说有逃跑主义之嫌，但结果是人家且战且走，不断打击敌人，壮大自己，现在手下已有八万多人，兵强马壮。
1935年6月26日，两军最高领导人会面，当时毛泽东率领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朱德等，几乎是政治局全体啊，接出了三里地。毛泽东亲自拟定了三条标语：“一四方面军是一家人”，“会师的胜利，证明我们红军是不可战胜的”，“欢迎张主席”。张国焘当时骑着一匹白马，身后跟着十余众骑兵，意气风发。
江西苏区和鄂豫皖苏区各自独立发展，相互之间以前没什么交往和联系，只不过后来中央从上海到了江西苏区（江西苏区最大），因此红一方面军就成了中央红军。这群人里，张国焘就认识毛泽东一个人，俩人在北大的时候就见过了，不过当时毛泽东只是图书馆的一个工友，而张国焘是北大学生会主席，所以毛泽东虽然认识张国焘，但张对那时的毛泽东不见得有什么印象，二人真正的相识是在中共一大上，当时张国焘是大会执行主席，毛泽东是大会记录员。宣布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人就是这个张国焘。
之后张国焘长期处于中共领导核心，中共一大时，他是中共中央局三成员之一，二大，他是五人执行委员会成员，三大时因为发对国共合作而被撤职，四大再次成为中央执委，是五名政治局委员之一，五大他是政治局三名委员之一，六大他是政治局七名委员之一，是当时的中共领导人中唯一聆听过列宁教诲的人，不光资格老，人家能力也强，他和毛泽东一样，对共产国际的瞎指挥不以为然，虽然历经围剿，被迫先放弃鄂豫皖后放弃川陕根据地，但都属于战略转移，手中实力尚在，和红四方面军比起来，红一方面军已经落魄的和叫花子没什么区别了。
毛泽东先发表了欢迎词，接着张国焘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大家都很兴奋。毕竟都失去了根据地，现在一会师，红军整体实力会大为增强。
可接下来问题就来了，现在中央是在遵义会议时选出来的，前面咱们说了，与会者很有代表性，完全可以代表那三万多人，在博古、李德确实已经失去威信，不足以领导大家的情况下，把他们换掉，是绝对正确的，可当时的中共中央的合法性只能来自两种可能，一是共产国际任命，二是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可目前毛泽东明显不具备这两点，起码红四方面军、红二六军团（后来的红二方面军）没有代表参加“遵义会议”，因此目前的中央应该属于“临时中央”或“代中央”。那么，现在一四方面军会师了，你直接用红一方面军选出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此时应该叫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但我感觉二者区别不大，所以一直沿用中央军委的说法），来领导红四方面军，显然不合适吧。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首长们，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确实应该在中央有人家红四方面军的位置，不然是说不过去的，可如何安置张国焘却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就张国焘和毛泽东两个人来比较的话，张国焘在任何一点上都不输给毛泽东，论学历，张国焘是北大毕业，还到过苏联，见过世面，毛泽东是中等师范毕业，没有见到过社会主义苏联是什么样子；论资历，张国焘在1927年之前只有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可比，在1927年之后，只有一直居于中共领导核心的周恩来可比，毛泽东在这方面则和张国焘相距甚远；论能力呢，张国焘创立了鄂豫皖苏区，毛泽东创立了中央苏区，中央苏区比鄂豫皖要大，但你现在被打败了只有一万人，而张国焘虽也经历围剿，却还有八万人，因此从表现出的能力上看，二人伯仲之间。
开始中央政治局开会，想请张国焘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当朱德的副手，增补徐向前和陈昌浩为军委委员，就是调你们四方面军三个人进中央，张国焘十分的不满意，他认为四方面军的实力没有在这种调整中体现出来，参加“遵义会议”的代表绝大多数都是你们一方面军将领，不具备普遍代表性，在当时危急时刻，作为权宜之计无可厚非，可现在你们还拿“遵义会议”决议说事，是不是太欺负人了。所以张国焘提出改组红军总部，政治局里也应该有适当的四方面军的人加入。
张国焘不承认“遵义会议”的决议，不承认毛泽东有对自己的领导权，自然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不能忽略的一点，此时的中央总书记是张闻天、军委主席是朱德，周恩来是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是军事上最后下决心者，张闻天是向忠发被杀后，国产国际指定的中央“三人组”成员，其党内地位是得到过共产国际认可的，在博古出现错误，且无条件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下，张闻天继任是符合相关程序的，朱德的军委主席是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任命的，周恩来是共产国际指定的军事“三人团”之一，也就是说张闻天、朱德和周恩来的任职均有共产国际的任命，他们的现职务并不需要那个张国焘认为“不合法”的“遵义会议”来确认。“遵义会议”只是增选了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分派的工作是协助周恩来。毛泽东的命令都是以中央或中央军委的名义下达的，类似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当然这个“挟”是愿打愿挨，你挑战曹丞相就是向正统挑战。
就在这时，还有火上浇油的，中央红军负责宣传的干部凯丰，在红军的《前进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论列宁的联邦》，将矛头指向张国焘，原来5月份，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成立了一个“西北联邦政府”，所谓“联邦政府”的意思是说，我红四军团，你们中央红军、二六军团等等，咱们不都独立发展根据地吗，回头我们把几块根据地一“联邦”就成了一个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了，应该说这是张国焘的得意之作，也算符合当时的实际，本来我们就是各干各的，但我们都是红军，都信马克思的，所以，回头咱们以“联邦”制统一，可中央的张闻天、博古他们对此颇不以为然，他们认为中央就是中央，你地方就是地方，怎么可能中央和你地方平等“联邦”呢？再说你成立政府向中央请示了吗？5月份的时候你中央正在金沙江大渡河一线“流窜”呢，如果这时候请示你，你的决定就能保证正确？
其实不以为然归不以为然，大家刚见面，相互也不熟悉，再说革命本来也没有标准答案，大家求同存异，先应付主要矛盾呗。可凯丰非在这时候发表这么篇文章，张国焘拿着报纸质问张闻天，这报纸上的内容是中央的决议吗？为何不进行讨论就在中央机关报上对一位政治局委员随意公开批评？还有没有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了？张闻天被问的不知所措，因为这事他确实不知道，只好安慰张国焘，说咱们现在刚刚会师，先搁置争议，做好眼前工作。可这边张闻天刚刚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