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集注(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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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集注(朱熹)- 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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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 
而知之。散,素亶反。散,氏;宜生,名;文王贤臣也。子贡 
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 
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此所谓闻而知之 
也。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 
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 ,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 
尔。”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时未远,邹鲁相去又近,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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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集注                                                             ·183· 

已无有见而知之者矣;则五百余岁之后,又岂复有闻而知之者 
乎?”愚按:此言,虽若不敢自谓已得其传,而忧后世遂失其 
传,然乃所以自见其有不得辞者,而又以见夫天理民彝不可泯 
灭,百世之下,必将有神会而心得之者耳。故于篇终,历序群 
圣之统,而终之以此,所以明其传之有在,而又以俟后圣于无 
穷也,其指深哉!有宋元丰八年,河南程颢伯淳卒。潞公文彦 
博题其墓曰 :“明道先生。”而其弟颐正叔序之曰:“周公殁, 
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 
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 
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则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 
天理灭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 
起斯文为己任。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涣然复明于世。 
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然学者于道不知所向,则孰知斯人 
之为功?不知所至,则孰知斯名之称情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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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集注                                                              ·184· 

                          孟子集注 附录 

                            四书章句附考序 

      朱子之注四书也,毕生心力于斯,临没前数日,犹有改笔。 
但其本行世早,而世之得其定本者鲜,此注本所以有异也。又 
有因传写而异者,亦未免焉。定本如大学“欲其必自慊 ”,后 
为“欲其一于善”而定也 ;论语“行道而有得于心 ”,后为 
 “得于心而不失”而定也;此类是也。传写而异,如论语“卫 
大夫公孙拔 ”,误为公孙枝;孟子“自武丁至纣凡九世 ”,误 
为“七世”之类耳。传写之误,固注疏家之常事,若夫注是书 
而毕生心力于斯,没前有改笔,则朱子之注四书也,其用心良 
苦,其用力独瘁矣。 
      夫朱子之意,必欲精之又精,以造乎其极,亦何为也哉? 
立志于为圣贤,在自得躬行,而不在于注之有定本也;用以治 
国平天下,在体诸身,施于政,亦不在于注之有定本也;即以 
讲论四书经文,亦在于大本大源,而不在于一句一字之闲也。 
然则我子朱子之苦心瘁力于斯者,何为也哉?盖以四子之书为 
两闲至精之理,为孔门至精之文。为之注者,必至当而不可易, 
乃与斯文为无所负焉耳,此子朱子之意也。况有非朱子原文, 
为传写所误者耶?况不惟注也,经文历汉以来,授受既远,亦 
不免有传写之误者耶! 
      英自癸卯而后,困于棘闱者二十余年。此二三十年间,颇 
亦手不释卷,而于朱子注之异同处,不暇详也。未尝不研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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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集注                                                              ·185· 

朱子文集及朱门诸子集中语录,然于其自论注处,则置之。未 
尝不涉历于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东发黄氏日抄,然于其中学庸 
注,则置之。何也?以为通经致用之学不系此也。十三经经义 
之未通而求通者,汲汲不暇,而奚暇于此也! 
      慨自丁卯,英与儿志忠偕入省,未数日,母病信至,与儿 
偕返,已抱恨终天。自是每闻人言乡试,则心痛,尽弃所业, 
而就业名山。忠儿感予心之摧伤,亦不乐习帖括。今岁,忠遍 
觅借古本四书及疏释四书之书,以求朱子章句集注最后改定本 
及传写未误者,别录一部,而私记考证附于后。有疑则折衷于 
予,然不能多得善本,予惧其折衷之犹未当,命付梓以广其就 
正有道之帙。斯役也,固幼学壮行者所不屑为之之事也。乡使 
英于屡踬场屋之年,即得所愿,则儿当亦相从于青云之路,求 
所谓通经致用之学而学焉,又奚暇为此学?乃今而英之所遇可 
谓穷矣,穷况及于家人,非听儿之不自量而为此迂远也。四方 
诸君子见其书而教正其中之缪讹,尚其哀英之遇,而谅忠之情 
也夫! 
                                嘉庆辛未重阳日,吴邑吴英序 

                          四书章句集注定本辨 

      辛未夏,儿志忠学辑四书朱子注之定本,句考之而有所疑, 
折衷于予。此非易事也,得不尽心焉!定本句有不待辨者,有 
犹待辨者,有不可不辨者。 
      不待辨者维何?如大学诚意章“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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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集注                                                              ·186· 

焉 ”,为定本;其初本则曰 :“慊与不慊,其几甚微 。”如此 
之类是也。犹待辨者维何?如大学圣经章“欲其必自慊 ”,此 
初本,非定本;其定本则曰 :“欲其一于善。”论语为政章 
 “行道而有得于心也”,此初本,非定本;其定本则曰:“得于 
心而不失也。”如此之类是也。不可不辨者维何 ?如中庸首章 
 “盖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于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 
由于性;知圣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我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 
子思于此首发明之,而董子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亦此意也。” 
此实非定本,其定本则曰 :“盖人之所以为人 ,道之所以为 
道,圣人之所以为教,原其所自,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学 
者知之,则其于学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于此首发 
明之,读者所宜深体而默识也 。”如此之类是也。 
      所以一为不待辨,一为犹待辨,一为不可不辨,何哉?吾 
苏坊间所行之本,多从永乐大全本。相习既久,人情每安于所 
习,而先入者常为主。诚意章“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 
凡所习坊本既与之相合矣,久而安之矣,此固宜不待辨矣。若 
夫圣经章“一于善”句、为政章“得于心”句,二者虽有善本 
可证,又有朱子及先儒之说,然皆与坊本不合,所以犹待辨也。 
 “盖人之所以为人”一段,既与所习熟之坊本不合,为见闻所 
骇异,而善本及先儒疏释本又但从定本而无所辨说,而又为小 
儒之所訾,得毋益甚其骇异?所以不可不辨也。 
      今试辨之:所以知“人之所以”一段之为定论者,我朝所? 
刻宋淳佑版大字本原自如此 ,即此可知其为定本而无疑矣 。 
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全载学庸注,其于此段,亦原自如此。朱子 
之子敬止跋云 :“先公晚岁所亲定,为绝笔之书,未脱稿者八 
篇 。”则殁后而书始出也。殁而始出,则学庸注岂非所改定者 
乎?于此又可知其为定本而无疑矣。是则此段之为定本,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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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正可以决然从焉而不必有旁求矣;而况又下及纳兰氏翻 
刻西山真氏四书集编亦如是。集编惟学庸为真氏所手定。真氏 
亲受业于朱子,而得其精微者也,则其手定学庸集编,安有不 
从最后定本而遽取未定本以苟且从事者乎?于此又益可知其为 
定本而无疑也 。格庵赵氏四书纂疏亦如是 。赵氏,其父受业 
于朱子之门人,故以所得于家庭者?求朱门之源委而作纂疏, 
又岂有不从最后定本者?于此又益可知其为定本而无疑也。东 
发黄氏所着日钞,亦全载学庸注,而此段亦如是。黄氏亦渊源 
朱子而深有得者,日钞皆其著作,而乃载章句,岂苟然哉?此 
其为定本又益可无疑也。云峰胡氏四书通,此段亦如是。自南 
宋至前明,为朱子注作疏解者多矣,若四书通,可谓最善,而 
通于此段亦如是,但惜无辨说。然以他处有辨者推之,此其为 
定本又益可无疑也。旁求之,复有如此,何不可决之坚矣,而 
坊本则皆作“知己之有性”云云。考其缘由,则惟辑释之故: 
而穷究其源,则自四书附录始也。辑释者,元新安倪氏士毅所 
作也;附录者,宋建安祝氏洙所作也。今坊本四书注,皆仍明 
胡氏广永乐大全本。大全只剿袭辑释,学庸尤无增减,虽谓永 
乐大全即倪氏之书可耳,其于胡氏又何责焉?故论坊本所从之 
缘由,不谓大全而谓辑释也。倪氏之师,定宇陈氏栎也。陈氏 
着四书发明,惟主祝氏附录而已。倪氏惟师是从,亦惟主附录 
而已。故穷究坊本所从之源,则惟在祝氏之附录也。诸儒或多 
从祝氏者,只以其父讳穆,字和父,为朱子母党,尝受业于朱 
子。然迹和父所着方舆胜览一书,则其人近于风华淹雅,未必 
内专性学者。今祝氏四书附录虽未见其全书,而即辑释所载引 
诸说以观之,是直不知有定本,已为四书信道之矣。四书通曰: 
 “如为政章祝本作‘有得于心’,则于改作‘得于心而不失’, 
祝未之见也 。”通之说有如此,仍倪氏后生不能择善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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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因阿其师以及祝氏。至颠倒是非,即朱子口讲指画之言,而 
亦弗之信焉,何其无识欤?而祝本之为非定本可以决然矣。然 
犹可委者,曰“源略远,派亦分矣”;乃祝本之为非定本,更 
有即出于朱子后嗣之人之言为祝氏微辨者,即出于信从祝氏之 
人自呈破绽者。倪氏辑释引陈氏四书发明之言曰 :“文公适孙 
鉴书祝氏附录本卷端云 :‘四书元本,则以鉴向得先公晚年绝 
笔所更定而刊之兴国者为据 。’”按此语:曰“元”,宗之也; 
曰“则以”、曰“所”、曰“者 ”,别有指之辞也;曰“得 ”, 
则已失也。子明题祝本也如是,则是明明谓祝本与子明所得之 
本不合矣,明明谓祝本非刊之兴国之本矣,明明谓祝本非绝笔 
更定之本矣。朱子之家犹自失之而觅得之,况祝氏何从得乎? 
其不直告以此非定本,必自有故,不可考矣。然其辞其意则显 
然也,而祝氏不达。陈氏信祝本而载之于发明,而倪氏又述之 
于辑释,皆引之以为祝本重,亦未达也。又何其并皆出于卤莽 
耶?而祝本之为非定本更可以决然矣。祝本如此,则其相传以 
至于辑释,亦如此矣;辑释如此,则其脱胎于此之大全,亦如 
此矣;大全如此,则从大全之坊本,亦如此矣。总之不知朱子 
改笔之所以然尔。 
      今取此段而细绎之,熟玩之,即其所以必改之旨有可得而 
窥见者。“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二句,浑括“天命 
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二句,不复分贴,以首节三句,原非三 
平列也。道从性命而来,性命从天而来。“修道之谓教 ”,即 
道中之事,即天命中之事也。其不曰“性之所以为性”者,以 
经义系于明吾人之有道,而不系于明性也 。“人之所以为人, 
道之所以为道,圣人之所以为教”三句,一气追出“原其所自, 
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二句来,方纔略顿,使下文“学者知 
之,则其于学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二句,直腾而上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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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于天而备于我”,与此章总注“本原出于天,实体备于己” 
恰相针对,虽总注多“ 不可易 ”、“不可离”两层,然“不可 
易 ”即“出于天”足言之耳,“不可离”即“备于己”足 
言之耳,非有添出也。即此“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一句之 
中,亦已具有“不可易 ”、“不可离”之意。性、道、教无一 
非不可易,无一非不可离也。次节经文,特从首节三句中所蕴 
含之意抽出而显言之,使首次二节筋络相联耳。“学者知之, 
则其于学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 ”,此二句正为此节经文推原 
立言之所以然处,正得子思吃紧启发后学心胸之旨。此节注要 
义在此,故下文“子思于此首发明之”二句,十分有力。一部 
中庸,其使学者知所用力自不能已之意居其半也。“读者所宜 
深体而默识也 ”,乃是勉励之辞 。改本之精妙如此。若初本 
 “知己之有性”云云,尚觉粗浅而未及精深,况三平列,亦依 
文而失旨,虽似整齐,而仍于第一句遗“命”字,于第三句遗 
 “道”字,文亦未能尽依。董子所谓“道之大原”云云,为知 
言则可矣;若引来证中庸此节,则为偏重“本于天”意,而未 
及“备于我”意,则是仍未免遗却亲切一边意矣。定本与未定 
本相较,虽皆朱子之笔,而尽善与未尽善县殊。朱子岂徒为好 
劳?岂乐人之取其所舍而舍其所取耶?乃辑释反为引陈氏之言 
曰:“元本含蓄未尽,至定本则尽发无余蕴 。”是粗浅则得解 
而以为尽发,精深则不得解而以为含蓄,似为无学。又引史氏 
之言曰 :“‘学者知之 ,则其于学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 
不过称赞子思勉励学者之言,不复有所发明于经 。”是以钩深 
致远之言,仅视为称赞而勉励,似为无见。又引陈氏之言曰: 
 “‘知己有性’六句,义理贯通,造语莹洁,‘所以为人 ’三 
句,未见贯通之妙。至‘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 ’,其义方始 
贯耳 。”是讨寻章句而仅乃用其批评帖括之笔,似为无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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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缪从祝本,而致令圣经贤传传授心法之文,大儒毕生尽心 
力而为之以成其至粹者,千百阙其一二,故曰不可不辨也。 
       “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一句,四书通曰:“初本‘必 
 自慊’,后改作 ‘一于善’。朱子尝曰 :‘只是一个心,便是 
诚;纔有两,便自欺 。’愚谓易以阳为君子,阴为小人,阳一 
而阴二也。一则诚,二则不诚。改‘ 一于善 ’,旨哉!”通之 
说如此,则“一于善”为定本无疑也。诚其意者,自修之首, 
故提善字,以下文“致其知”句方有知为善以去恶之义,而此 
节后言致知先言诚意,不比下节及第六章皆承致知来也 。“一 
于”二字,有用其力之意,正与第六章注“知为善以去其恶, 
则当实用其力 ”,恰相针对也 。若作“必自慊 ”,则终不如 
 “一于善”之显豁而缜密也。改本之胜于初本又如此,而辑释 
顾乃又引陈氏之言曰 :“‘一于善’,不若‘必自慊’对‘毋自 
欺’,只以传语释经文,尤为痛快该备 。”夫传本释经,何劳 
挹注?以用传释经为快,不如不注,而但读传文矣。圣经三纲 
领犹必言善 ,若注自修之首而不提善字,何以反谓该备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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