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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以后，太宗皇帝的子孙和拖雷的子孙，永远结成了仇恨，成为了仇敌，一个广阔无边的蒙古大帝国，这样就免不了，暗暗地开始分裂了，为以蒙古的未来前途埋下祸根。
皇室贵族忽必烈，因为辅佐蒙哥汗立了大功，深得信任和重用，全权管理大漠以南的军政事务。在金莲川建立了首府，召集和任用苏门的隐居人士姚枢，河内的学者许衡，以及辉和尔部落的人廉希宪，研究和施行帝王治国的方法，体恤民情，休养生息，很受民众的拥戴。
京城里的农业事务委任姚枢办理；安慰和救济民众的事务委任廉希宪输，兴办学校的事务委任许衡输。他们三个人都是当时名流，时代的精英，治国的能手，他们非常感激忽必烈的知遇之恩，各自竭力施展才能，京城因此得到了很好的治理，社会风气大为改观。从某种程度上说，蒙古之所以能一统天，都与很好地治理京城的基础有关。
忽必烈是一个很不安分的人，一心想着攻城略地，命令兀良合台统领各路大军，分兵三路进攻大理国。
大理国为中国宋代以白族和彝族为主体在今云南一带建立的少数民族国家，其国王为南诏贵族后融入白蛮成为白蛮大姓。后晋天福二年，937年，通海节度段思平在滇东乌蛮，彝族，三十七部扶持下自立为王，改国号为大理。
段思平传12世至段廉义时，大理国王宫权臣杨义贞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杀廉义自立，掌控滇西军权。4个月之后，清平官相当于总理，高智廉命其子善阐，今昆明，侯高升泰率领滇东乌蛮军队起兵诛杀杨义贞，立段廉义之侄段寿辉为王。寿辉传位给正明。
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升泰废正明，自立为王，改国号为大中国。升泰去世后，其子遵遗嘱还王位与正明之弟正淳，段氏复立，史家称之为后理国。
后理国时期，高氏，彝族，世为相国，称中国公，掌实权。大理后期遍布于大理国各地的乌蛮各部纷纷拥兵自重，贵州西部的彝族先民建立了自杞国。
大理建国于937年，1094年国中权臣高升泰改国号为大中，1096年段正淳复改国号为大理。1253年，元朝忽必烈率兵灭了大理。大理的末代皇帝是段兴智。
大理就是唐朝时期的南诏国，国王段智兴割据偏安一方，与中原素无来往，不通音信。到了遇到蒙古大军三路夹攻的时候，吓得手忙脚乱，惊慌失措，好不容易才召集到数千民兵，出城抵抗敌军，仓皇应战，被蒙古大军一扫而空，全军覆没。
国王段智兴见了更加惊恐和着急，踌躇彷徨，毫无对策，最后不得不脱光了衣服，手里牵着温顺的山羊，乖乖地走出城来，向蒙古大军乞求投降。
蒙古大军还分别攻占了鄯善和乌爨等部落，进入了吐蕃地区。吐蕃一词，始见于唐朝汉文史籍。6世纪时，兴起于今西藏山南地区泽当、穷结一带的藏族先民雅隆部，已由部落联盟发展成为奴隶制政权。其领袖人物达布聂赛、囊日论赞父子，逐渐将势力扩展到拉萨河流域。
7世纪初，囊日论赞之子松赞干布以武力降服古代羌人苏毗，今西藏北部及青海西南部、羊同，今西藏北部诸部，将首邑迁至逻些，今拉萨，正式建立吐蕃王朝。
吐蕃就是现在的西藏地区，唐朝时曾经和中国和亲，宋代以后也偶尔向朝廷进贡，那里民众的习俗都信仰佛教，尊敬和信仰喇嘛。“喇嘛”两个字，就是指高僧的意思，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
佛教喇嘛的祖师名字叫做巴特玛撤巴巴，在唐玄宗在位的时期，从印度北方进入了吐蕃，提倡和传播喇嘛教，逐渐遍及整个吐蕃地区，后来喇嘛的势力，逐渐凌驾于王权之上。
蒙古军队进入吐蕃以后，犹如猛烈的旋风横扫大雪，攻无不克，所向无敌，蒙古军队一边作战，一边发布通告，凡是向蒙古军队投降的人免予处死，原来信仰的宗教，全部照旧，不予改变。蒙古军队也善于政治宣传，攻打和宣传，双管齐下。
吐蕃喇嘛扮底达，迎接了蒙古军队，兀良合台对他也以礼相待，非常尊重。扮底达把蒙古带领到了都城里，劝告部落首领唆火脱向蒙古军队投降。唆火脱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投降了蒙古军队。
当时忽必自己也作为在后面增援的军队，也指挥军队进入了吐蕃，会见了扮底达，对扮底达格外优待。
扮底达有一个家族侄子名叫拔思巴，也记载作八思巴。刚好有十五岁，擅长诵读经文和咒语，聪颖智慧，忽必烈对他非常喜爱，命令他陪伴在身边。
这时刚好遇到蒙哥汗传来命令召唤他回国，忽必烈命令兀良合台进军西南，自己携带着拔思巴向北凯旋归来，后来忽必烈当了皇帝，就拜拔思巴为皇帝的老师，共同研究学问，治理国家。
1253年，八思巴应召谒见忽必烈薛禅汗，当时忽必烈夫妇及其子女以世俗人拜见上师的礼节会面八思巴，他们共二十五人先后在八思巴前受密宗灌顶。忽必烈向八思巴奉献财宝作为灌顶的供养。
1255年，八思巴回藏从康区迎请那塘堪钦札巴僧格受比丘戒，完成佛教出家僧人生活中最庄严的仪式。不久，八思巴又返回上都。当时蒙古汗王对佛教、道教等不同派别的宗教，还能够比较公平地对待。所以，佛教与道教之间常发生辩论事件。
为了解决此事蒙哥汗王命忽必烈主持并判定两派优劣，1258年在上都的宫殿隆重举行了佛道辩论会，两派各参加十七人，佛教方以时年二十三岁的八思巴为首组成。其辩论以道教一方承认自己辩论失败而告终，十七名道士削发为僧，少许道观也随之改造成佛教寺院。
1260年，忽必烈继任蒙古汗位，立即封八思巴为国师，赐玉印。1264年，忽必烈迁都大都，今北京，在中央政权内设置总制院，掌管全国佛教和藏族地区事务，又命八思巴以国师的身份兼管总制院事。
1265年，八思巴返回西藏，对萨迦寺进行了修缮，如新造佛像、灵塔，以及用金汁书写大量大藏经中的甘珠尔部。同时分别拜克什米尔班智达希达塔噶大巴札、罗沃译师喜饶仁钦、纳塘堪钦青南喀札第二十多位大师为师，研习修教因明学、显宗理论和密宗修持等佛教教理仪轨，以及藏族传统文化五明学等知识。
八思巴此次回藏居留三年，其间还奉忽必烈之命创制蒙古新字。蒙古新字是八思巴依照藏文30个字母创制的由41个字母构成的一种新文字，其语音拼读均按蒙语，后来蒙古新字又称八思巴蒙文。八思巴向忽必烈呈献蒙古新字后，忽必烈极为高兴，并于1268年下诏，凡是诏书及各地方公文等均必须使用蒙古新字，试图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种新文字。
1270年，八思巴第二次向忽必烈授予密宗灌顶。由於八思巴为元朝中央创制新文字，为元朝皇帝授予神圣灌顶，深得元朝皇帝器重。忽必烈晋升八思巴为帝师，并更赐玉印。封号全称为“普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护持国政，精通五明班智达八思巴帝师”，又称帝师大宝法王，简称帝师。
1276年，八思巴从大都抵达萨迦寺，此次八思巴返藏，由太子真金护送，在途中专为真金著述并讲授了彰所知论，此经有汉译本，收录在大藏经中。
1277年，八思巴在后藏的曲弥仁摩地方，纳塘寺附近，举行聚集七万僧众盛**会，史称“曲弥法会”。1280年，八思巴在萨迦寺拉康拉章英年早逝，享年46岁。八思巴在萨迦寺圆寂后，忽必烈又赐封号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
1320年，元仁宗下诏，在全国各路建造八思巴帝师殿，以此永远纪念这位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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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忽必烈推荐治国能人刘秉忠（）
第15章忽必烈推荐治国能人刘秉忠
孛儿只斤？忽必烈，生于1215年，卒于1294年，出生于蒙古族黄金家族，他是元朝的创建者。是监国托雷第四子，元宪宗蒙哥的弟弟。蒙古帝国尊称他为“薛禅汗”。忽必烈在青年时代，便雄心勃勃，志向远大，“思大有为于天下”。孛儿只斤？忽必烈建立了幅员辽阔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元朝。
忽必烈在位期间，建立行省制，加强中央集权，使得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他也曾多次派兵侵略邻国，但多遭失败。同其祖父成吉思汗一样，忽必烈是蒙古民族光辉历史的缔造者，是蒙古族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在位35年，1294年正月，在大都病逝，被加封为圣德神功文武皇帝，后世称他为元世祖。
忽必烈遵照蒙哥大汗的命令，率领南征的军队回到了北方的都城，到了京城的时候，听说有阿拉克岱尔和刘太平俩人，遵照蒙哥汗的命令，调查核实各地上缴政府的税收，他秉公执法，不徇私情，京城里的许多官员都受到了处分。
忽必烈说：“这里的管理税收的官员，都属于我管辖，大半都是我任命的，难道他们都是贪官吗？这次我出师去攻占西南，离开大汗太远了，在朝廷里必定有不怀好意的人故意说我的坏话，我完全应该进入朝廷向大汗说清楚，消除那些奸臣的蒙蔽，不要冤枉了那些好人。”
这时刚好遇到农业部长姚枢，到忽必烈的官府来拜见他，他们过去关系很铁，无话不谈。姚枢是元初政治家、理学家。字公茂，号雪斋、敬斋。先世自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入居内地。少时学习勤奋。金朝末年，父姚渊任许州，今河南许昌，录事判官，后来举家迁到了许，在那里居住了下来。
12年，蒙古军破许州城，姚枢到燕京，即今天的北京，投靠了杨惟中，被引荐北觐窝阔台汗。15年，皇子阔出统兵攻南宋，诏姚枢从杨惟中随军访求儒、道、释、医、卜等各类人才。
蒙古军陷德安，即今天的湖北安陆，姚枢从俘虏中访得名儒赵复，竭力劝告他北上讲学授徒，此后理学在北方传布渐广。姚枢从赵复处尽得程朱传注等重要经典书籍，开始学习理学。
1241年，出任燕京行台郎中，旋因与主管官员意见不合，放弃了官职，隐居于辉州苏门，在今天的河南辉县北。1250年，忽必烈召姚枢至漠北访问治道，姚枢上书陈述儒家传统的帝王之学，治国之道，深受忽必烈的器重。忽必烈受命统治漠南汉地军事，姚枢建议在与南宋接壤地区屯兵，积谷守边，再思考消灭宋朝的策略，被忽必烈采纳。
后来追随忽必烈进攻大理、鄂州，即今天的湖北武汉，深得忽必烈的信任，得以参与军事活动，屡次大胆劝告忽必烈，多次险些遭到杀害。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姚枢以藩府旧臣预议朝政，参定一代制度，担任东平宣抚使、大司农、中书左丞，出为河南行省佥事等官职，入拜昭文馆大学士，终于获得位高权重的翰林学士承旨的职位。
当姚枢听忽必烈提到这件事，就劝忽必烈说：“大王虽然是皇帝的弟弟，但是毕竟是皇帝的大臣，是不应该和皇帝进行争辩的。现在大王不如携带了王府中的妻子和儿女，全部都进入朝廷，表示自己对朝廷的忠心，这样或许能使那些说坏话的人再以无话可说，皇帝的怀疑就自然而然地消除了！”姚枢说到了忽必烈的心坎上，忽必烈很佩服姚枢的足智多谋，认为调解弟兄之间的矛盾，没有比这样做更好的办法了。
忽必烈听了后，接连点头说：“你说得真好，我就按照你说的那样办吧！”忽必烈回到和林以后，拜见了蒙哥汗，就把姚枢所说的大体意思，向蒙哥汗进行了说明。
蒙哥汗知道忽必烈已经看出了他的用意，为了挽回面子，他不得不假惺惺地对忽必烈说：“我很担心皇帝的弟弟带兵远征，时间久了，身体劳顿，因此是以召回都城，让你好好休养，保养好身体后再去带兵打仗，建立功勋，其实并没有其他的意思。”
忽必烈那时的心情非常复杂，心里七上八下的，很想还向蒙哥汗说明一些事情，看见蒙哥汗的眼中包含着忧伤的泪水，觉得当帝王的为难，也不禁感到悲伤起来，也跟着流下忧伤的眼泪。俩人面对面对哭泣了一阵，相互之间都没有再说别的什么话。
到了第二天，忽必烈和蒙哥汗兄弟俩再次相会，蒙哥汗想另外建造城市和宫殿，作为新的都城，忽必烈听他的提议，也很赞同，就向他保荐了一个人，名字叫做刘秉忠。
刘秉忠原名侃，字仲晦，邢州人，他的曾祖父是金朝的邢州节度副使，蒙灭金后，他父亲在邢州元帅府里是个军事长官，刘秉忠长大了在邢州节度府里当了一个小官儿。
刘秉忠年青时遭逢乱世，刘秉忠感慨“大丈夫怀才不遇，应当隐居起来寻找机会”，于是放弃官职上了武安山。过了几年，天宁寺高僧虚照禅师听说刘秉忠是个人才，派弟子请他下山：“不要在那里作道士了。”
于是刘秉忠在天宁寺当了和尚，做了虚照的徒弟，法号子聪。其实道士也罢，和尚也罢，对于刘秉忠来说，出家是假，寻求机会出山做官，参与治国理政是真。师徒二人游历山西大同，他看南堂寺是个好地方，就居留了下来。
1242年，高僧海云印简，奉召前往和林漠北王府觐见忽必烈，路过大同，听说刘秉忠博才多学，足智多谋，就邀请一周前往。有机会接近蒙古亲王，刘秉忠自然很高兴地答应了。
忽必烈召见二人，问：“佛法里有没有安天下的办法呢？”海云回答道：“应该在天下大贤硕儒中询问古今治乱兴亡之道。”刘秉忠于书无所不读，尤精于易经，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术，无不精通，他很关心时事政治，论天下形势了如指掌。
忽必烈大为赏识，于是把刘秉忠留在幕府，参与军政大事，命令他还俗，赐名秉忠。和林之行，刘秉忠得遇明主，自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蒙古帝国的命运。
蒙哥即位后，忽必烈受命在金莲川设置王府，管理漠南地区，广招汉族人才，开始施展“大有为于天下”的抱负。刘秉忠、姚枢等人辅佐忽必烈在金莲川制定了“广招天下英俊，讲论治道”的用人方略及施政方针，藩府旧臣，四方文士，大批有识之士迅速云集到忽必烈的王府，由刘秉忠荐引，他的同学、学生、故交如张文谦、张易、李德辉、刘肃、李简、张耕、马亨、王恂、刘秉恕等人，都是当时的社会精英，先后进入王府，为忽必烈献计献策。
1251年，受封邢州的答剌罕，蒙古贵族称号，向忽必烈提出报告，陈述情况说，邢州连年天灾**，百姓逃散，没有多少户人家了，快派有能力的官员来治理吧。刘秉忠与张文谦一起向忽必烈推荐熟悉邢州情况的燕赵名士张耕和刘肃，忽必烈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在邢州设立安抚司，派近侍脱兀脱带张耕和刘肃前往。邢州吏治，是忽必烈潜邸中汉臣的初步贡献，也是刘秉忠向事业成功迈出的第一步。
蒙哥汗六年，1256年，忽必烈为便于统治中原地区，命刘秉忠在恒州东、滦河北岸的龙岗，今内蒙古多伦附近，兴建都城，三年竣工，命名为开平。
1259年蒙哥汗在南伐南宋中战死，忽必烈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