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崛起- 第630部分

　　　　在国家层面看待问题，主要是看内在，看核心基础。

　　　　华皇推行的国家资本主义，侧重国家社会主义，这一点，和俾斯麦推行的现行政策差别不大。

　　　　俾斯麦的政策，也可以称之为国家社会一主义。

　　　　都属于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俾斯麦确实有才干。

　　　　唯一不同的是，俾斯麦再强，也只是二把手，华皇是华国铁打的一把手，只要华皇不死，华国的领导层就是最稳健的。

　　　　从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以后，新型社会的建设就是各个阶层共同努力的目标。

　　　　从民间一直深入到县的新型社会组织，新型的慈善，新型出版事业，新型的经济实体，新的金融和经济手段，到警察局、医院、学校、邮局甚至厕所，乃至于各个政府机关逐渐的现代化，新型社会其实一直在发展，虽然它的成效不高，但确确实实已经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底层结构。

　　　　华皇现在的华国则不同，不但是所有的机构都弄起来了，建筑都起来了，铁路都贯通了，最关键的是，政府是全新的政府，虽然还需要时间完善，但是华国已经稳定，所有的人，都已经适应了这种体制！

　　　　老百姓基本的生活方式很快就发生了变化，等到清廷自然倒闭以后，看病去医院，抓贼找警察已经成为共识，华国老百姓接受事物的能力，从来都不差，这些在19世纪60年代，哪怕是最开明的精英也没有这种习惯。

　　　　从这一点而言，原本历史中的满清的社会转型其实是非常成功的。

　　　　但清廷最大的问题在于太平天国之后地方普遍的军事化，从唐代开始，如何防藩镇就是政权的基本命题，公允的说，大清国的成绩是历代王朝中最好的，也是历代王朝中最糟糕的，确实是成也八旗、败也八旗，八旗的特殊性导致他们无法地方化，尽管这种倾向在大清一直存在，但地方化往往就意味着八旗失去战斗力。

　　　　因为八旗实质上就是职业军人，而团练武装恰恰相反，一旦建立，实际上无论是在家乡还是在其他地方，都再也不可能离开地方政治，越不像职业军队，往往就越强大。

　　　　大清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已经失去了八旗，其命运已经无法扭转了。

　　　　到最后，无论地方督抚的动机是什么，实际上已经造成了全国政局不再是用什么声音说话的问题了，枪杆子真的直接就可以出权力，政治也就不再需要与政见有直接的联系。

　　　　很多人所谓“曾李不自立”问题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因为此时下到一个乡村，上到一省，军事化已经导致政治的高度碎片化，枪杆子出政权其实在清代最后几十年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共识，无论谁去改革，怎么改革，最后都只能被各种军事实力派所绑架。

　　　　对于一个急于改革的国家而言，这成为致命的缺陷。

　　　　华皇认为，哪怕就算是慈禧本人真心想改革图强，本质上都没法扭转这一点！

　　　　因为代表的是阶级，是群体，不是一个实权者个人能够左右整个阶级的。

　　　　这个问题其实在明治维新之后也同样存在，但它在中日两国的表现却很不一样，在日本，军人至少被驱逐出了地方事务，而在中国，军人是地方政治非常重要的元素，更不要说清末，无论你是什么派，说到底都是一个个军头的附庸而已。

　　　　任何军阀社会都会很快陷入政治和社会的严重脱节，并由此造成任何所谓的改革都会迅速无效化，假如枪杆子出政权的逻辑无法打破，那改革就是一句空话。

　　　　其实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清廷唯一的问题就是军阀问题，这不只是几个军头的事情，而是下至小老百姓，上至国家精英共同深陷其中的泥潭。

【1196　指示曾纪泽军购计划】（）　
在明治维新开始前，日本无论天皇，还是维新派，还是幕府就改革问题已经有共识了。

　　　　实际上就处于原本的历史中，清末戊戌变法成功后的状态。

　　　　末代将军德川庆喜虽然是幕府最高领导人，但他本人却是个维新派，1867年就搞了大政奉还。

　　　　只是因为幕府的守旧势力太深，意见不统一，而且萨摩及长州两藩心急，等不及了，才发动了倒幕战争。

　　　　戊辰战争结束已经是1869年，最后的余波西南战争是1877年。

　　　　因为华皇的关系，这趟战争到现在还没有打完，如果是按照原先的历史轨迹发展，西乡隆盛早死了，但现在西乡隆盛仍然活蹦乱跳的，在不久前，也就是在华皇出访欧洲之前，刚刚被轩建章抓住之后，然而华皇下令，轩建章和李鸿章又将西乡隆盛放了回去。

　　　　萨摩及长州两藩就有与中央相抗衡的实力，而中国维新派几乎没有基础可言，各地的封疆大臣不可能帮着维新派去跟守旧派斗，最后恐怕会比北洋时期还乱。

　　　　无论上层的精英们怎么折腾，最底层的农村宗族制度以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方式不变革，社会还是那样。

　　　　当然，还有一种情形不得不考虑，变革过程里枪杆子裹胁其他盲从者。

　　　　华皇向曾纪泽说了他对于国家走向的一些看法，这让曾纪泽对整个国家的局势和华皇的对外政策，又有了新的认识。

　　　　曾纪泽也向华皇汇报了他在欧洲的一些学习成果。

　　　　曾纪泽一是对中西方文化的基本认识。

　　　　他从小学教育入手，认为：“中华所谓小学，有古今之分。汉学家以文字、声音、训诂为初学津梁，古小学也。宋学家以洒扫、应对进退为童蒙基址，今小学也。”

　　　　而“西人所谓小学，则以显微镜察验纤细幺幺之物，以助格致家考究万物材质凝动之分，生死之异，动植之类，胎卵湿化之所以别。

　　　　由细而知巨，由表以验里，由无用以求有用，由同种以察异种。

　　　　以此为小学，与光学、电学之属，争奇而并重。设公会邀人观览，亦集思广益之意也。”

　　　　以此论之，中国的学问注重人的道德文章，关注主体的修行，而西学注重对客观事物的考察。

　　　　曾纪泽并没有把西学的路数和中国的“格物致知”对照研究。

　　　　虽然他提及“志欲使中国商民，仿效欧洲富国强兵之术、格物致知之学”。

　　　　但是，如果他进一步推论，甚或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传统的学问，并没有真正遵循“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训条，而是忽略了格物致知，直接走向修身之路。

　　　　这可能是中国传统学问有意无意对新儒学（理学）最初教条的偏离，而这种偏离正是导致中国学问出问题的根源吧！

　　　　对西方文化的认识，直接渗透到曾纪泽办理外交的实践中去。

　　　　曾纪泽发现西方国际关系遵循一种规则即国际法，而国际法的根本点在于保护国家主权，保护国家主权还不论国家大小强弱。

　　　　曾纪泽对华皇道：“西洋各国以公法自相维制，保全小国附庸，俾皆有自主之权。”

　　　　这是和东方传统国家间关系在文化上的最大不同。国际法意识和主权意识给了曾纪泽无穷的力量，他利用西方国际法作为武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华皇听了曾纪泽的话，很是高兴，认可道：“说的很好，跟我想到一起去了，前几天，我还和卡特莉娜卡芙公主说起过教育问题，跟你的说法差不多。”

　　　　曾纪泽笑道：“我哪里有什么好的办法，这些都是通过平时对华粹晚报上陛下的发言，总结出来的，只是在欧洲待了几年，又有了一些新的体会，我平时就是这么教育思平的。”

　　　　华皇微微一笑，对曾纪泽的工作给予了肯定。

　　　　在原本的历史中，曾纪泽在和俄国的艰难交涉中，成功收复了伊犁。他在辩论《烟台条约》洋药加税之事项时，义正言辞地说：“西洋各国，无论大小、强弱，其于税饷之政，皆由主人自定，颁示海关，一律遵照办理。客虽强而大，不能侵夺主国自主之权。”“加税之权，操之在我！”

　　　　仅此一项，曾纪泽就足以列入晚清名臣的行列，只是他父亲的光芒太强大，把这个清末璀璨的外交官的锋芒都掩盖了。

　　　　曾纪泽对西方社会的体验和认识，也有不少独到的见解。

　　　　对于外交官，考察所在国“政事语言文字风俗之不同”是一项基本的使命。

　　　　曾纪泽在日记中主要记载的就是这方面的观察结论。

　　　　首先看建筑。中国建筑多平面摊开，楼层不高，浪费土地。

　　　　“西人地基价值极昂，故好楼居，高者达八、九层，又穴地一、二层为厨室、酒房之属，可谓爱惜地面矣。”

　　　　形成这种差别的根本原因，曾纪泽没有作进一步剖析。

　　　　其实这种差别是中国和西方在发展阶段上的差别所致。

　　　　中国城市没有充分发展，因为处于农业文明的阶段，而西方城市和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必然导致地价上涨和高楼大厦。

　　　　对于园林建设，曾纪泽也注意到了中西差别。

　　　　西方“其建筑苑圃林园，则规模务为广远，局势务求空旷。游观燕息之所，大者周十馀里，小者亦周二三里，无几微爱惜地面之心，无丝毫苟简迁就之规。与民同乐，则民不怨。”

　　　　这样的结论很有见地：他把西方建设公共园林和“与民同乐”的政治理想结合，发现了西方社会以民为本的政治基因。其暗含的意思，则是中国园林多为私家或皇家所建，没有实践古人“与民同乐”的理想。

　　　　曾纪泽对军事力量的认识。作为洋务运动的热心支持者，曾纪泽对中西方军事力量的差距，应该说是最为敏感的。

　　　　对于西方军事力量的强大根源，他认识到：“盖其规模，亦合通国人士之智力，积数十年之历练，耗无数之财赋而后成焉。故闳博精微，兼擅其胜也。”

　　　　西方为什么能够做到利用全国的智慧和力量，而造就如此庞大的军事机器呢？曾纪泽语焉不详。

　　　　华皇猜测，这可能是曾纪泽观察的缺陷，但也可能是他不愿牵涉进政治的纠纷。

　　　　因为曾纪泽在欧洲写的著名的文章，反观中国自身的著名文章《中国先睡后醒论》中说“至于国内政事”，则云“余暂不言”。

　　　　华皇对于曾纪泽的这些想法，给予了肯定，长期在国外的人，眼光是独到的，但是在国内的人，只要经常看华皇写的东西，也能有这样的认识。

　　　　“俾斯麦公爵，八面玲珑，玩弄奥国、法国、俄国于股掌之中。俾斯麦就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但其外交政策却一再变化，不同时间联合不同的国家，以达到统一德意志的崇高目的。成熟的政治家一定是相信没有永恒的朋友的。”华皇对曾纪泽笑道。

　　　　曾纪泽点点头，“是。”

　　　　“你这次去德国，以外交为主的同时，还要给华国的订购打前站，记住，我们必须要订购德国的战舰，但是在正式谈判之前，你要让德国人知道，我们主要倾向于订购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战舰。”萌总裁继续对曾纪泽道。

　　　　曾纪泽好奇道：“多找几家，便于谈价格，这一点，我能够明白，但是陛下为什么认准了要订购德国人的战舰呢？不是英国的海军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法国人排在第二位吗？新兴的德国工业，有能力建造一级战列舰吗？德国的造船经验肯定不如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即便我们现在和英法的关系不好，但是我有信心，不会影响订单事宜，况且，我们也正好借采购战舰的事情，和英国人还有法国人缓和关系。”

　　　　华皇听曾纪泽这么说，就知道曾纪泽已经在海军和战舰方面，做了一些功课了，很是欣慰，笑道：“缓和关系，靠的不是送钱！靠的是国力的较量，向造船经验不足的德国人购买，我心意已决，德国的工业，完全有能力造出最新式的战列舰。况且，我们又不是不检验就直接收货。”

　　　　十九世纪的中后期，对于世界舰船发展来说，是一极为重要的阶段，几乎在后世所有关于军舰史、海军史的著作中都会或多或少提到这段多姿多彩的黄金岁月。

　　　　在此时期里，伴随着工业革命的飞速发展，蒸汽机、钢铁装甲、后膛火炮等新技术、新发明不断涌现，称霸海洋数个世纪之久的木质风帆战舰在新技术面前依依不舍地开始退出历史舞台。

　　　　在那个时代里，铁甲舰无疑是海上的霸主。

　　　　这种由风帆战舰时代的战列舰发展而来的身披铁甲的军舰，在海军中充当了主战军舰的角色，用以参加正规的海上大规模作战，是各国海军的中坚力量，也是国家实力的象征。按当时的简单划分标准，可以将铁甲舰按排水量分为：一等铁甲舰（排水量在5、6000吨以上），后来中国的“定远”即被称为“遍地球一等之铁甲舰”，这类大型铁甲舰便是后代战列舰的始祖；另一种铁甲舰较小，称为二等铁甲舰（排水量在3、4000吨），日本的“扶桑”、“比睿”铁甲舰属于此类，在当时习惯称为“小铁甲船”。

　　　　华国现在需要购买的铁甲舰，至于巡洋舰，轻型巡洋舰，还有更小型的炮舰和鱼雷舰，华国已经有能力自己生产。

　　　　“好的。”曾纪泽点头答应道，“陛下，大概要几艘，什么规模的？”

　　　　“四艘！”萌总裁比出了四根手指，“这个时代最大的铁甲舰！”

　　　　华皇没有直接说，其实就是要四艘定远级别的战列舰！

　　　　“定远”号战斗舰/一等装甲舰造价620万马克（折合37万英镑），属定远级战斗舰，在原本的历史中，由清朝委托德国坦特伯雷度（该地二战后划归波兰，现名什切青（Szczecin））的伏尔铿（Vulcan）造船厂建造的7000吨级的一等铁甲舰。

　　　　分别为定远号及镇远号，为大清国北洋舰队的主力舰。

　　　　1881年开工，同年12月28日“定远”舰下水，次年11月28日同级“镇远”舰下水；“定远”、“镇远”两舰于1884年竣工，定远舰花费约140万两白银，镇远舰花费约142万两白银。

　　　　当时的英国大使威尔玛就指出，这两艘铁甲舰在当时的价格已经算是很便宜了。

　　　　德国政府出于一方面刺激重工业，一方面增加德国在远东的政治影响力，而拿下这个订单。

　　　　1885年二舰驶抵大沽口加入北洋水师。

　　　　二舰当时堪称“亚洲第一巨舰”。

　　　　同年一起在德国购买的还有一艘2440吨巡洋舰济远舰，性能远不及“定远”、“镇远”两舰，造价却占到前者的将近一半，68万两白银。

　　　　在造舰合约中，原本订明除舣装外在完工后运付中国，但受中法战争影响，德国需保持中立，所以在战争结束后才运付。

　　　　在华皇现在的这个时空中，华皇将数量增加了，两艘的需求量，改成了四艘，因为华皇清楚德国人的工艺水平，不存在任何问题！

　　　　镇远号装甲舰同样是德国伏尔铿船厂出品，是定远号的准姊妹舰，各项参数基本一致。威海卫陷落时，已遭重创的镇远舰被日军俘获，编入日本联合舰队，参加过日俄战争。1915年退役被拆解。

　　　　参加历次战斗，还能用到日俄战争结束，充分说明了质量过硬。

　　　　华皇对于德国人的工业产品是有信心的，现在的华国工程师，大部分都是从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四个国家挖过来的，所以，华皇对于世界工业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同样的技术，同样的成本，一定是德国的产品用到最后。

　　　　曾纪泽点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