挹注？以用传释经为快，不如不注，而但读传文矣。圣经三纲
领犹必言善 ，若注自修之首而不提善字，何以反谓该备耶？
“得于心而不失也”一句，四书通曰：“初改本云：‘行道而有
得于心 。’后改本云：‘得于心而不失。’门人胡泳尝侍坐武
夷亭，文公手执扇一柄，谓泳曰 ：‘便如此扇，既得之而复失
之，如无此扇一般 。’所以解‘德’字用‘不失’字。”通之
所引如此，则“不失”为最后定本无疑也。政者，正也；德者，
得也。得字承上“为政”二字来。得于心者，心正也。心正而
后身正，身正而后朝廷正，朝廷正而后天下正，所谓“正人之
不正”者，此也。不失者，兢兢业业，儆戒无虞，罔失法度也。
不失，便是不已无息也。若作“行道 ”，则上文既言“政之为
言正也，德之为言得也 ”，则“得于心”句正宜直接，而于此
复加以“行道”二字，岂不赘乎？初本是“行道而有得于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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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集注 ·191·
次改“身”作“心”而仍未去“行道”二字者 ，沿古注而
未能尽消镕耳。况不失，则道之行也自在其中而不待言矣。行
道，则虽有得于心而未见其必不失也。最后改本之胜于初次二
本又如此，而辑释顾乃又引陈氏之言曰 ：“此必非末后定本，
终不如‘行道而有得于心’之精当。‘得于心而不失 ’，得于
心者何物乎？方解德字，未到持守处，不必遽云不失 。‘据于
德’注‘得之于心而守之不失 ’，道得于心而不失，乃是自
‘据’字上说来。况上文先云德，则行道而有得于心者也；若
遽云不失，则失之急。大学序谓‘本之躬行心得’，躬行即行
道，心得即有得于心，参观之而祝氏定本为尤信 。”是又皆缪
证。夫大学序之言躬行也，上有“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
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
民之俊秀”之文，下有“当世之人”之文，故其间不得不言躬
行也。若为政以德，则其所为者即其所以。所为所以，非有异
时，何得多添“行道”二字于其闲乎？“据于德”注之言行道
也，经文上有“志于道”之文。“据于德”德字原根道字来，
故注德字不得不言行道也。若为政以德，德字即承政字来，何
必增“行道”二字，反似政在行道之外乎？中庸说到“不显惟
德”，亦此德字，何得谓方解德字，未到持守处耶？又引史氏
之言曰 ：“定宇谓得于心者何物？此说极是。大学释明德曰：
‘所得乎天。’便见所得实处。今但曰得于心，而不言所得之
实，可乎？况不失为进德者言，为政以德是盛德，不失不足以
言之 。”是又缪议。不失二字即得字而足言之也。为邦章注曰：
“一日不谨则法坏矣。”故必言不失以足之。岂盛德不可言不
失耶？大学注谓“人之所得乎天 ”，以见德非大人所独有；此
节注不言行道，以见圣人之德所性而有，而乃妄以为罅漏也而
议之耶？故曰犹待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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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集注 ·192·
若夫诚意章注，坊本与定本合，固不待辨矣。然祝本有诸
处不合定本，而独于最后所改之诚意章“故必谨之于此，以审
其几焉”无殊。夫此，以年谱考之，是在没前三日所改者也，
何以祝本反得与之合耶 ？陈氏信祝本为定本，以他本为未定
本，而惟此无殊，陈氏亦自不解。即倪氏从陈氏，而倪氏亦自
不解。然此亦易解也。子明之题祝本也，即曰“向得先公晚年
绝笔所更定 ”，则晚年所更必不能缕述，而绝笔所更必为之述
于此，以扬先人之精勤。祝氏得此语，潜为改正，而秘其因题
得改之由。自谓此本今而后人之见之者，皆以为晚年绝笔所更
定之本矣，于是但述所云“四书元本”以下二十六字，示人谓
此最后定本之证也。况朱子之疾，来问者众，殁前有改笔，及
门必述传一时，祝氏因得闻而窃改。若其余诸处，安得尽闻之
而改之乎？此所以他处多未定本，此处反得定本也。陈氏既不
得其解，易年谱以就之。辑释引陈氏之言曰 ：“‘欲其必自慊
而无自欺也’一句，惟祝氏附录本如此，他本皆作‘欲其一于
善 ”。年谱谓：‘庆元庚申四月辛酉，公改诚意章句。甲子，
公易箦 。’今观诚意章，则祝本与诸本无一字殊，惟此处有
‘一于善’三字异，是其绝笔改定在此三字也。”倪氏又不得
其解，亦疑年谱。于辑释摘录年谱而附其说于后曰 ：“鉴有晚
年改本之说 ，愚考之年谱，无一语及晚年改本之论，似为可
疑 。”信如陈氏倪氏之言，是年谱有讹文也。夫惟知信祝本，
而于其罅隙可疑之处，不能因疑生悟，而强断年谱之文为有讹，
抑何愚乎！不待辨者，窃更有所解如此，若不可不辨者甚多，
不能尽记。
予有健忘之疾，恐尽忘而无以请正于先生朋友也，故姑取
其尤要者记焉。忠所学附考粗就，因命忠刻此以弁于卷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