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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7月29日，日本同法属印度支那当局正式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印度支那协定》。与此同时，日军就占领了印度支那南部。在这种新的形式下，由胡志明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于1941年10月25日发表了宣言、纲领和章程，并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散发。越盟的纲领指出，它的目的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法国帝国主义，争取完全独立，建立新民主主义的越南民主共和国革命政府。
在越盟的宣言和纲领的鼓舞下，越南驱法抗日运动蓬勃地发展起来。位于中越边境的高平省是越盟阵线的诞生地。到1942年，高平省的9个州中，有3个已完全被越盟控制。从1942年11月，越盟的组织已从高平扩大到谅山到北B428两省，从而成立了高（平）—北（B428）—谅（山）联省临时委员会。联省临时委员会控制的地区，普遍成立了自卫队。到1943年，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越南革命也同样有了新的发展。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为后来解放区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泰国也是较早遭受日本法西斯践踏的地区。1941年12月8日，日本军队进入泰国。21日，东条又把军事同盟强加于泰国政府，把泰国拴在“大东亚战争”的战车上，使泰国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附庸，成为日本侵略东南亚其他国家的桥头堡和后勤供应基地。泰国民族正陷于严重危机。从此，泰国各阶层人民为了保卫自己国家的独立，挽救民族危机，便展开了驱逐日本强盗的广泛的反日斗争。
作为泰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泰国共产党，从它一诞生起，就高举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深入发动群众，组织罢工、罢课，破坏日本工厂的军需生产。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开展反对日本侵略强盗和披汶·颂堪卖国政府的斗争，把党的组织和抗日斗争建立在深入发动群众的基础上。
代表泰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披汶·颂堪政府，妄图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助下，推行其对外扩张的“大泰国主义”，进一步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并于1942年1月25日向英、美宣战。因此，引起了国内外的部分亲英、美政府官员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强烈反对，激发了广泛的亲同盟国的抗日爱国主义运动，这就是由民族资产阶级于1942年1月底创立和领导的“自由泰”运动。它的工作主要是和英美建立联系，争取同盟国的同情和支持，并准备发动反对日军的武装起义。
在国内，“自由泰”运动在摄政王比里·帕侬荣的领导下，秘密进行了两年多的地下活动，并得到了以乃甘乍·帕廊古为首的“救国团”的支持。这时“自由泰”运动一面在国内发展自己的力量，一面积极和英、美进行联系，要求它们予以配合和协助。而英国正力图保持它战前在泰国的影响，美国则希望趁机扩展它的势力范围。
印度尼西亚是东条英机在东南亚建立“新秩序”的重点。1942年3月12日，爪哇的荷兰总督正式投降，被荷兰统治了约300年之久的印度尼西亚从此就沦陷于日本法西斯的铁蹄之下。
东条政府对印尼政策的总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掠夺印尼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以供侵略战争之需。日本侵略军在完成对印尼的军事占领后，立即按照东条的指令把印尼分割成3个部分，分别置于当地驻军司令部的直接控制之下。爪哇、马都拉归日本陆军第十六军管辖，苏门答腊归陆军第二十五军管辖，荷属婆罗洲和东印度尼西亚各岛屿归海军南方舰队管辖。为了加强法西斯统治，军政府成立不到两周，就于1942年3月20日宣布禁止一切政治活动，解散一切政党，甚至不准对现有行政机构进行议论以及悬挂印尼红、白旗，不准唱大印度尼西亚歌。
占领当局的目的在于使印尼日本化，各级学校中，口语代替荷语，成为必读课，废除公元纪年，改日本皇纪为纪年，每日清晨居民必须向东京“遥拜”，甚至连时钟也拨快一个半小时，采用东京标准时间。
在占领期间，日本帝国主义还大力推行所谓“3A运动”，鼓吹日本是“亚洲的光明、亚洲的领袖、亚洲的保护者。”一个战前曾任印尼殖民地国会议员的名叫桑萨丁的家伙出任“3A运动”的头目。但收效甚微，群众反应极为冷淡。日本占领当局认识到如欲顺利实现自己的目的，在推行高压政策的同时，必须寻求印尼有影响的民族主义代表人物的支持，对他们实行一定的让步。而印尼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长期在荷兰殖民统治下，备受压抑，许多人不是被监禁就是被流放；他们当中也有不少人幻想利用太平洋战争爆发、荷兰殖民者垮台的时机，依靠日本人来实现印尼的民族独立、参与政权的政治目的。
第三部分 横扫东南亚第36节 如此“新秩序”（2）
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协商，1943年8月建立了一个代替“3A运动”的由印尼人组成的新政治组织，称为“民众力量中心”。印尼政界和伊斯兰宗教界4名重要人士苏加诺、哈达、曼苏尔和德万托罗担任了该组织的中央领导人。一年后，日本占领当局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印尼的控制，削弱印尼民族主义的影响，又于1944年2月建立了“爪哇奉公会”，以取代“民众力量中心”。“爪哇奉公会”抛弃所谓印尼与日本合作的伪装，公开宣布该组织是为日本服务，旨在动员一切力量赢得战争，日本人也亲自出马担任领导工作。为了适应侵略战争的需要，日本占领当局还先后成立“兵补”和“乡土卫国义勇军”等军事组织和半军事组织。
日本帝国主义的欺骗宣传和利用印尼民族主义势力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它赤裸裸的法西斯统治和疯狂的经济掠夺，使得广大印尼人民的不满和反抗日益增加。在占领期间，工人被迫进行长时间的繁重劳动，不但实际工资降低，而且连名义工资也被削减了。农民必须按规定的低价把自己生产的绝大部分粮食以及牲畜等产品交纳给占领军。尤其严重的是，日本占领军征用大批劳力进行无偿劳役。据统计，爪哇一地被强征的劳力就有50万人，其中30万人被送往国外从事修筑铁路和其他军事工程。由于劳动条件恶劣、食物严重不足，爪哇劳工死于非命的高达23万人。在日本法西斯铁蹄下，美丽的千岛之国饥荒迭起，许多人处于“青螺果腹，麻袋蔽体”的悲惨境地。
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残酷的压榨和掠夺，印尼人民不断掀起反抗和斗争。在占领期间，规模较大的抗日斗争有1942年苏门答腊东部农民的抗日斗争、1943年安南由农民进行的反日抗粮斗争、1944年1月打横穆斯林的抗日武装暴动和1944年2月辛阿帕尔纳农民的反日抗粮斗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苏门答腊东部农民的抗日斗争。
在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中，旅居印尼的广大华侨与印尼人民一起，为反抗共同的敌人并肩战斗。他们为印尼人民的抗日事业和中印（尼）人民友好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1943年至1944年，西加里曼丹华侨与当地印尼人民共同举行两次抗日武装暴动，暴动失败后，有1200多人惨遭杀害。但是，烈士们的鲜血没有白流，他们的英雄事迹，有力地激励着印尼人民为打败日本强盗、争取民族解放而英勇奋斗。
1942年5月，菲律宾群岛上的美军投降后，日本帝国主义就顺利地侵占了整个菲律宾。日军进入马尼拉的第三天就颁布戒严令。严禁一切抗日言行，凡采取反对日军行动的人均处死刑，并威胁如有1名日本人被伤害，就要处死10名菲律宾人质。占领者还通过御用组织“新菲律宾服务协会”和强行建立的联保制度对菲律宾人民进行严密控制。
在经济上，日本占领者所追求的目标，是力图把菲律宾由美国的农业附庸国变为日本的农业附属国。日本占领菲律宾后不久，就成立了许多名目繁多的公司，控制了菲律宾的工业、交通、矿业和公用事业。日本缺少棉花，占领当局就不顾气候条件，强迫菲律宾蔗农砍掉甘蔗，种植棉花，而人民赖以为生的稻米生产也遭到严重破坏，种植面积在占领期间减少了100万公顷。菲律宾生产的大米大部分供应了日本侵略军，广大劳动人民不得不以糠菜充饥。在日寇占领期间，大批人死于饥饿，甚至在马尼拉，因饥饿而倒毙街头者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愤怒的菲律宾人民对东条大肆鼓吹的“共存共荣”的“大东亚新秩序”，斥之为“共穷圈”和“进地狱”。
日本占领当局为了保证南进计划的顺利实现，在菲律宾上演了一出“独立”丑剧，以骗取菲律宾人民的信任和当地地主、资产阶级的支持。在占领期间，菲律宾地主资产阶级集团中一部分人随麦克阿瑟逃往澳大利亚，后流亡到美国；一部分人则公开与日本占领者合作，他们与日寇狼狈为奸，甘心事敌，鱼肉人民。
就在美军节节败退、菲律宾资产阶级自治政府和执政党——国民党的领导人不是逃之夭夭就是甘心附敌的情况下，1940年诞生的菲律宾共产党勇敢地担负起抗日的重任。菲律宾共产党是菲律宾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菲共领导的人民抗日军是菲律宾抗日武装的主力军，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人民抗日军作战1200余次，歼灭日伪军达25万名。菲律宾共产党人为反对日本法西斯、争取民族独立而浴血奋斗，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赢得了崇高的威望。
人民抗日军主要活动基地是中吕宋，该地区是菲律宾的重要农业区。中吕宋土地高度集中，佃农占农户总数的2/3以上，历来土地问题严重。在中吕宋，封建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极其尖锐，战前农民运动就非常活跃，菲共在这里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中吕宋的贫苦农民是人民抗日军的主要组成部分。
鉴于敌对力量悬殊，人民抗日军的初期活动主要是小规模地伏击分散的日伪军，袭击军用仓库，夺取武器装备以及武装保卫农民收割庄稼，阻止日伪军抢劫粮食等。人民抗日军的活动开始虽然规模小而且分散，但却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占领军的交通运输和粮食征集工作；尤其是其政治影响的迅速扩大，引起了占领当局的惊恐不安。1942年9月和12月，为了消灭人民抗日军，日本占领军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出动三四千人的大部队对阿拉亚特地区和乌山渡地区的游击队根据地进行疯狂大扫荡。人民抗日军依靠群众，充分利用熟悉地形和游击战的特点，英勇机智地进行反击。经过军民团结奋战，粉碎了日军的大扫荡，取得歼敌1500人的大胜利，并解放了中吕宋很多地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抗日军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从建军时的5个支队、300人，发展到1942年底的42个支队，总人数达到5000多人。
在抗日根据地内，广泛组织了人民防卫委员会，它负责组织群众保证部队的粮食被服供应，运送武器弹药，协助看护伤员，配合侦察敌情，担任交通联络。防卫会还拥有自己的地方武装队伍，平时保卫家乡，必要时参军参战，它成为人民抗日军的有力助手和后备兵源。防卫会也是解放区的地方政权机构，每个乡村按民主方式选举5—12名成员组成基层防卫会。解放区的民主政权根据抗日战争的需要和人民的意愿，没收了通敌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并实行减租减息，组织农民在合作的基础上开恳荒地，增产粮食，惩办奸商，稳定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这一系列措施，特别是土地政策，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促进了生产，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武装斗争。
为了适应抗日武装斗争发展的需要，人民抗日军创办了各种军政干部学校，让指战员学政治，学军事。由于缺乏教材，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成为学员学习游击战术的一本重要参考书。人民抗日军很重视文化宣传工作，他们出版了油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机关报《民族解放周刊》和军报《民抗军》。他们深入发动群众，广泛宣传群众，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巩固和发展。旅居菲律宾的广大华侨，从抗日斗争一开始就积极支援和参加菲律宾人民的抗日斗争，不少华侨还参加人民抗日军。在菲共和人民抗日军的统一领导下，组成了一支称为“四八”支队的华侨游击队。“四八”支队是出于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人民武装新四军和八路军的尊敬。“四八”支队英勇善战，为菲律宾人民的抗日事业和中菲人民的战斗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
菲律宾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不仅与日、伪军作战，而且还要对付美国远东军领导的各式各样的游击队的骚扰和破坏。后者打着抗日的招牌，游而不击，专门鱼肉百姓，并常冒充人民抗日军打家劫舍，极力败坏人民抗日军在群众中的声誉，尤为卑劣的是他们还与日、伪军勾结，偷袭人民抗日军。美帝国主义为了控制和破坏菲共领导的这支抗日武装，从1943年起，就不断派遣特务潜返菲律宾。他们用金钱收买、武力威胁、直至个人暗杀等手段，控制了棉兰老等许多岛屿的分散零星的抗日武装队伍，并对中吕宋的人民抗日军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但是，英勇不屈的菲律宾人民抗日军在艰难困苦中不断壮大自己的队伍，为最后打败日本法西斯强盗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几乎和菲律宾的情况一样，1942年5月日本侵占了整个缅甸之后，6月初侵缅日军司令饭田祥二郎宣布实行军事管制，依靠武力推行日本法西斯的“大东亚新秩序”。占领军司令首先把英国监禁的贫民党领袖、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右派代表人物巴莫博士释放出狱，帮助日军助桀为虐，维持社会秩序。接着便大肆掠夺缅甸财富，剥削劳动人民。
日本帝国主义首先没收英国殖民者的财产，将保存下来的技术装备和原料直接运往日本；发行毫无物质保证的占领区纸币，就用这种纸币换取缅甸人民的财物；在农业方面，强制种植军需作物，并垄断了缅甸的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横滨银行在所有的缅甸大城市都开设了分行，控制其金融业务。
日本占领军的法西斯统治和横征暴敛，戳穿了他们许下的给予缅甸自由、独立的诺言，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反抗。在日军入侵之后，被英国殖民者监禁起来的很多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纷纷逃出了监狱，开始秘密地组织缅甸人民起来抗击日本侵略者。
在缅甸共产党的倡议下，1944年8月，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正式成立，参加者有缅甸共产党、人民革命党和昂山将军指挥的缅甸国防军。缅共领导的武装游击队也是同盟的组成部分。后来，在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从地下转入公开活动之后，爱国党、德钦党以及佛教协会等团体也都加入了同盟，使它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有组织的成员达到20万以上，其中正规军和游击队就有5万人。在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成立大会上，29岁的昂山将军被选为主席，共产党主席德钦丹东任总书记。此后不久，又成立了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的最高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
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的政治纲领反映在它成立时所通过的宣言中。宣言痛斥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