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力量对比。东条英机紧步日本帝国主义“元老”井上馨的后尘，叫嚷：“大战的爆发，对日本来说，实在是天赐良机。”日本军国主义准备趁西方列强全力应付大战的时机，阴谋扩张它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妄图独霸中国。1914年8月23日，日本借对德宣战，派兵侵占我国青岛和胶济铁路，其目的就是夺取德国侵占的中国山东半岛，进而占领全中国。1915年1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为后盾，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5月7日提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答复。这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侵略行径，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大陆政策”的狂妄野心，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卖国的“二十一条”的签订，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立即爆发了反对“二十一条”的群众性的爱国反日运动。卖国求荣的袁世凯，仅仅当了三个月的皇帝，就在反袁的声浪中被迫宣布撤消帝制，而日本军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阴谋，终于未能得逞。正如毛泽东同志对这个历史事件的精辟分析所指出的：“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使得经过那时的卖国头子袁世凯签了字的对日屈服投降的条约‘二十一条’，不得不宣告无效。”
1929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危机。这次危机很快袭击了日本。1928年6月3日，日本关东军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军阀张作霖，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侵略我国东北的步伐。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东北，早就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反日斗争日益高涨。在中国人民反日斗争的推动下，张学良的民族觉悟有所提高，并对日军杀害他父亲张作霖一事深怀不满。1928年7月4日，他就任东北三省保安司令时，与国民党政权合作，悬挂“青天白日旗”，并着手修建与“满铁”平行的铁路，开工修建葫芦岛港。这就使“满铁”感到它的垄断地位面临威胁，并且引起日本侵略者的不安。
本来，中国东北丰富的资源宝藏已成为日本垄断资本家掠夺的对象：鞍山供给铁，抚顺供给煤，从吉林、黑龙江的大森林取得木材。这样，它每年要从满蒙掠夺大量的重要物资。此外，日本又大搞对外投资，在中国东北的外国资本中，七成以上是日本资本。到1931年末，日本向中国东北投资总额达175亿日元，使东北变为日本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重要场所。
所以，中国东北经济的荣衰与日本垄断资产阶级有着生命攸关的关系。而当时东北经济深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负有盛名的大豆、豆饼等农产品的出口额也显著减少。1929年大豆出口额为300万吨，到1930年则锐减至223万吨；大豆及其他农产品的价格也大为降低，从而引起了深刻的农业危机。中国东北居民因遭受经济危机的打击而降低了购买力，使日本和中国东北的贸易大大缩减；同时也使“满铁”的收入严重下降，甚至第一次出现赤字。如1927年“满铁”的收入为12210万日元，到1931年则锐减到8547万日元。
“满铁”经营的不振、经济危机的打击，以及中国人民反日斗争的高涨，更加使日本反动派感到恐慌。日本帝国主义已经陷于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深渊之中。他们为了摆脱危机，寻找出路，并企图把东北变为镇压中国革命的据点和反对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苏联的前哨阵地，便把侵略中国东北作为一个“救命符”悍然走上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大规模侵略战争的道路。
当时，日本进步势力反对侵略战争，但日本反动政府采用法西斯手段予以镇压，如以违反《治安维持法》而被起诉的，1929年有4000多人，1930年增至6000多人，1931年则达1万人以上。这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需要用法西斯手段加速扩充军备和准备发动侵略战争的进程。
日本政府在疯狂镇压左派的同时，积极支持法西斯右翼势力，鼓吹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为发动“九一八”事变作舆论准备。当时，不仅主张对外推行“大亚细亚主义”的“黑龙会”等老牌右翼团体异常活跃，而且又新出现了“血盟团”、“国粹大众党”、“大日本生产党”、“爱乡塾”等法西斯组织。参加这类组织的多半是反动政客、财阀和法西斯军人，他们和东条如出一辙，疯狂叫嚣：“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被日本反动派所赏识的法西斯“思想家”大川周明，在日本参谋本部的唆使下，于1929年间周游日本各地，极力鼓吹要在中国东北成立一个“王道乐土”的“新国家”。当时，在日本流行的所谓“八NBC72一宇”、“皇道主义”的侵略经，就是这个黑帮头子大川周明所鼓吹的。所谓“八NBC72一宇”，就是要用军事侵略方法征服世界，把全世界置于日本天皇统治之下，并胡说什么“统治万国国民是日本的使命”。
第一部分 武士世家第4节 剃刀将军（2）
为了实现对中国的侵略，日本政府不仅大造舆论，而且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加紧准备侵略战争。早在1929年，日本就曾在京都、大阪、神户等地区举行大规模的国家总动员演习，训练如何在空袭下进行军需生产、保证军需品的调拨和运输。日本政府又于1929年12月颁布了“产业合理化纲要”，1930年6月成立了临时产业管理局，1931年4月发布了《重要产业统制法》。通过这些措施，在许多工业部门强制建立卡特尔，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把国民经济纳入战争经济的轨道。
在军事方面，以东条的密友、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为中心，组织4次“参谋旅行”，秘密到长春、哈尔滨、海拉尔、洮南、山海关、锦州等地侦察情况，暗中制定侵占中国东北的作战方案。身为参谋本部战备动员课长的东条，从中积极协助。据他们估计：当时整个东北约有25万中国军队，其中沈阳附近约有2万精锐部队，并拥有飞机、战车、兵工厂、迫击炮厂等，而关东军只有10900人，因此石原密谋“以寡制众”。与此同时，日本军部也策划侵占中国东北的方案。1931年6月中旬，日本军部秘密指派东条的同伙陆军省军事课长永田铁山、人事课长冈村宁次、参谋本部编制课长山胁正雄、欧美课长渡久雄和中国课长重藤千秋为委员，在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的主持下，制定了名为《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的侵略计划，并于7月传达给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就侵略东北的行动进行了具体的部署。
经过这一系列精心策划和准备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便在1931年9月18日发动了对中国东北的突然袭击。当天夜里10点30分，日寇按事先布置，以一小股工兵在沈阳城北东北军驻地北大营附近的柳条沟，用炸药炸坏了不足1米长的一段南满铁路路轨。日寇随即以此为借口，诬陷中国，并立即用事先从旅顺运来的大口径榴弹炮猛轰北大营。翌日凌晨占据北大营，同一天占领整个沈阳城。
在占领沈阳的同时，日寇还分兵几路攻打长春、四平街、公主岭等地的中国兵营。9月21日占领吉林省会吉林和吉长、吉敦两铁路。22日，又侵占辽源四洮铁路。前后不到一周时间，除辽西以外，辽宁、吉林的大好河山已沦于日寇铁蹄之下。同年11月，日寇侵占了黑龙江省；1932年1月2日占领了锦州，中国军队奉蒋介石之命全部撤至关内。仅仅3个多月的时间，美丽富饶的东北三省就在蒋介石不抵抗的错误政策下，被日本帝国主义吞噬了。
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是它的投降外交政策的发展。蒋介石继承着“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衣钵，所关心的只是如何进行罪恶的内战，消灭共产党和红军，而对于侵略国土的帝国主义者，则不惜节节退让，以至屈膝求和。这种政策，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对，在后来流行于民间的小调中曾悲愤地申诉道：
高粱叶子青又青，
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
先占火药库，
后占北大营。
杀人放火真是凶，
杀人放火真是凶；
中国军队好几十万，
“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东北后，东条等军国主义分子，更加趾高气扬。为了给日本的殖民统治蒙上一块遮羞布，他们在东北导演了一个“自治”、“独立”的丑剧。1932年2月16日，成立“东北最高行政委员会”，发表宣言，声称东北已脱离中国而独立，并决定成立“伪满洲国”，把日军从天津劫持去的早已被推翻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抬出来当“执政”。9月15日，日本胁迫伪满签订《日满议定书》，用法律形式固定了日本强占的各项殖民特权。这样，日本就在整个东北地区建立了野蛮的惨无人道的法西斯殖民统治。
日寇所以如此轻易地攻占中国东北，主要是蒋介石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造成的。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时，在东北的兵力只有104万人，加上从朝鲜赶来的一股日军，也不过15万人。当时，日本全国的总兵力也只有23万人。而我国东北军仅正规军就有10几万，东北全境的兵力不下30万人。当时东北军的士气和装备并不比日军差。但是蒋介石热衷于消灭中国共产党和围剿中国工农红军，对日寇采取了投降卖国的不抵抗政策。日军发动进攻前夕，9月11日，蒋介石通令东北军说：“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又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缴械则任其缴，入占营房即听其侵入”。在日寇侵占锦州后，蒋介石又下令东北军一弹不发地撤至关内。蒋介石的卖国行径，助长了日寇的侵略气焰，从此日寇得陇望蜀，更加肆无忌惮地策动侵略全中国的罪恶活动。
在日本侵略扩张活动中，日本法西斯势力起了极大的作用。形形色色的法西斯组织，在经济危机的高潮中纷纷出笼。法西斯分子在煽起侵略扩张的沙文主义恶浪的同时，竭力在日本建立法西斯军事独裁。他们不惜制造一系列暗杀、政变的流血事件，来推动国家的法西斯化。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得逞之后，法西斯军人身价倍增，军部法西斯的权势日益显赫，法西斯势力空前增强，他们的罪恶活动也愈发肆无忌惮。1932年初，法西斯组织“血盟团”和少壮派军官勾结，刺杀了前藏相井上准之助和三井财阀的最高负责人团琢磨。同年5月15日，一批法西斯军官发动政变，刺杀了当时的首相犬养毅，袭击了政府和政党的重要机关以及重要的金融机构。1933年7月，法西斯分子又搞了一次未遂的政变阴谋。他们搞政变是为在日本建立法西斯专政、推行战争政策扫清道路。
为了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以东条等人为代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积极鼓吹法西斯的“总体战”思想，大肆推行法西斯军国主义教育。他们广为散布一个觊觎世界霸权的“八NBC72一宇”侵略扩张口号。他们极力美化侵略战争，把它说成是“神圣事业”、“创造之父，文化之母”，并肉麻地吹捧法西斯军人为“国家之花”。日本军事当局大肆宣传“武士道军人典范”及大军阀乃木希典在日俄战争中使用过的“肉弹攻击法”，即凭借武士道、“大和魂”以士兵肉体为“武器”，不计伤亡、死打硬拼的战法。他们还在少年中灌输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1932年12月，日本文部省编审的小学教科书中就有歌颂侵略战争的课文：“前进，前进，军队在前进！”
在这政局急剧动荡的年代里，东条英机充当了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急先锋，他不仅积极支持侵略东北，而且狂热主张吞并全中国。他在参谋本部负责战备动员期间，积极为日本的侵略政策效劳。正因为如此，在昭和8年，即1933年，被晋升为陆军少将，并于当年11月22日，被任命为军事调查部部长。其任务是专门调查和镇压所谓“思想不轨”和反对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人。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赤旗报》，立即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这一侵略计划的反动实质，并向全党发出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不要染指中国”的国际主义号召。在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下，日本的工人、农民相继展开了波澜壮阔的反战活动。各阶层人民陆续走上街头，集会讲演，散发传单，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日本无产阶级还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发出了反战的呼吁。
日本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片山潜，早在19世纪末叶就开始宣传中日友好，他一直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上，批判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一次又一次的侵华战争，表达了对中国人民深厚的国际主义情谊。片山潜发起的世界反侵略战争大会，于1932年8月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举行，他在会上历数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和国民党顽固派不抵抗的罪行，热烈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与广大群众以游击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屈膝卖国的斗争。片山潜这一次次充满国际主义情谊的有力声援，充分表达了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友好相处的愿望。
在中国东北战场上，日本士兵目睹法西斯的残暴，反战运动也不断发生，不少日本士兵拒绝把枪口对准中国人民而遭到法西斯的枪杀和逮捕，但他们仍想尽办法，投到抗日部队中来或冒死向游击队秘密提供军火。著名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伊田助男就是一个光辉的例子。那是1933年春天，日军调集了3000多名士兵，由鳌刚村一指挥，对吉东马家大屯的抗日游击队进行追剿。游击队从拂晓到黄昏足足打了一天，眼看弹药消耗殆尽，打败了敌人最后一次攻击时，游击队领导立刻组织战士们去收拾子弹。午夜过后，在嘎牙河下游大肚子川沟一片极隐蔽的松林里，发现一辆装有10万发子弹的日本军用汽车停在那里，车上发动机被破坏了，并在嘎牙河边发现一具日本士兵尸体，旁边用石头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道：
〖HT5”K〗亲爱的中国游击队同志们：
我看到你们撒在山沟里的宣传品，知道你们是共产党的游击队。你们是爱国主义者，也是国际主义者。我很想和你们会面，同去打倒共同的敌人；但我被法西斯的恶兽包围着，走投无路。我决心自杀了。我把我运来的10万发子弹赠送贵军。它藏在北面的松林里，请你们瞄准日本法西斯射击。我虽身死，但革命精神长存。祝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早日成功！
关东军间岛日本辎重队
日本共产党员伊田助男
1933年3月30日
伊田助男事件发生后，东条英机指令军事调查部和日本特务机关，在鳌刚旅团进行大搜捕。不久，这个部队被调往延吉，全部解散，官兵被送到各地“矫正思想”。愚蠢的敌人哪里会知道，觉醒了的日本人民和士兵的反战情绪像江海的怒涛一样不可遏止。类似的事件以后仍不断发生。如驻在宁安的日军有七八人秘密逃向唐头沟，想通过中国农民转投抗日联军。结果因无向导，走迷了路，没有办法，又转回宁安，被日本宪兵枪杀。驻在牡丹江以北的日本守备队，有10几名士兵拿着游击队散发的日文宣传品逃进森林，寻找抗日队伍，决心不给日本法西斯卖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